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国共抗战团结的象征之地

■简奕

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再度携手，共克时坚。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相继汇集重庆。从抗战相持阶段至抗战胜利结束，重庆不仅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象征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历史风云际会于此，而重庆，适逢其时，责无旁贷……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战火在中国南北大地同时燃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在此危局下，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主张，两党捐弃前嫌，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实现第二次合作，并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国共两党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配合作战，使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虽然国共合作抗战的实现，使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然而此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故潜藏着天生缺陷，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艰巨性。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资料图）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虽然，此时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的主要中心城市以及沿途的铁路、水路主要交通线，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是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已归于失败。随着侵占地域的扩大和战线的拉长，以及防备苏联并顾及在太平洋与美英的战略争夺，日军已难以继续扩大战线，中国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转入到战略相持阶段。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开始对其侵华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一是对国民党的战略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企图诱使其妥协投降；二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加大军事打击，对敌后根据地加紧围剿；三是积极在沦陷区扶植地方汉奸、伪政权，以图“以华治华”。在这种背景下，国内政治局势随之发生逆转，突出表现是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以及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日益显现出的反共倾向。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周恩来等6人组成南方局常委的电报（资料图）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组织分工致中央书记处电（资料图）

1938年秋，即武汉沦陷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正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分析抗战新特点的基础上，为克服因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合作可能出现的分裂危险，会议就进一步发展全民族团结抗日的良好局面进行了认真研究。在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强调“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鲜明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政治意志。

实际上对中国抗日战争发展阶段，国共两党有大致相同的战略判断。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认为中国的抗战必是持久战，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才能取得完全胜利。对于这一相持阶段，蒋介石则称为“第二期抗战”。武汉沦陷当天，他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中国已进入第二期抗战，并认为此阶段的抗战，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游击重于正规，以达“转守为攻”的目的。但是，从国民党的本意来讲，则是力图于此阶段中在继续抗战的同时，腾出手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因为，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不仅影响迅速扩大，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发展迅猛。对此，蒋介石已渐有“如芒刺在背”之忧，更加坚持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方针，企图在合作抗战过程中从政治上、组织上溶化共产党。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随后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秘密反共文件，且明确在各级党部设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等反共措施。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策从重点对外（抗日）到重点对内（反共）的转折点，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影响下，国共合作抗战局面随时面临危机。

▲南方局领导人在重庆合影。后排右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排右起：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资料图）

中共南方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为适应相持阶段后的新形势，加强党对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更好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坚持抗战到底，全会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提议，作出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负责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等省区和海外等地党的工作的决定。

为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原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机构大部人员，于1938年秋随国民政府西迁相继赴渝。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的同时在重庆复刊出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随后在重庆正式建立。12月中旬，肩负重责的周恩来辗转湖南、广西等地到达重庆，他一面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联络会商，一面着手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筹备工作。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即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原长江局副书记）、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任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凯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任长江局宣传部部长）、张文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徐特立（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谋）、吴玉章（中央委员）、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原任长江局委员）、廖承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香港统战委员会书记）、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邓颖超（原任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刘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高文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董必武（中央委员、原任长江局委员），共13位委员组成。

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同意改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又鉴于13位委员常不在一地，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并明确了江西、上海工作归南方局管。16日，南方局向中央报告领导干部分工情况。至此，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开始全面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苏、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中共党组织，以及华南、西南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

与武汉时期不同，在重庆不再有常驻的公开的中共代表团。但是，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主要负责人仍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代表和有关当局谈判，与各界人士交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务，也是贯彻始终的工作。

1939年1月，与南方局同时在重庆成立的还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重庆八办），钱之光任处长。重庆八办又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任务是负责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之间的军事联络，办理八路军、新四军的后勤供给事务以及动员大后方民众抗战。南方局与重庆八办的关系非常紧密，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领导机关，重庆八办是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设立的公开合法机关，南方局即以办事处的办公机构为依托，秘密设立于重庆并领导重庆八办工作：

南方局及其所属机构，承担着沟通和改善两党、两军关系，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的使命。为此，南方局通过重庆八办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主要做了3方面的工作。

一是负责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呈转关于对日进军的行动方向，作战计划、方案，两军协同作战意见，以及有关命令、报告等。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重大军事行动，事先都要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报告。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在冀鲁豫、冀南、华中等地的军事行动，华北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等，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做出方案后，即电告南方局，再由重庆八办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或备案；抗战时期，国共两军是分区作战，但为了联手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委会有时也要求中共军队执行某一作战任务，或配合某部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些作战命令和要求，不论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出自军委会某部，基本上都以书面形式发送重庆八办或周恩来、叶剑英，由他们负责转达。

二是负责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送中共军队抗击日、伪军的战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了解整个战场情况，要求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在每次对日作战后，都要把作战时间、地点、参战部队、作战经过、战绩、损失以及敌情状况等以战报形式呈送军事统帅部。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后都按照要求写出战报，通过重庆八办及时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八办把做好战报转呈工作，作为增进国共两党、两军相互了解，消除隔阂，坚持团结抗日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一直予以重视。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蒋介石就通过重庆八办呈送的战报及时了解“百团大战”战绩，并给予八路军嘉奖，使国民党对八路军对日作战能力有所了解；“中条山战役”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诬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不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周恩来即以八路军大量战绩予以严正驳斥，制止了顽固派的诬蔑，使两军间没有因无中生有的攻击导致互相动武残杀。

三是在两党、两军之间负责有关情报的中转。国共两军合作抗击日、伪军，除相互的军事配合外，还保持着双方之间日、伪军情的交换。抗战中，中共方面搜集的各种日、伪军情报，经过查实之后都一并电告南方局，由南方局、重庆八办军事组分别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有关部门。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把其编制的《敌伪广播》《敌情通报》等送发重庆八办。重庆八办军事组再将军情分类电报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种情报的交换，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又一表现，在整个抗战期间，重庆八办很好地发挥了中转站作用。

南方局和重庆八办承担的这些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的具体体现，围绕此开展的工作和付出的努力都充分显示了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排除党派之争，坚持抗战团结的诚意。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给这种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但是，南方局、重庆八办却始终能相忍为国，坚持不做有碍两党、两军团结，有损民族大义的事。

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过南方局的努力，国共两党、两军之间有限范围内的合作，对维护国共合作局面，推动抗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西芹）

▲抗战时期，红岩村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南方局常委会也常在此召开（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