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文　谢春彦/图

师辈俱零落——笑谈之二十一

陈四益/文谢春彦/图

（一）

看到严修师怀念周斌武师的文章，心头又是一颤。突然浮上脑海的，竟是李叔同《送别》里的“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浊酒一瓢尽余欢，今宵别梦残”。如果把“知交”句改作“师辈俱零落”，那就全然是今日之心境了。

当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时，正值“反右”之后。不少老师，如中文系的陈子展、徐澄宇、乐嗣炳等教授都被划作“右派”，有的发遣新疆，有的发送广西，留在上海的如陈子展先生也足不履校园，不但无从受业，连相见也无缘了。后来知道，陈子展、乐嗣炳先生都曾是民主运动的前驱，这回因言获罪，现在看来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寂寞鱼龙万事空，湖山无恙尚秋风》谢春彦作

徐澄宇先生，我入学后在校园中还见过一次——颀身、戴镜，蓄须、长衫，颇有仙风道骨的味道。高年级同学告知：“这是徐澄宇。”后来就再也不曾见到，说是去了新疆。又后来，听说回沪了，但没有回校。再后来，听说入狱了，不知为了什么。直到“文革”后，才闻放归，但夫人已被斗身亡。短短一年后他也过世了。据说，他夫妇诗词极佳，著作颇丰，人目为神仙眷侣，不意结局竟如是凄恻。“寂寞鱼龙万事空，湖山无恙尚秋风”；“云开易见令威宅，天阙难寻娲后功”，是他最后诗作中的两联。湖山依旧，万缘皆空。旧宅虽在，无石补天。其中的感慨、无奈，在红尘中翻过筋斗的人都不难体会。徐先生恃才傲物容或有之。据说他当年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时，因上头要求学校教员必须是“本党党员”，学校书记长动员他参加。他问：“‘本党’是什么党？”答曰：“国民党。”徐说：“共产党我尚且不参加，何况国民党。”书记长无语，讪讪而退。这样的脾气或可见容于当日，但不能见容于1957年。时乎？命乎！

未曾落网的教授自然还不少，有十几位，在当时高校中可谓阵容强大，但似也未能尽展其才。入学前，我曾在北京做过半年中学教员。知道课本是每位学生都有的，另有配套的教学参考材料，则只发给教师。名为“参考”，实则是对讲授内容的界定。每一段落，应当讲哪些观点，要学生掌握哪些要点，都有细致的规定。教师只是在如何让学生牢牢掌握这些要点上见高下，很少自由发挥的余地。这办法似乎是学苏联的。先前的中学老师对课文的讲解大有不同。我父亲1949年前教中学，讲《琵琶行》的中心思想，只拈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句。但1949年后，就要按教学大纲和参考材料来讲了。

大学的教育，按说在于养成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而独立研究的能力，应当包括材料的积累、归纳、分析能力，对不同学说、不同观点的辨别、判断能力，以及在研究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发展创新的能力。

大学老师，大都学有专攻，对某一领域有独到的研究与见解。如能展其所长，薪传有人，善学者是完全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尺的。学术的发展就这样代代传承、向前推进。但是我很奇怪的是，我们进校的两三年间，老师们好像并没有向我们传授他们独到的心得，而是在勉为其难地讲一些他们自己也未必熟悉的东西。

蒋天枢教授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旧学的功底是很坚实的。但他为我们讲授先秦文学史时，却要讲些他自己也未必熟悉的概念。譬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我们学生也开口即来的术语，他却疙疙瘩瘩地讲成“那么这个社会的现实的主义呢”，引得我们暗自窃笑，下课后以模仿为乐。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赵景深教授身上。赵先生是著名的戏剧、小说研究家。但他讲授元明清文学史时，也并不能展其所长。讲《金瓶梅》，他照本宣科，说：《金瓶梅》揭露了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与丑恶，可以激励我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社会云云，同样引得同学忍俊不禁。课下调侃说：这样好的一部小说，为什么图书馆不予出借？后来我猜测，大学老师是否也有一份“教学大纲”或“教学参考资料”一类的东西，对教师要讲些什么，怎样讲，都作了细致的规定。那些术语，那些评论，都不为老教授们所熟悉，所以只能期期艾艾，照本宣科，讲一些他们并不熟悉的教条。对于学有专攻的教授们，不让他们讲自己治学的见解、方法与成果，而要他们按规定的内容、观点照本宣科，实在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和学术资源的荒弃。

《文艺学引论》（其他高校称为《文学概论》）也是如此。给我们上课的是蒋孔阳先生，教材就是他的著作《文学的基本知识》。刚入大学，课后总想看看别的先生对同样问题有何不同的见解。所以课后又找文学概论类书籍对参。那时，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很多，刘衍文的，霍松林的，毕达哥夫的，苏联季莫菲耶夫院士的，还有稍早巴人的《文学论稿》等等。这样读了一个星期，发现各本“概论”，小有差别，但大体系却无别，论述也相类似，读一本足以见一般。后来才知道，原来中文系的文学概论，是苏联专家毕达哥夫来华办了一个讲习班，各校派人学习。而毕达哥夫又是依据苏联季莫菲耶夫院士的《文学原理》。这样回到各校讲授，自然千部一腔。大学的老师都要按照统一教条讲授，怎么能培养出能于纷繁万象中有识别力的，有独立判断力的学生。

或许以为这样统一思想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不受“错误思想”的影响，但结果，却是使学生处于毫无独立判断的境地。复旦大学当时的宣传部长徐震（即杂文家公今度）曾私下对我说：“密封罐头一旦打开，腐烂得更快。”那意思是在无菌环境中保存的食物，一旦失去了封闭的环境，对外来“细菌”将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境地。思想也是如此。我想，这是对的。所有理论，都要在比较中证明其合理性，在论辩中证明其正确性，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大学应当是各种学术思想交锋之所，不能是唯我独尊、排斥一切的思想垄断之所。

思维的单一性与不兼容性，使师辈中许多才智之士，只是因为他们所持的学术观点未能进入“主流”的视野，虚耗了后半生大好的时光，及至学术思想逐渐开放，他们也已到了凋谢之时。这实在是很令人伤感的。

（二）

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到上海，便去阔别多年的母校看望久失音问的老师。当年的“老教授”们，这时真的已经很老了。我做学生时已届耳顺之年的朱东润教授，望之不过五十许人。挨过了十年磨难，结发妻子自尽于“文革”之世。经受了轮番的打击，这次见到，他真的衰老了。他正在病中，不良于行。

中国进入了“文革”后的新时期，凋零已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重又复苏，但十多年研究的中断，人才已现青黄不接。病卧在躺椅上的他，依旧豪气干云地说：“我是愿意做人梯，让年轻人踩着我的肩膀，攀登上去的。”

听到先生这句话，我忽然又很伤感。

当年朱先生为我们讲授时，正值“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大辩论之际。风气所趋，连“厚今不薄古”与“不薄今人爱古人”这样折中的言论也受到批判。所以，在中文系各门课程中，古典文学并不受到重视。研究古典文学的基本技能，如文字、音韵、考据及目录、版本之学，几乎都从课程中删除。

复旦中文系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是强项，郭绍虞、朱东润两位教授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家。但是，这方面的课程并不多；音韵之学、文字之学、版本目录之学，复旦的师资力量也很雄厚，但老师们也几无用武之地。张世禄教授的音韵学，只在他讲古代汉语时，略有涉及；王欣夫教授的文献学，直到60年代初我们快毕业时，因主管文科的教务长鲍正鹄教授坚持，才设立了有限课时的选修课，使我们略知皮毛；李笠教授的文字学到我离校一直未曾开设。

那时上头的想法，好像大学生只要把世界观改造好，学些马列主义，就什么都可以应付了。至于文字、音韵、考据之类作研究的基础学问，都鄙夷不屑一顾，可偏偏这些正是许多老教授学问的长项。可惜我们这一拨儿学生都未能亲炙，以致学术传统有中断的危机。幸亏上个世纪60年代头几年，随着政策调整，大概上层毕竟还是有些明白人，知道如果不能传承，斯文一脉或将中坠。因此，又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才为这些专家之学留下一脉。当时提倡要向老教授认认真真地学，恭恭敬敬地学，甚至说要像过去学徒给师父倒夜壶那样恭敬勤勉。当然，就是在这时，对老教授们仍然很不放心，怕他们与党“争夺年青一代”。对送去向老先生们学习的年轻学生或教师，也极而言之道:“送去十个，烂掉九个，有一个学出来，也是胜利。”所谓“学出来”，就是要跟老教授学，然后把他批倒。这个话当然是内部说的，老教授们不知道，他们希望自己一肚子的学问能有几个传人，所以对学生都是倾心传授。

就是这样，同老教授们的蜜月期也很短暂。到了1964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调子日高一日，对资产阶级思想（包括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老教授们又都遭遇冷落甚至冰冻。待到重新解冻，有幸依然健在并能重登讲台的，已寥如晨星。那一代学人，就这样淡出了学坛。闻朱先生“人梯”之言，油然而生的伤感，以此之故。

《都在扫除之列》谢春彦作

那天，我问到先生关于《离骚》作者的文章，与郭沫若先生的那番批判。这问题先前我是不敢问的，因为我觉得这对朱先生是永远的痛。这回有过“文革”的大风大浪，那场批判就算不得什么了。不意朱先生依旧长叹一声——“我们的郭院长啊！”——便不再说话。

50年代初，因着朱先生两篇文章《离骚的作者》和《离骚以外的屈赋》，郭沫若连发五六篇文章，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展开了凌厉的批判。郭沫若身居高位，批判犹如判词，朱先生根本无从答辩。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处可说。那天，朱先生没有就《离骚》及楚辞中许多作品的写作时间问题作深入的叙说，只是告诉我，他愿意将有关这问题的已经发表和后来未能发表的文章，交给出版社——如果他们愿意出版的话。后来我曾向几家出版社询问过，大概郭氏尚在，风气也尚未开，都没有肯定的答复。我想，他们还是有顾虑吧。直到去年，朱先生生前编次，后来由他的学生陈尚君教授整理、校订的《朱东润文存》（两卷），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七篇《楚辞探故》，始能得窥全豹。

大学，其实应当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流派兼收并蓄的地方。一所大学学术思想愈是活跃，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讨论、辩论愈是热烈，学生眼界愈是开阔，思维愈是活跃，对成长也就愈是有利。大学生不是中学生。大学生应当培养起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单一的思想灌输，或许能培养出熟练的传播机器，但是无法培养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独立价值判断的学者。“钱学森之问”，在理工农医科应当如何回答我不知道，但在文科，我以为，把单一的灌输当作培养纯洁人才的办法应当抛弃。只有在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相互辩难中，才有可能出现新的学派和新的大师。

就以《离骚》及楚辞中作品的作者与写作年代来说，这是自汉以后未曾断绝的争议性话题：对王逸的《楚辞章句》多有疑问；对屈原有无其人也代有质疑。洎乎近代，在朱东润先生提出问题之前，胡适对有无屈原其人曾有疑问（见《胡适文存》），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先后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次印行，据闻，徐中舒先生也曾断《九歌》作于汉代。这本来是不同学术观点的问题。但自郭沫若氏批判朱东润先生始，屈原与屈赋的这些问题就同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挂上了钩，就以“标准的唯心主义”定谳，从此再没有了这一问题的探讨。问题好像就此解决，但探索也就由此中断。这究竟是学术之幸还是学术之不幸？

其实，在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中，对楚辞、屈原，就有不同的观点。蒋天枢教授为我们讲授《离骚》，其考证之细密，几乎每一句都要找出其中包含的历史事实，甚至包括屈原如何在沅湘一带开展“游击战”都似乎凿凿有据，但我们也未能尽信。如果，大学的教学不定于一尊，不是只准讲统一的观点，学生们可以听到教授们不同的看法，最新的见解，了解老师们做学问所依据的材料与方法，然后自己加以辨别，决定取舍或兼取其长，一定会比一家独尊的灌输更能培养独立的思考与研究能力。可惜那时不行。如朱东润教授关于楚辞的观点，在那时，就是系里有开设讲座的心，恐怕也没有这个胆，万一被人举发或批判，指为唯心主义泛滥，恐怕此劫难逃。直到今天，在学术问题上，仍有人想指定什么可以进课堂，什么不准进课堂，仍习惯于由什么部门或什么人来判断学术的是非以决定其弃取，这实在是学术领导中很可笑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师辈们带着满腹学问，在寂寞中零落了，有的留下了等身的著作，有的连著作也没有机会或没有可能出版印行。真是可惜！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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