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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川盐运销研究

2015-03-19符必春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犍为川盐运销

符必春

抗战时期川盐运销研究

符必春

(重庆警察学院 思政部,重庆 401331)

在“抗战”时期,川盐供给地有富荣、犍为、乐山、简阳、三台、射蓬、绵阳、南阆、云阳、大宁、彭水等盐场,集散中心有宜宾、江北、叙永、纳溪等地,川盐运销地遍及全川各地及邻省的西康、陕西、甘肃、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运销活动频繁。在“抗战”时期,由于长江航运受阻,海盐供给困难,川盐销售省内和邻省的空间特征突出。川盐运销的空间格局与盐产地分布、交通条件、战时环境密不可分,它有效地解决了川省及邻省的食盐问题。

抗战时期;川盐;运销

川盐在全国盐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抗战”时期其地位更显重要。我国产盐区域从生产成本及产量的经济价值看,以长芦淮海盐最为重要。然川盐生产极富,区域甚广,数百万人赖盐为生,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以后,海盐产地沦为敌战区,川盐为国计民生所需,地位如同人们所需的水和空气一样[1]1。在“抗战”时期,川盐运销四川各地和省外,满足了川、鄂、湘、黔、滇、陕、甘军民的食盐需求,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川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川盐生产技术、川盐的经济特点及四川局部地区的盐业等方面,缺乏对”抗战“时期川盐运销及其成因的系统研究,这里拟就此内容作一探讨。

一、川南盐场运销

(一)自贡盐场运销

自贡盐场由自流井、贡井2盐区组成。自流井属富顺,贡井属荣县;在盐务行政上合称富荣场,自流井称东场,贡井称西场,为川盐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全区人口30万,直接从事盐业的工人达10余万[2]338。

自贡两大盐场所产之盐销往本省的自贡市区、富顺、内江、威远、资中、隆昌、荣昌、永川、璧山、荣县、宜宾、南溪、铜梁、大足、泸县、江津、江北、重庆、巴县、长寿、垫江、邻水、涪陵、忠县、石柱、丰都、万县、广安、岳池、大竹、渠县、宣汉、达县、万源、合江、綦江、南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叙永、古蔺等43县市,贵州的赤水、习水、仁怀、都匀、遵义、息烽、贵阳、思南等地,湖北的宜昌、宜都、枝江、松滋、荆门、汉阳等地,湖南的石门、慈利、永顺、桑植等地;两盐场销盐量,民国三十年(1941年)有4 524 000市担,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有4 396 673市担[3]56。

自贡盐的运销,在邻近的地方直接用人力挑运[3]56。而销往外省或本省离盐场较远地区的食盐,多依赖水运,由自贡市利用盐井河船运到邓井关,然后换沱江驳船运到泸县,再换较大的木船由长江向上下运输,出三峡者销鄂、湘两省;在宜昌失陷后,长江交通受阻,运鄂、湘的盐减少;有一部分由涪陵入乌江到彭水及龙滩二地转入湘西;销贵州者则分别由合江进赤水,由江津江口进綦江,由涪陵进乌江,由纳溪进永宁河,转入贵州各县销售[3]56。

(二)犍为盐场运销

犍为盐场的盐运销川内的成都、华阳、青神、眉山、彭山、新繁、彭县、崇宁、金堂、新都、郫县、理番、汶川、灌县、新津、邛崃、崇庆、双流、温江、大邑、蒲江、雅安、夹江、峨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纳溪、古宋、泸县、万县、马边、宜宾、屏山、庆符、高县、筠连、珙县、南溪、江安、长宁、兴文、雷波、犍为、叙永、古蔺等49县市;湖北利川、建始、宣恩、鹤峰、五峰、咸丰、来凤、恩施等县;云南会泽、巧家、昭通、永善、绥江、鲁甸、大关、镇雄、彝良、盐津、宣威等县;贵州大定、纳雍、毕节、威宁、黔西、金沙、织金、水城、安顺、普定、青镇、镇宁、郎岱、平坝、紫云、普安、安龙、兴仁、关岭、安南、贞丰、盤县、册亨等县[4]93-95。

犍为盐场的运销范围主要在川西、川南及湖北、云南、贵州三省。宜宾是其重要的物流集散地,犍为盐经过水运到宜宾销往云南。据“抗战”前的调查,“岷江中游犍为县属五通桥产盐,专销叙永及南六县一带,和滇省东北部地方。每年定额四千张,皆用木船运至此地,然后分销各县,故盐号林立,业务发达,每年总值约140余万元。”[5]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雷昭的调查,根据其商会所报告,雷波从叙府(今四川宜宾)年进盐200 000担[6]。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每月犍为盐经宜宾运销云南的情形为:昭通3 800担、威信800担、镇雄1 700担、盐津2 600担、绥江900担;销往省内各县的情形是:宜宾3 260担、南溪1 220担、庆符1 430担、江安1 460担、长宁2 050担、兴文700担、古宋500担、珙县1 350担、高县1 500担、筠连450担、屏山1 100担、雷波1 000担、马边400担[7]。另外,叙永位于永宁河之上游,为川滇交通之要道,系川南边区重镇之一,运销川南边境与黔省之食盐,多依赖永宁河[8]1,故叙永在盐业物流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犍盐由当地木船运至纳溪,再转永宁河船运至叙永[8]5。而叙永食盐由犍为、富顺运来,销往本地、古蔺、古宋及黔省[8]2。

(三)乐山盐场运销

乐山盐场运销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川西、川西南高山峡谷区、盆中川南区。其盐运销川内的成都、华阳、青神、眉山、彭山、新繁、彭县、崇宁、金堂、新都、郫县、仁寿、理番、汶川、灌县、新津、邛崃、崇庆、双流、温江、大邑、蒲江、乐山、洪雅、丹稜、名山、峨边、雅安、夹江、峨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等35县市[4]93、95。

(四)其他盐场运销

邓关、大足、资中三盐场为票盐,运销范围在各产场邻近区。邓关盐场,运销邓关、富顺、泸县;大足盐场,运销大足、铜梁;资中盐场,运销资中、资阳、仁寿、威远等县[4]93。

二、川北盐场运销

(一)简阳盐场运销

沿沱江上行运销盆西平原区的简阳、成都市、华阳、新都、金堂等县市[4]94-95。

(二)射蓬盐场运销

射蓬场票盐销往合川、广安、岳池、江北、巴县、南川、涪陵、南充、遂宁、璧山、铜梁、武胜、江北、巴县、南川、涪陵、广安、岳池等18县[4]93-95。可见,其运销范围在嘉陵江流域、川东长江干道一线。

(三)三台盐场运销

三台盐的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川北、川西及陕西、甘肃等地。三台盐销往江油、绵阳、梓潼、剑阁、绵竹、德阳、北川、什邡、三台、中江、罗江、平武、彰明、茂县、松潘等15县,陕西南郑、褒城、城固、洋县、沔县、西乡、宁羌、略阳、佛坪镇、巴留坝等县,甘肃文县、武都二县[4]9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三台有食盐425担输往德阳[9];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梓潼盐的来源为三台[10]。

(四)绵阳盐场运销

绵阳城为县内最大的经济重心,在下流的丰谷井为盐井密集地,本县输出品之首位为盐[2]331。绵阳盐场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川北、川西、陕甘等地。绵阳盐销往罗江、德阳、绵竹、江油、彰明、绵阳、平武、安县、北川、茂县、什邡、梓潼、三台、中江等县[4]93。绵阳盐场外销全赖人力背或挑进行运输,除销往川内外,还销往省外的陕西汉中、甘肃阶州及文县等地[11]。

(五)其他盐场运销

川北其他盐场南阆、蓬中、乐至、蓬遂、西盐、射洪、南盐、中江等盐场运销范围也较为广泛,遍及嘉陵江各流域、平原区的部分地方。南阆盐运销昭化、广元、仪陇、苍溪、巴中、南部、荣县、通江、南江、阆中、蓬安、梁县、大竹、达县、万源、平武、南充、剑阁等18县,蓬中盐运销南充、武胜、岳池、营山、遂宁、潼南、蓬安等7县,乐至盐运销安岳、铜梁、大足、潼南、遂宁、乐至、广汉、金堂、简阳、什邡、资阳、新都、中江等13县,蓬遂盐运销金堂、广汉、遂宁、安岳、潼南、中江、蓬溪、射洪、三台等9县,西充盐运销西充、南充、巴中、阆中、营山、蓬安、盐亭、剑阁、广安、武胜、岳池、仪陇、渠县、邻水、通江、南江等16县,射洪盐运销中江、什邡、德阳、罗江、广汉、射洪、合川、铜梁、璧山、武胜等10县,南充盐运销剑阁、巴中、梓潼、昭化、广元、营山、南充、江油、南江、通江、南部、盐亭、彰明、平武、北川等15县,中江盐运销金堂、中江、什邡、三台、广汉等县[4]93-94。

三、川东山地地区盐场运销

盆周山地川盐主要以其东部边区为输出地,运销范围在川东地区及陕甘、湖北、湖南等地。

盆地北部边缘夔巫地方,盐产地有大宁(属巫峡,沿大宁河岸)、奉节(在城南江岸)、云安(属云阳,沿东瀼河)3场,各场附近,皆有煤产,盐之熬制甚盛,与区外之开县、忠县2场,共为川东主要产盐区[2]353。以大宁为盐的输出地,运销巫溪、巫山;湖北省的竹山、竹溪、房县、秭归、兴山、巴东、长阳、五峰、鹤峰、宣恩等县;陕西省汉阴、岚皋、安康、平利、镇坪、洵阳、白河、紫阳、石泉、凤县等县[4]93-95。巫溪食盐输往湖南、湖北、陕西,年输出量有8 000 000公斤,在输出品中其数量占第一位[12]。

云阳城北30里有云安场,居峡中瀼河两岸,富盐产,利用上流鱼泉之煤,煮盐业甚盛,市况繁荣,为东部边区大镇[2]353。以云阳为盐的物流输出地,运销奉节、开江、开县、梁山、万县、巫山;湖北省利川、建始、宣恩、鹤峰、恩施等县[4]93、95。云阳有盐2 600万斤通过水运由云厂至本县上装万县、下装夔、宜等处[13]。开县每月输运盐501 000斤,来源于云阳[14]400。

以开县为盐的输出地,运销开县、开江、城口、宣汉等县[4]93;还有陕、甘等地。开县的盐由人力背往城口行销[15];开县每月输出盐50 000斤,输往城口转陕、甘[14]400。

另外,盆周东南部,以彭水为盐的输出地,运销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4]93。

四、川盐运销格局的形成原因

盐为百姓生活之必需品,在“抗战”时期川盐供给地有富荣、犍为、乐山、简阳、三台、射蓬、绵阳、南阆、云阳、大宁、彭水等盐场,集散中心有宜宾、江北、叙永、纳溪等地,运销川省各地及与邻省陕西、甘肃、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的相邻区域,运销活动频繁,适应了战时需要。川盐运销格局的形成原因主要有:

(一)川盐产地分布

川盐产地分布相当广泛,有28县、24盐场,盆中丘陵区有自贡场(富荣场)、犍为场、乐山场、南阆场、射洪场、三台场、河边场(遂宁、中江)、乐至场、蓬溪场、大宁场、绵阳场、资中场、井仁场(井研、仁寿)、西充场、简阳场、盐亭场、大足场;盆周山地有云阳场、开县场、奉节场、彭水场、忠县场、万县场、筠连场;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937-1942年)平均每年产盐860万余市担,以富荣场产量最丰,占总产量一半以上,犍为盐场与乐山盐场次之,川东云阳又次之[16]。据此可知,四川盐场主要集中在盆中丘陵区的富荣、犍为、乐山等地,盆周山地有一定数量的分布,云阳场较多。这些地方成为食盐的重要输出地。

(三)交通条件

盐的运输有水运和陆运两种方式,而水运所占比例较大。富顺、荣县的盐依赖沱江外运,通江、南江、巴中所消费的食盐则依赖渠江诸河分销于各场镇[17];川北的射洪、南阆、三台、简阳等盐场均有河道水运,其余为陆运。陆运有挑、背及驴马运,汽车、板车运输较少[1]27;川南犍为、乐山盐场,远销用水运,近销用陆运[1]42;酉阳为川盐一大中转地,南溯乌江入贵州;东由陆路经酉阳、龙潭入湖南;东北经黔江入湖北咸丰,可直达武汉、重庆[2]376。水运条件,对盐物流空间格局的作用较大。

(三)战时环境

在“抗战”爆发后,川盐外销的数量、空间范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前每年销量无多大变化;在“抗战”以后,海盐来源断绝,向来依赖海盐接济的华中各省必须另求供给,内地盐场即以川康区为第一,即盐销量增加;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宜昌、沙市失守,湘、鄂与川省的水运被阻,由小河、旱道运往者,较前锐减,加以海盐走私内地渐多,遂致川康盐产过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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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丹涪]

K265.71

A

1674-3652(2015)03-0034-04

2015-01-04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西南物流史(1937-1945)研究”(2014BS059)。

符必春,男,四川宣汉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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