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迎军

(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当代作家中，方方以家庭伦理的创作指向、武汉地域风格的浓郁呈现，成为诠释江城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文学地标。她善于用真诚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书写小人物的悲欢苦痛，真诚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和无奈，直指人心，叩问人性隐秘，被评论界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方方的小说以作者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刻表达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宿命，细腻传神地刻画和描摹了女性心理和精神世界，冷峻理性地进行女性的自我批判。《万箭穿心》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家通过塑造一个泼辣能干的武汉底层女性形象，颠覆女性弱者的刻板成见，通过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折射出了作者对传统婚恋观、两性观、女性道德观等的深刻思考，着力探讨传统文化观念和时代、社会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一

劳莱特斯曾采用宏观视角将“性别”阐释为“多种社会技术(像文学或电影)、体制化的话语、认识论学说、批评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产物”①。作为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菲勒斯中心”诠释的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学概念，由于男女社会分工不同，整个社会体现出男权色彩鲜明的特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菲勒斯中心”所建构的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个男权中心的社会秩序中，由男性所建立的语言去建构、维护男性利益，男性被定义为完整意义上的主体，具有独立自由的行动能力，而女性则被定义为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女性的利益或被忽略、无视，从而沦为非主体的、次等的人。

然而，在家庭/社会二维空间当中，男性并不总是占据主动，由于身份、背景、性格、生理等方面的差异，“女强男弱”的模式并非罕见。家庭这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不再仅仅成为互相慰藉的避难所，同时也成为性别博弈的权力场。在《万箭穿心》这个家庭伦理题材的小说中，性别博弈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叙事动力。在故事的前半段，李宝莉在家里与丈夫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叙事动力，而在故事的后半段，李宝莉与儿子小宝的矛盾则构成了情节发展的主线。

方方在《万箭穿心》中如此描绘李宝莉在家庭中与丈夫的冲突:

“李宝莉被马学武顶得说不出话来。结婚以后，马学武像这样还嘴，而且还把话说得如此阴阳怪气，在李宝莉记忆里，好像还是头一回。李宝莉哽了半天才说，好好好，到底是当了干部，嘴巴狠了，说话的水平也高了。不过，我告诉你马学武，莫以为你能管你厂里的人就能管我。老子天生不是被你管的料。马学武也没示弱，说我几时敢管你?厂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马学武是被你李宝莉管死了的人。晓得吧?已经是个死人了。

李宝莉心里的火头立即蹿得比房顶还高。她的词少，不知道说什么了，便跳起来，抓起一只碗，就手往地上一砸，说我看你心里没得数了吧?当初想跟我结婚的时候，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你是怎么说的?说你就是想当我跟前的狗。这才几年?未必忘记了?”

小说中的李宝莉展示了特定时代留下的人格特质:出身平民家庭，没受过高等教育，生于六七十年代，少年时代赶上改革开放，在青年时代遭遇下岗，深受经济大潮的洗礼和冲击。她们脚踏实地、注重家庭、吃苦耐劳，对幸福生活充满向往，身上有着传统女性的美德，诸如善良、勤恳、朴素等等，同时又具备现代女性的泼辣、精明、独立、执著等特征。宝莉的丈夫学武则是典型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刻苦努力，读书成材，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有知识和文化，工作稳定前途光明，希望成为社会主流，这是一个外表看起来互补的家庭。

李宝莉在家庭中的优越感来源于对美貌的自负、武汉城市户口的社会身份，以及自己操持家务的辛勤付出，在家庭中宝莉以户主自居，出身卖菜家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使她在家庭中口不择言、颐指气使，无视丈夫人格尊严和情感需求，丈夫和儿子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逐渐产生厌烦心理和生存焦虑，而宝莉对自己的行为方式缺乏反省，依靠美貌而产生的女人魅力日渐消磨。来自农村的丈夫学武受过良好教育，在单位任中层干部，并因此而分到了新房，夫妻二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宝莉没有意识到自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对丈夫的依附性，直接导致了家庭离心危机。

这是一次平民阶层与知识阶层的联姻，起初宝莉的婚姻心理处于优势地位，在家庭共同体之内的性别博弈中处于主导位置，但宝莉举止粗俗、语言直率，遇到冲突不肯妥协，没能展现女性特有的温柔，又缺乏必要的审美情趣，无法与丈夫的精神世界交流。当丈夫事业崭露头角，单位分配新房之后，宝莉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在性别博弈上的优势位置已被悄然打破，而在家庭共同体之内惯用的行为法则受到了挑战，这也是丈夫所代表的知识阶层与妻子所属的平民阶层的一次重大冲突:丈夫学武提出了离婚。

宝莉采取极端的方式去挽回婚姻，她跟踪丈夫与漂亮女同事约会开房，并报警捉奸，使丈夫身败名裂，直接导致了丈夫去职下岗，此时公婆前来投奔，却遭宝莉冷遇，激化了这一矛盾，学武偶然知晓被抓真相，顿觉了无生趣，未给宝莉留下只言片语便投江自杀。尽管宝莉以赎罪的心理艰苦劳作，扛起了生活重担，依然不能得到儿子小宝的谅解和认同。

“李宝莉终于不忍了，她突然就跳了起来，指着小宝的鼻子说，你有没有搞清楚?我是你什么人?你怎么跟我说话的?我拼死拼活地做事，为了哪个?养活了你，养大了你，倒把你养成了个专门咬我的白眼狼?小宝不屑道，共五个问题吧?第一，我搞得很清楚。第二，你是生我的人。第三，我像个成年人跟你说话。第四，你做事是为了你自己的良心。第五，我直立而行，吃五谷杂粮。是人，不是狼。

小宝冷笑着说了这样一番话，然后将墙上马学武的照片扶正，看也不看李宝莉一眼，径直回到他住的房间。”

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宝莉母子之间的冲突，宝莉与儿子小宝的冲突是与丈夫学武冲突的延续，与其说这是一场性别的战争，毋宁说这是一场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中儿子小宝语言犀利，冷静坚定，不动声色，倒是母亲宝莉气急败坏，手足无措，心态失衡，这场冲突的输赢胜败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还暗示了儿子小宝与亡父在立场上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阵线不仅是因为性别上的一致，更因为父子二人在社会阶层上也是一致的，小宝作为高考尖子生在价值观上继承了身为知识阶层的父亲，并对出身市民阶层的母亲的举止作派深深鄙薄，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以性别博弈的表象掩盖了社会阶层对立的实质，同时也代表着小宝所继承的父权对宝莉实行的惩戒。

宝莉的悲剧命运源于她没能深刻认识到即使在家庭里，不同阶层文化的潜移默化也会给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造成障碍，这本该是一个互补的婚姻模式，但过分争强好胜的生存本能放大了社会阶层的对立，使家庭和谐缺席，当宝莉采取极端方式挑战强大的父权制和阶层文化鸿沟时，她没有意识到，这几乎是一场她不可能赢得的战争。

二

武汉三镇地处华中四方交汇处，是一个水陆繁华的码头城市，历史上号称“九省通衢”，以通商口岸出名。古谚云，“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码头的商业精神对武汉人的文化人格形成影响很大。底层平民的日常生活是武汉人最典型的生活方式，他们热爱热干面、鸭脖、豆皮等平民大众小吃，性格豪爽、直率朴实，体现出一种世俗生活的文化向度。

方方的作品善于“将都市底层平民的生活用具有现代品格的艺术手法来冷峻描摹”②，武汉的平民烟火和市井人生是她笔下所描绘的重要内容，在方方看来，“日常生活虽然繁琐、庸碌、不尽人意，但它却昭示着现世的最基本、最本质，因而也是无可置疑的价值:我们生存着。从具体的生命个体的角度看，日常生活是我们赖以栖身的家园和现世生存的基本形态;我们必须坚韧顽强地生存，生存才是人生的根本要义。”③

方方在谈《万箭穿心》创作时如是说:

“这个李宝莉，是不讲究生活品位的，是谈不上文化教养的，是粗粗拉拉的，是高声武声的，是脾气火爆的，是在丈夫面前颐指气使的，是有小小心计的，是平凡而庸常的。但同时，她也是热心快肠的，是刀子嘴豆腐心的，是刚烈坚强的，是忍辱负重的，是孝敬和爱戴家人的，是能把眼泪往肚子吞的，是乐观面对生活的，是敢于担当的，是有大爱和大善的。

其实这正是我心目中武汉女人的形象。……我一直想把她们最真实的一面写出来。”④

出身底层的生存本能让宝莉的精神气质带着股武汉特有的“狠”和“糙”劲儿，非常接码头文化的地气，武汉地处南北要冲，熙熙攘攘的商业码头，又是全国知名的“火炉”，加上热闹拥挤，独特的生存环境使善良与偏执、天真与狡黠、粗暴与脆弱、泼辣与宽容、刀子嘴和豆腐心等这些貌似对立冲突的性格特征，顺理成章地在坊间女性的身上同时出现。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斤斤计较使宝莉缺乏女人的可爱，底层背景又让宝莉吃苦耐劳、坚韧倔强，对于生活饱含热情，一个鲜活典型的底层妇女的文学形象跃然纸上，《万箭穿心》如此描写宝莉的斤斤计较:

“(李宝莉)一边搬一边跟他们吵架，嫌他们放电视机时手脚太重，又嫌他们摆冰箱时，不是一次到位，却是在地上拖了两寸，把新铺的地砖划出两道印痕。再就是进门不换鞋，把她家新地板的亮光踩毛了。搬家的工人被她吵得恼火，更加捣蛋。马学武便满嘴地说好话，不停地递茶上烟，试图和谐关系。气得李宝莉踢他一脚，恶声恶气道，我是出了钱的，他们就该好好给我干活。茶不是钱?烟不是钱?你是不是扣出来?你真是生得贱!”

方方用生活化的现实主义笔触将具有浓郁武汉风味的底层女性表现出来，这让人联想起另一个武汉女作家池莉的《生活秀》中的来双扬。同是表现武汉风味的底层故事，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大潮的时代背景，一个是汉正街的繁华喧闹，一个是吉庆街夜市的灯红酒绿。《生活秀》里的来双扬漂亮能干，经营夜市生意红火，摆平家里的种种纠纷，但她所期望的感情归宿却最终无奈破灭，沉重残酷的生活逻辑拒绝了诗意救赎的可能;而《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的悲剧在于，她作为“女人”的美丽温柔始终让位于现实的生活逻辑，她过分粗暴地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热忱，却只能在底层社会劳碌一生。来双扬除感情世界略显苍白外，在吉庆街的市井人生里却自有女人的精彩，而李宝莉则殊为可悲，底层人士的粗犷大条和斤斤计较，让“女性美”在她身上缺席，尽管她在汉正街艰苦劳作，丈夫亡故让儿子对她视若仇敌、公公婆婆形同陌路，她几乎一无所有。幸而方方给李宝莉设置了好友万小景和建建，给宝莉晦暗艰难的人生以些许温暖慰藉和情感纾解，在儿子与宝莉断绝关系之后，赋予了宝莉以温情救赎的可能。

“汉正街以它的喧嚣和热闹再一次欢迎李宝莉。李宝莉回去的头天，扛着扁担，穿过曲里拐弯的街路和密密麻麻的店铺，觉得就好像正看着一台大戏。吵闹和笑骂，快乐与焦急，聪明和愚蠢，潇洒和土俗，都在这街里展示。扁担们担着货，一路走一路喊叫，闪开，莫撞了!过细，擦到了!走上一段，就像看完一个场次。一路下来，声音和色彩，跌宕起伏，大俗大雅，五光十色，光彩夺目。真是好听又好看。

……

李宝莉想，以前在这里讨生活，只知辛苦，不知乐趣。隔了阵子再回来，倒觉得这个地方还真是有味呀。所谓生活，想要过瘾，大概就当是这样的，有声有色，有苦有乐，有悲有欢，有泪有笑。”

只有在繁华喧闹的汉正街，李宝莉才能找到自己生命和情感的归属感，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认同和接受，那种风风火火、爽快利落的底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话语风格让她在这里如鱼得水，而感觉冰冷的家庭只能让宝莉万箭穿心。小人物爆发出的表现并不是简单地批评，小说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对李宝莉本人的人生体验和心灵感悟进行了升华，底层社会的市井人生自有其动人之处，小人物的命运就算悲凉坎坷，也会别有一番情怀。

《万箭穿心》运用生动鲜活的细节来展示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关于现实生活的质感，作家方方积极发掘和强调民间伦理中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对底层平民世俗生活的价值取向给予了特别的肯定。小说在对人性的透彻体悟中，表达出作家对现世人生深切的关怀，同时，通过对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的设置以及看似残酷的剖析，一种对世俗人生的悲悯情怀力透纸背。《万箭穿心》以女性视角的感性笔触作为对底层社会的认知尺度，另一方面，又以知识分子理性批判的精神，来反思社会现实和个人命运的困境和无助，这种直面残酷人生和尴尬现实的创作姿态构成了小说独特而又引人入胜的美学特色。

三

方方曾经在早年的采访中如是说:“生活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怎样它就怎样，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定数和宿命的;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⑤人生命运的变化莫测与风水无关，每个人都会遭遇人生低谷和生存困境，面对人生的态度也是每个人对于悲剧进行自我救赎的必经途径。对于底层社会的普通人和小人物来说，有时生活意味着“纵使万箭穿心，也得扛住”，李宝莉在遭遇丈夫自杀后，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面对家中老小，她勇敢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和责任:

“当第一缕白光落在窗台上时，李宝莉翻身而起。她走到窗口望着远处一线的长江水。李宝莉对自己说，马学武，我害了你，你也害了我。我们扯平了。从今往后，我要当你没有存在过。我要当以前的日子根本没有来过。我要当我自己今天才来到这个世上。我要开始我从来都没有经历的生活。……”

马学武的自杀是小说叙事的分水岭，宝莉在故事前后的表现赋予了这个文学形象的完整性，这个粗鄙没文化的底层女性屡遭人生重大打击，但这些都没能击垮这位性格刚烈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宝莉怀着强烈的救赎意识，在汉正街上艰苦劳作，支撑起养家重担，她性格并非完美，也很难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她的愚蠢之举固然造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但她对生命有着自己的认识，这个女人在残酷现实面前以自己的方式成长，“从决不吃亏的暴烈性格到万箭穿心也要忍，李宝莉最后成为如地母般浑厚坚韧的女性。她在苦难面前宠辱不惊坚如磐石，最后把忍耐变成一种习惯，并以这种方式升华了自己的命运”⑥。宝莉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没有万箭穿心，却发出了万丈光芒，表现出了倔强硬挺、自立自强、永不认输的坚强个性，谱写出一曲生命的赞歌。

方方在谈自己的创作心得时曾指出:

“像武汉这样一个老工业城市和一个老商业都市，有着无数下岗的女工，也有着无数做小生意的女人。她们像男人一样，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节奏快捷而又市场纷乱的时代艰难地讨一份生活。相信她们中的许多人都遭遇过人生的大劳累和大苦痛，但你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却很少像小女子一样哭哭啼啼，或是时时露一副苦瓜脸，更或是见人便痛诉自己的遭遇。她们常常用咋咋唬唬的大笑把自己内心的痛楚掩盖起来。顶多说一句，么办呢?天塌下来还不得自己扛?总不能天天哭沙。”⑦

宝莉面对生活的强者姿态和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让我们看到来自普通百姓的最耀眼夺目的精神光彩，他们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坚韧刚强，将自己所明白的人生道理，坚定不移地走到了最后。宝莉对自己说，“我倒无所谓，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这把生活我总是得扛。再累再委屈，我都不得去死。我不能光疼我自己。我的命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蛮多人需要我。我有责任陪他们一起过日子。我不能让我一屋的人为我担心为我操心，更不能让他们为我伤心。”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宝莉干起了“不把牙咬紧，莫说女人，男人也撑不下去的”的女扁担，为了儿子能上学，她甚至不惜去卖血。宝莉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成人，儿子因为父亲之死却始终不肯原谅她，买了新房带着爷爷奶奶搬走了，即使生活残酷如斯，她也没有像她的丈夫一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万小景闻知李宝莉的举动，拖着建建一起赶到一块五旅馆时，

“李宝莉已经挑货去了。知情的人说，李宝莉的货是送到王家巷码头的，要不一下就会转来。万小景说，她情绪怎么样?知情的人说，蛮好呀，只要宝莉一来，满街都能听到她的笑声。

万小景一下子松软下来，蹲在地上说，我这辈子佩服过蛮多人，但从来没有佩服过宝莉。我见她一回，就骂她一次苕货。但这回，我真是服她了。建建，莫怪我逼你。你必须跟我把宝莉抓得牢牢的。

望着乱七八糟、嚣声嘈杂而又丰富多彩、活力十足的汉正街，建建仿佛看到哪里都有李宝莉的影子。他大声说，我晓得!”

热闹喧哗的汉正街昭示了底层生命的勃勃生机，生活磨难和生存困境本是人生常态，谁都有可能遭遇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当生活中的意外不期而至时，如何面对苦难人生和残酷现实，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心灵必修课。如果说，李宝莉重回汉正街标志着她向底层社会的主动回归，哪怕从事卑微辛劳的工作，她却在此用自己的独立劳动养活自己，那么，这种底层生活的人生定位彰显出宝莉对现实生活的抗争，以及对自己的未来人生的挑战，传达出作家方方对底层生命价值的最大认同和赞美。

作者方方借万小景之口说出了无数读者的心声，人们既为宝莉面对苦难的精神状态由衷地感叹和佩服，又不自觉地为宝莉的人生结局而忧心忡忡，建建的存在让人感到了生活阴霾里依然存在着阳光和希望，宝莉太过悲凉的人生总算有一丝温暖的慰藉。小说末尾，被亲生儿子逼得无家可归的李宝莉只能回到汉正街，情绪却依旧那样饱满乐观、斗志昂扬。李宝莉的身上诠释了普通人的旺盛向上、勤奋乐观、百折不挠的生命活力，同时，也给民间底层生命活力演绎出一曲充满乐观精神的生命礼赞。

小说《万箭穿心》中女性形象的强者姿态颠覆了此前“女性弱者”的惯性策略，是方方对既往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与新突破。作家拒绝书写虚假的女性神话，不过分拔高笔下人物，或将之绑缚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更愿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直面、正视女性人物所存在的个性缺陷和人格局限，赋予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现实合理性，并从中反思和自省女性生存困境的缘由和成因，并运用“陌生化”的外在视角来审视那些生活在底层社会的普通女性们，发掘她们身上的亮点和优势，反思、探索女性个体的生命意义。

注释:

①Teresa de Lauretis:Technologies of Gender:Essays on Theory，Film，and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2．

②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③吕洁:《方方小人物系列小说的生存主题探析》，《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82页。

④⑦方方:《创作谈: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cbbaa010008sf．html，2014年9月20日访问。

⑤王辰瑶:《方方:人本质上有不可愈合的伤口》，《青年时讯》，2000年10月19日。

⑥沈滨:《方方〈万箭穿心〉对恨的情感诠释》，《文学教育(下)》，2008年第9期，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