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贞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人文外语系， 广东广州 510430)



文本类型关联的紧贴翻译方法指导下的唐诗文化承载词英译评析

陈 贞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人文外语系， 广东广州 510430)

古往今来，对于翻译方法的争论，似乎就从未跳出过二分法、三分法等非此即彼的选择模式。纽马克90年代提出的紧贴翻译方法能够很好地融合翻译界一直存在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但是，由于纽马克未将指导微观字词句翻译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与指导宏观文本翻译的文本类型理论相关联，因此失去了该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本文通过将纽马克的这两个理论有机关联起来，提出了文本类型关联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同时探讨了如何运用该理论指导唐诗中文化承载词翻译译文的评析，证明了该理论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文本类型；紧贴翻译；关联；唐诗；文化承载词

一、 文本类型关联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的提出

古往今来，对于翻译方法的争论，似乎就从未跳出过的二分法、三分法等非此即彼的选择模式。从古时对经书的翻译方法争端开始，“直译还是意译一直是翻译的核心问题之一”(纽马克1988:45)。因此，20世纪80年代，纽马克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即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翻译方法也应该不同。根据他的理论，文本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祈使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像文学作品等多是作者独特表达风格的体现，应该多用语义翻译(偏向直译)的翻译方法。而祈使型文本如广告等多是希望达到相应的宣传效果，激发读者的行动等，因此应该多用交际翻译(偏向意译)。而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信息型文本，则根据不同的目的需求，可以灵活采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两种翻译策略。然而，纽马克关于文本类型理论和两种翻译策略的提出，总体上似乎还未完全跳出二分法、三分法的翻译策略选择局限。也许是纽马克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90年代初期，纽马克又在其著作《论翻译》中提出了“紧贴翻译方法”的理论，即“一个文本越重要，或者文本中的任何一个翻译单元如句子、词、字甚至标点符号越重要，就越需要紧贴翻译，反之亦然”(纽马克1991:1)。而一个文本或句子、词、字等是否重要，既取决于翻译的场合和客户的需求标准，也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越经典、越权威，写的越好的文本，该文本中的句、词、字，越应该紧贴的翻译出来。同时，关于什么叫做“紧贴翻译”方法，纽马克也做了非常详尽的解答(纽马克1991:2)。他指出，最紧贴的翻译方法就是直接借用(transference)，其次是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包括语法和字词两方面的直译，紧接着依次是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注释法(Notes)、补偿译法(compensation)、同义词翻译法(synonymy)及释义法(paraphrase)。

这一“紧贴翻译方法”理论的提出，跳出了二分法、三分法翻译方法选择思维的拘囿，因此可以说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可惜的是，纽马克并未将“紧贴翻译方法”这一针对字、词、句微观层面如何选择翻译方法的理论，与他原来提出的指导宏观文本翻译的文本类型及翻译策略理论相整合，因此失去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另外，由于国内对其探讨“紧贴翻译方法”的这本著作《论翻译》的引进力度不够，因此国内翻译界对于这一理论也了解甚少，运用“紧贴翻译方法”指导翻译实践的例证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中，笔者特将纽马克的指导宏观文本的文本类型理论与其指导微观字词句层面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进行了关联，通过下图1可清晰看出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与其翻译策略及紧贴翻译方法之间的关联点:

图1 文本类型关联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

二、 该理论指导下的唐诗中文化承载词翻译评析例证

这一与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翻译策略理论关联后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笔者将其称为“文本类型关联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由于该理论将纽马克指导宏观文本的翻译理论与指导微观字词句的翻译方法选择有机结合了起来，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运用于各种文本类型的翻译实践和译文质量评析。笔者这里就选取最典型的表达型文本的一个类型——诗歌的翻译，来例证该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学中的一颗璀璨瑰宝——唐诗，该直译还是意译一直是翻译界一个争论不休的最基本问题。根据“文本类型关联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我们可以跳出是选择直译还是意译这一非此即彼的翻译方法拘囿，直接根据该理论得出如下判断:诗歌属于典型的表达功能型文本，文本的重点在于原语和原语作者，在翻译策略上应该主要采用语义翻译。因此，对译文好坏的评析标准并不需要看译文是采用绝对的直译法或意译法。而是应该看采用的翻译方法与原文的紧贴程度，越是采用与原文紧贴的翻译方法，就越是好的译文。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中仅探讨如何运用“文本类型关联的紧贴翻译方法”来评析唐诗中的文化承载词(culture-loaded word)的译文。

1. 直接借用(transference)

根据纽马克的观念，越重要的文本、句子、词、字甚至停顿越需要紧贴翻译。唐诗无疑是这一类型。在每首不到30字的唐诗中，可谓是字字玑珠。因此最紧贴的翻译就是最好的翻译方法。因此首推的翻译方法就是直接借用。

凉州词 (王昌龄)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译文1:

OutoftheGreatWall

The yellow sand uprises as high as white cloud

The lonely town lost amid the mountains proud

Why should the Mongo flute complain no willows grow?

Beyond the Pass of Jade no vernal wind will blow. ——许渊冲(崔永禄 2001: 513)

译文2:

OutoftheGreatWall

The Yellow River rises as high as white cloud

The lonely town is lost amid the mountains proud

Why should the Mongol flute complain no willows grow?

Beyond the Gate of Jade no vernal wind will blow. ——许渊冲(2004: 169)

译文3:

LiangZhouSong

The Yellow river rises in the tall white clouds

A town is isolated here

It is locked in mountains thousands of feet high

No need for the qiang flute

Playing “poplar and willow” so sad a song

The spring wind never comes to this place

Outside the Yumen pass——王守义，约翰·诺弗尔(崔永禄 2001: 517)

译文4:

LiangzhouLines

The Yellow River reaches high beyond the clouds

Amid the massive mountains lies the solitary sliver of a town.

From a flute the Willow Song wails forth, but why?

Beyond Jade Gate Pass, spring winds will never climb. ——张庭琛，魏博思(1994: 21)

此诗中“羌”是一文化承载词，指的是古羌族，主要分布在甘、青、川一带。“羌笛”即古代羌族使用的一种乐器，属横吹式管乐。这一文化承载词虽然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但由于后面有“笛”这一范畴词界定，因此完全可以采用直接借用的方法进行翻译，翻译为“qiang flute”。虽然西方读者可能不能完全明白什么叫“qiang flute”，但是由于范畴词“flute”的界定，他们完全可以明白这是乐器“flute”的一种。至于是哪一种“flute”，译者完全可以在译文外的注释中进行解释、介绍，以保持原诗的简洁美和结构美。同样地，“玉门关”因为也有范畴词“关(Pass)”的界定，因此完全先直接借用翻译为“Yumen Pass”，在译文外补充注释玉门关的详细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即可，而没有必要像译文1、2、4那样采用交际翻译策略中的释义法。这样西方读者既可以欣赏到原诗的原貌，对我国的文化获得一定了解，同时也可以在原诗译文之外的注释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与知识。可以看到，对待唐诗的英译，尽量采用紧贴翻译的方法，可以将原诗原貌呈现在译语中，而对于简洁诗歌中所蕴含的深意，完全可以在译文外的注释中进行解释。根据这一思路，译文3中王守义、约翰·诺弗尔对这两个文化词的翻译上，可以说是最紧贴的翻译。

2.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

谒金门 (冯延巳)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

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译文:Waiting for you the whole day long wears out my eyes;

Raising my head, I am glad to hear magpies*.

*Magpies were supposed to announce the expected arrival.——许渊冲(张保红1994:26)

这首诗描述的是一个焦急等待爱人的女性。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喜鹊被看做是喜讯的使者，因此听见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这位妇女认为其爱人就要回来见她了。但是同样的这一种鸟，在西方文化中却是用来指代唠叨、喋喋不休的人。那我们需不需要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而用西方文化中有吉祥意味的其它种类的鸟来替换喜鹊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根据文本类型关联下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诗歌这一典型的表达型文本，每个词、每个字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可以说是作者独特匠心的体现，用再紧贴的翻译方法都不为过。因此，这里能够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就完全没有必要采用同义词翻译(synonymy)这一非常不紧贴、甚至松散的翻译方法。而且，坚持直译这样的紧贴翻译方法，能够更好地将中国文化带入到西方文化中，让其它国家的人士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纽马克在自己的翻译著作中提到的“在翻译文化词的时候，诗歌的翻译者不应该向读者做出让步，而将异域的文化转变为本土的文化。如果秋天在中国人眼中不是像英国诗人济慈诗歌里描述的那样和煦、果实累累的景象，而是秋高气爽、河水清澈伴随着洗衣服的捶打声，那么读者必须接受这一背景。要感受这一不同，对读者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反复的品读原诗”(Newmark 1988:164)。当然，纽马克也指出，应该增加注释以扩大读者的读者百科知识以避免误读或误解。王东风教授曾经评论这种增加的方法即可以保留原作者的艺术创新和原作的美学价值，又能够帮助读者填补语义的空白，获得相关信息实现篇章连贯(王东风2000:234-255)。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这样方法也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丰富自身的文化。

3. 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

根据纽马克的理论，除了直译，下一个较为紧贴的翻译方法就是成分分析法。通常，当字词等翻译单位是权威的，并且在全文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又不能直译时，译者就需要采取成分分析的译法。但是这里纽马克所指的成分分析不同于语言学中的成分分析。在语言学中成分分析指的是将一个词的每个意思都拆分出来，形成义素；但是在翻译学中，成分分析是将源语中某个词汇与目标语中与其有着相近意思的词汇(不是对等意思的词汇)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异同。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源语中的词汇比目标语中的词汇有着更为具体的含义，所以需要在译文中与源语词汇相近的意思词汇之外增加一至两个目标语语义成分，即形成一个源语词汇对应翻译为两个、三个或四个目标语词汇的翻译形式，以实现与源语词汇最为接近的意思表达(纽马克 1988:114)。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 《泊秦淮》)

译文1: A songbird sings songs of palace pleasure in sight. ——郭晖(黄宪芳 2003:10)

译文2: By riverside she sings his song of Parting Spring. ——许渊冲(黄宪芳 2003:10)

译文3: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Still sing the song “Back Court Flower”

Composed by a captive emperor. ——张炳星(黄宪芳2003:10)

译文4: She sings “flower in the rear garden”

The lord who wrote the song lost the empire.——王守义(黄宪芳2003:10)

译文5: Gaily echo A Song of Courtyard Flower*.

*Alluding to the Jade Trees and Backyard Flowers, a song composed by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later considered a bad omen.——Bynner(黄宪芳2003:10)

本诗中，源语中的“后庭花”是一个在目标语中不存在的文化承载词，因此这是最困难的翻译类型。译文1和译文2都采用了交际翻译策略中释义法这一较为松散的翻译方法，而后3种译文采用了语义翻译策略中直译法这一紧贴的翻译方法。译文3和译文4还用引号突出显示了“后庭花”是一个引用语(allusion)。译文5通过增加注释解释了这一引用的内涵。然而，一方面，对于目标语读者而言，是不可能通过释义法的译文“palace pleasure”或者“song of Parting Spring”理解“后庭花”的言外之意；另一方面，译文3和译文4的直译法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虽然可能可以解释“后庭花”的文化指义，但是由于译者选择增加注释的语义成分和诗内注释的方式不合适，损害了译文的简洁美，反而得不偿失。译文5采用了成分分析的翻译方法，并且译者Bynner选择了源语“后庭花”中最重要的语义成分，那就是这是一首“靡靡之音”——因此仅仅增加一个目标语语义词汇“gaily”，就已经足以与“亡国恨” 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再通过诗外追加注释来解释“后庭花”的言外之意。既能使目标语读者即使没有读到注释，也能充分欣赏 “亡国恨”和“后庭花”之间的鲜明对比，又能充分的保留原诗的简洁的形美和含蓄的意美，充分满足了纽马克提出的翻译原则——简约和准确(eonomy & accuracy)。关于西方读者对此诗的偏好，黄宪芳通过调研已显示译文5最受西方读者的喜爱(黄宪芳2003:10)。

三、 结语

从本文中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类型关联下的紧贴翻译方法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这一理论将纽马克指导宏观文本类型的翻译策略理论与其指导微观字词句的“紧贴翻译方法”关联了起来，真正做到了将宏观的翻译理论与微观的翻译实践结合起来，大大提高该理论的系统性和实际操作性，另一方面，这一理论进一步缩小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二分法、三分法等非此即彼的翻译方法和策略选择模式。即在任何一种文本类型的翻译中，完全的采用一种翻译方法而摒弃另一种翻译方法的传统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传统的定义和非此即彼的翻译策略选择方式，必将为类似本文中倾向统一的翻译理论所代替。在不久的将来，适应不同文本类型的梯度紧贴翻译理论可能会被进一步倡导，肩负起向世界展示中国独特的语言魅力、思维美学和文化瑰宝，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进程、创造更加辉煌的人类文明成果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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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