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沛东



一座有待发掘的史料宝库——读《李星沅日记》

何沛东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李星沅是道光朝的能臣干吏，作为跨越清代中期、晚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活跃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遗憾的是他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存留于世的《李星沅日记》与其人有着相似的遭遇，虽早已整理出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仅少数学者对日记记述较多的漕运、河政、盐政、军政等方面有所研究和引用。从《李星沅日记》记载的督抚日常生活、清末各地风俗及社会风气、清末工薪物价、环境史医疗史材料、底层士民的信息来源与舆论传播等方面来看，《李星沅日记》极具史料价值，是一座有待发掘的晚清史史料宝库。

《李星沅日记》；李星沅；史料价值

清末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时期，特别是道光朝，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官员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骄傲，噤若寒蝉地同外国列强打交道；国内阶级矛盾丛生，下层人民生活困苦，金田起义一声炮响动摇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处于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李星沅用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1840-1849近10年的经历，中间未有间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堪称是一部晚清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李星沅（1979-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为道光年间名臣，他于1832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四川乡试正考官、会试同考官、提督广东学政、汉中知府、河南粮盐道、陕西按察使、四川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陕西巡抚、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两江总督等职。①《李星沅日记》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止于二十九年（1849年），由觉园老人借阅日记原稿时抄回，现抄本藏在上海图书馆。经袁英光、童浩整理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4年二次印刷。日记虽已出版，但学界对其关注却不多，迄今笔者所见对它进行专门研究的仅台湾学者何汉威的《〈李星沅日记〉中所见道光朝后期的政治社会》（《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311-342页）、《读〈李星沅日记〉——兼论李星沅其人》（《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52页），两篇文章主要据《日记》中所载的漕运、河政、盐政、军政、幕友、鸦片、州县缺分、仓储亏空、流民、奏销、贪渎等方面进行论述，涉及到清廷的军政要务，也正是《日记》记载的重点。另有张积、张言梦所作数篇文章针对其标点进行纠正。《日记》中涉及到一些细小问题，可以作为研究晚清政治、社会生活等的参考资料，本文贝海拾遗，试从以下方面来论述《李星沅日记》的史料价值。

一、督抚日常生活

关于明清督抚，现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制度的演变、职责与政治影响、群体及个案研究等方面，作为地方的最高长官，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少有学者关注。《清史稿·职官志》中虽然记载了督抚的职责：“总督，从一品。掌釐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从二品。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覈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1]但对于他们具体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依然知之甚少，《李星沅日记》详细记录了李星沅1840年至1849年之间的日常生活，所记内容从李星沅任职督抚以后开始减少，何汉威认为主要原因是“李星沅成为总制一方的封疆大吏后，政务愈益繁重，而烦难的公务复使他本已欠佳的健康情况更形恶化所致。”[2]虽然较之任职督抚之前的日记内容减少很多，但我们仍然能够以此勾勒出作为督抚的李星沅的日常生活轨迹，由此可见清代督抚生活的一斑。

《日记》所记，李星沅出任督抚，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左右“封印”，正月二十左右“升堂开印”，清代官员每年的“法定”假期为此，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督抚也不例外。每天早上除人在旅途或另有事情，李星沅多在卯时或辰时起床，如有祭祀活动，起床后需先去祭祀。如道光二十三年农历二月①他在陕西巡抚任上的祭祀活动：“二月初一。卯刻起。补服诣武庙行香九叩。……回署拜观音及太白山神。初三日。寅正。朝服诣文昌宫主祭。初四日。寅初起。寅正朝服诣文庙主祭，规制宏肃，乐舞整齐，约六刻礼毕，天始向明。初五日。寅正起，卯初朝服诣东门外社稷坛承祭。初八日。寅正起。朝服诣西岳庙承祭。初十日。寅正起。朝服诣武庙承祭。十三日。寅刻蟒服出西门诣火神庙主祭。十五日。卯初起。朝服诣南门外终南山神祠主祭。十七日。寅正起。朝服诣西门外太白山神庙主祭。十九日。寅正起。蟒服诣龙王庙主祭。廿日。寅正起。朝服诣五岳庙主祭。廿二日。寅正起。小雨，蟒服诣刘猛将军庙主祭，行二跪六叩礼。”[3]虽然各地祭祀神祇不同，祭祀时间也稍有差异，但我们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李星沅出任督抚后，主祭任务增加。不仅如此，如遇大雨、大雪、干旱等天气，李星沅也会日夜担心恶劣天气对农业造成的危害，若此种天气持续不转，他还须亲自或差人去祭祀祈雨或祈晴，如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辰起，夜雨且雷，春收颇有碍。廿三日。辰起，仍雨，因属首府默祷于城隍，以菜子受伤、麦苗甚望晴霁也。”[3]650祭祀是明清时期国家施行文教的重要手段，从明清时期地方志中所载的城图来看，大部分的城图仅仅绘出城中官署、学宫和社稷坛、山川坛、文庙、武庙、城隍庙等祭祀场所，可见明清祭祀活动地位之高。由《日记》可看出，祭祀时常是官员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每月祭祀甚至多达十几次，督抚还需担当大部分的主祭任务，遇到恶劣天气影响农作时，督抚还需亲祭或属祭，祭祀在督抚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接见下属司道、府县等官员，听取他们关于治内各种情况的汇报，并及时处理上报，也是督抚的重要工作之一。日记中所载，若有祭祀，则祭祀后接见官员，若无祭祀，则直接接见官员，如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卯起，补服诣文庙行香，府厅以下见，招司道猗舫小集。初五日。辰起，司道以次见，积淳圃出首府所呈假印扎，集饬速拿。”[3]651《日记》中李星沅除了祭祀，起床之后所做最多的就是接见下属官员，这是身为督抚了解治内情况、履行督抚职能的主要手段。

另外构成李星沅督抚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是交游，其中包括公私方面的迎来送往和信函来往。李星沅有自己的幕府班子，遇事或逢年过节，都要召集幕客集会，《日记》中有较多“幕客小集”的记载。另有一些官员或亲朋好友过境，需要一些迎送接待活动，甚至馈赠路费。再者就是上折写信，督抚遇事需要呈报皇帝，然后等皇帝批复执行。交办下属和日常交往的书信也需发出、回复，如某日“递发鄂督、甘督、苏抚、苏府、江府、贵抚、荫堂、晓师、若木、湘林、湘阴县令各书共十三封。”[3]707

以上是主要方面。除此李星沅还需到书院讲课、考察学生，审理一些重要案件，复核秋审等。身为地方最高领导，责任重大，作为督抚的李星沅必须事事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特别是身处中国近代内外交困的时期，长期任职于矛盾丛生的两江之地，更是让李星沅心力交瘁。道光二十九年初，李星沅积劳成疾，向皇帝请假养病，当看到皇帝批复他小心用药，认真调理的折子后，李星沅感慨道：“仰维慈德，感激涕零，而无以病源在心，非药石可求速效也。”[3]776

二、清末各地风俗及社会风气

关于各地的社会风俗，地方志和诗文集等均有记载，《李星沅日记》中对清末一些地方的社会风俗状况也有描述，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各地的风俗和社会风气，以及时人对于各地的看法，与其他史料中所记的内容互相补正。

天津自明代开港，至清代发展迅速，清末直隶总督、盐政等衙门齐集，工商繁荣。同治9年《续天津县志》记载当时津门风气“邑向五方杂处，逐末者多，踵事增华，日趋浮靡，民气强悍，虽好斗而畏法，无敢与官长抗违者。自改县以来，文风日盛，家弦户诵，以气节相高，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焉。”[4]天津于雍正年间改卫为州，置府县，依县志所言，天津置县以后民风变得古朴。而李星沅所见所闻津门风气却并未有太大改观：“镇道驻同城，地踞海口，俗尚繁华。又盐政盐运司行署官商辐集，颇近腥膻，号称难治。”[3]39“津门风气，重利而轻义，一时贤豪皆为黄白米颠倒，并不顾惜人言，良可慨叹。”[3]40“至地方繁华流荡，商滑民袤，知畏威而不知畏德，政莫如猛。”[3]41如四川“蜀中风气浮薄，好动轻生，狱讼繁兴，巨案迭出，地方官率不实纠，千篇一律，几成依样葫芦，从前法家老手亦相与安之，门外汉何由津逮。至地广人众，游惰无籍者动辄亦千万计，而将悍兵骄由来已久……”[3]160若福建一些地区民风剽悍：“漳、泉一带械斗成风，悍毒尤甚。”[3]48若江苏“扬州益窘，淮徐海则民俗强悍，非复文弱之邦，地方讼师枭棍固不胜诛，然虚声风厉断不可少，上有威可畏，下乃令如流水耳。”[3]273扬州、盐城一带为清代主要产盐区，当然也是走私食盐的重灾区，李星沅谈及此地走私食盐成风并且列举走私手段：“私盐以萝卜干为大宗，阜宁盐城小河皆走私地，甚或以腌猪为名，有一猪腌至盐二三百斤者。”[3]767江南自古为鱼米之乡，风花雪月，才子佳人，而李星沅所言清末江南士风却不同：“论江南文风佳而士风劣，动辄把持地方，漕务尤掣肘，如明年漕船渡江尽无虑，有讹言防贼截漕者，即若辈缓漕之计也。”[3]302若东北：“剧谈东三省风气好利而诈，非人情不可近。”[3]117

《李星沅日记》中所记各地风俗可以说是代表了时人的看法，文辞生动活泼，用简洁明了的语汇将各地人文风气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记载也不同于地方志等文献中的泛泛而谈和溢美之词，可以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三、清末工薪物价

清末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战争、灾荒等社会大环境影响着工薪物价以及银钱比价的波动，《李星沅日记》中有较多关于物价等的记载，可作为经济史的重要参材料。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廿九日李星沅出行，“出运随行，书役约需十五名，又轿夫九名，每日每人工食钱一百廿文。以上船日为始，至回署止，轿夫上路每名加作三百文。”[3]17道光二十一年，李星沅家眷自成都南归，八月初四日“两姬偕三儿、七儿辰刻上船南归，刘妪、金妪、来红、来青随花跨船二号，议至长沙价银六百两，约九月半可到。”[3]264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长洲张令之杲见，谈悉秈米上等价止一两九钱。”[3]434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十八日，“闻家乡粮价每石在四串外，春雨烂秧，年景未可知也。”[3]785

《日记》还记载了书院、育婴堂等机构的人员薪俸，如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李星沅在江苏任上，“首府县见，管育婴堂委员史致煌见，谈悉每乳妪养婴二名，共婴三百余名，乳妪一百八十名，每婴米八合，乳妪借为口食，每乳妪十名有管妪，月米三斗钱三百，岁共经费四千两，董事三人。”[3]350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六日，李星沅在陕西巡抚任上，详细记录了书院的收支情况，“西安府学路彩云禀悉，书院每月一课，定额一百廿名，奖赏即膏火由六两至五钱，前列所得过多，又每名饭钱百文，交卷即领，亦意美而法未良，徒启空名之弊。山长岁修六百金，每月火食十金，合聘礼节礼可八百金，若从事者众则在千金外矣。监院每年领百十金，此外无所得，府县学岁入不过二百千。”[3]615这些甚至地方志中都不多见，是研究清末薪资物价的宝贵材料。

《李星沅日记》载当时银钱比价情况，如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廿六日，“陕安道兆松厓见，谈及汉中钱价银一两换二千四百文，殊太不经。”[3]592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廿日，“豫省钱每两换至二千三百文，京师亦换至两千有零，且均无钱可取，辗转换外票实与行钞无异。”[3]631接着在廿六日的日记中又感慨道“银贵钱贱，天下通病，然无药治之，钞不经官用则民商更不行，官用则库藏皆废纸，设有急需岂不立败。”[3]632当钱价涨高的时候，官府也会抓紧储备或平抑，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又工次钱价顿昂，少翁议发银十五万两，分赴各路买钱以平市价，当局亦有难色。”[3]278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廿五日“道府以次见，闻钱价陡长，即饬赶将捐银换定，并分遣委员下乡散给，一面会绅劝捐。”[3]754

四、环境史、医疗史材料

我国华北地区春天风沙较大，从史料看，我国沙尘暴古已有之，随着人口增加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清末华北沙尘日趋严重，《日记》记载了时任河南粮盐道的李星沅，于道光二十年春押运漕粮至京，沿途从山东到京城的风沙状况。三月初二日，位于德州、景州地区，“卯初开行，天晴风顺。……亥刻忽大风。”[3]35初三日位于河间府境内，“风猛如虎，黄沙喷薄，船窗一昼夜不能开，天极燥热难耐，因入坐纱幔假寐，辟尘静。”[3]35廿一日香河附近，“卯刻甫解缆，大风忽起，扬尘走沙，白昼晦冥，咫尺不见。”[3]44廿二日通州附近，“卯起。又大风，黄沙如雨，几积盈寸。”[3]45廿四日通州附近，“卯刻舟行二三里，巳初又大风，喑呜之雄，啸壑如虎，堀堁之气，辟尘无犀，较廿一二日势犹猛，岂风师困人倾倒土囊而出之耶？”[3]45廿五日通州附近，“风仍如胙，白日荒荒，尘封窗户。”[3]46廿六日通州附近，“卯刻风稍定，……日甫中风又大作，即尾临前帮泊。狂飙五日，沿岸积土尺余。麦苗初生，正盼雨泽，乃复值此沙压，渐渐之秀，何由有秋？北省连岁天荒，幸昨冬三日共卜二麦丰登，以苏民困。又为恒风所苦，郊原蒿目，深用抚然，行程次且尚不足道也。”[3]47《日记》生动形象地给我们展示了当时华北的风沙灾害，在连续几天经历风沙之后，李星沅甚至还发出了“岂风师困人倾倒土囊而出之耶？”的感叹，当时风沙之大，可想而知。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医学逐渐兴起，医疗条件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直至清末，传统中医及“偏方”依然是我国士民治病疗伤的主要手段，《李星沅日记》中较详细的记录了他每次生病的具体症状、治疗手段，另外还有不同的医生或友人给出的“秘药”，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医疗水平和诊疗状况，病人和医生的心理状况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如他于道光二十年春押运漕粮途中遭受“风寒”的情形，三月十一日“昨夕多嚏，服姜汤汁睡，微汗。日午嚏仍多，两鼻塞，涕出不止，两目火热有泪，意风寒不清，将以豆豉汤发之。”[3]39十二日“鼻衄稍畅。”[3]40十六日“日来鼻塞未畅，头顶微痛，因屏除外念，束书不观，合目寂坐，心稍静，气亦舒。”[3]42十七日“肺气稍畅，而鼻涕仍不甚适，日以静坐治之。默省病源，总由世情尚浓，俗念多扰，拟书‘淡定’二字，颜之坐右，聊资儆惕。如果能此，即有大得力处矣。欲淡则系念自少，必定则魂梦皆安，此可必之理也。”[3]43廿日“两日头顶微眩，午刻略睡，以昨夕卧榻太暖，命去皮褥，或者木能生火，久乃有内热也。”[3]44李星沅的这些症状可能是春夏交替气候冷暖失调所造成的，但与当时华北的风沙、干旱燥热的天气也不无关系，他的调理手段从日常偏方到阴阳五行，依然是传统中医的主要做法。

《日记》载李星沅对强身健体的关注，也可知时人的养生观和长寿之法，如“张牧年六十三矣，须发未颁白，足徵夙养，所服八仙方：当归、生地、陈皮、桔皮、五加皮、杜仲、枸杞、牛膝各四两，入烧酒煮透，每日服二两，甚有益。”[3]128“候补令张因培见，直隶捐班，年七十四，而神完发漆，如五十许人，闻以少年多病，专习一斤经，遂日就结实，可知弱者转为强，强者转为弱，皆人事为之也。”[3]129

五、底层士民的信息来源与舆论传播

古代官绅主要通过邸报、塘报获取时政消息，《李星沅日记》中记载李星沅平时的主要事物之一就是阅读邸报。普通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则无有效的信息来源，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来获取情报，他们的思想意见等亦无太多发表渠道。《日记》中记载了一些底层士民发表言论和获取信息的渠道，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一些士民感慨时政、讽刺贪官污吏，将这些内容编成谚语、对联、民谣等加以传播，这是古代底层士民传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诉求。李星沅记载了关于鸦片战争中人和事的谚语、民谣：“外间有俗语谜打四书一句破云：黄爵兹奏禁鸦片烟是动天下之兵也，一言偾事，可勿懔诸。”[3]247“闻浙人赠黄兰坡一联云：‘草帽着草鞋，朝发镇海，夕宿曹江，亏尔奔驰数百里；花翎映花帽，暗负恩公，明充孝子，任人笑骂万千声。’戏谑之中，责备太过，亦其高兴要好自贻伊戚耳。”[3]329“至秦中谚语，如文参赞夜走长溪岭，奕将军退守杭州城，齐参赞急保丹阳县，牛总督独力难支，刘巡抚忧思成疾，亦非无因。”[3]439这些谚语、对联、民谣生动地描绘出了清朝官员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表现，也使鸦片战争的信息由东南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客栈、饭店是古代人员流动较为密集的场所，车来人往，可以说是古代信息集散流通的重要场所，一些旅客或是旅途无趣，将一些抒发胸臆、讽刺时政的句子留在了客栈的墙壁上，不免被一些有心过客记下继续传播。《日记》中有此几例：“四川门人何平□进见，云见旅店题壁诗，其刺黄师云：可惜为官凭口舌，谁知召祸有胚胎；其刺琦相云：万死难逃三尺法，再生仍负九重恩。其刺两师云：振振鳞趾无穷意，只在于嗟一叹中。亦有心世道人也。”[3]562“方顺桥旅店有题壁一律云：救弊无权弊已深，志良束手费沈吟，朱门独弛庭闱禁，黔首谁知告诫心。作法可怜卿自毙，拯人讵料已先沈。萦花竟作中原厉，孤负年年玉露恩。诗意讥讽时政，似有心人吐属，惜恩字出韵。”[3]633

信件是古人传递信息的重要形式，一些传信人出于获取信息或对官宦私生活的窥探及其他目的而私拆信件，如《日记》中有述林则徐的信件被马夫拆去“林镜帆来，始悉少翁正月所寄书为咸阳马夫拆去，经长安陈梅庄审明，即饬枷示儆众。”[3]503甚至连李星沅本人的家书也未能幸免，“得家中本月初二日书，为途中拆阅可恨。”[3]568相较于私信，公文的信息价值更高，也就更易被拆看，甚至传抄，《日记》中李星沅就痛斥了江南人拆信传抄的风气：“江南风气沿途私拆文报要件互相传抄，最可恨，即严饬臬司扎查。”[3]743

六、其它

《李星沅日记》中除了台湾何汉威等学者讨论和引用较多的漕运、河政、盐政、军政、幕友、鸦片、州县缺分、仓储亏空、流民、奏销、贪渎等内容，还有许多如上所述的其它珍贵史料，另外，很多内容描写细致入微，生动勾勒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值得我们注意。如幕僚问题，李星沅有着自己的幕府班子，召集幕客商议事情或逢年过节与幕客聚会是其为官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日记》中有较多“幕客小集”的记载。幕客揽权、行为不捡是清代普遍现象，如“惟幕客秦友松颇揽权，有廿金批准、五十金批提、百金批专差守提之说，其不安分可知。”[3]7“侍母过后园看花，闻首县幕友多游荡，亲作一扎，饬苏州府行县稽查。”[3]647甚至幕客态度亦能够影响像李星沅这样的能臣干吏的决断，“凤翔李万学一犯由绞减流，经刑部奏驳，奉朱批部驳甚是，依议钦此。此上年与秋屏熟商甚觉不妥者，而幕中柳三偏执不信，刻下何以自解，因为监泉谈及。”[3]601

如清末兵骄将悍、纪律松弛败坏的状况，《日记》中亦有较多生动的记述，“中丞论索伦兵过境，必先传谕乡村男女，器物界藏之室中，毋为所见，即各省绿营兵亦然。”[3]107“往谒汤敦甫中堂师，畅言夷务之坏，兵甚于寇，萧山距宁波四五日，现闻百姓逃窜，皆以浙兵扰害，不得安居，师无纪律乃至于此。”[3]294“而大兵所过，官民苦之，若苏州久驻更不堪为设想，所谓‘寇至尚可，兵来杀我’也，奈何？”[3]300“谈悉兵目六品顶戴李熊飞，初七夜竟至扬州同知李安中寓内索妓陪饮，盖酒后误以官寓为妓馆也。兵无纪律一至于此，谁执其咎？”[3]313兵欺百姓，甚至连一些官员也不放在眼里，“闻齐参赞慎抵河下，因往迎，道遇一兵白毡帽靸鞋撞道，其势汹汹，询之则参赞戈什哈雷青也，即交门官带，侯见参赞询之，随后巡捕来乞恩，始麾去，川兵之骄即此见一斑矣。”[3]378“舆中见四川兵二名撞道急行，皂壮呵之不受，势将用武，跋扈可恨，因痛加申戒，始长跪乞免以去。客兵为害，官且不畏何况民？少且不畏何况众？”[3]336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朝官员对待洋人洋务小心谨慎，甚至有些惶恐不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英人借“青浦教案”乘小船顺长江入南京，李星沅令人沿途堵截未果，在南京附近与之会面后，洋人离开，之后几天《李星沅日记》所记内容生动表现出他的不安：“（三月初一）令往夷船押护夏巴见人犯枷示，即令起椗回船，或欣欣或悻悻皆不可知。夷船辰刻行，未刻过五龙山。”[3]739“（初二日）发摺片报夷船开出五龙山，未得夷船过境禀报，心甚悬系。”[3]739“（初六日）望夷船出江信不至，焦急。”[3]739“（初七日）辰刻陈伯龄来，悉禀夷船初三日未刻驶过江阴，而六百里禀报至今未到，大奇。”[3]739对待洋人洋务，可能当时绝大多数清朝官员的心情与李星沅是一样的。

另外《日记》的一些细节描写，如道光二十七年李星沅观察日本的行为，就已经对日本的野心表现出了担忧，“英夷请后藏通商，并窥日本假道琉球，志在不小，殊可虑。”[3]699如玻璃纸的应用，“并咨兵部文一件限行，蒙以玻璃纸，计七天准到京。”[3]599等。

以上仅就笔者所关注的一些内容作了简要介绍，《李星沅日记》中还有很多宝贵的资料有待发掘，例如对于汉回纷争、烟匪啯匪的叙述，李星沅与魏源等人的交往及书信，对时人的品评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作者是写给自己看的，可以直抒胸臆，畅言无忌，臧否得失，毫不掩饰，确是一种较诗文更为直率地表达作者自己观点和感想的文学体裁，往往言出由衷、不加雕琢的至性至情之作品。”[5]我们从日记卷首李星沅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写日记的初衷是自省：“星沅今年四十有四矣。力小任重，触境冰渊，常惧不称所司。又负气多言，非疏即躁，不加儆惕，岁月陡增，良可愧已。以庚子元旦始定日记自考，附载闻见，以资省览云。道光二十年正月朔。”[3]1因此，《李星沅日记》所记所述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作为晚清剧变时期的地方重臣，恪尽职守忧国忧民的官员，李星沅能够连续不断的撰写《日记》更是难能可贵，《日记》记录了晚清的种种社会现象和李星沅的生活轨迹和思想，是一座有待发掘的晚清史料宝库。

参考文献：

[1]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3336.

[2] 何汉威. 《李星沅日记》中所见道光朝后期的政治社会[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8: 311-342.

[3]. 李星沅. 李星沅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477-488.

[4] 吴惠元. 续天津县志: 卷8[M]. 同治九年刻本.

[5] 陈左高. 历代日记丛谈[M].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4: 4.

①关于李星沅的生平，可参考他的《行述》，及何汉威《〈李星沅日记〉中所见道光朝后期的政治社会》（《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311-342页）、《读〈李星沅日记〉——兼论李星沅其人》（《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52页）等资料。

①下文若无特别说明，均按日记所用阴历（农历）月份。

（责任编校：彭 萍）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i Xingyuan’s Diary

HE Peid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Li Xingyuan was an important offic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Xingyuan’s Diary has been published early, however few scholars were concerned about it.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its historical val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daily life of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officials custom commodity price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in the book.

Li Xingyuan’s Diary; Li Xingyuan; the historical value

K 249.3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5.05.020

2096-059X(2015)05–0095–06

2015-07-12

（1987-），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方志学、历史地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