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红

(1.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230039；2.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哲学研究·

方东美论道家哲学对佛学的影响

孙 红1，2

(1.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230039；2.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在方东美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是一直推崇道家哲学，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接引了传入的外来佛学，并且帮助佛学在中国本土扎根。他虽然认为佛学理论同道家哲学接触之后，产生的是“交互作用”，但是明确地反对学术界关于新道家哲学(魏晋玄学)受佛学影响的观点。他否定佛家思想对当时的道家哲学(“新道家哲学”)的影响意在表明新道家哲学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就已经产生，并非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之后才产生。道家哲学与佛学结合的方式是“格义”，导致的后果是印度佛学的“华化”。

方东美；道家；佛学

一、引言

在对哲学的研究当中，方东美对道家哲学是非常重视的，道家哲学被方东美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四大流派和典型代表之一。方东美十分推崇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哲学，特别青睐和赞许原始道家中的老子哲学和庄子哲学。凭借着对老子和庄子的形而上学的系统阐释，方东美揭示了道家哲学的偏重诗艺灵感的艺术情操、超脱解放的艺术精神和高度抽象的形上智慧。方东美本人也曾经自称他本人在精神上是道家。在方东美哲学体系中，道家哲学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被道家哲学所影响，道家哲学外化为他的精神气质，使他成为“诗哲”。

方东美不仅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给道家哲学留下了一席之地，而且方东美还认为，道家哲学同中国哲学的关系密切，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被消化吸收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道家哲学居功至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方东美说：“一般外国人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由于不明了中国社会的演进，就说魏晋时代的玄学受了佛教的影响。不但外国人如此主张，甚至在外国做学术工作的人，也在这一点上误解了中国思想的发展。譬如陈荣捷就说，魏晋时代的玄学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不晓得佛教之所以传到中国，是因为受了道家的影响。”[1]21在这里，方东美明确指出，道家哲学对佛教传入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方东美青睐和赞许道家哲学，认为道家哲学是一种超越哲学

在中国传统诸家中，方东美对道家哲学特别青睐和赞许，他形容原始道家哲学是“太空人”式的超越哲学。原始道家哲学好像“太空人”一样，翱翔心灵空间，造妙入微，悠然自得。

在方东美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是一直推崇道家哲学。方东美早期以儒、道、墨三家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后期则以儒、道、释三家为代表，一直重视道家哲学。方东美所指的道家哲学，主要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哲学。方东美经常把原始道家哲学与原始儒家哲学放在一起讨论，合称为“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并极力称赞原始儒家哲学、原始道家哲学气象瑰玮，大器磅礴，都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方东美认为原始道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庄哲学，老庄哲学揭示了高度的形上智慧，但可惜的是，老庄哲学的原旨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被曲解，导致大家已经认识不清哪些才是老庄哲学的原貌。因此，方东美区分了原始道家哲学与曲解附会道家以道家自居的哲学流派。自命道家而实非原始道家哲学的流派主要有战国时期的神仙家、方术之流，秦汉之际流行的“黄老之术”，汉代张道陵借用道家学说的名义演化而成的“道教”，甚至魏晋玄学如郭象等对道家思想的诠释，他们或者把道家思想变成迷信，或者因为以一己之私故意曲解原义，从而使道家原本高尚的智慧受到破坏。方东美本人的看法是，“老庄的哲学智慧叫作‘道家’，在英文可称‘Taoism’”。但是“像神仙之学，方士之学，黄老之术，黄生之学，一直到后汉以后到北魏时代的所谓‘道教’，则是另一种东西，虽然也号称与道家有关，但是没有哲学智慧”。为了将两者明确地划分开来，他在英文稿中另外造了一个名词“Taosoism”用来称呼后者[2]165。

方东美认为，中国人的才能在于一种超脱解放的艺术精神，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存在于科学的理性思想和热情的宗教情绪上。这种艺术精神具有超脱解放的特性，它能够清除阻碍认识形象的东西，能够使开放的自由精神境界拓展开，从而能够将有限的境界拓展成为无限的境界[2]170。道家尤其富有这样一种艺术精神。道家擅长以艺术的才情，将有限的宇宙点化为无穷的境界。道家的超脱解放精神远远超过墨家和儒家[2]170。这是因为道家在中国人思想上，保留了人格上精神的解放和精神的尊严，精神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尊严是现实力量所无法钳制的。道家像太空人一样，在广大的宇宙里面开辟出一个空旷的境界，在那个地方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而让自由的精神纵横驰骋[5]172。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是一种超越哲学，道家哲学的最大特色就是一种无穷的超脱精神，就像庄子的大鹏神鸟，抟扶摇而直上九万里，可以阅历宇宙所有不同高度的世界[2]173。

二、方东美认为作为超越哲学的道家哲学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方东美认为，所谓佛学，第一方面是外来的宗教，第二方面是外来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三国末期到两晋时代，佛学发展的步骤是透过格义之学外表的附会，产生内在精神的体验。那个时候的佛学家，譬如道安、支遁、僧肇、僧叡、道生，一直到南方的慧远，凭借中国道家的精神去消化和吸收佛学。从六朝到隋唐时代，佛学本身有独立的发展，变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然后是独立的思想体系。这个时候的佛学，它本身的根据，不再是从道家里面找渊源，而是从它的本身看它的基础。这样一来，从六朝末期，尤其是从梁朝到隋唐这一时期的佛学，变成纯中国的东西，叫作“中国大乘佛学”。在形成中国大乘佛学的过程中，道家哲学居功至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道家哲学接引了传入的外来佛学

方东美在《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一书中，专列一章(该书第六章)论述“道家对般若哲学之影响”。其立论的根本观点便是“道家哲学影响中国佛学之发展至深”[3]156，所以，他虽然认为佛学理论同道家哲学接触之后，产生的是“交互作用”——“就是拿道家哲学的思想精神，提升佛学的智慧；再拿佛学的智慧增进道家的精神”[1]28。但是对于学术界关于新道家哲学(魏晋玄学)受佛学影响的观点，如陈荣捷的观点，方东美明确地表示反对，他申明：“不是佛家的思想影响道家，而是道家的思想影响佛学。”[1]26对此，我们当然可以质疑方东美：既然承认佛学理论同道家哲学“交互作用”，又何以否定佛家思想对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联系方东美有关“新道家哲学”的论述便可以看出，他之否定佛家思想对当时的道家哲学(“新道家哲学”)的影响，意在表明新道家哲学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已经产生，并非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之后才产生。而归根结底，他否认佛家思想影响了道家思想，是为了表达如下的见解：“佛学东来，惟(唯)藉托庇于中国思想主流影响之下，始能深入人心，诚然，中国佛学之形上学思想所取资于道家思想之激扬与充实者为多，而非道家之仰赖于佛家也，故不待言。”[4]254这是方东美关于中国大乘佛学的重要的基本理念。

(二)原因：道家哲学具有宗教的精神

方东美认为，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上，如果不是先有道家的思想体系，那么佛教“空”等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格格不入，将无法传入中国[2]31。方东美说：“道家根据他的本体论推到超本体论、超万有论，是运用其思想上‘化有为无’的办法。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上，若不先有道家的思想体系，则佛教‘空’等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格格不入，将无从传入中国。”[2]31佛教刚开始是凭借着宗教的外在仪式传入中国，这种宗教的外在形式曾在《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被斥为“淫祠”，被看作怪力乱神。刚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大多数是小乘佛教的外在仪式，这些外在仪式只具备外表形式而缺乏宗教的内在精神，所以具有高度文化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这种低层次的文化。这种情况发生转机产生于译经大师通过道家哲学开展的译经活动。译经大师们利用老子“无”的观念来阐释蕴含在佛教仪式中的佛教精神意义。在后汉到三国之间，译经大师将《小品般若》的“真如”翻译成“本无”，用老庄哲学中的“无”的概念来翻译佛学的“空”。开启了用道家哲学来翻译佛经的先河。

在魏晋时期，儒家社会逐渐走向崩溃，新道家逐渐兴起。在方东美看来，魏晋时期发展起来的所谓“新道家”思想，也就是魏晋玄学，对于佛学般若学的传播与发展有促进的功劳。道家哲学对外来的印度佛教哲学的引介与诠释发挥了重要影响，具体见于般若哲学的形成过程。老子哲学的影响及于“六家七宗”，庄子之影响及于支遁、僧肇，道家哲学精神与道生的深相结纳所形成的哲学是大乘佛教般若哲学的集大成[3]11-12。道家哲学的主要范畴被用来诠释佛教般若学的奥义玄理，道家哲学用来接纳与融合外来佛教哲学。方东美重视原始道家哲学阐释结合“有”和“无”两套理论、沟通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做法，同时他对于中国大乘佛学的圆融中道，华严宗“空有不二”的圆融无碍的缘起理论也是非常重视的。老庄哲学的精神与佛教般若学相结合所形成的哲学最终促成了中国大乘佛学的全面发展。方东美强调中国大乘佛学乃是印度佛学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是中国形上智慧的独特创造。其理由在于印度佛学的“空”“有”二宗在他看来都存在着二元对立性的难题，而通过道家哲学，中国大乘佛学将这两套相对立的系统“真空”与“妙有”两层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华严宗的圆融和谐精神，可以称为中国大乘佛学圆融思想的最终收获者。

这样，方东美认为，新进的佛教与新道家结合后，本来是宗教的佛教，经过哲学化之后，融入了中国人的内在心灵，从而在中国人的思想上生了根[2]31。

那么，为什么是道家哲学而不是儒家哲学接引外来佛教呢？为什么道家哲学能够接引外来佛教呢？方东美认为，这是因为道家哲学具有宗教的精神。方东美说，道家哲学期许的不只是个人，而是超升的个人。《道德经》《上经》描述大道的精神，《下经》则以圣人为榜样，在生命中实现大道精神，成就“上德”。这“上德”就是道家的真人、至人，《庄子·天下》篇则称为“古之博大真人”。道家虽无宗教形式，却有真正的宗教精神——“体天无为”，必须如此才能成就道家的理想人格，所以《天下》篇中衡量春秋战国后的许多哲学家，不得为博大真人，只能具体而微，“道术将为天下裂”，分装成儒、道、墨、刑名等各得一偏而已。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皆未能贯而通之，“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只将整个的智慧剖开而分道扬镳。由此看来，道家的理想在于全人格的最高发展，全宇宙境界的直接贯通，最后产生无所不备的高度智慧，才是哲学家。佛家的精神是追求脱离现实生活的束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个人的超脱。方东美认为，圣人的精神、大菩萨的精神、博大真人的精神，以及高度的人格，是一致的，所以道家哲学可以接引外来佛教，进而融合和消化外来佛教的思想[2]33。

(三)途径：格义——“用道家的名词”“道家的思想”去翻译佛家经典

方东美认为，格义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途径，格义主要是“用道家的名词”“道家的思想”去翻译佛家经典。《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里面，都是把佛家所谓的“真如”概念与道家的“本无”思想相契合。

西晋末年的道安时代，佛经的翻译渐渐多了之后，把已经翻译的经典，各种不同的《般若经》，像十万颂与八千颂等不同的版本，一下对勘起来了，才晓得本无的观念只能够仿佛传达佛学上的基本概念的意义，但是并不真确。为什么呢？因为严格说起来，道家讲“无之以为用”，但是佛家并不是“无之以为用”，而应当是“空之以为用”。譬如《大般若经》里面讲十八空或二十空。

所以真正说起来，道家是谈无，佛家是谈空。空与无的意义可以接近，但是其中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初介绍佛学的时候弄不清楚，等到翻译多了，然后经过道安、支道林把各种流行的翻译一对比，才晓得：无之与空，只是近似的观念，而不是逻辑上面的相同观念[1]24。

所以拿道家的思想去翻译佛家的思想，拿无去翻译空，究竟还是有不精确的地方。

所以道安在早年相信格义之学，到了晚年就怀疑了。因为当佛家本身的材料越来越多时，便渐渐自成系统了。

但是，在佛经初期传入中国时，为了能够被当时人们所接受，特别被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印度佛学是通过“格义”的途径与中国道家哲学相结合的。印度佛学理论与中国道家哲学相结合而被“华化”，于是产生了中国大乘佛学。

(四)结果：佛学与道家哲学相结合，产生中国大乘佛学

方东美说：“于是高度的中国文化，根据老庄哲学的精神，把外来的佛典美化了。然后再以老庄哲学结合外来的高度的宗教精神、高度的哲学智慧，在六朝之后的北方产生了佛教的般若学。这般若学就是智慧学，而表达智能的语言文字就是老庄的哲学文字……印度的《大般若经》，在中国同老庄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式的哲学智慧。这个哲学智慧，就是中国的大乘佛学。”[1]20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大乘佛学产生的过程，从精神实质上说，就是佛学的宗教精神与道家的哲学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道家的思想影响佛学”的过程。基于这种认识，方东美说“道家哲学修养极高的大学者”道安、支遁、僧肇、慧远、道生等人是中国佛学“大乘系统之建立者”，并且说“使佛学与道家哲学相结合而因以华化者，诸贤与有功焉”[3]176。这表明方东美认为，《大般若经》所代表的印度佛学理论与中国道家哲学相结合被“华化”，于是产生了中国大乘佛学。方东美认为，凭借老庄哲学的精神，去吸收外来的大乘佛学般若学里面高度的智慧，形成高度的哲学。这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大的复兴。中国学术文化凭借这类哲学重新振作起来，从而激扬了中国人颓废的精神，使之变成创造的精神。这个创造的精神再透过学术层面影响政治，造成初唐盛世；影响哲学，形成大乘佛学的十宗成为中国式的智慧，就是中国的大乘佛学[1]21。

中国的大乘佛学，第一个是三论宗，第二个是天台宗，第三个是唯识宗，第四个是华严宗。下面论述道家哲学对华严宗的影响。

(五)道家哲学对大乘佛教华严宗的影响：凭借道家哲学可以走向宗教信仰

方东美以李长者通玄为例，说明了道家哲学对华严宗的影响。

方东美说，李通玄，初唐人，活了96岁的高年。他不是和尚，而是山林的隐逸之士，他一生都在研究重要的佛经，尤其仔细研究了《华严经》[1]155。

李通玄从研究六十华严开始，然后研究八十华严，后来创作了一百二十卷的新旧经合论的大作。在他的《华严经》合论里面，他发现了大乘经典的冲突[1]155。

李通玄认为，在各种经典里面，《华严经》称为经王——经中之王。但正是经中之王，反倒说：佛性就构成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里面有千万层有宗的层次，各种层次都是重要的，都是真实的。几部重要的大乘经典像《华严》《解深密》《楞伽》《般若》《法华》《涅槃》等相互对勘之后，发现这些佛经中的许多内容往往是冲突的。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的问题，中国佛教就产生了“判教”[1]157-158。在各种判教的说法里面，方东美认为最有成就的是天台宗、法相宗和华严宗的判教方法[1]157-158。

李通玄对华严经的处理路径不同于华严正统派杜顺、法藏、澄观、宗密等对华严经的处理路径，他是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的，然后再从宗教领域彰显和揭示宗教经验的秘密，走的是先哲学后宗教的路子。杜顺等人走的是先宗教后哲学的路子，杜顺等人对华严经的处理路径是先从宗教领域彰显和揭示宗教经验的秘密，然后再透过道家哲学来说明其中的哲理，最后再把佛教外在的神圣精神变成为内在于生命、心灵的内在精神[5]145。这是把“人性”变成为“神性”，在价值上把人的精神、作用等同于神的精神、作用，否认了“神”与“人”之间是分离的，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大乘佛学精神就是“人人可以成佛”，在精神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李通玄具有道家的功底，所以他所理解的佛教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他不是仅仅凭借宗教情绪或宗教志愿而了解华严佛学，而是凭借理性达到对超越世界、神秘世界的信仰，从而使佛学继续向前发展。

方东美之所以重视李长者通玄，是因为他认为李长者告诉了我们另外一条通往宗教的路径，就是通过哲学的途径也可以走向宗教。这和方东美一生的哲学走向是一致的。他在研究中西哲学大半生之后，晚年走向了佛教。

四、结语

在方东美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是一直推崇道家哲学。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接引了传入的外来佛学，并且帮助佛学在中国本土扎根。他虽然认为佛学理论同道家哲学接触之后，产生的是“交互作用”，但是明确地反对学术界关于新道家哲学(魏晋玄学)受佛学影响的观点[1]26。他否定佛家思想对当时的道家哲学(“新道家哲学”)的影响意在表明新道家哲学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就已经产生，并非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之后才产生。道家哲学与佛学结合的方式是“格义”，导致的后果是印度佛学的“华化”。方东美对道家哲学给以高度评价，认为道家哲学具有宗教精神，走向宗教可以通过信仰之路，也可以通过道家哲学之路。

[1]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方东美.生生之德[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责任编辑：蔡宇宏)

Fang Dongmei's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aoist Philosophy to Buddhism

SUN Hong1,2

(1.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2. Philosophy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In the philosophy development of Fang Dongmei, Fang Dongmei was always esteemed as the Taoist philosophy. Fang Dongmei thinks that Taoist philosophy as connecting was to introduce foreign Buddhism, and helped Buddhism rooted in China. Although he thinks there will be an "interaction"after contacting the theory of Buddhism and Taoist philosophy, he explicitly opposed to academic circles about the new Taoist Philosophy (WeiJin XuanXu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view. He denied the Buddhist thought to influence at the time of the Taoist Philosophy (i.e. "new Taoist philosophy") was intended to show the new Taoist philosophy which have been produced before Buddhism came to China, not influenced by Buddhist thought. Thus, the important basic idea of Fang Dongmei about China Mahayana Buddhism was that "the impact is not Buddhism to Taoism, but the impact of Taoist ideas to buddhism." The combination of Taoism and Buddhism was "Geyi", which resulted in the Indian Buddhism of China.

Fang Dongmei; Buddhism; Taoism

2014-10-26；收修日期：2014-12-27

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yfc100105)

孙 红(1975-)，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B223

A

1003-0964(2015)02-0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