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瑾

“跑警报”“躲空袭”的山城岁月——《陈克文日记》中的重庆大轰炸图像之一

张瑾

陈克文（1898—1986），1898年9月2日生于广西岑溪县一个颇有新思想的自耕农家庭。1919年9月，他考入广州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高师毕业后，经同乡甘乃光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后任粤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广东省党部宣传干事、《国民新闻》日报编辑，并与同学成立“知用学社”，开办“知用中学”。1935年，陈克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其间经历了七七事变、迁都、重庆大轰炸、还都南京等变迁。1948年初，他当选为立法委员，同年底任立法院秘书长。次年10月，他辞去秘书长职务到香港定居。晚年的他在中学担任教职，编辑《自由人》半月刊、撰写政论和回忆文章。1986年陈克文辞世（参见陈方正：《编者序》、《编辑与校订说明》，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12年11月印刷）。

陈克文所遗留的12册日记，基本保存完好，共计72万字，时间跨度从1937年起至1950年3月止，主要记录了“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他在国民政府的见闻”。因其“交谊甚广”、“更与不少学界、文化界人物相识”，“又长期负责实际政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观察政府运作以及政坛人物的言行”（陈方正：《编者序》，《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使日记的记载和评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余英时先生将陈克文的日记誉为“可以信任的”日记文献中的“上乘作品”（余英时：《余序》，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

陈方正编辑、校订的《陈克文日记（1937—1952）》“如实录入十二册日记全文”，并“依据相关时局发展，各冠标题”，将日记整体分为八辑，分上下两册，于2012年11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出版。2014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修订出版了陈克文日记的简体字版。

《陈克文日记》书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从1938年8月14日乘船抵达重庆，至1946年10月12日还都南京，陈克文在战时首都度过了八年有余的抗战岁月。重庆时期，陈克文曾两度短暂离开重庆，一次是1945年11月29日奉命飞南京查察行政院还都事宜，12月2日返回重庆，4日主持院内会议，讨论各部会还都事宜，另一处则是1946年5月9日—23日，请假回老家岑溪“省亲”。其间，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无差别大轰炸。作为亲历者，陈克文逐日记录了日军轰炸重庆的暴行。日记中有关轰炸的话题十分广泛，如：重庆的空袭预警的基本状况、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防空举措及效果、被炸后重庆的废墟与重建、公务员“跑警报”与“躲空袭”的日常生活及其感受与关切等。这是一部长时段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重庆大轰炸实录，为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文献（本文所引用的日记文本均为繁体字版内容，以下简称《日记》）。

一、雾季不安全：警报声中的焦虑

空袭警报是重庆国民政府的防空预警的重要机制。据蒋介石的侍卫官回忆，“敌机袭渝，视天气而定，如气候晴朗，就从汉口起飞沿江进入重庆；如遇阴晴不定或有薄雾，就沿公路进入重庆。两线都是在川鄂交界的巴东分途。敌机飞至巴东时，重庆即施放空袭警报，并在全市各高地悬挂一只红灯笼。沿江来的飞至丰都，沿公路来的飞至南川，重庆即放紧急警报，并在全市各高地悬挂两只红灯笼。敌机返航过万县或彭水两地时，重庆即解除警报，各高地灯笼随之放下”（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12年见闻》，宓熙、汪日章等：《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警报”是陈克文日记中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通过对重庆上空响起的警报声的日志式记载，陈克文日记所展示的是一幅大轰炸期间人们“跑警报”、“躲空袭”的动态图景。

1938年2月，日军首次空袭重庆。此后，日机多次对重庆周边及主城区域进行试探性的轰炸。这种状况也给移驻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喘息的机会，使新迁来的政府各机关布置就绪”（董显光：《蒋总统传》（中册），台北市：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第325页）。此时，远离战区的重庆被看成是安全之地，加上重庆秋冬的自然雾季，让人们更觉这里有了一道抵御日机的天然防护网。当年一位在重庆的传教士说，这里“十分安全。因为城市几乎被完美的雾霭所笼罩着”（John Hersey Papers Group No.145, Box 4-1, Chungking, China’s New Capital, by George A. Fitch, February 12, 1939,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然而，雾季可以庇护重庆免受轰炸之说并不靠谱。10月4日，陈克文在行政院办公室第一次听到警报声，“初时还不敢十分相信，不久便知是真的。到得上清华园，已闻炸弹声”。次日上午，天阴有雨，“又闻空袭警报”。他写道：“天气并不晴朗，大家都以为这是重庆的天然保障，到底也靠不住了。”10月8日，凌晨四点，“大家还在梦中，忽来空袭警报”，这是陈克文在重庆经历的第一次夜袭警报，妻子振姊“颇不镇定”，那些留宿在都城饭店的住客们也非常“惊恐”（参见《日记》（上册），第295—316页）。

重庆预警空袭信号的灯笼（时代周刊记者摄）

12月，日本陆军以天皇名义下达“大陆命令第241号”及“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攻击重庆市街，震撼敌政权上下”，摧毁敌人的战略和政略中枢为目标（[日]前田哲男著，王希亮译：《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期间的战略大轰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5页）。此后，重庆的空袭警报日渐增多。1939年1月10日，上午大雾，“咫尺不见人”，“但十时过后，忽闻空袭警报，转瞬又变紧急警报。敌机嗡嗡之声已达市空……”，陈克文感叹：“重庆赖天然之保护，时间恐怕亦不会再长了。”果然，1月15日，一个晴朗的周日，他与蒋廷黻等行政院同仁聚餐，“坐下不久，正互相谈天气甚好，敌机恐有来袭。话尚未完，空袭警报即来……旋来紧急警报，又不久，高射炮声与炸弹声、机关枪声杂然并作矣。室外空气震动颇大”，被炸地点就在行政院和国民政府的附近，行政院办公楼前还“落一弹未炸”。此次轰炸造成了“一种恐怖情绪”，“大家见面便反复讨论敌机来袭的事。有些还是初次经验，有些从南京、汉口来的，却已司空见惯。但重庆到底是初次，并且时间也隔得久了，所以也成为新题目新材料了。君强说他曾经躲到床底下，之迈说他也有些慌了。廷黻说他是初次经验，纯明说他的耳朵聋了许久。后来他们又来寓里晚饭，一直谈这事，谈到十时大家分手才停止”。第二天，同事相聚，大家又谈“敌机袭渝之事”（《日记》（上册），第354-355页）。

根据经验，雾季的阴霾天气通常是“绝对不会有空袭警报的”，即使有警报也会很快解除。然而，晴天则让人焦虑。1938年11月9日，“上午天气甚晴朗，众均料敌机必来，事实竟不来”。1939年初，重庆逐渐增多的晴天开始成为人们担心日机来袭的一种心理负担，日记中也记录了这种感受。如：1月19日，晴，“有些太阳，大家担心敌机来袭，可是没有来”（《日记》（上册），第356页）。1月25日，天气又放晴了，“阳光甚好，大众满以为敌机会来，结果却没有来”（《日记》（上册），第360页）。3月28日，重庆“弦月在天，碧空无云”，这种天气“甚适于敌机来袭”。果然，晚饭后空袭警报就拉响了（《日记》（上册），第427页）。太太们对空袭的恐惧情绪更明显。1月20日，陈克文记：“罗隆基太太因怕敌机来袭，日间即迁往昆明。君强太太亦于后日往昆明。”2月4日和5日，连续两个晴朗的好天气，陈克文的妻子因为害怕“敌机来袭，主张上午不出门”（《日记》（上册），第366页）。

此时，已经抵达重庆的宋美龄也对雾季的安全表示担忧。2月8日，她致信同窗好友艾玛·米尔斯，说：“到目前为止，天空的云还可以帮助我们逃过日军的狂轰滥炸。当天空的云雾消失之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如果飞入重庆上空，这个城市将化为废墟。”（ 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February 8, 1939.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MSS.2, Wellesley College Archives.）

不过，在1939年春季结束前，日军对重庆的空袭是试探性的，这种状况也让人们对雾季的庇护功能依旧心存侥幸。

至1939年秋，重庆安全的说法受到严峻挑战。10月23日，陈克文记：“昨日下了一天的雨，今日便又晴了。大家都很担心，天晴了会有月光，敌人不免又来夜袭。”10月25日，阴有雨，“昨晚晚饭才罢，忽闻空袭警报，一直延长到今晨一时才解除，又是五六小时不得就寝。天气很坏，月光差不多看不见，大家都不信敌机能够到来，结果敌机确没有来到市空，但遂宁被炸了……”11月18日，天阴，“在这样阴霾多雾的天气，敌机居然企图来袭，殊出人意料”。尽管警报很快解除了，但“孔院长宴请中委，因为空袭的阴影，七桌的客只来了三桌”（《日记》（上册），第496—507页）。

二、日夜“跑警报”——1939和1940年的“轰炸季”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开启了日军长时间恶意轰炸重庆的历史，自此，每当入春大雾消散之后，日机便源源来渝空袭，造成恐怖的“轰炸季”。

“跑警报”、“躲空袭”是抗战时期重庆人应对日军大轰炸的一种异常艰难的日常生存状态。1938年11月18日，陈克文举家由临时住宿的都城饭店搬进了市区的租赁公寓——枣子岚垭八十三号，从这里，他们开始了在重庆的“跑警报”与“躲空袭”生活。

警报来了，是否要跑，又跑往何处？日记里均有细致的记载。最初，在雾季里听闻警报声可以不跑。比如，1938年12月26日，阴，上午11点半发空袭警报，此时，蒋介石夫妇正住在曾家岩行政院办公楼的隔壁。“紧急警报发出后，还有人从行政院里看见委员长夫妇很从容的在楼窗上往外观看。”（《日记》（上册），第338页）又如，1939年1月7日，天气阴沉，陈克文正在寓所用午饭，警报拉响，很快又是紧急警报。可是，待“饭已食完，大家仍然不愿意到外面去，只躲到之迈（陈之迈，行政院参事）夫妇的卧室里，算是心理上的安全”（《日记》上册，第350页）。后来“经验多了”，“胆子也大些了”，阴雨天，遇警报大家“照常吃喝”，“待席将毕，警报也解除了”（《日记》（上册），第497页）。

轰炸季里的“跑警报”则是另一番景象。住在枣子岚垭八十三号，有两处可以躲避的地方：一是离家“半里之外”的行政院江边防空洞。二是寓所附近的马路边公共防空洞。陈克文抱怨，从寓所到行政院“交通太不方便”，马路未通，又无交通工具。加之房子又是建筑在山坡上，“小径斜坡，天雨泥泞，简直一步都走不动”。1939年的夏天，警报持续时间长达五个小时以上是常事。对怀孕的妻子振姊而言，警报发出后，只能“步行”。陈克文日记记录了妻子这种特殊的“跑警报”状态。

1939年6月30日，刚吃过午饭，警报就响了。随后，陈克文带妻子一同到行政院的防空洞，可是，到半路，振姊“已疲不能行”。

7月5日，日机第一次来夜袭重庆。警报发出后，陈克文携妻子又往行政院防空洞“跑”，他写道：“振姊驮着大肚子，路上几乎走不动。没有轿子也没有车子，只好尽力的走，到得防空洞，几乎喘不上气，幸而紧急警报还没有放。”警报解除后，陈克文“扶着振姊回寓。路上的行人和汽车挤作一团，路中往城里一看，一派火光上冲云霄，原来又是市区遭了殃。到得寓所已经是清晨三时左右了”。

7月6日，日机又一次夜袭重庆。夫妇俩在“梦中又给警报惊醒”。此时，“快十二时了，又是昨夜的时间，可是没有月光，满天的黑云，并且正下着疏雨……走在路上，汽车和行人纷纷的往前拥挤，呼唤推拥，一如昨夜的情形”。考虑到妻子走路太苦，他们就近躲到了路边的防空洞。待警报解除回到寓所，已近清晨三点了。

阳光、月光，过去都是被赞美的自然景观，但与日军来渝轰炸的恐惧联系在了一起。在重庆，人们已经不能去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美好景观，而是祈祷恶劣的天气来阻挡日机的到来。1939年8月4日，星期五，晴，陈克文记：“昨夜又是一次的敌机夜袭。晚饭后月色很好，大家都把平常爱好月色的心理，变成诅咒的心理。”（《日记》（上册），第461页）

1939年12月15日，陈克文的儿子降生了。至1940年春夏，当日军飞机再次对重庆狂轰滥炸之时，小婴儿又开始在母亲怀里坐滑竿“跑警报”了。因为交通不便，家里买有一副滑竿，“平时坐去办公，警报时专用接送太太和孩子用”。滑竿上有“藤的坐位，草绿色布篷子”，太太“抱着小孩坐在上面，一直送到防空洞口，颇令人注目的”（《日记》（上册），第600页）。1940年的轰炸季更为惨烈。从5月18日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实施“101号作战”计划。依据这一轰炸计划，重庆的市街被划分为A至H区，日机轮番对上述区域采取地毯式轰炸，以期造成重庆市民的恐慌，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

日本海陆空军连续轰炸重庆（见日本陆军省海军省编纂：《靖国之绘卷》第25页，1940年陆军美术学会发行）

1940年6月12日，日机对重庆市施行了一场空前的惨炸。据唐纵的日记，“曾家岩炸得一塌糊涂。行政院和委座的公馆旁边，落了一个重磅炸弹，穿过丈多厚泥土而又炸入二英尺深的石块，当有五百公斤重的炸弹。国民政府的牌坊炸坍了，但大体还好。我们办公室天花板落下来，玻璃震碎了”（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33页）。

妻振姊和儿子坐轿子躲空袭，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在城里“跑警报”。因为就在这一天，枣子岚垭八十三号公寓被日机炸毁。

6月13日，陈克文携家眷迁往歌乐山龙井湾行政院疏建办公房附近的茅舍居住。频繁警报声成为左右人们一日生活的主要杠杆。好天气意味着日本飞机的到来，阳光加月光等于日机的轰炸。有时候，似乎每天都在“期待”轰炸，日机不来轰炸反而不正常，陈克文日记里类似的记载也颇多。仅以1940年为例：

6月1日，晴。昨日敌机未来，始终没有警报，大家以为因为天气阴霾之故。今天从清晨至傍晚晴朗无云，阳光皎丽，也始终平靖过去，倒有些令人稀奇。

6月15日，晴。从早到晚，太阳都是很好的。大家心里都想着，今日敌机准备来，可是事实并没有来。

6月19日，晴。今天敌机也没有来。

6月20日，晴。今天仍然没有警报……

7月11日，晴。大热。终日没有警报，平安过了一天。

7月12日，晴。大热。又平安过了一天。没有警报。

8月1日，晴。终日没有警报，颇出意外。不知是否昨日击落了敌机五架，今日敌机不能再来了。

8月4日，晴有小雨……今日没有警报。

8月5日，晴……终日没有警报。

8月6日，晴。敌机没有来袭，终日安静。

8月7日，晴。天气曾甚晴明，敌机仍不见来，也许敌人毁灭重庆的暴行，要从此终止或减少了。

8月22日，晴热。整天没有警报。

8月24日，晴。整天没有警报。

频繁的空袭让人们不仅麻木地适应了“跑警报”的生活，也出现神经质的反应。1940年10月28日，晴，陈克文记：“每日到了上午九点左右，人人脑子里都会仿佛听到‘红球挂起来了’的声音。如果有人说话大声些，或者走路急促些，马上会引起误会，以为有了警报的消息了。”（《日记》（上册），第673页）

三、疏散到乡下：在龙井湾“躲空袭”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不久，即有应对日军轰炸之部署。1938年10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公布“疏散渝市人口办法”。同年11月，行政院开始实施机关办公地向郊区疏散的计划，陈克文全程参与并负责歌乐山龙井湾办公房屋工地的选址、工程投标，以及疏建房屋安置等事务。经过几个月的踏勘与考察，1939年8月，疏建房屋工程签约并开始建筑。8月8日，陈克文记：“这不过是一种准备，将来到底要不要迁到那里办公去，现在谁也不知道，将来也许是一种浪费也未可知。”（《日记》（上册），第464页）

预计于1939年11月中旬全部竣工的工程，最终拖至次年春才验收。刚开始，有职员反对搬迁，理由是“迁乡太不方便”（《日记》（上册），第567页）。在日机狂轰滥炸下，龙井湾逐渐显出其防空的优势。龙井湾位于成渝公路老鹰岩一带的歌乐山上，是重庆夏季的避暑胜地，这里不仅比城里凉爽，还“有清凉的泉水，浓绿的树荫”，更是躲避日机轰炸的好地方。1940年6月15日，陈克文记：“因为天晴，避往乡间的人特别多。院里开往龙井湾的大汽车竟因为人和物太多，开不动。没办法，只好由我做丑人，把一些职员骂落了车，把一些行李硬取下来，这才开了出去。”（《日记》，第616页）过去不愿意迁移到乡下的职员，现在抢着去龙井湾行政院疏建办公地，心态发生明显的变化。9月16日，行政院曾家岩办公楼被炸，这一场灾迫使“办公人员必须大量移乡”办公。到9月28日，行政院职员“大部分迁到龙井湾去了”，城里“剩下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

在龙井湾，“躲空袭”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即便是轰炸季，也可以不必急于逃生。据陈克文记，1940年8月4日，“已放紧急警报十数分钟”，一向很害怕轰炸的振姊仍然带着小孩子呆在家里，“因在郊外，大家都放心，所以有时也不到防空洞去”（《日记》（上册），第640页）。

在龙井湾，夜袭的警报有时候甚至是可以不搭理的。8月19日，“梦中给警报声惊醒，时在深夜一时。因在乡间，故未躲避，仍继续入睡。历时两小时，闻警报解除声。敌机闻在重庆市区投弹”（《日记》（上册），第647页）。

住在龙井湾，警报拉响后还可从歌乐山上观察市区被炸的情况。8月11日，紧急警报后，陈克文从歌乐山上望出去，只见“敌机九十多架已经整队的飞临重庆上空，均作银白色，在强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转瞬间，市区内烟尘分三处冒起，隆隆的轰炸声也随着送来。虽然与市区相隔数十里，因系居高临下，被灾的地区仍隐约可辨。敌机轰炸后，从山洞又步行四十分钟才到龙井湾，这时候警报还没解除”（《日记》（上册），第644页）。

9月14日，陈克文从城里回到龙井湾，上午十时过后便挂起红球来了。……晚饭后月光如洗……忽闻警报。不久日机侵入重庆市空，“来回都经过龙井湾上空。我们没有躲避，看着四处的探照灯搜索敌机不获，最后飞向市区轰炸，炸弹声隆隆震耳”。次日晨，七时半，日机即来轰炸。陈克文又记：“时间之早为向所未有。八时许闻轰炸声和高射炮声，九时解除警报。十一时空袭警报又来，十二时左右，市区及郊区多处轰炸的声音四起。高射炮也隆隆相应。不久敌机复到处低飞，机声凄厉，造成极大的恐怖空气。虽身处郊外安全地带，无不人人栗栗生惧。敌机去后，都互相询问，不知今天市区何处受殃，留居市内的朋友们又不知受何惊吓了。”（《日记》（上册），第657-658页）

有时候，为谨慎起见也到防空洞去“躲”一下。1940年10月13日，星期日，晴，“将吃午饭，忽闻听空袭警报，一会紧急警报也来了。为谨慎起见，大家仍旧到防空洞去，坐在洞门外面，如果听到飞机的声音，也进洞里。过了两小时，始终不闻机声，警报也便解除了”（《日记》（上册），第669页）。

1941年，日军实施代号为102号的作战计划，继续对陪都重庆进行疯狂的“疲劳轰炸”。董显光说，所谓“疲劳轰炸”，即每批出发两三架，批与批间距离只有一两小时，使我们警报解除不久又要跑警报。身体疲劳，神经紧张到了极度（见《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4年4月版，第94页）。这是日军疯狂轰炸重庆的第三个年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冬，日军主要集中在重庆周边的地区进行袭扰性的零星轰炸。至1943年夏，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基本停止。美国人William Sloane从重庆给家人写信说，这里已经一年多没有真正意义的轰炸了（Letters to Jessie, China, November 14th, William M. Sloane Papers CO236，Box 7 William M. Sloane Trips 1943—44, Folder 1 Aug-Nov 1943,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遗憾的是，由于陈克文日记中缺失1941和1942年两个年度的文本，有关在龙井湾“躲空袭”的图像只能是不完整的。不过，1943年的陈克文日记，以其记载空袭警报的惯性写法，不仅记录了日军轰炸重庆周边的事实，也透露出在龙井湾“跑警报”的一些细节。1943年2月23日，陈克文回顾头一年轰炸情况，称“全年只发警报三次，并且敌机全未来到市空”。

1943年3月1日，陈克文从城里搬迁到龙井湾办公，结束了三年多的城郊“通勤”岁月，过起了完全的乡下生活。这一年，陈克文在日记里依旧是事无巨细地记录了空袭警报的情况。这一年警报声稀疏，多数情况都是“敌机未到”。此时，他对于日军空袭的警报声的叙述多是事实的陈述，文字中也多了几分从容，少了警报带来的焦虑与压力。比如2月24日，一个晴暖日子，“午饭后，十二时半发空袭警报，此为今年第一次，敌机未到市空。空袭警报放过后，余一人静坐三层楼上小办公室内，读Rebecca。从窗际遥望警报台，如果两红球卸下，紧急警报发出，然后下楼躲往防空洞”（《日记》（下册），第729-730页）。3月16日，晴暖，春天来了，陈克文记：“午后忽闻铜锣镗镗，空袭警报来了，但不久便告解除。邻居的人对于警报的心理自然比城里轻松悠闲得多。”（《日记》（下册），第722页）

（作者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