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国瑞

(内蒙古大学 鄂尔多斯学院,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10)

【史海钩沉】

宋代公主权力旁落原因探析——以宋仁宗长女兖国公主为例

庄国瑞

(内蒙古大学 鄂尔多斯学院,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10)

摘要：与唐代相比，宋代公主在家族地位及政治影响力方面均有下降，直接与公主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少。这一方面受唐宋妇女社会地位不同的大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宋朝王室在家族管理、公主享有的权利、对皇族的监督制约方面都有自己的措施与机制，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体系，所以公主们没有因为身份特殊而成为左右朝政的一种势力。在宋代诸公主中，宋仁宗长女兖国公主是具有代表性的权势较大的公主，以她为例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宋代公主势力收缩、权力弱化的情况。

关键词：宋代；兖国公主；台谏制约

作为皇室后裔，王孙帝女自降生便笼罩着光环。女性继承人地位虽然低于男性，但所享有的特权还是常人所不能比拟的。这些金枝玉叶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骄奢淫逸，而且多数人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家庭内有恃无恐、以妻制夫，唐代的数位公主更是以权倾朝野、放纵不羁、不守礼法著称。但是到了宋代，公主们突然在政治上失去了话语权，即便是最娇宠的宋仁宗长女兖国公主，在政治舞台上也很少见到身影。公主们对国家政务几乎没有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以下几个因素有直接关系。

一、宋室“家法”管束严格

唐代公主生活奢靡、特权膨胀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期是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等人。其主要表现有：(1)公主“食实封”，数量由唐初的数百户逐渐达到数千户；(2)开府置邑司；(3)婚嫁奢华逾制；(4)田宅财产无数，生活奢靡；(5)骄悍无礼，恃宠贵而骄横傲慢，多有违礼违法之事；(6)干乱政治，任官、罢官、参与政治决策，甚至毫不隐讳登上皇帝宝座的野心[1]。

与唐代公主呼风唤雨、权势显赫的情况相比，宋代公主给人的印象是安静无为。即便像兖国公主这样最娇宠的皇女所拥有的权力、地位、生活享受也远远不能与唐代公主相比，原因之一是宋代皇室约束教育子女态度严格。宋代皇帝一般都不娇纵自己的子女，开国之君尤其谨慎。宋太祖崇尚节俭，“魏国长公主(太祖女)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太祖)又教之曰：‘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2]49。

宋太宗对唐代公主的骄横及其父辈的纵容很不以为然，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二月对宰相言：

前代以来，皇子娶妇，皇女出降，固自有典礼，乃为奢僭，岂所宜也。唐太平公主置邑司，备官属；咸通、同昌恩泽隆厚，不可胜言；懿宗惑于邪说，穷奢极侈；皆朕所鄙而不取者。当令礼官博士参酌奢俭之宜，著为永制，以示后世。[3]

宋太祖、宋太宗的言论从“家法”层面对皇室管理皇子、皇女提出了具体意见。宋太宗特别指出皇室子女享有的礼节仪制、官员配备不可奢靡僭越。这一意见对后世影响深远。

所以，当宋仁宗要给女儿举行“册封礼”时，遭到大臣的极力反对。《宋史·礼志》载：“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礼，惟以纶告进内。至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始备礼册命。”[2]2667宋代公主出生后第二年可得到以嘉美之字命名的封号，如兖国公主生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二年封“福康”；成年出嫁前以国名封之，福康于嘉祐二年六月进封兖国，七月行册礼，八月出嫁[4]4486-4487。因开国以来从未有公主行册封礼，翰林学士胡宿上书言：

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进兖国公主制。窃闻议行册礼，然于事体颇有未便。祖宗以来，公主长主，未有行此礼者。昔汉明帝封皇子，悉半诸国。明德马皇后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敢与先帝子等也！”唐贞观中，太宗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令有司资送倍于永乐公主。魏征曰：“不可。”引汉明帝之言为对。且曰：“天子姊妹称长公主，加长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遣使赐征金帛。陛下即位以来，累曾进封楚国、魏国二大长公主，亦不曾行册礼。今施于兖国公主，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兼以祖宗旧典，如国朝公主曾行此礼，行之粗且无嫌；如其不曾，则宜且罢。臣以陛下好忠谏，贵主之故，贤妃亦蒙殊典，有旨令进纶告，不行册礼。是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礼意尤不相称。[5]322

胡宿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大长公主——仁宗之姑——太祖、太宗的女儿们受封不曾行册礼，且此时仍有健在者；仁宗之姊卫国长公主，亦不曾行册礼，今施于兖国公主，在礼节上有以幼凌长之嫌。第二，本朝没有先例，不宜行此礼。第三，因公主受封并即将出嫁，生母淑妃苗氏进封贤妃，却并不举行册礼，只以纶告进内，母子之间一行礼一不行礼，理有未安。

胡宿的意见最终未被采纳，册封如期举行。因为兖国公主的现实情况稍显特殊，生于宝元元年的兖国公主是宋仁宗长女。由于诸弟姊妹相继夭亡，宗室外戚子弟返回本家，兖国公主从出生一直到嘉祐二年成婚，20年间几乎是独享父爱的，故仁宗特别重视并执意为女儿举行标志着成年与独立的册封礼。这一情况说明，在兖国公主之前的宋代公主从未举行册封礼，其后的公主也未听闻举行过这样盛大的仪式。因为这属于逾制行为。

兖国公主婚礼的花费也遭到后世皇帝、大臣的批评。其婚礼所费本传未录，整部《宋史》也无详细说明，但可从一些零星记载中得知。熙宁中神宗与王安石议论财政问题说：“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缗。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襜，元德皇后尝用金线缘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问献穆，再三始言初仅得五贯尔，异时中宫月有止七百钱者。”[2]4354这里神宗提到“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虽未言公主名号，但不难推猜。

首先这位公主不可能是太祖太宗的女儿，太祖、太宗崇尚节俭前已述及。神宗所言“献穆”即太宗最小的女儿荆国大长公主，自言当时每月从官方领取的俸禄只有五贯(即五缗)。可知太祖、太宗之世嫁一公主绝不至费七十万缗。真宗有二女，长女早亡次女入道，不存在婚嫁问题。仁宗亦以节俭自居，但实际生活较为靡费。神宗所言“沈贵妃”者为真宗之妃，真宗时位至德妃，仁宗嘉祐末进为贵妃，每月料钱达八百缗。兖国公主在宫中的俸禄已不可考，但有人记载，她出嫁后的月俸“李长主在宫中[月]请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后月给千贯”[6]。“李长主”即献穆大长公主，因下嫁李遵勖故称“李长主”，在太宗朝每月料钱为五贯。这里记载是十贯，因为公主贵戚们不断被加以各种封号，俸钱也会随之变化，总之数目并不算多，但到仁宗嘉祐年间则达至七百贯。兖国公主月俸更是惊人，为一千贯，其数超过仁宗之姑献穆大长公主的月俸，可见仁宗对公主的娇宠。月俸尚如此，出嫁时的隆重与豪奢可想而知。且嘉祐二年时，公主是仁宗唯一长成并要举行婚礼的孩子，为了让女儿高兴，定然不惜代价。70万缗是个什么概念呢？《宋史·职官志》载宰相月俸通常为300缗[2]4101，以宰相的职位论，若挣得70万缗约需194年！所以神宗虽未明言哪朝，实际所言均为仁宗朝事；未明言哪位公主，实际上就是指兖国公主。朝臣高赋之言可为佐证：“仁宗朝为兖国公主治第，用钱数十万缗。今有五大长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费无艺。愿讲求中制，裁为定式。”[2]12703高赋单以兖国为言，可见兖国公主婚礼所费之巨，否则朝臣印象不会如此深刻。这里所说的“五大长公主”，指仁宗的十女、十一女、十二女与英宗的二女、三女，神宗继位时还都未出嫁。朝臣既然如此议论，何况神宗日忧财用，可知这五大长公主婚嫁费用定然低于兖国公主。兖国之后、五大长公主之前只有英宗长女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出嫁，英宗继位时国用已告空虚，一再讲求节用，况为藩邸入继之君，即便讲求先例，也不敢事事同前朝相比，所以长女婚嫁之费应难齐于兖国公主。故而婚礼花费七十万缗的公主不是别人，正是兖国公主。

仁宗朝之后，宋代的公主还有英宗4女，其中1人早亡，1人英宗时出嫁，2人神宗时出嫁；神宗10女，其中7人早亡，2人哲宗时出嫁，1人徽宗时出嫁；哲宗4女，2人早亡，2人徽宗时出嫁；徽宗34女，14人早亡，其余被金人掳去；孝宗2女，早夭；光宗3女，皆早卒；宁宗1女，早夭；理宗一女，先后被封周、汉国公主，因理宗无子备受宠爱，出嫁后理宗欲时时见之，“为主起第嘉会门，飞楼阁道，密迩宫苑”[2]8790，也是极为奢华。但是无论兖国公主还是周、汉国公主，与唐代太平公主、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奢靡都是无法比拟的。太平公主“田园遍近甸，皆上腴，吴、蜀、岭峤市作器用，州县护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谲怪充于家，供帐声伎与天子等，侍儿曳纨縠者数百，奴伯妪监千人，陇右牧马至万匹”[7]3651。中宗长宁、安乐公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东都废永昌县，(长宁)主丐其治为府，以地濒洛，筑鄣之，崇台、蜚观相联属，无虑费二十万。魏王泰故第，东西尽一坊，潴沼三百亩，泰薨，以与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阁华诡埒西京”[7]3653。安乐公主“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7]3654。

当然兖国公主并不被看作宋代公主中的典范人物，其无论册封礼还是婚礼都成了批评的对象。被皇帝及大臣交口称赞的是太宗女“荆国大长公主”，谥“献穆”，又称“献穆大长公主”。其为人居家有礼，“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时遵勖父继昌亡恙，主因继昌生日以舅礼谒之。帝(真宗)闻，密以兼衣、宝带、器币助其为寿”[2]8774。神宗之后废除了“尚帝女者辄皆升行”的做法，在此之前如何对待公婆则要看公主的品行，献穆大长公主做得非常好，否则真宗也不会表现出支持的态度。此外公主修养很高，“善笔札，喜图史，能为歌诗，尤善女工之事”，教子有方“尝诫诸子以‘忠义自守，无恃吾以速悔尤’”。病重时真宗询问子孙所欲，公主对曰：“岂可以母病邀赏邪？”并告诫诸子“汝父遗令，柩中无藏金玉，时衣数袭而已，吾殁后当亦如是”[2]8775。献穆大长公主以品行才德服众，不少公主也以她为榜样，生活水准就皇室范围内来说是很节制的，如兖国公主(按：终封之号为周、陈国大长公主，史书记其事多用册封之号，故用之，为不与下文“兖国大长公主”之号混淆，特此说明)之妹仁宗第十一女兖国大长公主“性俭节，于池台苑囿一无所增饬”[2]8778。神宗女徐国长公主“志向冲淡，服玩不为纷华，岁时简嬉游，十年间惟一适西池而已”[2]8781。

所以宋代虽然出现了像兖国公主这样册封礼、婚礼方面都逾越一般规制的公主，但由于宋代整体上来说对皇室子女管束较为严格，多数公主也能以德自守而不任性妄为，故而并没有形成难以约束的势力。

二、公主在政治上贵而不骄

宋代的公主也会依照其年龄、身份被授予各种封号，地位尊崇，但不像唐代的公主那样拥有很多实际权利，关键在于宋代公主“不开府”。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闰正月一日“敕置公主设官属，镇国太平公主，仪比亲王，长宁、安乐，唯不置长史，余并同亲王，宣城、新都、安定、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员减半”[8]。唐代亲王府的官吏编制多达66种、1 040人，所以太平公主府“供帐声伎与天子等，侍儿曳纨縠者数百，奴伯妪监千人”是可信的。长宁、安乐公主府不设置长史官，其余毫无区别，其他公主虽然减半，但是多达数百人的属员配备还是十分惊人的。唐公主府不仅官员数量多，而且在一些贵族特权上几与皇宫相等，如太平公主“与相王、卫王、成王，长宁、安乐二公主给卫士，环第十步一区，持兵呵卫，僭肖宫省”[7]3650。而且公主们对所辖的官员有一定的任命权，有时难免将之作为谋利工具，如安乐公主“与太平等七公主皆开府，而主府官属尤滥，皆出屠贩，纳訾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7]3654。

宋代公主的权力要小得多。首先宋代公主不开府无邑司。宋太宗认为唐代公主置邑司、备官属实属恶法，“鄙而不取”。《文献通考》记载：“(宋代)公主无邑司。”[9]所以公主府第一般称宅，而且公主宅属员配备极简。宋人孙逢吉记载：“国朝公主宅，惟置中使一人管勾。”孙逢吉为太祖、太宗时代官员，可见宋初公主宅属员配备数量很少。兖国公主由于仁宗的宠爱，公主宅官员数量虽远不及唐代公主府，但超过了当时朝廷允许的编制。由于公主宅发生与其属员有关的家庭矛盾事件，史籍记载了其府第官员数量。嘉祐五年十月，台谏官上疏弹劾：“主第内臣数多，且有不自谨者。”宋仁宗虽然“不欲深究其罪”，但公主宅10名官吏被全部贬逐，并下诏“省员更制”：

兖国公主宅都监、入内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并远小处监当，入位祗候梁怀吉配西京洒扫班，自今勿置都监，别选内臣四十以上、三班院使臣五十以上无私罪者二人在宅勾当，内臣年五十以下二人为入位祗候，并不得与驸马都尉接坐。[4]4646

可见兖国公主宅原有官吏10人，由于谏官提意见，为平息事态减少到4人。当然朝廷配备在公主宅的服务人员并不只有这10人，还有职位更低、数量更多的人员。嘉祐元年即公主与李玮成婚前一年，知谏院范镇曾上言：“臣伏见驸马都尉李玮(按：宋制虽未成婚，但选尚公主即称驸马都尉)家指使小底，已及四五十人，至今不住传宣差送。……欲乞指挥约定指使小底人数量留外，其余人放令逐便。”[5]336未成婚之前已有这么多人服务于驸马家，成婚后再加上前所述10人，公主宅由朝廷供给薪俸的服务人员应在六七十人。已招致朝臣言论，可知兖国公主宅已逾制。多数公主宅并没有这样的规模，而且配备人员数量多少由朝廷决定，公主并没有自主权。

其次，宋代公主无法外权利。唐代公主往往弄权自重、无视法纪。大至干涉朝政，如太平公主“朝廷大政之事非关决不下，间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画可而已”[7]3651；小至决断家庭内部事务，如唐中宗女儿宜城公主骄悍蛮横，驸马裴巽与侍女有染，她便以“刵耳劓鼻”[7]3653等残忍手段对待侍女，并割断裴巽之发。这在常人应下牢狱，中宗只是怒而罚降公主爵级。兖国公主也有骄横之行，但并未如此漠视法纪，且在公主非常之举前已有人及时谏止，如公主在处理与驸马关系中的表现。驸马李玮为仁宗舅家子，仁宗因不及奉养母亲李宸妃，故对李宸妃弟李用和褒宠特厚，然仍觉不足以弥补对母亲的思念，“既而追念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玮”[2]8617。李玮“平生喜吟诗，才思敏妙，又能章草、飞白、散隶，皆为仁祖所知”[10]。驸马才情深得仁宗赏识，仁宗以为这门婚事于亲于人皆称意，应该和谐美满，然而事与愿违。李玮虽才情不凡但相貌不佳，性格又质朴淳厚。据《涑水记闻》载：“玮貌陋性朴，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佣奴视之。公主乳母韩氏复相离间。”因此二人感情不和，矛盾不断加剧，公主宅内臣“梁怀吉等给事公主阁内，公主爱之。公主尝与怀吉等闲饮，李玮之母杨氏窥之。公主怒，殴伤杨氏”[11]158。此事发生后，公主受到责罚，故有“省员更制”之事。然而夫妇并未就此和睦，公主终是厌恶李玮，“至是不复肯入中门合，居于厅事，昼夜不眠，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狂易”[11]159。后宫和大臣中也有纵容甚至出恶谋者。嘉祐五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吕诲论枢密使、同平章事宋庠云：“近者李玮家事，猥陈均州缪例，欲陷玮深罪，阿公主意，赖上眀察，不行其言。”[4]4651此“均州缪例”即宜城公主与裴巽事。从史书记载看，宋庠这一待驸马犯错然后处置的劣谋仁宗虽然没同意，但后宫的苗贤妃(按：兖国公主生母)等人却接受了，派遣“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以伺玮过，玮素谨，务滋不得其过”。此计不成，王务滋对苗贤妃等人云：“但得上旨，务滋请以巵酒了之。”[4]4742由于皇后及都知任守忠等及时谏止，恶谋终不得行。可见公主虽然骄纵并且有后宫的支持，但并不敢超越朝廷法纪为所欲为，皇帝对公主超越常度的无礼请求也不会依从。

再次，驸马权利受限。很多情况下公主的婚姻作为政治棋子，是皇帝稳固自己与臣僚集团关系的一种手段，这种情况下驸马的家世和能力大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主的势力与地位。宋代整体上对驸马都是封以寄禄官虚衔而不给予实际职事，只让他们享受优厚待遇而少参与朝廷政务，故有“国朝故事主婿未尝居职”[2]8820“本朝矫衰唐之弊，驸马都尉无有任权要者”[5]345等说法。但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仁宗朝以前曾有多位驸马官至使相并担任地方官、军职或在枢密院任职，如高怀德、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吴元扆、柴宗庆、王贻永，太宗婿李遵勖虽未至使相但曾任地方官。仁宗朝及以后只有潘正夫官至使相，李玮曾任地方官，王师约官至枢密都承旨，杨镇曾任提举。一般担任较高职务的驸马，其家族整体影响也较大，公主也会得益于驸马在政务中的建树与功劳。兖国公主夫婿李玮所任卫州知州，乃因与公主不和谐而贬之职。此外，宋代有《宗室戚里不得出谒接见宾客条法》[12]，宋时“诸王邸散居都城，过从有禁，非朝谒从祠不得会见”[4]2757。宗室如此，外戚亦然，作为驸马的李玮也不能随便与宾客交往。范镇就曾对李玮交往宾客提出意见：“门下出入举人，皆豪室子弟侥幸无赖者。……所有出入举人，亦宜慎选，免致将来侥求恩泽，别招人言。”[5]336总体说来，李玮因是外戚选尚驸马地位特殊，仁宗待之恩泽不薄，但自身并无太多建树，加之与公主感情不睦，所以李玮夫妇在朝廷政事中并没有多少影响。

三、台谏力量的制约

在宋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生态中，御史台与谏院的势力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台谏的谏诤,不仅限制了皇权,同样也限制了相权，从而使朝廷决策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士大夫的意志。台谏制度，真宗时开始重视，到仁宗时趋于完善。……北宋的政治架构中，皇帝、宰执、台谏便大致构成了中央政府中的三角：皇帝握最高立法权，宰相握最高行政权，台谏握监察之权，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赖，便构成稳固的中央政府架构，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13]台谏对于皇权的限制包括官员任免赏罚、政务处理、军权财权、言论掌控、君主废立等诸多方面[14]，当然也包括皇族事务的处理。在兖国公主身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台谏力量对皇族势力的约束。

兖国公主因李玮“貌陋性朴”，自成婚“常以佣奴视之”。嘉祐五年初发生了公主殴伤婆母杨氏的激烈冲突，随后公主羞愤难耐深夜入诉禁中，这一不当行为旋即遭到台谏官员指责。左正言王陶云：“臣伏以周礼阍人掌宫门之禁，时其启闭……以谨严周卫，杜绝非常。……然则公主夜归，未辨真伪，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禁中，略无讥防。其所历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并送开封府勘劾。”[5]1388殿中侍御史吕诲也说：“臣闻近日兖国公主深夜出入宫禁，内外惊骇，罔知其由……况公主起居觐省既非其时，守阍之吏辄敢通奏……所有公主宅祗应使臣，及皇城司应经历门户管勾人，伏乞朝廷取勘，重行责降，以肃禁卫之事。”[5]1388这一事件中，虽然言官都说应该处罚掌管宫禁事务的官员，但对公主自恃娇宠之无礼行为的指责不言而喻。

此事导致“省员更制”，即管勾公主宅的梁全一、梁怀吉等人被驱逐。面对这一结果“公主恚怼，或欲自缢，或欲赴井，或纵火欲焚第舍”[11]159。公主恣意之行是期望父亲因为疼爱女儿而心软，果然，仁宗无奈只得召还梁怀吉等人，但随即又致谏官言论。嘉祐六年时任同知谏院的司马光云：

臣闻父之爱子，教以义方，弗纳于邪。公主生于深宫，年齿幼稚，不更傅姆之严，未知失得之理。臣谓陛下宜导之以德，约之以礼，择淑谨长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谕，纳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当少加裁抑，不可尽从。……此二人向在主第，罪恶山积，当伏重诛。陛下宽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议论方息。今仅数月，复令召还，道路籍籍，口语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肃雍之美，彰陛下义方之训也。[5]323

仁宗不听。嘉祐七年初司马光再上言：

近闻传宣入内内侍省，令押上件内臣梁怀吉赴公主宅，依旧勾当，外议喧哗，无不骇异……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于天下可谓贵矣。然献穆公主仁孝谦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亲，备尽妇道，爱重其夫，无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称妇德者，以献穆公主为首。献穆公主岂不知其身之贵哉！诚以贵而不骄，然后能保其福禄，全其令名故也。

臣谓陛下教子以义，宜以太宗皇帝为法；公主事夫以礼，宜以献穆公主为法。……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复裁以礼法；使之无所畏惮，陷入于恶。触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贱其夫，不执妇道。将何以刑四方之风，垂后世之则？……伏望陛下斥逐梁怀吉等，复归前来贬窜之处。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还梁怀吉等者，皆教导公主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别择柔和谨愿者以补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屡违诏命，不遵规矩，虽天子之子，亦不得而私。[5]323-324

迫于台谏大臣的反复论奏及朝中官员议论的压力，嘉祐七年二月仁宗决定：“诏兖国公主入内，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玮所生母杨氏归其兄璋，公主乳母韩氏出居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归前省，诸色祗应人皆遣散之。”[4]4741这一处理结果明显偏袒公主及内臣，还是让大臣不满。时任监察御史里行的傅尧俞又上疏言：

皆云李玮素行循谨，不闻有过，一旦忽然斥逐居外。梁怀吉本以罪谪，非时召还。朝廷事体，乖戾为甚。惟李玮夫妇之际，外人非所晓知；在陛下父子之间，贱臣不当开说。然主婿无过而被谴，隶臣有罪而得还，使万口籍籍，传相讥议，非所以日新天德，光裕时政者也。[5]324

司马光也很气愤，觉得此事朝廷处理失当，对兖国公主入居禁中专章论奏：

臣窃闻驸马都尉李玮出知卫州，兖国公主入居禁中，玮所生母杨氏归玮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应人等，悉令散遣。外议籍籍，无不怪愕。

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皇太后。选玮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贵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离析，家事流落，大小忧詟，殆不聊生，岂始所以结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阅奁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处，独无雨露之感，凄怆之心乎？臣愚以为陛下宜且留李玮在京师，其公主宅祗应人等，除作过者远加窜逐出外，其余并令如旧。储偫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岁月之间，徐以义理晓谕公主，庶几回意易虑，率德遵礼，复归本宅。则中外之情，无不释然。不然，公主必无复归李氏之志者。则今日致此众议纷纭，烦渎圣听，皆由公主纵恣胸臆，无所畏惮，数违君父之命，陵蔑夫家。岂可使李玮独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请受，全无贬损，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5]325

就兖国公主之事，司马光先后三次上奏折，虽然言语一次比一次激烈，但态度公允、析理透彻，所讲道理仁宗也无法反驳，故而再次下诏一并责罚公主。嘉祐七年二月壬子“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落驸马都尉”。但仁宗待李氏恩礼不衰，“赐玮黄金二百两，谓曰：‘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4]4743。此外，对公主夫妇最终的处理，仁宗也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保持公主宅如旧，待公主平息怨怒使复归本宅。兖国公主本传记载：“久之，复召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2]8776公主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薨，年33；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2]8777。李玮后遇赦还京师复为驸马都尉，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卒。哲宗临奠哭拜，皇家待李玮以恩礼终之，可知其素行一贯。而公主稍有容纳善待之心，纵不能幸福美满，保持平和顺遂应无问题，最终还是因为恃贵而骄、纵意妄为，失去婚姻和谐，亦令朝野骇异侧目，公议哗然。

在整个兖国公主婚姻不谐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中，可看到台谏力量对于皇族特权的约束，公主并不能因为特殊身份任意妄为。家事尚且受到台谏官员如此严格的监督，更遑论参与外朝事务。

四、结语

本文论述宋代公主权力弱化这一事实的三个原因，是史书呈现出来的直接原因。与前后相承的唐代相比较，之所以有这些因素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唐、宋两朝在社会体系、政治体系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唐代总体来说对妇女的礼教约束较为宽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隋唐以来皇室及贵族中有不少为鲜卑族或具鲜卑血统，故而鲜卑社会文化风气在当时影响较大。正如《颜氏家训》所指出：“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遗风乎？”[15]隋唐女性延续了北朝女性的开放风气，她们“或骑或射，或著男装，或男女搏戏，皆无禁防，几与今日不异”[16]。男尊女卑大背景下“夫为妻纲”的约束在当时并不严格，女性实际社会地位较高，所以当时女子参政、擅权能为时人所接受。这样的社会风气主要是在盛唐时期，之后随着因公主擅权引起诸多事端而加强约束整顿、强调礼法，贵族女性渐次淡出权力角逐的领域。至于宋代，女子参与闺门之外事务的文化氛围与社会基础几已荡然无存。从教育与思想领域来说，唐前期有长孙皇后的《女则》，从唐太宗“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17]的评价看，这部书至少应颁行于宫内；唐中后期统治者开始提倡礼教，对于妇德渐趋重视，出现了重要的女教著作《女论语》和《女孝经》，其作者均为官宦人家女子，写作初衷也是针对宫廷、贵族妇女的。由此可知当时社会风气已有变化。唐代对于女子尤其是贵族女子的规范教育一直存在，只因各个阶段张弛之度不同而产生不同局面。宋代以后对女子的教育与思想控制日趋严格，对“孝女”“顺妇”“贤妻”“良母”的要求越来越高[18]。司马光《家范》认为为人妻者应具“六德”，而“柔顺”又为“六德”之首。袁采《袁氏世范》中有“妇人不预外事”之说，《郑氏规范》则强调女子“侍姑舅以孝顺，奉丈夫以恭敬”，等等。另外，儒学的复兴对于女性道德义理约束也逐渐增多，如司马光奏折中“导之以德，约之以礼”“朝夕教谕，纳诸善道”“徐以义理晓谕公主”等语十分鲜明地表现出当时一般士大夫的观念。新儒学代表学派理学的思想从北宋中后期开始流传渐广，代表人物如二程、南宋朱熹等，他们对女性严格约束的观点渐为大众接受，女性受到的压抑愈加严重。理学文化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元、明、清三代对女性的束缚更是严密繁琐。所以，自唐以后女性越来越多地被束缚于闺门之内，参与外部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少。另外，唐代重视门阀，总体来说是半门阀、半官僚政治，贵族势力极强。宋代已非如此。钱穆先生言：“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19]所以，宋代基本上是科举官僚政治，贵族势力整体衰弱，自然也影响到公主的权力，也才会出现台谏官员毫无顾忌交章论奏公主家事的局面。故而，宋代公主权力衰落，从整体上说是由家族管理方式、社会风气、思想文化氛围与政治生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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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Power Decline of Princesses in Song Dynasty—Taking Princess Yanguo as an Example

Zhuang Guo-rui

(OrdosCollege,InnerMongoliaUniversity,Ordos017010,China)

Abstract:The family statu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Princesses in Song Dynasty has a significant decline compared to Princesses in Tang Dynasty, and there are few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ssociated with princesses in So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due to the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Song Dynasty has its own measures and mechanism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imperial clans, the princess rights, restrictions to the royal kinsfolk,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d system, so the princesses never became a kind of unruly forces in the imperial court politics. Princess Yanguo, who is the eldest daughter of Song Ren Emperor,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werful princesses in Song Dynasty. It can be seen that power decline of princesses in Song Dynasty with Princess Yanguo as an example.

Key words：Song Dynasty；Princess Yanguo；the restriction of power system of official suggestion and supervision

作者简介：庄国瑞(1977— )，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历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03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5)05-0014-07

DOI:10.15926/j.cnki.hkdsk.2015.0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