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 吴良生

迄今，日本右翼仍在否认死亡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而大屠杀发生在针对南京平民以及战俘身上，臭名昭著的“百人斩”分明就是在战争结束，用冷兵器杀戮失去抵抗力的平民及战俘的恶行。因此，称南京大屠杀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推诿罪责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在广州，穷凶极恶的细菌部队在南石头难民所及南石头所在的珠江江面上，杀害了至少10万粤港难民。南石头是日军细菌战中杀害无辜难民最多的地方，远远超过巴登死亡行军及泰缅死亡铁路两次大屠杀数量，而且是最为严重的理性杀人，堪比奥斯威辛的毒气室。这一罪行，迄今未能得以清算，当这一非战争状态下的大屠杀真相大白于天下之际，不知日本右翼还能有什么遁词？

一

1942年元旦前后，香港沦陷，日本侵占者当局，为把大批难民驱逐出去，派出大量船只把他们运往广州，或者，就如他们实行“归乡政策”所说的，不堪150多万的香港人重负，害怕带来严重的粮食压力、卫生压力，乃至防卫压力，这才颁布华人疏散方案，成立归乡委员会，放其一条出路，并刻意安排回乡的船只。

“1942年1月11日起，当局安排的免费归乡船正式起航，香港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大陆。1943年初，当局再次启动‘归乡运动’，原因是‘当去夏办理运送归侨时，适因内地水患而中止。’”

在广州方面，则没料到一下子会涌入如此之多——至少是数十万的香港难民，骤然间平添极大的治安压力、粮食供应的压力，所以，才不惜用业已成熟了的细菌凶器，把这批难民送上不归路。

当时，广州已被日军占有三年多了，他们可以自诩已把广州治理成“皇道乐土”，歌舞升平，连地下组织的有限反抗都已被镇压了下去，所以，不愿有大量难民涌入，破坏其“共荣”的气象。早在1939年11月，日军将拘留在黄德光医院内的2000多名妇女，编为“姑娘慰劳团”，强迫送往前线充当军妓，凡拒绝者当即遭杀害。日军在广州东郊黄埔设立的宪兵大本营，每天都有从各地抓来的抗日志士，经刑讯迫害后，被押往黄埔附近的牛山脚下旧炮坑里杀害。长百米宽三米的炮坑，堆满着中国死难者数以万计的尸体，人们称之为“万人坑”。新中国成立后，文冲船厂在牛山建筑宿舍时，还挖出许多尸骨。类似“万人坑”集体屠杀中国同胞的地方，在广州不止一处。

这些香港的难民大部分本就来自广州。

1937年11月，广州市人口达到121.9万，为抗战前历年之最。1938年，日机狂轰滥炸，严重威胁广州市民的生命安全。广州市民纷纷逃难离市，市区人口锐减。广州沦陷之初，留市居民不足20万人，且俱属贫民、老人和残废者。

广东和香港毗邻，1938年10日军进攻广东，许多民众到香港避难，其中不乏广州市区的难民。”[1]

1938年10月，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沦陷，更大规模的难民从海陆两线进入香港。11月据港督报告，“很多难民经澳门前来香港。10月17日至10月26日，乘船入港者比离开的多16000人。”[2]1939年9月香港人口超过200万，其中内地难民占很大的比例。1941年3月，“香港人口为165万，这个数字底于峰值，但是与1937年12月的100万相比，已经净增了60多万人。”[3]在1936~1941年，香港人口在5年间“年增长率达11%，达到战前人口的最高水平。”[4]逃到香港的难民，除少部分原属中等阶层以上的人到港后仍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外，大多数难民到港后居住条件恶劣，“不只挤满了各幢楼宇，更连山坡、街道及天台都搭盖了密密麻麻的房子，”[5]而经济条件更差的难民根本没有住所，“他们露宿在山野地区，或者因营养不良而成为饿殍的无日无之”。

1944年，日本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归乡运动也进入新阶段。2月，占领地当局宣布4月15日起，除建设“东亚共荣圈有贡献”及“协力香港建设者”仍继续施行配给米粮外，一般民众停止配给。停止配米制度的效果非常明显。由于停止米配给之期将至，思归者进一步增多。连日申请离港的归乡者极为拥挤，定购头、特等船票者须于航期前两天办妥各手续。不久，矶谷总督即宣布“归乡计划”人数由5万调高至20万。

1944年7月，当局决定停止办理免费归乡。历时三年多的“归乡运动”中被驱逐出境的香港居民数量，虽然没有进行详细的统计，但是在1941年3月的非官方统计中，“港九共计1444333人；新界约20万人，总计164万余人。加上未统计在内的露宿者至少27000人，已接近170万”。[6]有学者认为“战前港九包括新界在内，居民估计190余万”。[7]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香港人口降至60万人以下。

日本占领当局的“归乡”政策，集中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利益。而“归乡运动”的全过程，都充满了掠夺与屠杀，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残暴。因此，归乡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归乡港人的“死亡之旅”。

下文是1942年初，在日占时期报章上所发的新闻，题为《第十九批归侨昨晨启程》，从报道上看，这是指去广州的香港难民。

原文照录如下：

（本港消息）关于港侨归乡，在归乡指导委员会指导办理下，由水路归乡者，迄至前日止共达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于昨日晨成行，兹特务情分志如下。

第十九批启程。查昨晨启行者，只渣甸码头唐泉湾一线，是晨因归侨过于挤拥，归乡指导委员会乃增加载运船只，计是晨成行归侨，约五千余人左右，由帆船(即大眼鸡船，笔者注)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载运，而各帆船则由小轮两艘拖带，于昨晨九时许启程，关于归侨乏保护与粮食等，均与前无异。

当日酋在香港将100万港人驱逐出去之际，而在广州的日本当局，则将欲返回广州的难民于南石头截住，施以惨绝人寰的细菌战，两地的日本侵略者，无论是各自为政，还是早已合谋，其罪恶的后果都是一样，超过10万的难民死于南石头。

二

“我们从当年广州逃难到香港，香港人数激增，香港沦陷后，人口由160万（一说170万）降到了不足60万，有上100万人再度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则是当年的广州难民欲重返广州，最后则不知所终”——笔者的亲人中不乏“失踪者”，而且大部是一家人一家人消失的。

先说南石头难民所的“扩容”。南石头的大屠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侥幸生还的冯奇，当时还是个流浪儿，他被抓进去之际，是在香港沦陷之前，难民所每天死亡便数以十计。他经历了香港难民到来，难民所人数和死亡数骤然激增的变化，只是由于日军把本地难民与香港难民分开，他一个孩子，恐怕更难以清楚了解香港难民被虐杀的悲惨程度。不过，这至少可以证明，在香港难民来到之前，细菌杀人早已开始，到香港难民抵达，这一有预谋的大屠杀便达到了高峰，即便渡过了香港难民1942年与1943年两大批涌入的时间段，屠杀仍没有终止。冯奇在采访中告知：在难民所里，难民被分成3~4人，7~9人，安排在一小间的房间里，四边只有墙，但无片瓦盖顶。难民在这小房间里日晒雨淋，条件非常恶劣。每人每天分派两勺味粥。这些味粥其实是由麦粮、麦皮，少许大米，白豆咸菜混合煮成，其味又酸又馊，非常难食。味粥从来不是滚烫的，只是微热，吃过味粥的人，都逃脱不了疴呕腹泻的命运。当时在难民所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肚痛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①冯奇与其他幸存者证言录音录像，1994年底由广州电视台与笔者共同录制。遇上暴风雨来临，一下子就会死几百人。伪政府派人将其尸体抬去难民所外的乱葬岗草草埋葬。前后羁押的人数，则远远超过10万。难民所里妊妇把死婴用衣服烧着煮吃的事时有发生。

如按正常情况，一间犯房3~4人，也就是一栋容有1200人，两栋则是2400人。这是没有改作难民所之前，工厂当然不住人。改作难民所后，一间犯房的人数，少说要增加一倍，甚至两三倍之多，单床变通铺，记载中有犯房里分为几派斗殴一事，可见里面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多么紧。只按增加一倍计，犯房容纳人数便已达到5000左右。还有六所原来的厂房，再加上两个旧炮台，少说又可以“装”进去几千人——也就是说，这经改造后的南石头难民所，通常的容量至少是上万人，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

同时，南石头江面船只也成了“浮动地狱”，被拦截在这个进入广州的要冲有多少人？尤其是日本军方的明令禁止难民入城造成的罪行。

不少证言都提到有很多批难民。一批有好几条乃至十几条船，三四千人。总共有七八百条船的难民。有大眼鸡的帆船，海船载两三百，也有大的客船，载五六百不等……又知国民党军队接收难民所时，只剩“几千难民”了。

幸存者何琼菊证实：“我在船上滞留了月余，走的时候，原来在香港上船的480人，只剩下40余人了。像我侥幸逃出的没几个，我见到有些在船上死了的，被日本兵扔下了河，其余的人说是送传染病室，没有再回，听说全死了。我离开船之后这么多年，也不曾再见到船上的任何人。”

另一位何荣清追忆，1942年1月，他与伯母戚颜彩随着难民潮，晓行夜宿，往广州行走，到宝安南头，就被汉奸拦住，称皇军为表示对难民的关心，专门派船送你们回广州，不要走路，路上有土匪杀人抢劫。当人们犹豫之际，他们便连推带拉把人往江边的大木船上送，一船百余人，当时四条，人一塞满，就由小火轮拖往广州。可一到南石头，便被拦住，上来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船抛锚后，一只只船的把人押上岸检疫，而后又送回到船上。两三天后，船上就发现了跳蚤，船在江心，何来跳蚤？第三天，便有人死了。每天都有日本兵上船选几个青壮年往外带，从此一去无回。七八天后，船上人就只余三分之一左右了，除极少数逃离外，不是死在船上，就是被拉走了。

何荣清的追述，印证了何琼菊的回忆。但两人有不同，一是上船情况不同，何荣清是先陆路而被逼上船的；二是船不同，何琼菊是大客轮，一船480人，何荣清是木船四条，人数也是400多，但到达南石头后的遭遇就完全一样了。

珠江江面上布满了运来香港难民的船，一到南石头就被堵住了。幸存者范九叙说：“香港沦陷的那一年，很冷，寒冬腊月的，许多香港难民乘坐大眼鸡船回广州，有的给冻死了，大多数被检疫后，送进了难民所，难民所在这之前已开始收容广州难民。难民的饭里有问题，吃了死人。我亲眼见有4至6个抬尸人，用帆布床来抬，有时抬一个，更多是同时抬两三个，人没死，还会叹气，嘴巴一合一开的，也给埋了。除开埋掉的外，难民所里的死尸，还有许多被抛下海（广东人称水大之处为海，这里指珠江），抬尸人从难民所出，经过棣园，再经过纸厂，到南箕路，有1000来米，一口气抬不到，中途要歇一次。而后倒进‘万人坑’。”

被雇的劳工不分昼夜地被日军强迫挖出一道又一道的探沟，每道沟都有上百米长，好几米深。不断把新土往同一侧倒。日军是有算计的。每道深沟，让尸体快填满了之后，便在旁边再挖上一道。而后一道探沟挖出来的新土，便盖到了前一道深沟里的尸体上面。这样，既省工，更省时。埋尸的深沟就一道接一道掘开来埋上去——一百多米、一百多米地平行摊开，在山坡上连成一大片…… ”

今天的人们也许只能在揭露德国法西斯在波兰、苏联大规模屠杀犹大人的照片或影视资料中看到如此可怕的掩埋尸体的场面。不过，德国法西斯不知有没有发明如此巧妙而省事的“流水作业”——据资料所载，大都是焚烧掉的。

这些被无情杀害和掩埋的不是战争中的士兵，也非战俘，而大部分是来自香港的无辜难民，他们手无寸铁，而且不少是妇孺与老人。对于他们的杀戮，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肉眼见不到的有害细菌，更是一个有计划、有系统地对一个族群加以灭绝所进行的卑鄙的谋杀，如此巨大的谋杀计划，是上至日本天皇、下至医学博士所制订的，且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在相当的层面上，它甚至超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恶行。

由于是薄土厚尸——沟中的尸体是一层又一层地重叠着的，很容易腐烂化解掉，所以，一个月，甚至不消一个月，原来的深沟，便自然而然地塌陷了下去，显出了凹痕。

于是，日军便又在凹下的旧沟里，再一次将新的尸体扔进去，又在旁边将另一旧沟掘开。就这样，埋尸的循环作业开始了。①此处及下文丸山茂的证词引自1993年的录像资料《走向战争都是罪恶》，裴晓青译。大循环套小循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这片荒野上，到底掩埋了多少粤港难民的尸体，真的无法估算。

三

早在1994年，香港记者采访钟瑞荣时，他就指证，当年掩埋人的“邓岗斜”至少有十万难民遇害。至于邓岗斜埋了多少人，几位见证人到现场作了指证。当时的“万人坑”就在当今派出所一侧，长达100多米，宽也有近百米，这比一个足球场要大得多。

我们可以从日本老兵丸山茂的证词中，了解南石头大屠杀的有关进程。丸山茂是1942年4月到南石头做疟疾调查的，难民所的日军看守的场守喜当即提醒他千万不要在收容所吃饭——这说明投菌仍在进行。

使用细菌进行大屠杀，做了那么多的严格的科学实验，甚至进行工厂式的鼠疫菌的批量生产，以及在南石头精心计算过的投放沙门氏菌的温度、时间……种种，哪一样不是够理性化的了。尤其投入者中，更有那么多博士、教授、医生。

理性的杀人，与非理性的杀人，是无法比拟的，因为一杀，便是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批量的，大规模的，持续的，且没有负罪感，更不用直面谁。抵赖起来，还可以振振有词——不妨看看主持南石头大屠杀的佐藤俊二的交代及证词，那么煞有介事，不动声色，便轻松地隐蔽住了主要的罪行。佐藤俊二称：“我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1条所定的罪。我的罪过，就是我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我又领导过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8]以致其辩护人极力声称的“他无非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个人是没有责任的”。最终轻判。

的场守喜则称，自当年元月始，投菌已开始了，是专门派飞机上东京取副伤寒杆菌投进饮用汤中。由此，死亡大量发生。如他所称，不得不在“万人坑”采取“循环作业法”，即在先埋尸体上不断重叠放上新来的尸体，在南方，因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很快，万人坑即会坍塌，再度形成凹坑，于是又可再投下尸体，“直到连掩埋尸体的土也没有了”，而这仅花了4个月时间。

这也就证实了，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两次在邓岗斜仅挖下不到1米便见碎骨，挖下两米就发现3层碎骨，每层间有20~30厘米的泥土隔开的事实。

两米之下呢？1953~1954年，广州纸厂在现在叫南箕路的东头建平房建宿舍，虽然挖得浅，仍挖出许多骨头，用金塔（装尸骨的金斗罂）装起来，运到别处掩埋。从如今南石头派出所开始，往南80米的地方，都有人骨被挖出来。直到1982年，拆掉平房建楼房，往深处挖，挖墙基时挖出了许多人骨，可以肯定，这些尸骨绝大部分是从难民所运出来的。那里地势不高，易积水，所以当地人死了也不会往这里埋，哪怕是枪毙了也不会埋在这里。

从南石头派出所算起，以南80~100米都曾挖出过人骨头。到80年代，建职工宿舍时又发现，从地表至2米深处，至少有三四层。每层约有20~30厘米黄土隔开，中间混有人骨的厚度则有20~40厘米，而且，成型的肋骨、颅骨很少，全碎了，数量之多，也无法估计。

当年，邓岗斜是一处山坡，坡下是洼地，洼地往下挖哪怕仅2米，而洼地底离坡顶则至少有近十米，而最后，洼地也填平了，这“万人坑”究竟有多深？1982年时任广州纸厂基建办主任的沈时盛证明，仅“挖至1米多深就发现成片尸骨”“现在宿舍楼下面究竟有多少尸骨谁也说不清，因仅墙坑就发现这么多，确是令人吃惊的”。这已是40年之后，尚可挖出的尸骨。

丸山茂的证词称，10月的某一天，的场守喜告诉他，自己已被派往新几内亚了。大家知道，南太平洋的恶战发生在七八月间，日军连连失利，及至10月，再调兵遣将去。至此，的场守喜在南石头“工作”有10个月以上。

仅这一段时间，死于沙门氏菌的难民有多少？“万人坑”已经有多少层尸体——发生过多少次因尸体化水而塌陷，再扔下尸体？确凿的证据是，当时难民所是有两部“猪笼车”专门负责把尸体从难民所运往邓岗斜的万人坑的。这两部猪笼车一直使用到完全毁坏为止，时间则在1~2年。这种猪笼车类似长板车，只是两侧加了挡板，防止上面的东西丢落。

从冯奇的证词可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难民所死亡人数每天几十人，最后升到一百多人。而他本人证词中尚未提到猪笼车。也就是说，猪笼车是在1942年元月之后才使用的，因为此时用了沙门氏菌，死亡人数激增几倍甚至更多。难民所专门委派了一位陈姓的伪职员随时查明死人状况，先把死人集中，有的没死就拉出去，扔上了猪笼车。年龄稍大的钟瑞荣、范九等均一致证实猪笼车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骨瘦如柴的难民尸体，一车就可以载上十具，那么，一天可运去“万人坑”的尸体，凭这两部“猪笼车”就可以达数百上千。毕竟，“万人坑”距难民所还不到1000米。

在“猪笼车”用坏且无法修复之后，才使用了6名抬尸人，不间断地往“万人坑”运送尸体——这是当时年纪较小的肖铮等人进一步证实的。其证实，抬尸人抬走的，也至少2万之多。

而猪笼车运走的尸体多少？钟瑞荣、范九则称，至少在十万以上。死亡人数有多少，根据证人陈述，笔者当时请教还在世的陈安良医生，他很吃惊，他说，一般尸体腐烂速度，若放置户外，有七八天左右，掩上薄土，则要近20天，而在华南湿热状态下，还会缩短，现在仅2米深就有3层，底下则不知道了，如果仅以100米长50米宽计算，就达5000平方米，尸体填有至少2米深，中国人身高，尤其是南方人，也就1.6米上下，一次全覆盖，就不会低于2万尸体，三层，也就6万了，显然不止3层，也不止这个数。因为日本军队是利用邓岗斜有山窝洼地进行“循环作业”的，而现在南箕路已不再有洼地了，如从洼底算起，已远不止2米深了。除开这5000平方米外，周围显然还有埋尸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发掘。日军先后于1942年春夏与1943年间两次大规模驱赶香港难民，香港人口锐减了100万有多。而这些人又大都于1938年广州沦陷时逃亡至香港的。所以，证人说有10万之多，是没有错的。更何况用两部猪笼车昼夜不停地运尸体，一直运到车坏了，这又有多长时间？车坏后，再用6个抬尸人继续，这时间就更长了。

陈安良医生是法医，而他本人又是第一位指正“滩石头”即“南石头”，有日军检疫所、难民所等机构的。他这里仅是对的场守喜4个月的投毒与其后发掘出尸骨的保守估计。

我们后来得知，的场守喜并没有死，后来亦回到了日本。但可惜的是，没人去寻找他并从他那找到当年的登记表。

所有的证词都指明，日军用大卡车，把广州市内的乞丐或看得不顺眼者——也包括地下抵抗的可疑分子，一车车地运往南石头。这个数字无法统计，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可从相关文献得知，日军已将1.5万人用卡车运上白云山深处予以杀害，[9]甚至包括修路进入白云山的民工——显然是杀人灭口。50年代，白云山仍能清理出被砍杀的尸骨，这一点是笔者亲历的。那么，运去活的难民卡车，是否空车返回或者同时运出已死亡的难民尸体，则不言而喻。

“万人坑”几层尸骨，10年后、40年后仍可以挖出的“连片尸骨”，以及医学家的科学论证等等，足可以证实，钟瑞荣、范九等人指正的死亡在“十万以上”的证词是完全真实的。

为此，我们认为，凭借目前的相关证据，包括可找回的用瓦罂装上运到增城的尸骨，应当在邓岗斜的“万人坑”上建立一个“南石头大屠杀”纪念馆，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广东省档案馆的“网上展厅”——“东方奥斯威辛”的数以百计的图片上及中日双方的证言。

让十万冤魂真正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