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平

晚菘新榆，滋味仿佛
——论汪曾祺和刘绍棠的小说创作

侯 平

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是对历史伤痛的回顾和思考，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紧密。汪曾祺则偏离了文坛沉痛抑郁基调的主流叙事，将自己四十年前的那个田园旧梦送给了读者。他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徙》等短篇小说，以表现人情美、人性美为主题，清新优美，接续上“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①与此同时，刘绍棠也有风格近似的《蒲柳人家》《花街》等小说问世。二位作家年龄相差16岁，出身、经历迥异，却殊途而同归，在同一时段有了相近的美学追求和创作，接续上了“抒情”的传统。

抒情脉络的承续

中国诗歌有着漫长的抒情传统，是自《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一路延续下来。20世纪中期陈世骧、高友工等人开创了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也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描写为抒情与史诗力量的牵扯。这一抒情传统与诗歌的关系紧密，在新时期也是先伴朦胧诗和抒情歌曲崛起，随后在小说上出现端倪。汪曾祺师承沈从文，接续的是京派传统，多取材于遥远的往昔，力图表现健康、优美的人性人情，追寻逝去的美好事物。而刘绍棠受孙犁的影响较大，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其笔调清新脱俗，语言简约淳朴，呈现“田园牧歌”式的艺术风格。汪、刘两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现实的生活信息，沉入往昔，沉入乡土，用清丽明净的文笔编织出一个个美丽的迷梦。

历史似乎是有意保藏下汪曾祺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为新文化传统保留一支血脉。他在多次运动中受冲击较小，保存了实力。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时代储备、打磨，使他如陈年的老酒，醇厚飘香，在新时期一展新文化传统培育的才华。他继承的文化传统，受周作人极慕平淡自然的创作风格影响极大。再上溯可追至老子、孔子具有终极意味的文化理想，以及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整体思考，陶潜、王维的隐逸田园之风，还包括归有光、桐城派的文学都深刻地也滋养了这一文脉。他的思想驳杂精深，但基本上近于儒家思想。他自己也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②他还阅读了大量契诃夫、伍尔芙、普鲁斯特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我国民间文学、戏曲艺术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留下了痕迹。

刘绍棠承孙犁之风，他们两人受鲁迅的影响都很大。孙犁年轻时读鲁迅的散文、小说近于“狂热”的地步。刘绍棠也承认:“在我写作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的时候，从《风波》和《社戏》中所得到的潜移默化，暗暗起到很大的作用。”③他们其实也与鲁迅开辟的“现代抒情小说”源流相契合。《红楼梦》《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茅盾、叶绍钧、巴金等作家的作品对孙犁、刘绍棠也有影响。外国文学，他们都偏爱苏俄作家，刘绍棠尤其喜爱肖洛霍夫。他们是同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再至新中国文学的大潮相结合的。但孙犁自身的诗人气质和自觉的文学追求，使他的小说有了独特的追求，他汲取了废名一脉的抒情风格，成为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不可多得的抒情作家。刘绍棠在继承“荷花淀派”柔媚、清丽之风的同时，增加了传奇色彩，更融入了“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他是北京通州人，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的作品中不但展示了燕、赵淳朴民风人情，而且表现燕、赵侠肝义胆、扶危济困的文化性格。中国传统的侠文化对刘绍棠影响极大，他很小就看过大量的武侠小说，并尝试创作，11岁在学校时有“文侠”之称。侠义的思想在他小说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思想更受传统儒家的熏陶，作品关怀现实人生，女子贞烈，男子重情，但有时笔下人物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如《花街》中叶三对蓑嫂发乎情却最后止于礼的爱。这也是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刘绍棠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情结浓重，他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自己的文学培养起来的作家。他的根基始终是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方向。小说充满了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主要是描写光明歌颂新生活，其目的不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掏出自己火热的心作向导。这使他的小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突破了政治主题的局限，具有了自身审美的特性。

取材及风格的相近

汪曾祺的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中的人和事，在纯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他曾说过:“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体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④他的《受戒》就如同沈从文的《边城》一样，表达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理想境界，以内蕴的温暖和关怀感动了人心。他的小说不注重情节，而是以抒情见长，散文化、诗化了，离社会历史的大叙事很远。

刘绍棠的代表作《蒲柳人家》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对社会政治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刻意淡化。小说的开篇虽点明是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但作家并没有着重于时代政治描写。他避实就虚，独辟蹊径，以6岁的何满子为经串起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有爱有恨的人物，又以周檎、望日莲的爱情为纬，编织出了满蕴着京东运河滩地方特色的风土民情锦画。其中的儿女情长，舐犊情深，淳朴乡情成为人性永恒具体化的表现。其中有斗争，都是邪不压正，最终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胜利，内蕴了作家美好的生活理想。这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有相似之处，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也遇水上保安队刘号长的破坏，最终又归于和谐。比较而言，汪曾祺更为洒脱和不羁，刘绍棠离政治还是更近。刘绍棠对共产党满怀热爱之情，他的小说虽淡化处理背景，着力渲染人性、人情美，但共产党领导京东人民闹革命，求解放的主题是恒定的。他以立足于乡土，建设乡土小说为目标。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是40多年创作生涯，长、中、短篇小说都是写我的家乡父老和家乡风土人情，没有杂样儿；一个是我在我那出生地的小村——北京通县儒林村，前后生活了30多年。”③他的小说的确浸透了家乡的风土味，浓得化不开。阅读他的著作可以了解到京东北运河半个多世纪的一部分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史。他的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清新动人，决不是对政治的图解，自有其审美理想和品格。他深深扎根乡土，从人民大众中吸取养分，才取得如此成就。

汪曾祺的小说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他的语言是洗炼的现代汉语，像他自谓的那样:“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⑤他的作品中妙语佳句比比皆是。刘绍棠的小说也有民俗画的特色，其文笔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远，景物描写尤胜，似一首首田园牧歌。他的作品正如他的散文《榆钱饭》中串串霜凌冰挂的榆钱儿那样，“生吃很甜，越嚼越香。”晚菘新榆，滋味仿佛，他们的风格是有相似之处的。汪曾祺的作品到晚期越发自绚烂归入平淡，更加老道凝练。而刘绍棠后期也突破了“荷花淀”风格，现实性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一种婉约与豪放兼而有之的“运河滩文学”。他和孙犁的文风也有了极大区别，孙犁长于诗化笔触描写生活，刘绍棠多用传奇的笔调讲生活斗争，且不时有孙犁所无的雄浑之风。这正像沈从文同汪曾祺也存在着一冷一热、一真一善、一楚一儒的差异。师生尚有如此大的差别，更不用说仅滋味仿佛的汪、刘二人了。他们之间基本上没有渗透影响关系，走的是不同道路，但都接续了古典文学“抒情传统”和“现代抒情小说”线索，作品呈现出相近的美学追求。

同归后的殊途

汪曾祺走的是正宗文化小说的路子，他的小说，描写的情绪内涵较深，平平出之，散发出文化的意味。结构貌似散漫，叙述似乎缺乏高潮，气氛的营造却足够浓厚。汪曾祺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有所突破，他的一些作品让悲剧走上前台，增加了对人性丑、人性恶的直接鞭挞，如《小娘娘》《护秋》《忧郁症》等。但作家对于挣扎中的生灵的无望而又温热的悲悯是始终贯注其中的。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高度，也昭示了作家想要突破自身的努力。刘绍棠追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他的小说注重的是将革命现实主义民间化。从以通俗文学手法创作的《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可以看出他向大众民间化方向的努力，这也是他创作尝试成功的证明。赖瑞云追溯了刘绍棠小说的历史渊源，指出其是对明末的“传奇性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的社会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的继承和发展，刘绍棠的小说“这种对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着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士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包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⑥。刘绍棠的这种特色也可看作是建国以来文学向工农兵民间资源靠拢的结果，这也是继承了左翼文学注重人民大众性的根据地文学一路发展的可能结果。刘绍棠从小就受这种思想的熏陶，他在故土生活30年其中也有很大成分是迫于形势的无奈选择。这使他的小说一定程度上突显了建国后党的文艺方针留下的深刻烙印。而汪曾祺师承的京派，这又一直有着学院派“曲高和寡”的传统，汪、刘二人也就有了雅俗之别，且随时间的流逝差距越拉越大，风格的近似也越来越少。

刘绍棠是乡土文学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新时期“乡土文学”的重提，最早是从他开始的。乡土文学的提倡也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乡土》(刘绍棠主编)收入多位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从刘绍棠小说对运河滩人民顽强的求生、作息和繁衍的刻画中，孕育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新的生机和可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在揭示人的社会本质、政治觉悟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说越发重在展现人的自然属性，将其看作是一种人性真善美的体现。这类小说也看重表现人物传奇的经历，感人的场景，不回避人物情欲的描写，不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整一和波澜。这种倾向在刘绍棠《蒲柳人家》等小说中已有表现。刘绍棠处于革命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和日后寻根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之间，他为后来者开了一个好头，起到了催生和启迪作用。

汪曾祺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更是巨大。汪曾祺的出现，意味着打通了新时期文学与鲁迅、沈从文一脉抒情小说的关联。①他以“边缘”身份步入文坛，却滋养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作家，其中的文化意味也颇具玩味。但真正同汪曾祺的文风近似的也不过王阿城、何立伟数人而已。其实，京派这一传统较为纯粹的延续血脉仍是孤独的，它更多的是融入在其他派别和风格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浸渗方式潜移默化地释放着。汪曾祺和刘绍棠在新时期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刘绍棠后来部分作品失之通俗，终未对严肃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而汪曾祺为人为文的纯粹超拔，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隐然具有了大家的地位。

汪曾祺、刘绍棠的创作既边缘又顺应了民心和文化大潮，承续了自古有之的“抒情传统”，在当代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历史也证明他们尤其是传统文化积淀更深的汪曾祺的小说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具有文学史经典的价值。

注释：

①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4、234—235页。

②汪曾祺著:《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邓九平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461、461页。

③刘绍棠:《我是刘绍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66－267页。

④汪曾祺:《受戒·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⑤汪曾祺著:《汪曾祺全集(六散文卷)》(邓九平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2页。

⑥赖瑞云:《独创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刍议》，《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第10－12页。

侯 平(1980—)，女，四川自贡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讲师，南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