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方维

(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豫籍迁台作家的文学渊源与中原文化书写

司方维

(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活跃在台湾文坛的豫籍迁台作家，不管是在大陆已经开始或到台湾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在大陆时即已接受了最初的文学启蒙。而且富有地方特色的故乡生活与所接受的中原文化熏陶，也以北方意象与文学精神两种形式刻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豫籍迁台作家;文学渊源;中原文化

在当代台湾文坛上，一直活跃着痖弦、柏杨、张秀亚、郭良蕙、卧龙生、周梦蝶、文晓村等一批豫籍作家。这一豫籍作家群体，部分在大陆就已经开始文学之旅，部分则是到台湾后才正式开始写作，在台湾文坛及至华文文学论坛都享有盛誉。自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后，因为两岸对立有30年未通音讯，豫籍迁台作家一度远离故乡，但他们未曾放弃对故乡的思念，他们的文学创作在精神上、文化上都未与故乡断裂。

一

尹雪曼、张秀亚等部分年纪稍长的豫籍迁台作家，在大陆生活时期已经开始创作，到台湾后的文学创作可以看作是自然的延续。

尹雪曼的父亲是读书人，他自幼受家庭熏陶，偏爱文艺。尹雪曼形容他初中时对文学的热爱用了“痴迷与狂热”，一有空闲就跑图书馆“看报纸副刊，看文艺杂志，看古典小说和新文学作品”①，废寝忘食到几乎耽误了功课。也是初中开始，尹雪曼开始尝试写诗和小说，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1943年，尹雪曼出版了第一本个人文集《战争与春天》。虽然之后进入新闻界工作，迁台后也一直从事繁重的新闻工作，不可能再专心创作，但尹雪曼对文学的痴迷未曾稍减。祖籍河南的张秀亚，文学经历与尹雪曼相似，也是3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与小说，1937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大龙河畔》。赴台之后，张秀亚笔耕不辍，尤以散文享誉台湾文坛。

柏杨、痖弦等豫籍迁台作家，或者因为另有志向，或者因为年纪尚幼等原因，则是到台湾后才正式开始发表作品。但细观他们的文学旅程，也并非是到台湾后才突然开启的，而是有一条或隐或现的文学脉络贯穿始终。

柏杨出身大家，然生母早逝继母恶毒，童年生活十分贫瘠、孤独、痛苦。性格叛逆的柏杨学习成绩也并不好，只有国文尚可，作文多得老师表扬。柏杨还遇到过为学生讲《渺茫的西北风》这样新文学小说的克非老师，这位老师被柏杨称为“影响我最大的恩师”。虽然功课不好，但柏杨少年时已培养起阅读的兴趣，开始偷偷看《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以及新文艺的作品。柏杨曾回忆说他看过许多三四十年代著名作家的作品，真正崇拜的第一位现代作家是张恨水，而最喜欢的是鲁迅，从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也能看到鲁迅对他的深远影响。

文晓村的父亲虽未读过书，母亲却粗通文墨，担当了第一位启蒙老师的角色。小学时有幸遇到了思想开通、兼容古今的田致茂老师，田老师经常为学生印制课外读物(《正气歌》等)，也订阅杂志(《黄河》等)，指导学生办壁报。小小年纪的文晓村在老师的指导下将话剧《高丽童子》改为“河南曲子”，已经显露出文学的才华。文晓村毕业后为了抗日而从军，辗转流离的军队生活中也没有放弃看书的兴趣。既阅读过鲁迅、茅盾、赵树理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也读过古典小说、翻译小说等，还看过《白毛女》等歌剧与地方秧歌戏。作为朝鲜战争的战俘被美军遣送台湾后，文晓村被迫再次从军，却在重重压力下举起了文学之旗，尤醉心诗歌创作，参与创办《葡萄园》诗刊，带动诗坛“健康、明朗、中国化”的新诗潮，走进了他一直向往的文化和教育领域。

痖弦也是自幼就展现出对文艺的爱好，喜欢看戏听曲，父亲又非常热爱文艺，工作之余经常为痖弦讲解汉画故事，让他读宋诗宋词与《繁星》《春水》等新文学作品，带给痖弦最直接的文学熏陶。痖弦到台湾后也与有志一同者冒着生命危险苦读鲁迅等的禁书汲取文学养分，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早期即受何其芳影响甚深。同为诗人的周梦蝶，经历更为坎坷，作为遗腹子由母亲养大，虽然家境贫寒且时代动荡，求学之路断断续续，仍凭借聪颖天资与不懈努力打下非常好的古典文学功底，日后转写现代诗也驾轻就熟，并在现代诗书写中保留了古典诗歌的典故与语言等元素，形成其独特诗歌韵味。

从以上几位作家的经历中，可以明显探寻到豫籍迁台作家文学脉络的源头。再细述他们所受的文学影响，多囊括古典文学与新文学两种。也就是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传统都不曾在他们身上断裂，他们因为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反而得享两者之精华。

二

作家的童年经验对其创作有很大影响，童年经验“在作家的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象结构的核心”，而先在意象结构，正是作家“创作前的意向性准备，也可理解为他写作的心理定势”②。豫籍迁台作家的大陆生活时间在他们的人生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愉悦或不幸的童年经验，所受到的中原文化熏染，都影响了豫籍迁台作家之后感受世界的方式，正如痖弦所言:“我在南阳生活的时间不长，但南阳为我的生命定下了基调，我的人格定型也是在南阳完成的。”③豫籍迁台作家在大陆不仅接受了最初的文学启蒙，他们的家乡生活经验也成为日后创作的丰富资源。

中原文化在豫籍迁台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呈现，首先是地域色彩明显的意象群。“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④，在地方文化差别明显的地域间迁徙的民族内部族群也是如此。从河南迁至台湾，并在典型的南方地域生活了几十年之后，痖弦的诗歌中仍然留有大量的北方意象。传唱甚广的乡愁诗《红玉米》自不必说，屋檐下的红玉米、私塾先生的戒尺、拴在桑树下的驴儿、唢呐、叫哥哥(河南方言，即公蝈蝈)、滚过岗子的铜环、外婆家的荞麦田都是曾经真实发生在南阳的童年生活中。有着北方生活的痖弦，也一直保留着较为鲜明的季节感，《秋歌——给暖暖》等诗中多次提到“秋”时都是落叶纷纷的秋，这不是南方绿树长青的生活经验。同样季节选材的《春日》用“主啊”起首，对春光的描述用的却是唢呐、日晷仪、地丁花、柳笛、白雪、男孩子的铜环、女孩子的陀螺、月季、毛蒺藜、酸枣树等，这些意象无一不带着故乡生活的印记。尤其太行山一带最为有名的酸枣树也出现在了写底层人苦难的《乞丐》中，整首诗以栽种了酸枣树的关帝庙为背景;那些乞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狗子们，也在二嬷嬷(《盐》)的周围流浪，榆树、豌豆等也都是北方农家生活的组成部分。《战时——一九四二·洛阳》是以洛阳为依托，妈妈的身影与七里祠、驴子、荞麦田等组成最残酷的战乱之景。上校(《上校》)断腿也是在洛阳，一场发生在荞麦田的大战役。

大量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意象之外，豫籍迁台作家也将他们的大陆生活经验融入文学创作中。文晓村将乡愁寄托在母亲的形象塑造上，在南方的岛上“想起北方”时反复咏唱寄托了童年快乐的伊水，当年孩童吹出来的芦笛声声，以及母亲的纺纱车。纪念抗日战争的《抓住抗战的尾巴》，第一节写的就是当年文晓村一行七个中学生为抗战赤脚走过雪地去从军的情形，第三节写的是他参军后进城送信失败的往事。《攀登》一诗部分灵感来自于他随军从济源调往阳城时所攀登过的一百多里的太岳山。1945年在险峻山路上尝到的艰辛，在1969年的诗歌中融进到对人生的哲学体会中。

柏杨亦是如此。《异域》故事发生地与柏杨的故乡河南并无太大关系，在取笔名时却用了他读小学时一位女同学的名字邓克保，这位早早去世的女同学其实并不怎么理会柏杨，然而柏杨幼小心灵中生出的朦胧爱意却是孤寂生活中难得的温暖回忆。柏杨的杂文集《立正集》，灵感也是来源于他的高中生活。当时国民政府实行暑期军事训练，一提到“领袖”二字就必须起立，这种“法西斯动作”让当时还非常崇拜蒋介石的柏杨已不能忍受。柏杨的杂文以尖锐的批判精神闻名于世，那种叛逆、敏锐的性格与缺乏温暖的童年以及动荡不安的经历中遍历社会文化的黑暗面也不无关系。

三

地理环境、民俗风物、生活经历等在豫籍迁台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呈现是中原文化对其文学创作的显性影响，家国之忧、忠孝仁义等中原精神文化没有物质文化那么直观与形象，却也深刻地影响着豫籍迁台作家的情感表达。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包含着易、墨、道、法、儒、佛等多种思想体系。儒家文化虽不是发端自河南，孔子却曾长期在中原大地讲学;洛阳籍的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则将儒学推向新高峰。儒家文化可谓是中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感时忧国、关心社稷民生的入世精神是豫籍作家延续至今的文学传统。

历史上，杜甫、白居易、韩愈等河南籍作家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受影响的痖弦也曾明确地表示:“诗，有时比生活美好，有时比生活更为不幸，在我，大半的情形属于后者。而诗人的全部工作似乎就在于‘搜索不幸’的努力上。”叙写苦难是痖弦诗歌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尤其擅长为小人物代言。在倾诉乡愁的《红玉米》与《想起北方》等诗中，温暖的家乡生活回忆中已透露出豫籍迁台作家的无根漂泊之感，思念中难掩怅惘与悲伤。痖弦还有一首《坤伶》，写美丽坤伶的表面光鲜却无知己的人生。中国文人有以香草美人自喻的传统，这一女子的颠沛流离未尝不是痖弦自己，以及其他外省人的写照。痖弦的离散经验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也正是这种不幸促使他思考民族的苦难，成长为具有悲悯情怀与忧患意识的诗人。痖弦这一代诗人可谓是写尽了时代的困难，其中不仅包括外省人的离散漂泊之苦，也包括其他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小人物。生活在清末的二嬷嬷(《盐》)是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在中华民族最为灾难深重的时节里，一遍一遍地呼号着“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盐是维持民生最基本的物资，并不是昂贵的奢侈品，竟然苦求而不得，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党人们到了武昌”的1911年，二嬷嬷只能用裹脚布在榆树上吊死自己。除了二嬷嬷，还有住在关帝庙却衣食无着的乞丐(《乞丐》)、战争中为国断腿现在生活拮据的“上校”(《上校》)等等。

中原文化一向尊儒重道，河南是道家文化的发祥地，贵柔守雌、自然无为、天人和谐等道家思想是中原文化的底蕴，深刻影响着豫籍作家的处世原则与文学精神。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希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也会生出隐逸归道的想法，擅长写小人物的痖弦，也取了寓意为“无弦的琴”的笔名，故事来源为作家喜欢的陶渊明。

另一个笔名取自道家文化的是周梦蝶，诗人15岁时为自己取了这个笔名，可见受庄周影响之深。周梦蝶身世多舛，身为遗腹子由母亲养大，家境贫寒又遭逢乱世，且体弱多病。但诸多的苦难并未造就愤激的性格，可能正是得益于道教文化的滋养。“梦蝶”是对自由的向往，到台湾后诗人也一直甘于清苦的物质生活，终日默坐台北的繁华街头摆书摊专售冷门诗集与文哲图书，在守静、璞朴的生活中体悟生命，“人、生活方式与诗常常形成注脚、互证的关系”⑤。与深受老庄影响的李商隐一般，周梦蝶也以道教典故为诗歌题材。《逍遥游》一诗直接取材于《庄子·逍遥游》，“绝尘而逸”的鲲鹏身上“犹滞留着昨夜的濡湿”，却奋力飞跃，“不是追寻，必须追寻/不是超越，必须超越”，不给自己任何懈怠的理由。鲲鹏，或言周梦蝶，并不否认昨日困难的存在，也不否定飞跃的艰辛，执著于追寻“世界在我翅上”的大境界。与李商隐不同，周梦蝶的诗中很少出现老庄思想中的消极面，他的“清心寡欲”内里是深沉的痛苦，他不是要逃避苦难，而是要超越苦难，他的文学创作追寻的是心灵与精神的自在状态。这是一个矛盾的灵魂，在枯寂的“孤独国”中追寻生命的真谛，“觅寻已失落，或掘发点醒更多的自己……”(《默契》)，周梦蝶后又礼佛习禅，造就了诗禅合一的诗歌风格。

对经历了迁徙的豫籍作家而言，只单一强调他们创作中的大陆或者台湾因素，都难免偏颇，他们的文学资源，是两者之间的融合。正是这独特的经历，让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别样的风采。而豫籍迁台作家在“异域”对中原文化的多元承袭与反复书写，既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增加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对中原文化的承续与传播有很大贡献。

注释:

①尹雪曼:《我的迷糊与狂热》，收入《尹雪曼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12页。

②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59页。

③《痖弦南阳为我的生命定下基调》，《南阳晚报》，2010年10月26日，第13版。

④［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⑤洪子诚:《种种可能:周梦蝶和辛波斯卡》，《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11日。

责任编辑:庄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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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0

司方维(1983— )，女，博士，讲师。

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4—QN—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