林东梅



浅析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林东梅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济南 250000）

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是近代第一个正式领衔中国出使西洋，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人。在中国由传统化外交向近代化外交转型的关键期，郭嵩焘以其独到和极具远见的视角处理中外关系。他认真考察“国情”和“夷情”，认为与西洋的外交应该秉持以礼相待、以理制胜的原则，他提出的和平外交思想非常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认为中国的外交主线应该是“循理”，在对外交往中要通情，要达理，要知法，要知己知彼，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传统外交模式的转变进程。由于时代局限，其外交思想于当世未产生深远影响，但作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广为后世称颂和借鉴。

郭嵩焘；外交思想；形成背景；思想精髓

郭嵩焘，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城西，光绪十七年（1891年）卒。字伯琛，号筠仙，曾经在玉池山躲避祸乱，因此又有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也有学者称其养知先生。郭嵩焘在政治、外交等领域造诣深厚，是晚清时期蜚声国内外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论述及著作甚是丰硕，已经刊行的有《养知书屋文集》十二卷、《史记札记》五卷、《使西纪程》二卷、《玉池老人自叙》一卷、《郭嵩焘日记》四卷、《湘阴县图志》三十四卷、《湘阴郭氏家谱》十卷等。

近代学者对郭嵩焘的研究自其逝世开始，但真正以现代观点对郭嵩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却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先生是最早以现代视角对郭嵩焘进行研究的学者。蒋先生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已然认识到中国要谋求发展，除了进行彻底改革之外别无他法。他还认为郭嵩焘“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1]并且笃定地作出了“郭嵩焘是当时最开明的人”的结论。但是郭嵩焘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同僚的认同，他甚至被当时的士大夫批评为“汉奸”。孙应祥、王栻等学者则认为郭嵩焘虽然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妥协，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甚至极力支持李鸿章提出的妥协投降政策，但他“主张尽量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却是非常进步的”，郭嵩焘主张和平的原因在于“因为他只想国家能够得到和平、稳定的环境”。[2]这种思想无疑是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熊月之教授则给予他“称得上是一位有胆识、有见识、肯办实事的爱国外交家”[3]的高度评价。此外，对郭嵩焘进行研究的还有钟书河、彭泽益、郭廷以等，这几位学者均对郭嵩焘的洋务外交思想给予了正面评价。众学者的肯定评价，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外交家。

一、郭嵩焘外交思想产生的原因及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沉睡的中国人民，他们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苏醒，古老中国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被打破。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击中国国门，并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运行轨道。列强的咄咄逼人使中国不得不打开国门，中国无法以传统发展模式继续下去了。西方列强的不断欺凌以及世界近代化大潮的冲击使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话语权，这也是当时大的时代背景。面对这种千古变局，清廷上下出现了三种迥然不同的对外态度：第一，主张固守“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这种观点仍顽固地视西洋各国为“夷狄”，极力主张以武力的方式将西方各国拒于国门之外，代表人物是李慈铭和倭仁。第二，以琦善、奕山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他们在面对西方炮火威胁时，主张签订各种妥协卖国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使国家得以继续发展。第三，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则主张从“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认真考察夷情，学习西洋诸国的先进器物与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经世致用”思想促使以郭嵩焘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审视中外关系，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正是在此影响下逐步定型和发展的。

此外，其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还与对郭嵩焘影响至深的湘湖文化息息相关。湘湖文化，概括来说就是湖南人的性格，是湖南人的行事作风。湖南人的性格是由湖南原住民、各朝各代的移民及在湖南生活的外地人一起开创孕育出来的文化精神，并且经过逐步的积淀和革新变化而成，最终于晚清定型、成熟。郭嵩焘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自然而然也就于熏陶渐染之中铸就了他那典型的湘湖文化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在郭嵩焘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郭嵩焘思想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传统士大夫的轻商观念，而这个特点显然与家庭影响关系颇大。郭家为湘阴县有名的富豪之家，郭家致富的重要来源是经商和放贷，很多史料可以佐证这一点。如：郭嵩焘在《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六《书湘乡易龙长先生轶事》中记载其曾祖父“善居积，富甲一邑”。同治元年，郭嵩焘在呈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这样写道：“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耻言，而汉武用孔僅、桑弘羊皆贾人，斯为英雄之大略”。即使是在光绪八年离休还乡之际，郭嵩焘也留下了“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的话语。可见，家族的经商放贷活动开阔了郭嵩焘的眼界，使他的思想不同于一般官僚士大夫的愚见，这对于他极具前瞻眼光的外交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郭嵩焘外交思想的精髓

（一）冲破“华夷界限”，开放中国国门，向西方学习

在郭嵩焘眼中，中国虽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却早已落后于世界的大潮。他认为晚清中国外交活动的最大绊脚石是早已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在郭嵩焘看来，要使中国在中西对垒中不再屡战屡败，不再被动挨打，就必须彻底剔除和摒弃传统“夷夏之防”的观念，这样才能赢得与西方的平等外交关系。

但郭嵩焘认为西洋诸国各自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独立于中国天子权威之外的主权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它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女真，匈奴，契丹等少数民族迥然不同，断然不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郭嵩焘认为列强“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4]因此，郭嵩焘认为仍顽固地视西方诸国为蛮夷之邦的看法是极端愚昧和无知的。郭嵩焘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4]124郭嵩焘不把西方诸国视为夷狄，而是把它们当做独立的文明个体来看待，他强烈要求在对外交往中要秉持一种正确的态度，要有一种明确的观念。同时，郭嵩焘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敢于正视，他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精神文化层面也同样和西方诸国有不小差距。他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5]在郭嵩焘看来，西学东渐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挑战与危机，但与之俱来的是取之不竭的机遇，如果把握得当，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郭嵩焘主张向西方学习，与西方进行平等外交，这种思想是审时度势之下作出的慎重抉择，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难能可贵的思想。

（二）考察了解西方国情

郭嵩焘在抛弃了“夷夏之辩”观念之后，深知了解洋情的重要性，主张进行实地考察，于是他在到达英国之后认真细致地考察英国国情。他认为想要深入了解洋情首先要掌握西方国家的语言。1859年，郭嵩焘奏陈“英俄侵略中国，对中国了如指掌，而中国与西方交往了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了解西方国情，懂得西方语言”。于是郭嵩焘倡议建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外语学校——广方言馆，改变了由于语言不通导致的在签订条约过程之中频繁被外国使者捉弄的情况。冯桂芬作为近代化的倡导者，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设立翻译公所的建议比郭嵩焘的提议还晚两年，并且郭氏的倡议是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前，外国公使驻京问题尚未得到落实的情况之下提出的，足以看出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其次，在郭嵩焘看来，要深入了解洋情，就不要惧怕洋人，要敢于正视与洋人的交往。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使一部分中国人自命清高，不屑于与洋人交往。两次鸦片战争中，部分中国人亲眼目睹了洋人坚船利炮的威力，心生畏惧，不敢与洋人交往。郭嵩焘在日记中多次提出中国人应该敢于并积极与洋人交往，以达到为本国谋福利的目的。其三，郭嵩焘认为洋人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无疑是通商谋利，中国统治者可以此为契机，利用商业交流来妥善处理中外关系，而不是主张盲目使用武力。这样不仅可以在商业交流之中充分了解与习得西方的文化长处，还可以避免因战争导致的生灵涂炭。这种观念虽然没有完全认识到列强侵略的本质，却显然比其他官僚士大夫明智许多，在当时也是极具进步意义的思想。

（三）以礼相待，以理取胜

鸦片战争之后，一批经世派士大夫立足于了解洋情和巩固国防的出发点，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主持翻译了大批西洋的历史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聃的《海国四说》等。郭嵩焘通过阅读此类著作，进一步开阔了眼界。郭嵩焘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同时他也承认中国落后于世界历史舞台的事实。他考察研究西方诸国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到凡是仿效西方者，均可由弱变强，相反，拘泥于现状，不思进取、不知变通，就会处处受欺凌。郭嵩焘认为即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5]与此同时，郭嵩焘也深刻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实力是万万不能小觑的。因此，他认为中国断然不能以蛮制蛮，妄图以武力解决一切。相反，对待西方，要以礼仪相待，以理取胜。

那么，对于西方国家，何谓以礼相待呢？郭嵩焘认为，除了摒弃“夷夏之辩”，反对将西方诸国视为“夷狄”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以诚相待，不允许有丝毫欺诈和骄纵蛮横之气。这也是郭嵩焘着手处理对外关系时不敢有丝毫懈怠的。他始终以讲信义、不欺瞒、不骄横为基本宗旨。在谈到外交之道时，他指出“可以诚信，万不可以虚伪相饰”。[6]为此，中国必须做到“感之以诚、守之以信、明之以公。”郭嵩焘认为，中国与西洋的交往处于弱势，根本无法据之以理，只有主忠信、行笃敬，才能为中国外交赢得一席之地。

在处理实际的对外交涉事宜中，以礼待人，以理取胜是郭嵩焘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例如1875年“滇案”发生之后，为了赢得外交上的主动权，郭嵩焘坚持以礼对待英国。他认为应该主动处理云南巡抚岑毓英，让英国政府看到中国妥善解决此次事件的诚意。因此他草拟奏本，弹劾岑毓英，但是清政府碍于天朝上国的面子问题，未同意郭嵩焘的奏本，否决了处置岑毓英的建议，以消极态度应付此次事件，最终终结“滇案”的方法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使中国彻底丧失了在外交上的主动权。

深入全面研究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会发现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外交思想的始终，那就是——讲理。对于郭嵩焘而言，处理任何外交事宜都须讲究一个理字，郭嵩焘外交内容的核心与精髓是循理外交。而促成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的根源大致可归结为三方面：第一，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郭嵩焘的曾祖父、祖父均为商人，郭家可谓是经商世家，曾祖父郭熊善于放贷，乐于助人，为郭家积淀下巨富，使郭家能够富甲一方。祖父郭世铨不仅经营土地，也经营银钱业和商业，在祖父手中，郭家家业日渐兴旺，务实作风也慢慢形成，务实的经世致用思想是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产生的基础。第二，能够审时度势作出判断是郭氏循理外交思想形成的又一重要基调。在处理涉外事务中，郭嵩焘针对敌强我弱的态势，能够审时度势，认为弱国切不可蛮战，这是循理外交产生的又一重要根源。第三，郭嵩焘充分肯定西方文明，这也是循理外交产生的基础。郭嵩焘在当时官僚士大夫仍顽固坚持“夷夏之防”时，承认并肯定西方的文明，主张平等对待西方，与西方国家进行和平交往。以上三点均为郭氏的循理外交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主权被践踏的历史；是一部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也是一部屈辱的罪恶史。当郭嵩焘开展外交活动时，中国与西方的不平等外交局面早已形成，而清政府对国家之间交往的认识还局限于启蒙状态，懵然不知世界发展之大势。郭嵩焘通过与洋人接触，他的外交思想体系逐步定型，循理外交就在此时初成体系。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成功运用的典型范例，就是新加坡涉外领事的设立。

郭嵩焘通过处理一系列外交事务，对中国商民在海外的悲惨境遇有很深感触，这也使他深刻认识到保护中国商民利益的重要性。“西洋各国以通商为治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6]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便是涉外领事制度。基于这种情况，郭嵩焘曾两次拟本启奏，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清朝统治者采纳了郭嵩焘的建议，但设立领事的事宜并非一帆风顺，它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层层阻挠。英国政府认为“是否常设，不能遽定”，仅允许中国在新加坡暂设领事。面对英国政府的百般刁难、无理取闹，郭嵩焘没有以蛮制蛮，而是笃定地坚守循理外交的原则，以理制胜，与英国展开斡旋，他依据国际惯例向英国外交部提出照会，以理服人，据理力争，最终突破英国方面刻意设立的层层关卡，使新加坡领事得以成功设立，也为中国赢回了应有的信心与尊严。

（四）规避战争，徐图发展

郭嵩焘认为古代帝王对于“夷狄”，从未轻易开战，而是崇尚信、推崇义，以怀柔政策处之。在郭嵩焘看来，晚清趋于风雨飘摇之势，根本无法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蛮战，唯有言和，才能获得休憩蓄势之机，以期重拾强盛，再从长计议。依郭嵩焘所言“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来之议论，以和为耻，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虑，载在史册，未尝省览。”郭嵩焘在当时就认识到中国国力远远弱于西方诸国，如果付诸武力，必将使中国陷入极端贫弱匮乏的境地。例如中法战争于1883年至1884年发生，当时郭嵩焘坚决反对盲目开战，反对以蛮制蛮，极力主和。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郭嵩焘顶住可能被天下人唾骂的压力极力主和，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慎重选择。郭嵩焘从两个视角加以考量：一方面他认为通商是西方国家的目的，因此他们不会选择轻易用兵；另一方面，郭嵩焘认为盲目开战必将伤及中国元气，也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尽祸患，将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发展。他认为“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4]郭嵩焘此项外交策略的主旨在于为中国发展谋取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为国家的再度强盛蓄积力量，以谋取国家的徐图发展。他极力避战的目的只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背景下，为抵御西洋夷狄的权宜之计。在当时这种思想是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晚清中国在经济上积贫，在军事上积弱，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使中国尽快突破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使中国在军事设备和军事技术上能够尽快推陈出新。其次，在郭嵩焘看来战争并不是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唯一手段。郭嵩焘所倡导的主和外交绝不是“妥协”外交，更不是“投降”外交，而是谋求中国外交主动权的积极外交策略，这与一般士大夫不了解中国国情而纸上谈兵、空发议论、主张蛮战有着本质区别。

（五）不主张盲目避战和消极应战

郭嵩焘主张弱不蛮战，认为在对外战争中要统筹规划，从长计议。但这并不意味着郭嵩焘对涉外战争持消极态度，与之相反，郭氏反对侵略战争的态度是十分笃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大沽战役中郭嵩焘虽然与曾格林沁持不同意见，但是战端一起，郭嵩焘为战事出谋划策，心力交瘁。以至于曾格林沁说：“其初击洋人，人皆歌颂，（郭）独立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7]再如，在《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相关条例实施之时，郭嵩焘坚持认为“西人归百官依法处理，中国人依中国律令处理”。虽然这两个条约是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依据条约里的相关规定，传教士们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可恶行径有所节制和收敛。晚清时，各类教案接踵而至，列强所采取的方式多是以武力强加干涉，而郭嵩焘却主张制定商法，依据法律处理涉外事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也或多或少维护了中国百姓的利益。郭嵩焘在对外事务中并非是一味主张妥协退让的态度从这里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因此，可以说郭嵩焘从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为中国外交事宜做出了不小贡献。

（六）出使方面

1877年1月，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就喀什噶尔问题进行交涉，英国驻中国大使威妥玛在郭嵩焘一抵达英国伦敦之时，就采取了强烈攻势，企图从郭嵩焘身上寻获外交缺口，以期达到要求清政府退兵的目的，从而能够保证阿古柏在新疆的政权。在英国代表巧舌如簧的谈判之下，郭嵩焘虽然对收复新疆的信心有过动摇，但他还是做了一些诸如拒绝会见阿古柏的代表赛尔德之类的举动，并且在英国方面绞尽脑汁、大肆渲染制造的舆论面前，郭嵩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也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使中国在喀什噶尔问题上才不至于损失惨重。此外，“夫人外交”是郭嵩焘别出心裁所开创的正确的外交实践。其夫人梁氏追随他一同前往英国是郭嵩焘出使英国的独具匠心之处。梁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女性。1878年5月，为了不失礼节，借助夫人梁氏之名，郭嵩焘举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茶会。这次茶会邀请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贵族、名流、高级官员。由于茶会是史无前例的，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舆论哗然，但是茶会还是在英国如期举行，也在英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英国《泰晤士报》次日报道：“昨晚中国郭公使与夫人在坡兰坊四十五号使署有一茶会，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通过这次茶会，郭嵩焘开创了“夫人外交”的范例。可见，郭嵩焘的出使事宜还是经过多番考究的。

三、郭嵩焘外交思想简评

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旨与内核是通过和平外交争取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以期实现中国的富国强兵事业，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再度强盛。这一点无论放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借鉴的。

郭嵩焘的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外交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启蒙和奠基作用，也具有发凡体例之功。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无人愿与洋人沟通交际，把和洋人交往视为奇耻大辱的年代，郭嵩焘顶住压力，乐意受命，担任了中国首位驻外公使，并深知任重道远，这实际上是中国从传统外交迈上近代化外交的重要一步，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其次，郭嵩焘担任公使期间，筹办了编纂通商条例，参加公会等诸多实事，并且不辞辛劳、身体力行，从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国家主权。所以，郭嵩焘堪称是一位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近代外交家。

郭嵩焘是晚清罕见的外交家，他能够在动荡剧烈、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冲破夷夏之辨，审时度势，主张避战，力主和平，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同时打破了弱国无外交的定势。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这样赞美他：“拼了声名，替国家办事”。虽然受时代局限，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也存在着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他敢于为国家和民族谋取尊严和利益，淡薄个人名利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发扬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133.

[2] 王栻, 孙应祥. 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J]. 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81(3): 59-67.

[3] 熊月之. 郭嵩焘出使述略[J]. 求索, 1983(4): 95-101.

[4]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529.

[5] 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225.

[6] 郭嵩焘. 郭嵩焘奏稿[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404.

[7] 郭嵩焘. 玉池老人自叙[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2:

（责任编校：彭 萍）

On Guo Songtao’s Diplomatic Thoughts

LIN Dongmei

（Qil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Jinan 250000）

Guo Songtao, the first overseas minister of Late Qing Dynasty, is the first official who led China beginn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est World and pushing China to the world. Due to China wa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traditional diplomacy to the modernization diplomacy which is of China and West. That .should hold one principle that treated other countries with manners and winning with reasons after he deeply analyzed the situ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 peace diplomacy made by him very suit for the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In his point of view, the main idea of Chinese diplomacy should be “Li”. In associ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we should stand to sense, to obey the law, and to know well about others. His diplomacy idea sped up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iplomacy model.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ra, his thought did not produc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at that time, but as a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it has been respected and as lesson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Guo Songtao; diplomatic thoughts; forming the background; the essence of thought

K 249.3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5.05.021

2096-059X(2015)05–0101–05

2015-07-15

林东梅（1990-），女，山东莱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