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及其历史经验探析 *

2015-03-19杨海波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7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及其历史经验探析*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建国初期云南 ‘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对当前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启示”，项目编号：ZJQ1308。

杨海波

(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675000)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云南边疆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独龙、德昂族等，通过直接过渡的政策使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随着“直过民族”社会形态的跨越，其民族教育也从传统的原始教育跨越到近代学校教育，实现了教育的跨越发展。应该总结“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直过民族”教育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为党和政府实现民族地区教育跨越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及决策参考。

关键词：“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历史经验

收稿日期：2015-04-09

作者简介：杨海波(1978—)，男，彝族，楚雄师范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7.74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5)07-0092-04

Abstract：In the early 1950 s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yunnan province is still in the late primitive society of Jinuo, Dulong, Deang, etc, through direct transition policy make the transition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spanning. As the “straight national” social form of spa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original education to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realize the spanning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ummary “straight ar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cros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explore the ru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ontier minority education, trend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for the future “straight” thinking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for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to realize education in national regions across the development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云南省的基诺、独龙、德昂等族，以及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鄂温克和海南岛的部分黎族进行了“一步走”的民主改革，使其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学术界把实行“直接过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简称为“直过区”，实行“直接过渡的少数民族”简称为“直过民族”。云南“直过区”涵盖现今的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8地州、24个市县；“直过民族”包括独龙、怒、德昂、基诺等族和部分拉祜、阿昌、彝、瑶等20个民族。因而“直过民族”并非是某单一民族的名称，而是一个民族的集合体，是特殊对象、特殊政策和特殊区位制度的产物。[1](P75)随着“直过民族”社会形态的跨越，其民族教育也从传统的原始教育跨越到近代学校教育，实现了教育的跨越发展。总结建国初期“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可以探索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边疆“直过民族”教育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另一方面可以为党和政府实现民族地区教育跨越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一、新中国成立前“直过区”教育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前，云南“直过区”仍然保留原始的文化形态，“直过民族”几乎全民为文盲，许多地区还处于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的状态，大部分“直过区”没有学校教育(除一小部分地区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有教会学校外)，巫师和少数民族上层垄断着教育和民族文化。“直过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主要通过家庭教育、“火塘教育”以及在社会群体生产生活中模仿学习，或通过巫师在各种活动中的演唱传授或收徒传授。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全省乃至全国唯一一个完全直接过渡的地区，是独龙族世居的地区。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总人口6930人。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文化，教育也处于原始的教育发展阶段。独龙族原始教育包含劳动生产生活教育、原始道德和宗教教育。由于独龙族在生产生活中存在分工，男子负责砍树、狩猎、捕鱼、采药及主持婚丧嫁娶、宗教仪式等重大活动，妇女则承担采集野菜野果、绩麻、带孩子、种植蔬菜等责任，因而独龙族儿童从小就接受了不同性别的教育内容，以便成人后适应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独龙族的传统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但不论是生产生活知识的学习，还是能力的培养，都是通过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村社、家庭以及孩子自己的努力,通过教育者的言传身教，使受教育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本民族的下一代逐步获得生活生产的知识和经验，形成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增强社会角色意识，逐渐走向成熟。[2](P38)在“直过区”彝族群众中，火塘教育一直承担着彝族文化的传承、延续的重担。彝族人民的家里几乎没有灶，只有一个火塘，火塘除了可以用于烤火取暖、煮饭烧菜等外，也是交友会客的中心，并且彝族群众的教育、娱乐、生产生活等活动都和火塘有密切联系。在彝族人民中流传着“吃新谷，说旧话”的习俗，即每年收完谷子后，大家便围着火塘席地而坐，听老人们讲先辈的故事。此时，长辈们就会把彝族世代相传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生产技术以及众多的神话、传说、民族传统、家族家规等，甚至会把家族仇恨也都会在火塘边一一说明，而彝族青少年则在火塘边年复一年地听长辈们的教诲，逐渐掌握了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新中国成立之前，99%的彝族群众是文盲，对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只有毕摩(彝语，意为巫师)及少数上层人士知晓，但彝族的传统文化、生产技术、神话、传说以及宗教文化等没有因为大多数彝族群众不识本民族语言文字而失传、停滞，其原因即得益于火塘教育。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取得的成效

1954年，党和政府使云南边疆60多万少数民族群众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基本跟上了时代发展步伐，其中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对“直过民族”摆脱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状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越式发展源于经济学用语，意指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是通过主导部门的率先加速发展带动其它部门的成长，由一个行业或一个厂商的成长引起另一个行业或厂商成长的方式进行的，即经济增长是由某一点发起，然后向外扩散，通过增长极的辐射效应来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就是增长极理论。[3](P76)经济学上的跨越式发展同样适用于教育，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指在学习先进教育理念与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教育发展的增长极，以增长极作为龙头快速发展，同时以辐射效应带动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从而实现教育的最终整体进步，使教育落后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在“直过区”实行的教育发展战略就是帮助“直过区”在学习内地先进文化、教育理念与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以基础教育为重点、职业教育为支撑的发展思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极其重视云南“直过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采取特殊的扶持政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直过区”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在解放前只有61所小学，学生1990多人，多数学生是汉族、白族和傣族，没有世居于此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的学生。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汉族和白族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或几乎没有学校。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怒江地区的教育，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到1960年，小学432所，在校学生16803人，中学6所，在校学生760人。德宏州在解放前有小学34所，学生1500多人，且多数为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只有近300人，几乎没有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的学生。当时，在苦难深重的景颇人民中，流传着一首渴望上学读书学文化的民歌：天上的星星能照着景颇人的心，山篝里的泉水能流进景颇族的田，穿不起鞋子的景颇人啊，何时能踏进学校的门？[4](P350)1950年，德宏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原来的全部公立和私立学校，改造撤拼了教会学校，按照“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增设省立学校，充实师资队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德宏州小学发展到1100多所，在校生63000多人，近一半的学生是少数民族；中学5所，在校生1900多人，少数民族学生占33%；工(耕)读学校16所(1978年工读学校更名为普通中学)，在校生1400多。[5](P70)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直过民族”生活十分贫困，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生产方式仍旧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状态，思想观念极其落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麂子马鹿，见者一份”。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消除平均主义思想就只能依靠发展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普及生产生活知识、医疗卫生知识等。解放前，“直过民族”认为人类的疾病和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都是神鬼作祟的结果，因而一旦有疾病或灾害发生就必须宰杀牲畜祭祀，求神除病消灾。祭祀活动频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直过民族”的生产生活。在德宏潞西县西山乡景颇族村寨，只要家人生病都要请祭师看卦祭鬼，祭师说杀牛就得杀牛，说杀猪就得杀猪，看病支出十分惊人，因而使很多景颇族群众陷入贫困，甚至倾家荡产。仅1952年在西山乡山弄丙寨一村，群众因生病就有47头牛、500只猪被杀用于祭祀。[6](P258)解放前，德昂族地区还处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没有医疗机构，加上群众不讲卫生，德昂族妇女时常发生难产、婴儿死于母腹中、产妇死亡等现象，因此婴儿死亡率很高。德宏州潞西县三台山德昂族乡的邦外村在解放初期曾做过统计，3年中共出生26人，死亡8人，占出生人数的30.8%。其中段三家共出生10人，仅成活4人。[5](P31)1954年，在党和政府在潞西县三台山建立生产文化站及卫生机构，实行免费医疗，同时举行卫生培训班，教授医药卫生知识，逐步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杀牲祭鬼的现象基本得到控制。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在“直过区”大力倡导教育，开办寄宿制学校，免费供给食宿，开设工(耕)读学校，培训各种实用技术。至1966年，云南“直过区”已经办起了22所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主要招收少数民族中的青少年，培养他们成为当地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才包括会计、出纳、泥水匠、篾匠、铁匠、机修工、木匠、乡村医护等。[7](P72)总之，云南“直过区”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基本上改变了“直过区”无学校、无“直过民族”学生的状况，因而“‘直过区’教育工作也得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肯定。”[7](P73)

三、“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历史经验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领导云南“直过区”跨越发展的实践经验是党在边疆民族地区成功执政的典范，也是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教育跨越发展的实践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有许多值得总结、借鉴、学习的经验。

第一，党中央高度重视“直过区”教育事业发展，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教育经费得到中央财政的保障，是“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关键。解放前，云南“直过区”各民族大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使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其文化形态如何实现跨越，正考验着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穷二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加上抗美援朝，政府财力极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仍然高度重视“直过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4700万元，把民族教育纳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中统筹安排，符合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主要用于校舍的扩建及学生的各种补助，因而在“直过区”大部分地区实行小学生免费入学，少数民族学生普遍享受民族补助费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直过区”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解放前相比，实为天壤之别。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有着直接的关联。遗憾的是，党和政府对“直过区”实行的特殊的教育扶持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判而被迫中止。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相对落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其中缘由之一，借鉴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直过区”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的做法应是当前可以考虑的政策举措。

第二，采取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和从内地抽调大量汉族教师相结合的办法，充实师资队伍，教师待遇得到一定的保障，是“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教师是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如何与这个地区的师资力量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直过区”发展教育事业时就极其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从内地抽调大量汉族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同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教师。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民族地区必须实行双语教学，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因此需要大量懂得当地民族语言的民族教师。党和政府通过设立民族班、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学院，选拔、定向招生或给予照顾的方式，培养一大批“直过区”急需的民族教师。同时出台相关的政策，对在“直过区”从教的教师，不论是汉族教师还是少数民族教师，在工资待遇等方面均给予一定的倾斜，如：民办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和学习，经相关部门考核转为公办教师；对“直过区”的教师每个月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对他们的家属农转非和子女就业给予照顾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直过区”的教师无后顾之忧，安心投入工作，对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采取灵活的教育模式，对教育内容进行改革，是“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成功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针对“直过民族”仍处于原始教育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因时而宜，采取灵活的教育模式，鼓励、支持地州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自编教材，降低教材的知识难度，以适应本地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知识结构。1954年，德宏州教育局率先在“直过区”开展民族教学编写工作，组建编译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帮助下，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傣文改革方案、德宏景颇文改革方案初稿、载瓦(景颇族的一个支系)文字方案、傈僳文方案，按新文字方案编写出版民族文字教材。紧接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也由州教育局编译室编译傈僳文教材，在傈僳族居住的村寨小学，广泛实行汉语和傈僳语双语教学。同时，根据双语教学的需要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改革学制(建国初期到80年代我国小学的学制为5年)，适当延长学习年限一至二年。从民族教育实际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学生从三级开始才转入正常的学习，到四年级结束时也只不过学了三五百个汉字，会一点简单的加减乘除，还谈不上有文化知识。假若小学毕业后就回家，那么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所学的知识全部忘记，又产生新的文盲，这一情况在后来的扫盲班中得到了印证。虽然有部分民族学生毕业后升入中学，但他们在学习上也感到比较吃力，跟不上同班的汉族同学，有一部分民族学生因此中途辍学。改革学制后，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直过区”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学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教育内容进行改革，根据“直过民族”生活生产的实际需求，在普通学校中增设技术培训课程，新建工读学校、耕读学校。这些学校入学简单、学制灵活，招收学生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学习内容与本地生产生活实际相关联(甚至学习腌制食品)。

第四，因地制宜，根据各“直过民族”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是“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有效做法。比如，语言是教学的基本工具，语言障碍将严重影响教育的发展，这一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不解决好由于语言差异而形成的语言障碍问题是不行的。云南“直过区”共有20个民族，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是他们第一日常用语，因此在“直过区”开展教学，首先遇到的便是语言问题。党和政府在“直过区”开展教育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解放初期，德宏州潞西县遮放区户弄乡团结村的民族小学的一个班，全班34个学生因学校只学汉语文，学生学习感到困难，先后辍学。区教育组的同志了解到这个问题后，立即与学校商量开设民族语文课，不到十天，34个民族学生都回学校上课了。1962年，在潞西县风平小学进行双语教学对比试验，在一年级新班选择两个班教学对比试验，试验的结果表明先学一年傣语文，再学汉语文的甲班，比入学就学汉语文，不学民族语文的乙班，在同等程度汉语文考试中及格率高32.5%，能用汉语文写便条的人多了30%。开展双语教学，符合民族教育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激发了“直过民族”学生的学习热情、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

第五，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合力是“直过区”教育跨越发展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直过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直过区”的建设。从1952年开始，国家民委就开始陆续从内地及云南省各级机关、院校抽调人员组成“民族工作队”，同时派遣教师、医生、农林牧等各方面的科技人员组成工作组进驻“直过区”，通过做好事、交朋友的方式联系群众。当时民族工作队和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和“直过区”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劳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以及教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原籍云南省内地峨山县的梁永励老人，现早已退休定居在德宏潞西县，他于1952年进入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几个月后参加了民族工作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后来到德宏州潞西市西山乡，“没想到一来就是一辈子了”，梁永励老人说。[8](P55)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许多像梁永励一样的年轻人参加了民族工作队和工作组，怀着对党无比的忠诚，服从党和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直过区”，与“直过民族”同甘苦共患难，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直过区”，如果没有他们这一代人的无私奉献，今天的“直过区”是难以取得目前的发展成就。正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直过区”教育的全力扶持，不但使这些地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让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也使这些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各方面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1]那金华.云南“直过民族”地区教育状况及对策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1).

[2]高志英.20世纪中国边疆“直过”民族教育观念变迁研究——以云南独龙族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3).

[3]张晓东.努力实现跨越:印度教育给我们的启示[J].教育科学研究，2001，(8).

[4]王锡宏.中国边境民族教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5]李茂琳，董晓梅.当代德昂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6]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7]马丽娟.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和对策[J].民族教育研究，2009，(6).

[8]尹鸿伟.“直接过渡区”的新长征——来自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报告[J].南风窗，2006，(3).

(责任编辑刘祖鑫)

An Analysis on the Early Founding of China’s “Straight Area ”

in Yunnan Education across its Development and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