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国共两党在重庆的三次重要谈判

■简奕

“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

自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势力就鼓吹失败主义的言论。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鉴于这种情况，1939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鲜明地表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场。由此，这一方针成为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激起了全国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资料图）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尖锐的问题。国民党利用抗日的旗帜和在实力上具有的某种优势，对共产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企图吞并共产党；而共产党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即先后在武汉、桂林向中共方面提出把共产党合并入国民党为一个大党，但均未得到中共方面答应。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成立一个大党之心更加迫切。1938年12 月12日，蒋介石会见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解决办法，而坚持其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张。王明、博古等当即予以严辞拒绝。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前夕，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重提统一国共两党之事，并要求将其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于1939年1月22日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明确答复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上述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同时复信给他，希望改善两党关系，减少磨擦，将合作贯彻到底。

这一时期，在南方局推动下，国共间还进行过一次重要军事合作。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期间，在研讨二期抗战时提出与中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请求。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予以积极回应，经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派叶剑英负责训练班筹建。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表示“凡我们的帮助，能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之进步，有利于整个抗战者，应决心帮助之。”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第一期在湖南衡山南岳镇正式开学。中共派出由教官6人，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叶剑英任团长，特聘周恩来为讲师。4月18日至19日，周恩来借到江南视察新四军之便，到游干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中的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游干班只办了3期，后因第一次反共高潮而终止，但是它的积极意义却显而易见。游干班结束后，不少进步学员继续与中共教官保持联系；有的重返前线打击日寇，为国捐躯；有的毅然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队伍。

“皖南事变”前后的冲突与谈判

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国民党将军事反共的重点南移，把反共目标指向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筹划新的反共高潮，同时加紧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反共活动，两党关系依然紧张。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致第18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最后通牒江南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1939年2月，中共帮助国民党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前排左四）与中共教官合影（资料图）

为了探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动向，了解各界人士对时局变化的反映，给中共中央作出正确对策提供依据，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接触冯玉祥、孙科、覃振、于右任、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们对“皓电”和时局的看法。10月24日，周恩来连续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提议“皓电”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一要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集结应战；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队需作应战准备。为了使中共中央决策获得更充足的依据，11月1日，周恩来又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条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共中央最终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11 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彭、叶、项名义致何、白的“佳电”，经叶剑英转给国民党当局。“佳电”刚柔并济地批驳了“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不实之词，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发布后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中间派的理解和同情，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称新四军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但“如果你们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冲突绝难避免”。次日，周恩来给中央发电指出：蒋的承诺“靠不住”，这次不过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罢了，而事实上，国民党“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包围袭击，“皖南事变”发生。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来得到皖南新四军遭袭消息，当即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1月11日，周恩来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庆祝晚会时，再一次收到有关事变急电，他当即向与会各界宣布，强烈谴责了顽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1月17日，周恩来在获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即在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电话，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的行为（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二楼走道召集南方局、办事处人员开会，通报事变发生经过。指出：目前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完全决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但经过斗争两党还可继续合作抗日。而我们则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次日凌晨，周恩来奋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与挽诗。《新华日报》连夜刊印，在天亮前发往全城，使事变真相大白天下。

1月19日，南方局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并广为散发。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谈话，揭露顽固派反共阴谋，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周恩来通过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及时将上述“命令”和“谈话”转交国民党中央。随即，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在香港发出抗议，并致函蒋介石。国统区中间党派也愤然抗议，章伯钧等与周恩来会面，表达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的意愿。

▲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各方面压力，终于在1941年3月6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作出了“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资料图）

国民党内也不乏反对内战者，张治中向蒋介石呈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认为“皖南事变”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向蒋介石面陈慎重处置新四军问题，以免造成内战危险及国际间的不良观感。国共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在事变发生后“感到没脸见人”。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指亲日派）是奸。尤其是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二次国际问题座谈会所作演讲中，以波兰与法国不和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呼吁国共两党珍视民族团结，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提出警告。

与此同时，经过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美、英、苏等驻华使馆以及国际机构也了解了事变真相，逐渐对中共倾于同情和支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1月下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周恩来会晤后将事件真相报告本国政府，英国政府即电告蒋介石，指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2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秘密会见不久，便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1941年2月初，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的系列反共事件，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和中间党派以及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被捕人员等12条作为出席会议条件。中共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拥护和支持，最终迫使蒋介石在二届参政会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

至此，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

1942年至1943年间的国共谈判

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空前规模。在欧、亚、非、美四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等广阔地域里，有61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卷入战争。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4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42年5月至6月期间，国共两党开始谋求彼此关系的改善。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强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这是“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愿望。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达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

周恩来与蒋介石谈话后，立即将会面情况报告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尚非其时，并建议先以林彪或朱德为代表见蒋，以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中共中央先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毛泽东于8月19日又致电周恩来，认为根据当前形势，他还是应该亲自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虽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认为蒋、毛会面时机略早。而毛泽东仍倾向于见蒋，认为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局势下，见蒋有益无害，并迫切地表示，等林彪到西安见到蒋介石后，就确定与蒋介石见面的时间。他还再三表示：“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

9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经过反复磋商，毛泽东终于与周恩来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派林彪会见蒋介石。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并于13日，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国民党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立即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

根据国共代表接触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周恩来作出明确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分析，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国民党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

1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南方局当前的任务是促使蒋介石转变其对中共的方针。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方针是“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此后，周恩来、林彪又几次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国民党方面仍未提出正式谈判方案，只答复中共提出的方案与之要求差距甚远。

1943年1月，周恩来会见张治中，宣读中共方面最后的4项意见：一是党的问题，中共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是军队问题，希望军队编4个军12个师，并按中央军队待遇；三是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是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动。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立刻召集临时军事会议。会上发言的人，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是说：“好吧，再说吧！”于是，谈判进入搁浅状态。

周恩来、林彪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虽未取得到任何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共关系。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