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几年前，韩大元教授等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注]参见韩大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及其说明》，中国宪政网，2014-10-29。，系统地提出了宪法解释的一系列程序，这是我国宪法学界对中国宪政建设的一份贡献。本文认为，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设计宪法解释程序的提起人。在目前的体制下，宪法解释能不能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宪法解释程序提起人的范围有多大，那些最能激活解释体制的活生生的社会力量能否被纳入到体制中去。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明确规定凡关于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1982年《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2000年的《立法法》设专章规定了法律解释，包括法律解释的程序，但没有规定宪法解释及其程序，那么可否类推法律解释的程序可以适用于宪法解释的程序、《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提起人的规定亦可以适用于宪法解释的提起人呢？从理论上说未尝不可，至少我国已有的法律解释提起人的法定范围对我们确定宪法解释提起人的范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