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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被戴上“林彪黑秀才”帽子的

2015-03-08程继尧

世纪 2015年3期
关键词:文汇报林彪路线

程继尧

我是如何被戴上“林彪黑秀才”帽子的

程继尧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五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后,中央专案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陆续下发。

“林彪死党”李伟信交代:林立果是3月18日从杭州到上海的。在与“小舰队”骨干谈形势时“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预感“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说“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所以“积极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政变”。

1970年时的作者

中央发的材料,为李伟信这段交代加了注:“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署名‘方岩梁’的《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对发表在同年1月6日文汇报上署名‘蔡康成’的文章《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进行了批判。”

当时,我看到这段话特别震惊:“方岩梁”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蔡康成”就是我!其时我在上海采矿机械厂当车工,应文汇报之约写了《路线》(简称)一文,署名时将“采矿机械厂程继尧”简化成了谐音“蔡康成”。

“蔡康成”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批,被写进了“中央文件”,我莫名其妙地被牵进了“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2011年,我看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写的回忆文章,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文汇报三月十六日文章,把他们(指林彪集团)实施政变的这些想法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见朱永嘉博客:与九一三事件相联系的上海文汇报三一六文章——十问十答)

“上海市委写作组”为何批“蔡康成”?林立果为何认为批“蔡康成”是“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的“信号”?困扰我几十年。

“九一三”后,“上海帮”抓住林立果关于“是信号”那句话,吹嘘“方岩梁批判蔡康成,就是批林彪,上海是全国最早批林的”(徐景贤在复旦大学传达当时的“中央文件”时用语)。为此,我被戴上了“林彪黑秀才”的帽子,而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文汇报,也因此被严加整肃。对此,2001年文汇报编写的《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有600余字的记载。但时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张启承认为“事情并没有讲清楚”。他给笔者写信说:“此事1979年虽平反,但系统地揭示真相,讲清来龙去脉的文字工作还真没有。”

弹指之间,四十四年过去,作为当事人,我已年过七旬。现在不说,就没有机会说清这段文字官司了。

祸起于一次调查研究

先要说,我一个工人,怎么会写出《路线》这样题目吓人的大文章。

“文革”头三年,我被调到27军政治部“解胜文”写作组,写了不少“大批判”文章,也目睹了阶级斗争的无情和残酷。想到自己父亲是个右派,不敢留在“上层建筑”,1969年要求复员,解放日报让我到文艺部工作,我坚决要求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进入上海采矿机械厂拜师学艺。后来,采矿机械厂的上级──上海重型机械公司发现我有可用之处,1970年夏把我借到公司搞调研。

那时上面有人强调“促生产”了。公司领导决定就生产与技术发展遇到的问题,找几个工厂作对比分析。我被派到上海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调查组。一泵厂是镇宁路上的一个弄堂小厂,生产与技术革新搞得有声有色;位于闵行的上泵厂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厂,但生产总是上不去。调查后上级听汇报,有些同志说,上泵厂没搞好是因为“一打三反没搞好”、“阶级斗争没抓好”。

我在两个厂跑了两个月,了解不少实际情况,不赞成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挂钩。我汇报说:在上泵厂掌权的头头既不懂技术又不抓业务也不下车间,整天空讲阶级斗争。而一泵厂的主要负责人本来就是技术干部,生产、革新,有板有眼。我认为:上泵厂搞不好,与“阶级斗争”、“一打三反”没有什么关系。两个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与业务能力截然不同,是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要抓好生产,一定要狠抓班子思想建设,加强干部世界观改造,转变作风,倡导务实,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听汇报的“市革会”秘书组一位姓翁的干部居然同意我的看法,指名要我执笔写调查报告。1970年10月27日“市革会工交组秘书组”第326期《工交情况》,印发了我写的《两种思想,两种路线,两种结果——上海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调查》。公司党委书记江流非常兴奋,告诉我“市领导”看了很高兴,马天水还写了大段“批语”。11月5日,当时上海三大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工人造反报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两种思想,两种路线,两种结果》的“两泵厂对比调查”,并依据马天水的批示加了醒目的“编者按”。“对比调查”和来自“市革会领导”的“编者按”,都把路线、世界观与“好人掌权”联系起来了。后来,这三者的关系就成了“蔡康成”写《路线》的主线。

文汇报约我写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

“对比调查”发表后,首先约我写评论的是解放日报。11月16日,我以“上海市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写作组”的名义,在解放日报“工农兵论坛”发表了《革命化要化在路线上》。11月19日,文汇报理论部郭志坤来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路线”的、“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并要我到报社详谈。21日,在文汇报理论部,刘岳清主任与郭志坤先听我讲了参加调查的情况与体会,接着一起从“路线决定一切”的高度研究了文章要表达的主要内容与所要针对的“活思想”,并明确就以“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为题。

因为我对所要表达的观点已有反复思考,写得特别顺利。11月29日打出小样,又与刘、郭两位讨论。议到制度与路线的关系时,刘岳清念了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一段话:“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刘说,《再论》是毛主席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可以引用这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把“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引了进去,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发挥了几句:“无论怎样好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路线去保证它,还是不行的。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列宁和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保证它的政权不变质。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苏联的政权性质也变了。”

《路线》一文5700字,三个部分: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斗争仍然存在;路线取决于世界观。虽然也提了阶级斗争,但主调是论述“好人掌权”出现的思想、路线、作风问题。其中说到“两个工厂、两个公社、两个商店或者两个什么单位,同样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组成领导班子,同样是共产党员掌权,执行的路线不同,结果就完全不同”,“就是同一个领导干部,由于执行的路线不同,情况也大不一样”。明显地留有“对比调查”的痕迹。

因为我有“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挂钩”的想法,在写作《路线》时,没有强调阶级斗争,更没有引用和论述“九大”总结的“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条“基本路线”。而是强调“对社会上阶级敌人作斗争,不能完全代替对党内、政权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对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批判,也不能代替对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批判”。

当时文汇报负责人邵传烈在《路线》的小样上批曰:“此稿很有针对性,可发。”但这篇“很有针对性”的文章躺了一个月也没见报。我问过郭志坤,他说:“市里有通知:涉及‘路线’的稿子一律要送市委审。现在市里忙于筹备四次党代会,徐景贤桌子上的稿子已经堆了一尺高了。”

1971年1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汇报觉得《路线》一文踏在了点子上,竟不等徐景贤批复,于1971年1月6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殊不知,闯了大祸!

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路线、政权和世界观》《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两篇文章

张、姚指责文汇报“放出了一株大毒草”

1971年1月4日,“一月革命”后上海第一次“党代会”——“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开幕。张春桥作“政治报告”。1月6日,文汇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未经市委审定的《路线》。《文汇报60年大事记》说:“文章见报后,反响异常强烈,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不少人认为它是‘有来头的’,是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的‘精神’。”张春桥、姚文元十分恼火,责怪文汇报“放出一株大毒草”。

朱永嘉回忆:

那一天早晨《文汇报》的大样送到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的餐桌上,张看这篇文章认为有问题,对姚说了,当时姚的秘书胡鼎君在场。下午胡鼎君把王知常找去见了姚,姚要他设法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王回到办公室以后,找了W某某去摸这篇文章的情况。

1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车间劳动,厂领导把我叫出来,说市里有人找你了解情况。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小屋里,我见到了来人。认识,是曾在空四军服役的W某某,此时他在“市委写作组”。谈话是一对一进行的,气氛如朋友。他问我怎会想到写《路线》。我讲了怎么参加两泵厂的调查,怎么形成观点,怎么写出“对比调查”,上海三报怎么加按语同时发表。以后为解放日报写了什么评论,文汇报郭、刘怎么向我约稿。W某某问“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观点怎么来的。我告诉他是刘岳清从《再论》中找出的。W某某来过之后约两个月,“方岩梁”的批判文章登出来了。

关于“方岩梁”文章,郭志坤说报社是这样传达的:张、姚看了《路线》后,指责文汇报“标新立异”,“干扰了市党代会精神的贯彻,也干扰了中央精神的贯彻”;指示徐景贤尽快组织一篇文章,告诉兄弟省市:《路线》一文不讲阶级斗争,有严重错误,不是上海市委的观点。3月15日,徐景贤派人将“方岩梁”文章送到文汇报,指定必须用发表《路线》一文同样的版面和字体,第二天见报,“以肃清流毒,挽回影响”。3月16日,文汇报果然在同样位置,以同样版式发表了“方岩梁”的文章,篇幅也是5700字。

“方岩梁”批《路线》,主要靶子是“讲路线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他气势汹汹地责问:“离开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去抽象地谈论‘路线’问题,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

“无论怎样好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路线去保证它,还是不行的。”被“方岩梁”说成是“把路线与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是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一下子不灵了”;“对社会上阶级敌人作斗争,不能完全代替对党内、政权错误路线作斗争;对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批判,也不能代替对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批判。”被“方岩梁”斥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一个人的经验再多,也是有限的,而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经验去观察无限的革命形势发展,怎么能不产生错误?”被“方岩梁”指为“路线斗争不可知论”、“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对于“方岩梁”歪曲《路线》原意的“批判”,笔者不敢抗争,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得不断检查“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阶级斗争”,“干扰上海市委和中央精神”的“严重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我忽然成了“林彪黑秀才”

3月16日方岩梁文章后不久,听到一个消息:市里对《路线》不准备追究了。我以为事情过去了。但到了10月,有人对我说:“你祸闯大了,徐景贤在复旦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说:上海是最早站出来和林彪作斗争的,我们批‘蔡康成’就是批林彪!”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本来是说《路线》冲撞了“上海党代会”,惹怒了张春桥。文汇报也是这样作检查的。怎么“方岩梁”的文章一下子变成“最早”批林的了?难道我写的《路线》代表林彪吗?他们硬说《路线》是按林立果观点写的。我有口难辩。

2005年3月,我曾就此事当面询问当年奉张、姚之命组织“方岩梁”写文章的徐景贤:这是怎么回事?徐向我道歉,承认“那是为了抢‘批林’的旗子!”他还说:文章发表后,空军方面确有不同意见。空四军派驻文汇报的军代表明确反对批判《路线》,对“方岩梁”的文章不以为然。说那时,“市委”与空军对两篇文章都非常敏感。

空军为什么要护着《路线》?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决裂前,“上海市委”为什么敢得罪空军?为什么3月16日“方岩梁”放了一枪之后,对《路线》的批判偃旗息鼓了,为什么“九一三”事件之后,“上海帮”又突然高调宣布:批“蔡康成”就是批林彪?我迷糊!

看了李伟信的交代,我这样想:徐景贤宣布“批‘蔡康成’就是批林彪!”事出有因:“因”就是林立果说3月16日文章是“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的“信号”,这使“上海帮”有了把自己打扮成“批林英雄”的理由。而林立果对“文汇报3月16日文章”高度警惕,也事出有因。1970年7月31日,他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在空军引起轰动。8月4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号召空军向林立果学习。事情过去多年后,我从网上搜索到了这个“讲用报告”的全文。林立果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政治和业务,政治和各行各业的关系”,批评了“有的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不敢抓军事,不敢抓业务”,“不生产,尽空谈”的“形左实右”。林立果还说:“制度的形式不能决定一切,只有政治,只有主席思想,才能决定一切。”我不晓得林立果是否看过《再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他的“讲用报告”论述路线与制度的关系,说了“制度的形式不能决定一切”。而这一观点被“方岩梁”指为“把路线与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谬论。因而,林立果看到3月16日文章,认为“上海帮”发出了把矛头对着“林家铺子”的信号,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我在写《路线》时,根本不知道有个林立果“讲用报告”,怎么可能按照“讲用报告”的观点写文章?不要说我不知道,朱永嘉的回忆文章也说:当时,这个“讲用报告”,“张姚没有看到过,只是听说有这回事”。是“王知常让W某某从空四军弄来了一份报告的油印稿上送给姚”。我一个普通工人怎会得到这个东西?

我反复申诉,但他们死咬住不放:你就是按照林立果的观点写的!对基层工厂来说,“批林”难得有这样的“活靶子”。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一场接一场,上挂林彪,下联我的右派父亲,指我为“林彪黑秀才”、“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对《路线》的批判不断升级。

1974年1月27日,江青居然亲自出场。在新华总社一次“批林批孔”大会上,她点名批判人民日报王若水的反“左”文章后,又说“上海也出了篇很坏的文章”。姚文元马上插话:“是根据林立果的观点写的,署名蔡康成。第二篇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是批他的,这引起了‘小舰队’极大紧张。”于是,对我的“革命大批判”再度升级。连笔名中有个“康”字也成了阴谋。“市委写作组”有人说:这是为了让人联想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是向市委栽赃!一时间,声势越来越大,重机公司、机电一局都到采矿机械厂开“批林批孔”现场会,人们把我当作“怪物”参观。

有人谎报军情把事情越搞越复杂

现在我们都知道,林、江交恶,原因极其复杂。就是没有文汇报这两篇文章,他们也必将斗得你死我活。然而,我万万没想到因为有人谎报军情,搞得斗争双方神经更加敏感,居然使两篇文章之争发酵成为朱永嘉说的“九一三事件催化剂之一”。

“谎报军情”之事,我本不清楚。2005年我见到徐景贤,还问他:凭什么认定“蔡康成”受“林彪集团”指使写的文章?徐只说“空军对3月16日文章很反感”。我又问:凭什么认定1月6日文章是根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写的?徐歉意地看着我,迟迟未答。后来他送我一本《十年一梦》,说:其实还有许多事情难以说清。

对“谎报军情”的人和事,我是看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上朱永嘉的文章,又查了朱先生的博客才知道的。

以下,摘自朱永嘉先生的博客:

张要求设法了解文章背景。领受任务的是曾经在空四军服役的W某某。他回来报告说,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假情况。事实上,这篇文章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无关,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毫无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应,要写批评文章了,这就是发表在《文汇报》3月16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然而,W某某此时却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四军‘卫东鹰’那儿,被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

原来谎报军情的就是曾找我谈话的W某某!他原来是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的,后调到报社,我作为业余作者与他有过接触。他来工厂摸底,我毫无戒心。把参加调研、写作对比调查的过程,《路线》的观点形成和写作过程全都如实地讲了。

当时,W某某曾问过我看没看过“讲用报告”,我如实相告:元旦前后,与一位回家探亲的空军人士闲谈,他说林彪的儿子是“超天才”,做过一个精彩的“报告”。但这位军人说不清“报告”的内容,而我更无缘看到这个神秘的“讲用报告”。张、姚得到的,不也是W某某弄来的油印稿吗?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文汇报的小样,1971年1月6日发表的“蔡康成”文章,1970年11月30日就定稿了。

谁知W某某竟是“无间道”,他向“上海帮”报告说《路线》是根据林立果“报告”写的,又把“上海帮”组织文章批《路线》的矛头指向告诉了空四军,使林立果作出“是信号”的判断,搞得双方剑拔弩张。

朱永嘉说:

从张、姚起以及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显得过敏了。造成那样的影响,与W某某汇报的假情况也有关,导致反应过度。林立果知道以后,他那根已经绷得很紧的神经更加紧张起来,促使他急于搞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计划,使林彪跨出绝路的第一步。

更让人吃惊的是,W某某的假情况把“伟大领袖”都忽悠了。以下仍摘自朱先生的博客文章:

“王洪文带了王知常去杭州参加浙江军区清查运动,在一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上,王洪文讲,1971年3月16日,《文汇报》上那篇文章有问题,毛曾批评过。”“王知常由于不知道毛泽东批评过《文汇报》三一六文章,便当面在上百人大会上顶撞了王洪文,使王洪文下不来台。”“我想,毛泽东批评《文汇报》三一六那篇文章,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而是不应该由上海方面先发难,过早激化了矛盾,加速了对方狗急跳墙的步伐。”

这就是说,张、姚得到W某某汇报的假情况后,迅速把《路线》的所谓“背景”报告给了老人家,毛泽东也相信“蔡康成”的背后是“林彪集团”。只因担心“打草惊蛇”,他才批评了“上海方面”。这大概就是“方岩梁”发文之后,九一三事件之前,上海方面暂停对《路线》批判的原因吧。

“四人帮”垮台后,讨回清白之路走了三年

1976年10月,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我兴奋地写道:“多年飘绕在人民脑中的疑云,一吹而散;多年压在人民心中的积怨,一吐而尽。”然而,我自己心中的疑云和积怨仍无法吹散、吐尽。对我的问题,不但没有新的说法,批判“四人帮”时,还时不时捎上我几句。我又开始上访了。找到原“市委写作组”所在的康平路141号,他们说:“写作组”的人都在接受审查,你要找负责审查工作的人。可负责人不接待我。我又回到文汇报,那时的理论部主任张启承说,这事只有找中央派到上海的新领导。他告诉我:新来的宣传部长车文仪住在上海大厦,还告诉我从哪个门进比较容易。我去上海大厦求见车部长,不让进。纠缠了半天,出来一个秘书模样的。大概因为我是个普通工人,他很不愿意浪费时间,我才开了个头,他便打断了我,只问:“带材料来了没有?”我把早已写好的材料呈上。他说了句:有事会找你。便头也不回地进去了。我等了两年,他们果然没有再回过头来。而拍板发表《路线》挨整多年的刘岳清竟因此患了不治之症。重病中的他拉着我的手嘱托:“一定要把这事弄清楚!”1979年1月17日,刘岳清在郁郁中离世,享年不到五十岁。临终前,他对领导提出:“一定要还《路线》的作者、编辑一个清白!”我接到追悼会的通知,悲愤交集。写下《悼刘岳清君》:“一篇文章八年冤,累君含恨赴黄泉。奈何桥上莫停留,阴司总有包青天!”引起一些编辑记者共鸣,新任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刘庆泗很快约我谈话。这一年8月,结论终于出来了:《路线》一文与“林彪集团”及“小舰队”毫无关系。10月我被调进上海社科院马列所。“破帽遮颜”八年的我,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有人说我因反“四人帮”受迫害。我说:和许多人一样,除了看江青有点不顺眼外,1970年、1971年,我都没有反过“四人帮”。而且,受到“方岩梁”批判《路线》,“左”的印记并不浅。把“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都上升到“执行什么路线”的高度,说基层工作中也有“两条路线斗争”,还不够“左”吗?“方岩梁”对《路线》无限上纲,使我体会到被“打棍子”的痛。很自然地想到,之前我也曾在指挥刀的保护下,根据断章取义编成的“黑话”,写过不少“大批判”文章,曾以“剥开周扬的人皮”这样血淋淋的题目批过周扬,曾歌颂过“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好得很!我还写过一篇《评大毒草〈上海的早晨〉》的长文,严重伤害了著名作家周而复和为《早晨》辩护的桑伟川。后来,《早晨》重版,将我的“批判文章”收录其后,我很理解:应当让人们看看,当年的“革命大批判”有多么荒唐!

这段经历,促使我对“革命大批判”深刻反思,还悟出了某些“左”与某些“右”之间的微妙:其实,一个时期的中国,不少被指为右的人,思想其实蛮“左”的。有些人只是因为“左”得不够,才被扣上“右派”帽子。

(作者为解放日报原评论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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