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英语理论视角下的汉语借词接受度研究

2015-03-07姜文东

大学英语(学术版) 2015年1期

关键词：借词本族语变体

闫博姜文东

(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 北京 100049)

世界英语理论视角下的汉语借词接受度研究

闫博姜文东

(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 北京 100049)

本文利用COCA语料库，以《牛津英语词典》中的汉语借词为例，探讨了汉语借词在本族语者中的接受程度。研究表明近年来汉语借词的接受度有显著性增长，从不同语域中借词的分布状况来看，本族语者的态度也较为乐观。本研究从词汇层面为中国英语变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并试图唤起中国英语教育工作者的世界英语意识，将汉语借词教学引入课堂，让中国学生摆脱无法用英文表达本族文化的窘境。

世界英语; 汉语借词; 接受度

一、引言

早在1964年，Halliday等人就已提出“英语不再只属于英国或美国，而是一种国际语言，人们使用英语的同时并不否认他们自身本土语言的价值”(Halliday, MacIntosh & Strevens 1964: 293)。随着英语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其在各地区的变体应运而生。中国英语学习和使用人口最为庞大，因此，中国英语变体研究虽起步不久，却吸引了大批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者们主要从中国英语的命名、定义、特征和教学模型等方面展开了探索(Jiang 1995; Bolton 2002; Hu 2004)。从词汇层面上看，汉语借词被置于中国英语词汇的核心圈(Xu 2010)，且在来源语、转借语和社会文化渊源等方面的研究已渐趋成熟，而在本族语者中的接受度研究仍是空白。基于此，本文试图在世界英语大背景下，以《牛津英语词典》中出现的汉语借词为例，对汉语借词的接受程度做以调查分析。

二、世界英语与中国英语

世界英语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中所使用的英语模式或变体，即被称为世界英语。1985年，Kachru针对英语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分布和使用情况提出了三个“同心圈”理论。他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归为内圈；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归为外圈；扩展圈则包含了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

中国英语一词最早由葛传槼于1980年提出(葛传槼 1980)，但其是否可称之为世界英语变体一直颇受争议。谢之君(1994)、林琼(2001)等人认为中国英语是干扰性中介语，不能称之为世界英语变体，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肯定这一变体的存在并持乐观态度(Kachru 1982; 汪榕培 1991; 李文中 1993; 贾冠杰，向明友 1997; Bolton 2003; 杜瑞清，姜亚军 2003; Hu 2004)。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李文中 1993)。词汇是中国英语研究中的基础。Xu(2010)将中国英语中的词汇分为借词、本土化词汇和普通词汇三类，并类比Kachru的同心圈理论，将它们分别置于内圈、外圈和扩展圈。由此可见，汉语借词是中英词汇链接环节中的核心词汇类型。

中外学者在汉语借词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在实际接受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目前仅有Yang(2009)通过比较汉语借词在不同年代、不同字典中的出现频率，指出汉语借词的接受度近年来有所提高。以往研究侧重静态分析，忽视了借词的动态使用频率。因此，本文将以《牛津英语词典》为例，对汉语借词在本族语者中的实际使用状况进行调查，旨在进一步推进汉语借词接受度研究，并试图从词汇层面为中国英语这一变体的存在提供证据。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汉语借词在COCA中的分布频率概况如何？

2)2008-2012年与1990-1994年相比，汉语借词在COCA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是否有显著性的增长？

3)不同语域中，汉语借词在COCA语料库的出现频率是否存有差异？如有差异，有何差异？

2. 研究方法

第一步，选取汉语借词。笔者利用在线《牛津英语词典》，检索词源“Chinese”，选取出汉语借词245个。《牛津英语词典》详细追溯了每个英语词的历史和演变，是英语词汇的最高权威(吴莹 1982)。其收录的汉语借词基本得到了英语本族语者的认可。

第二步，统计汉语借词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本研究所选用的语料库是拥有3.6亿词汇库容的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此语料库涵盖了最近23年(1990-2012)美国境内多领域语料，每年近2000万词汇，基本反映了美国当代英语的现状，是观察和探索美国英语使用和变化的绝佳平台。本文将从整体概况、年代和语域三个维度对汉语借词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以较为系统地揭示借词的接受程度现状。

四、结果与分析

1. 汉语借词在COCA中的分布频率概况

1)出现频率

在245个汉语借词中，有151个出现了至少一次。出现频率最高的为China(57444次; 123.71次/百万词)，也是唯一出现次数过万的汉语借词。其次是ketchup(1319次; 2.84次/百万词)。出现次数过百的汉语借词有26个，五十次到一百次之间的有14个，五十次以下的有111个。可见汉语借词的出现频数梯度较大，且绝大多数借词出现频数相对较低。究其原因，是英汉不同语系间的词汇借贷增加了借词被保留下来的难度所致。从音、形、义的关系来看，语形是英语三大要素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因素，英语常常以语形为契合点引进借词，以便减少其对语言系统中的其它既有成分和既有关系的干扰，并降低语言系统自身以及语言社团为引进外来语所付出的成本(赵宏 2009)。汉英迥异的文字系统导致从语形上借贷汉语词汇的困难，汉语借词不易融入英文体系，本土化改造相对缓慢。但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英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政治，文化往来不断加强，语言接触不可避免。高强度的接触加快了部分汉语外来语的本土化过程，因此，汉语借词在本族语者中的接受程度成两级分化，出现频率成阶梯式分布。

2)语义场

从语义场看，出现频数过百的汉语借词涵盖了地理名称、少数民族、衣食住行、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娱乐等多个语义场。这些借词以普通名词为主，共19个，其中衣食住行类和社会生活类借词数目较多，分别为7个和9个。如表1。

表1 出现频数100次以上的汉语借词语义场分布

从上表不难看出，汉语借词几乎渗透到了英语词汇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普通名词，还是专有名词均能看到汉语借词的身影。这些借词通常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无法用英文准确简洁地表达。其中一些常用借词已覆盖到英语中的基本词汇，如litchi，longan，mandarin，ginseng等，成为了英语词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生活和衣食住行类汉语借词的数量优势也反映出使用频率越高，语言接触强度越大，借词的稳定性就越强，在本族语者中的接受度也就越高。当然，英语词汇吸收大量的“中国元素”与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已不再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来自中国的文化输入更是不断加大，中国英语中的“汉语元素”也越来越多。

2. 不同时间段汉语借词的出现频率

从整体上看，汉语借词在COCA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近年来呈增长趋势。笔者统计了COCA所收集语料中最早5年(1990-1994)和最新5年(2008-2012)汉语借词的总体出现频率，发现1990-1994年汉语借词的总出现频率为590.54每百万词，2008-2012年总出现频率为903.77每百万词。卡方检验p值为0.00(<0.05)，说明汉语借词的接受度有显著性提升。这一历时性增长是中西语言接触加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本族语者对汉语借词逐渐接受以及认可的证明。汉语借词的使用日趋稳定，本族语者作为重要的使用主体对汉语借词的推广，中国英语变体的逐步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实际使用情况的增多，也标志着这些汉语借词经过语言系统的过滤，走向了成熟阶段。

当然，并非所有汉语借词的使用频率都稳步增长。其中44个汉语借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频率有所降低。这些借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出现频率仍保持高位，但发生小规模向下浮动，如fengshui，warlord，Ming等。这一类借词通常为非日常常用词汇，其使用具有偶然性。因此，出现频率下降并不能说明此类借词在本族语者中的接受程度降低。相反，其中一些借词本土化程度已非常成熟，语义范围也有所扩大。如Ming最初仅以“明朝”的意思借入，现今还可指代“明统治者”或是“明代瓷器”等；warlord属于意译词，原指清末民初拥兵自立的军阀，如今它也不再只局限于指代中国的军事领袖。另一类借词出现频率基数较低且下降幅度大，甚至近五年已不再被本族语者使用，如yüehchin，ho-ho，mee，hyson等。此类借词同化程度低，进入英语系统后适应性较弱，已逐渐被英语淘汰，成为短暂性借词。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些借词未能在英语体系中立足大致有三点原因:1)一些借词与历史事件、过往风俗紧密相关，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由于发生久远而逐渐被人遗忘，如taiping，Shang，fan-tan等；2)还有一些借词过于专业化或中国化，非本族语者日常所用，且东西文化背景迥异，造成理解或认识困难，如so-na，yangchin，sanhsien，hyson等；3)近年来出现了更易于本族语者接受的形式，致使同化能力较弱的借词使用频率下降，如boy choy逐渐取代了petsai。

3. 不同语域中汉语借词的出现频率

表2 不同语域中汉语借词的分布状况

汉语借词在语料库中的分布呈现语域差异。从总频率看，口语语料中汉语借词的总出现频率为116.08每百万词，而书面语的总出现频率为155.78每百万词。卡方检验p值为0.02(<0.05)，可见，汉语借词在口语与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有显著性差异，本族语者在生活会话中较少地使用汉语借词。从不同借词出现的个数看，口语语料中不同借词的总个数不足书面语中的一半，说明仅有部分借词在本族语者口语交流中使用，词汇丰富度较书面语低。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汉语借词中大多数为中国起源或中国独有事物，涉及的英语基本词汇较少，非日常生活常用，使用频率自然下降。口语中较低的使用频率不利于汉语借词的传播与强化。由于缺乏大规模的使用环境和使用主体，这些借词的本土化程度就会减缓，造成部分借词的接受度下降，制约汉语借词的发展。

表3 书面语中汉语借词的分布状况

表3展示了不同书面语语料中汉语借词出现的个数以及总频率。如表所示，书面语中不同借词的总个数均达90以上，词汇量较为丰富。除小说外，总出现频率也都超过100词每百万词，学术期刊甚至超过了200词每百万词。可以说，无论是在出现个数上还是频率上，书面语中的汉语借词都较为活跃。杂志和报纸是最主要的新闻媒介，在信息传播已近于全方位同时段无障碍的态势下，大众对新事物新概念——包括新词语的接受，也主要依靠报刊，电视等传媒来进行(罗建 2001)。从报纸杂志语料中汉语借词的多样性和高频率可以窥见外媒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也为汉语借词能在本族语者中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学术文体中，汉语借词使用频率最高。其严谨求实的文风及对选词准确性的高要求都映射出了在本族语者心中，汉语借词在表达中国特有事物时无可取代的地位。

五、结语

本文以《牛津英语词典》中收录的汉语借词为例,对汉语借词的接受度现状进行了初步探究。结果表明本族语者对汉语借词的接受程度呈阶梯状分布，且近年来有显著性的提高；书面语语料中出现的借词个数和频率均高于口语语料，杂志、报纸以及学术期刊中汉语借词的活跃状况反映出本族语者们积极肯定的主观态度。这些结论从词汇层面为中国英语变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100年前，美国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也经历过被忽略被轻视的阶段。美国人、澳洲人也曾因口音、词汇和句法等与纯正英式英语有所偏差而羞于开口。正如Kirkpatrick(2007)所言，所有的世界英语变体，都会受到各种偏见，而偏见的来源往往正是这一变体的本族语者。中国英语正处于萌芽阶段，作为中国英语的本族语者，我们或许应该给中国英语更多机会，提高世界英语意识，强调英语教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帮助中国学生顺畅地将中国文化传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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