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红霞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梭罗有很多头衔，如超验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自然作家、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批评家、道德改革者等。他的自然作品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赞誉，政治杂文也引起了诸多兴趣。梭罗非常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在林中和田野间徜徉之时，不仅观察自然现象和规律，还积极思考与探索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生活观和政治观。梭罗的生态自然观不是源自对环境污染的反思，而是出自其自身对精神自由的诉求，而且把这一诉求外延到自然，视自然及万物为具有自由诉求的生灵并尊重之[1]77;梭罗的简单生活观是出自为了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而尽可能减少为物质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的诉求;同样，梭罗的政治观归根结底也是源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的诉求，由此派生出了他对政府、对社会个体、对财产等的态度。

一、梭罗个体自由诉求下的政府观

梭罗的自由思想深受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和美国成长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由理念影响。“他几乎全盘接受了诸如人人生而平等、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理性、自然法、社会契约、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一系列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2]118，这些观念无一不跟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紧密相关。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自由的内涵和外延要从国家的起源论起。在这一点上，梭罗更多受到了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的影响。洛克在《政府论两篇》里驳斥了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一切统治权都是绝对君权的观点，瓦解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洛克继承了先辈哲学家们在政府出现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的提法，但赋予了自然状态不同的内涵。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人在维持和保护人们基本权益的自然法的统治下的独立、平等而自由的状态。自然法教导人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去最大限度地获得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以不能伤害其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物为前提。除此之外，人人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洛克所谓的自然法其实就是每个人自己内心的道德感。人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成了人的内在本质，并且先于法律[3]145是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洛克显然相信性善论，相信人能够在自然法的统治下在美好的气氛中享受自然的自由和平等。

梭罗很好地继承了洛克对人的信心，不过他没有用“道德”这个词，而是把人的“良心”置于先于政府和法律的地位。梭罗心中非常属意洛克描绘的自然状态——人人凭着良心自由而为，没有政府和法律，没有决断性权威。政府和法律对人类社会来说有益处，但弊端也很明显。在承认美国政府总体来说算是不错的政府的基础上，梭罗带着不屑的口吻这样评价:“它不是一个鲜活的人的活力和力量;因为一个人能够使之屈服于他的意志。它对人民本身来说是一种木头枪。”[4]97在梭罗眼里，人是至高无上的，人的自由也是至高无上的，政府只不过是人民选择来执行他们的意志、管理社会的方式，却缺乏弹性，还可能被某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操控，从效果上看被滥用、误用，导致最终侵犯了个人的自由，自称代表民意的政府的行为可能违背了个体的良心。这样客观来看，公民不仅把自然状态中的所有个人权力转移给了政府，就连良心也都交给了政府，这是梭罗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臣民。只要事关公正，不一定非要培养对法律的尊重。我理所当然认定的唯一责任，是做我始终认为公正的事情。”[4]57

此外，由于人数和其他事务的限制，人人参政并不可能，政府代表每个人的意志也不可能。任何一种政府实际上都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志，最好的政府也难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意味着少数人权利和利益的牺牲。对此，坚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梭罗也不能容忍。正如倪峰所说，梭罗将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内核——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117梭罗思想的核心就是每个个体实现自由，其实践和探索就是帮助实现个体自由的探索和尝试。在政治思想上，他的终极理想其实是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每个个体在良心约束的范围内自然作为，充分享受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各种自由权利;每个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无需受政府的约束，也无需担心遭多数人暴政。

梭罗认为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expedient)，并非一种恒定的状态。根据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英文解释，“expedient”指的是能够立即产生效果或解决问题的举措，可能有失公平或者诚信。这个词虽然有积极意义，但负面含义也不容忽视。本质上，政府与梭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遭到梭罗的否定理所当然。对于美国取得的实际成就和进步，梭罗断然否定其中有政府的功劳，认为都是人民推动的结果，政府的存在反而是成就的障碍。“这个政府本身从来没有推动什么事业……美国人民固有的性格做出了所有已然完成的成就;而且这种性格还会做出更多的成就，如果政府不动辄就横加干涉的话。”[4]58－59不论事实如何，梭罗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信心油然可见，对政府的憎恶可窥一斑。

尽管如此，梭罗也无奈地意识到当时的美国需要政府的存在。洛克的自然状态是善意的、美好的无政府状态，但洛克也指出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增加，无主的自然资源的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将出现并持续发展，这时候就需要达成社会契约，建立社会共同体来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梭罗退而求其次，不要求没有政府，而要求为政最少的政府，尽量减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使社会个体尽量免于来自外界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干扰，尽可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二、梭罗个体自由诉求下的方法论

在获得为政最少的政府的步骤上，梭罗提出不要求马上没有政府，而要求马上有个更好的政府，使政府一步步走向他认为理想的状态。在方法论上，梭罗再次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个体的身上。政府的改进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对政府持悲观态度的梭罗自然不指望政府能自上而下进行自我完善，而寄希望于社会个体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社会个体用以判断正误是非的根据仍然是个人的良心——凌驾于政府和法律的良心。如果政府的行为违背了良心原则，那么人民不应听之任之，而应采取各种温和的方式进行反抗。梭罗不仅在意自己和美国人民的个体的独立、自由和平等，还同样在意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一切社会个体的天赋权利。剥夺任何个体的天赋权利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呼吁必须停止蓄奴，停止墨西哥战争，哪怕这会丧失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良心是人的本质内在，每个个体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臣民。因此，他批评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支持政府的做法。梭罗在良心原则指导下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超越了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他还批评国内那些自称是“自由之子”，从观点上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实际上却袖手旁观的人们，认为他们是苟且之辈，实际上已经同政府同流合污。

在反抗方式上，暴力不是梭罗的首选，因为暴力会带来流血牺牲，势必伤害到社会个体。他有更好的办法:软性抵抗。不公正的政府和法律存在之际，“当国民已经拒绝效忠、官员辞掉公职时，革命就已经完成了。”[4]58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提到的收税人在梭罗的劝诫下真的辞去了公职。当然，梭罗并不完全反对暴力抵抗。“就算流血也在所不惜。当良心受伤时，难道不也是一种流血吗?”[4]69对于约翰·布朗，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为黑人谋自由的白人的英勇壮举，他热情讴歌，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这个国家最了不起、最棒的人。结社自由是美利坚的创立者们为多数人暴政准备的救济方式之一，意在集中、放大少数人的力量对抗多数人暴政，在事实上也是很多反奴主义者采取的方式。梭罗虽然积极参与奴隶的逃亡活动，却拒绝结社。各种社团是社会的缩影，有组织就必然存在多数人决定、少数人服从的现象。如此看来，梭罗的拒绝便不难理解了。

在梭罗的设想中，政府在社会个体推动力量的修正下不断改善，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无政而治的政府，在他心里这才是最好的政府。无政而治，英文原文是“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not at all”[5]1，即不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不进行统治和管理，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到自然状态，社会个体对自己负责，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不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政府扮演的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后备力量，在人民自己能处理好一切事务的情况下处于休眠状态，出了人民应付不了的状况再启动。梭罗认为“当人们准备好接受这样的政府时，这样的政府就会存在。”[4]69无政而治的政府的可能性不在政府本身，而在社会个体的人。当每个个体都能凭良心原则安身立命时，这样的政府就翘首在望了。

梭罗的自由内涵覆盖了洛克的自由诉求，但不以后者为主。梭罗的思想始终以人文情怀聚焦于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发展的可能性及其作用。在作品中，他始终是个观察者、启发者甚至说教者的角色，希望能够启发人们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体现在政治思想中，梭罗把人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对霸权的观念和实践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无论是真实的霸权还是虚构的霸权)。”[6]16希望在社会组织中每个个体及其内在的思想和精神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希望国家能够认真直面“一个人的观念、智慧和道德”[4]57，承认“个人是一种更高级、独立的力量”[4]114，同时也希望每个个体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社会、政治使命，有作为也有所不为。这是他强烈反对奴隶制、墨西哥战争、多数人暴政，甚至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原因。如雷恩所言，在梭罗看来，个体的自我改进是所有社会改革的基石，外部世界的改革需要通过社会个体自我改革的实现来完成。[7]198不过梭罗显然认为当时的个体们还没有准备好生活在自然状态，因此只能暂时要求改善政府。从长远来看，每个个体还需要进行思想和观念的教育和改进，而他自己就承担了教育和启发个体们的职责，并以身示范。

三、梭罗个体自由诉求下的财产观

在梭罗那里，没有什么比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更重要。这是梭罗政治思想的指导性原则，也是梭罗不同于洛克的一大起点。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家，财产在洛克那里如果不是和人本身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那也是仅次于人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心中，人依赖物质资料而生存，因此财产是人自由的基础和保障，没有了财产，人也就没有自由可言。自然状态的人正是占有了财产——土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才有了要求别人不染指、不破坏等延伸出去的权利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权利派生于经济权利和权力，其目的也指向经济权利和权力的保护。也就是说，个体自由的实现仰仗于财产的占有，没有财产的保障就没有个体的自由;财产的安全仰仗于政府和法律，没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就无法保证财产的安全。洛克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人的自由概念从来不排斥财产，而是往往以此为基础，并以此为目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被视为天赋的人权，很早就受到法律的保障，免受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人的侵夺。在《政府论两篇》中，洛克讨论的君权、父权、主权、政治社会的起源、政府的目的等概念莫不与财产紧密相关，或者由此引起，或者为之服务。他甚至干脆以“财产”二字指代社会个体在人身和财物方面所拥有的财产。毋庸置疑，在洛克的观念里，物质财产是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人的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关怀对象。

梭罗则不然，他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个体本身。当然，梭罗全力支持洛克关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但财产是身外之物，对个体的生命目的和意义并非至关重要，因此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在政治杂文中，梭罗很少提及社会个体对财产的主张和权利。在自然散文中，他倒经常提及财产，但观点与洛克相左。梭罗认为物质资料原本只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物质的丰富，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以至于人反而成了物质财产的奴隶，受到了后者的奴役。生活的工具变成了生活的目的，人的生命目的和意义迷失在物质财富的弥漫中。“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8]5在梭罗眼里，财富不仅不是自由的保障，反而是通往自由之路的障碍，因为对财富的追求和管理花费了人们太多的时间，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追求“生命的美果”——真正的自由。本质上，梭罗对维持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持无奈的肯定态度，对此之外的财富则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因此在其政治杂文中基本不见其提及个人、政府和法律与财产的关系。

梭罗和洛克的自由概念并非完全一致。洛克的自由主要指向人身和财产的自由，而梭罗的自由走得更远。梭罗当然主张人身和财产的自由，这是自由的内涵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最重要、更本质的内涵，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自由才是梭罗心中最为珍贵、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梭罗作品的译者苏福忠评价梭罗追求的是“是心灵上的内容、精神上的收获。”[4]72梭罗理想的生活模式是花最少的时间为自己谋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剩下的大把时间则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对他而言就是在乡间漫步、思考、读书、写作、与朋友交流之类。在他的同胞们看来，谋生是正经事，闲逛是不可饶恕的懒惰;梭罗则正好相反，他的闲逛才是真正的生活。在他看来，花几个小时种地是必须的、可以容忍的谋生，花几个星期谋奢侈的生活品就是对生命的浪费，而观察河流、植物、动物、天气等就是花再多的时间都不为过。呼吁人们摆脱物质的奴役，把眼光转向内心世界，这是梭罗作品不厌其烦的话题。

四、结语

梭罗喜欢徜徉于山水中，享受独居于湖畔边，却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更非只钟情于山水的方外隐士，而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批评家和道德改革者。他对自然、人生和社会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理解，不管是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还是政治观，都以人为本，立足于内在的人，致力于寻求人类生命的终极意义。他还是个具有深切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勇士和斗士，不顾他所热爱的同胞们的不理解乃至诟病，引救世济民为己任，在作品中着力宣扬自己深信不疑的思想，并亲身践行自己的信仰。他生活于19世纪，但他的思想即使是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也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1]秦红霞.论梭罗精神自由诉求下的生态自然观[J].科教导刊电子版，2013(30).

[2]倪峰.梭罗政治思想述评[J].美国研究，1993(4).

[3]陈开先.政治哲学史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梭罗.梭罗散文[M].苏福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Nancy L.Rosenblum.梭罗政治著作选(Thoreau Political Writings)[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斯蒂芬·哈恩著，张世英、赵敦华主编.梭罗[M].北京:中华书局，2002:16.

[7]Len Gougeon.Thoreau and Reform[C]∥Joel Myerson.Henry David Thoreau.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8]梭罗.瓦尔登湖[Z].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