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旭

《卡彭塔利亚湾》的澳大利亚土著生态智慧解读

彭 旭

2007年，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凭借小说《卡彭塔利亚湾》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二个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土著作家。澳大利亚文学界沸腾了，不仅因为赖特所呈现出来的土著叙事视角新奇而缤纷，更由于赖特采用土著神话框架凸显出的土著区域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问题令人痛心疾首，发人深省。

《卡彭塔利亚湾》故事背景设置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卡彭塔利亚湾南部，以古福瑞特国际矿业公司与德斯珀伦斯镇的土著居民的矛盾为主线，部落内部矛盾为辅线，勾勒出当代土著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迷惘。赖特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构思故事框架，六年时间写就全书，反映出土著社会的政治诉求和生态理想，纠正了“白人的文献记载不够完整也不够准确”的地方。“从一个土著作家的角度”，“表达我的民族的东西、我的人性中的东西、我性格中的东西和我灵魂中的东西。”[1]《卡彭塔利亚湾》不仅展现了卡彭塔利亚湾土著人民与白人之间的斗争，也客观地揭露了土著社会内部的分歧。

梦幻时代、虹蛇与魔幻现实主义

小说的开篇即以大气磅礴的虹蛇创世的景象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史诗气氛。“从老祖宗故事中流传下来的那条大蛇，从星星上盘旋而下，在卡彭塔利亚湾防湿的泥土之上笨重地爬来爬去。这条富有创造力的大蛇一头扎到地下，穿过滑溜溜的泥滩……形成深深的峡谷。……那泥汤音乐注入蜿蜒曲折的沟壑，形成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大河，流淌在海湾辽阔的平原。……突然，它呼出一口气，大蛇掉转头向大陆河湾里巨大的湖泊那一滩浅水游去。连绵逶迤的山岭在这里把大陆和大海隔开。”[2]这样恢宏壮阔的开篇来源于土著人民所笃信的世界的梦幻时代起源。

《卡彭塔利亚湾》中古老虹蛇是河流的前身，在瓦安伊的石灰岩地区形成了巨大的暗流，孕育了大量的鱼类和蛇类。这些鱼类和蛇类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分量，既是真实的角色也是土著生态理想中自然的化身。虹蛇创造世界也毁灭世界，它也以飓风的形象出现，既是破坏者也是新世界的缔造者。对于虹蛇的崇拜贯穿始终，传递出土著人民对于自然之神的敬畏。赖特认为，在土著人的文化中，虹蛇被看成是“伟大的大地之母”，她可以发挥威力引起洪水、暴雨、干旱或飓风等自然灾害，这也是古代的祖先在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上通过自然环境向我们揭示他们的知识、智慧、告诫和警示的一种方式。她强调“土著故事将我们与土地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土地的保卫者和养护者，而土地则向我们提供强大的自然规律。”[3]在土著人的世界观中，梦幻时代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在其中，没有我们通常的线性时间概念，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梦幻时代中存在一个永恒的概念，它的存在超越个体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澳大利亚土著对于自然现象和生命的理解是将其看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交互式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土著民族对于宇宙的生态完整性的坚信使得他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重视维持生态系统的连续性，而欧洲人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由利奥波德首次阐述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

梦幻时代的古老神话与现实世界的任意交错重叠是小说的精髓也是小说艰深难懂的原因所在。这种写作方式对于非土著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其实是与我们所熟知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相似的。将梦幻时代的故事翻译为故事、神话、传奇等都掩盖了这种古老信仰系统中的各种记叙对于土著文化的宏观规划和具体指导的作用。弗朗西斯·德温格拉斯认为，在赖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土著故事中，神圣之物并非是经验主义的对立平衡物，而最终成为长期观察自然现象的结果。[4]赖特将梦幻时代的故事投射到一个当代故事中，该地区亟须解决的生态问题使得自然的微妙存在与神话的宏大构架相互呼应。赖特的成功之处在于将恢宏的神话与深奥的生态智慧联系起来，某种程度上是神话的科学化过程。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带出了我们心中原始的对于自然母亲的敬畏和亲近感，穿插于其间的土著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凸显出自然之伟大在细小事物上的体现，提醒我们作为渺小的人类应担负的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责无旁贷的大任。

保卫生态和谐之战的多重矛盾

赖特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开口第一句便说:“我是卡彭塔利亚湾的Waanji族的一员。我们有灾难深重的历史。在殖民者占领我们的土地过程中，很多土著居民失去了生命，而殖民者将我们的土地用作畜牧业一直延伸到澳洲北部。我的人民被迫从昆士兰迁到北领地再迁回来，以逃避白人的粗暴对待。这使得我的人民难以在我们的传统土地上获得庇护。”[5]在《卡彭塔利亚湾》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当天，赖特发表了她慷慨激昂的抗议信，强烈反对政府试图控制澳大利亚北部领土的政策。

赖特在小说中将白人与土著人对于当地环境的态度置于鲜明的并置对比中，白人读不懂自然发出的讯号，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当地环境大肆破坏；土著人则掌握古老大地生生不息的奥秘，顺应自然法则，与自然和平共处。但政治上的失权状态导致他们挣扎在丧失传统土地、语言、文化、习俗和生态活动的危险中，因此他们的生态智慧没能给当代澳洲生态保护形成足够大的影响。赖特认为多年以来的被压迫地位使得土著和澳洲政府在政治关系上严重失衡。

作为土著作家，赖特曾解释说她的创作原则是“有些东西我不会写，有些东西我不必要写。有些土著社会的东西不能写，那是一些神秘的、神圣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知识，(不能让外人知道)。”[5]在《卡彭塔利亚湾》中，土著人是不与白人交流他们对于环境恶化的担忧的。白人对土著人民进行侮辱、压榨、虐待、强暴，根本不屑于倾听他们的声音，而土著人民眼睁睁地看着白人带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家园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却束手无策，转而采取暴力捣毁矿业生产的极端手段。但赖特相信为着保卫共同家园的目的，土著的生态智慧是值得与这片土地上其他人民分享的。赖特将土著与白人政府合作治理环境问题的基础设定为签订彼此尊重的条约，实现土著自治。土著文化的起源和精华在于“梦幻”，只有签订平等和平的条约，土著人民才能在澳洲大陆这片自己的土地上保有安定平和的心境，才能孕育出新的梦幻故事，才能和大家分享“浩瀚的智慧宝库，解决很多当代的环境问题”。[3]

在控诉白人政府的压榨和剥削的同时，赖特也难能可贵地客观地揭露了土著社会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东西区两个土著民族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在具体人物的平行并置上，将主人公诺姆·凡特姆与其妻安吉尔·戴形成态度迥异的两类人物。诺姆·凡特姆懂得欣赏自然之美，希望回归传统的自然和谐，代表大多数土著人民的呼声和诉求。安吉尔·戴代表的是被迫在白人的现代文明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类土著人，长期的被驱赶被压迫使他们安于现有的微薄利益，他们可悲地把白人扔掉的垃圾当宝贝，反而放弃了自己宝贵的土地和文化。安吉尔·戴无法与诺姆“梦寐以求的已经逝去的岁月”[2]产生共鸣，也难以理解诺姆和海洋、河流、虹蛇之间的精神交流。

采矿业加剧环境恶化

在赖特所生活的澳大利亚卡彭塔利亚湾南部地区，采矿业使传统土地遭到严重破坏，土著们由于几乎没有土地权，被驱赶至矿山和牧场之外，被限制在保留地和归化区中，使得他们无法继续保护传统土地的生态平衡和民族文化记忆。

赖特用犀利的文字严厉地谴责唯利是图的矿业公司对土地的蹂躏，她将白人矿业公司的巨大黄色挖掘机比喻为“可怕的魔鬼”，曾经无辜的“碧绿的土地”，被他们挖出一个个巨大的窟窿。“大地被开肠破肚，埋下一条条管道，宛如新的梦幻之路切断了旧的梦幻之路，捆绑住辽阔的原野。”[2]采矿业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如伐木业、运输业等又使小镇的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曾经平静的海洋世界，现在也被现代化运输业割裂了宁静的海平面。主人公诺姆·凡特姆无奈地回忆起“海面就像画家灰颜色的调色板，油轮运来采矿设备，运走已经拉到海边的矿石。……挖泥机在灰蒙蒙的浅水区为这些驳船挖开一条条通道，而这里曾经是漂浮着丰美海草的绿地。”[2]面对白人矿业公司的野蛮入侵，更让赖特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土著同胞的背叛。“所有那些老矿井，老设备，老矿工，老矿工的棚屋，放在厨房里矿工的遗骨，所有和采矿有关的东西都被‘打包’到一起，作为当地吸引旅游者的‘杀手锏’，推向市场。旅游手册选择历史遗址和博物馆印在精美的封面上，吸引力从机场、酒店、汽车旅馆以及把采矿业作为卖点的旅行社，去参观游览。”[2]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现代价值观影响下，部分土著人民遗失了自我，传统、历史、文化都被贴上价签，明码实价地兜售，打着土著文化旅游的旗号，连民族的历史伤疤都被推向市场，裹上包装，用来换钱。

在白人矿业公司疯狂的挖掘机下艰难挣扎的土著人民只有回归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能抚平内心的创伤，小说中的人物威尔·凡特姆则在祖先记录的自然的美好中找到了安慰。威尔·凡特姆在一个岩洞里发现岩壁上老祖宗画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壁画，他“深情地抚摸着洞壁几个地方，拥抱自己民族的永恒。待在禽鸟、走兽以及很早以前部落成员待过的岩洞他感到卑微，又觉得荣耀。”[2]赖特曾指出澳大利亚人错误地认为这个国家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至200年前殖民时期。但事实上，千万年来土著人民一直在用他们的方式记载着关于这片土地的记忆和故事，岩石画艺术就是其中一种。作为矿业公司的冰冷机械给土著人民带来的恐惧的对立面，传统土地上的岩石画则能使土著人民的心灵得到祖先的慰藉，提醒他们必须为保卫传统，保卫家园而战。如赖特所说，“那是我来自的地方，是我最了解的地方:那片土地在我的心灵深处。”[5]

结 语

赖特说“我不想用浅薄的方式来书写土著人民。我把我的心灵放进我想要诉说的东西里。”[5]赖特的生态书写同诸多土著作家一样，都是与政治诉求紧密相关的。她强调说:“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澳大利亚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和这片土地上深奥的智慧共存共处，而当地的土著居民一直在试图去保护从文化意义上通过无处不在的神话故事来解读自然环境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信息的权利。那些古老的故事，如果加以正确的解释和理解的话，能够给我们提供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知识。”[3]但这要建立在土著人民回归传统土地，获得土地权，重新修复与土地、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使我们重新认识到“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意义[1]。

[1] AlexisWright.Alexis Wright interview [J].Hecate，2007，33(1): 217，219.

[2]亚历克西斯·赖特.卡彭塔利亚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301，301，202，13，15，13，13，325，325，325，314，314，9，319，320，149.

[3] Alexis Wright.Deep Weather [J].Meanjin(Melbourne)，2011，70 (2):73，80，81，78，82，79，79，79.

[4] Frances Devlin－Glass.A politics of the Dreamtime:destructive and regenerative rainbows in Alexis Wright's Carpentaria [J].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2008，23(4):395.

[5] Alexis Wright.An interview with Alexis Wright [J].Antipodes (Brooklyn，New York)，2004，18(2):119，120，120，120.

西华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澳大利亚土著自传体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澳大利亚生态文学传统与演变研究”（SC13B076）；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LZXW405—11—1）项目。

彭 旭(1980—)，女，重庆人，硕士，西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澳大利亚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