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明铭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对近代日本史学发展的再探讨
——以日本“兰克学派”的兴起为例

孟明铭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历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兰克史学充当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兰克史学自登陆日本后，很快就发展成为日本史学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从客观角度上讲，兰克史学传入日本，既顺应了日本史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又与当时日本的实际国情相契合，加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受到制度、人员和方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为日本史学界所接受和推崇。

史学史；兰克史学；日本； 西学东渐

一般认为，在19世纪的历史学领域里，以利奥波德·冯·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史学派，无疑占据着引人注目的显赫地位。兰克史学以其“如实直书”、强调实证考据的鲜明特色，将古典史学中的求真精神发展到极致，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收集、整理、辨别史料的方法，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推动了历史学朝前发展。[1]（P2）不仅如此，伴随着十九世纪“西学东渐”这一世界大潮，兰克史学也“漂洋过海”，给东方国家的史学发展同样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兰克史学的“东方化”进程中，日本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了。1887年，兰克史学正式被引入日本，它刚一登岸，就迅速席卷了整个日本史学界，对日本史学的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在论及日本史学时，仍有学者指出其“大部分是在文献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也就是说主要是进行史料批判或史料解释。”[2]（P92）

然而，笔者在研究这一段史实时，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思考：尽管兰克史学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历史理论，在当时的日本受到关注和重视并不奇怪，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历史学世纪”里，史学大家层出不穷，史学流派也百花齐放。何以日本选择了兰克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兰克史学，更能有利于我们对日本史学史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①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近代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载《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张经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王晴佳：《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等。但已有的论述仍然停留在对于近代日本史学的全景式介绍和描述当中，对于其内部的构成，如兰克史学与日本之间关联的专项研究，仍显薄弱。在本文中，笔者依据相关史实，对兰克史学进入日本时的具体环境进行考察，并认为，兰克史学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被日本史学界所接受和推崇，与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一

再探讨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对兰克史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史学界的境况做一描述。在当时，史学界主要存在着两大对立的史学派别。

其一是日本古已有之的“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日本可谓“源远流长”,从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成书的年代开始算起，截止到明治维新前，已经走过了1000多年的历程。留下了海量的历史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开上述所讲的《记》《纪》之外，还有中世纪的《神皇正统记》，直至近世*“近世”是日本史学界所专有的时代称谓，用来指代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明治维新前后）的时间段，时间跨度约为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本朝通鉴》《大日本史》等，都给日本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理论方法来看，传统史学受中国古代史学影响颇深，而历史观则与儒家的春秋笔法一脉相承。概言之，其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记述王朝兴衰，武家更替，统治者之家谱起居。其二，以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中的“大义名分论”为标准，评判历史事件，宣扬劝善惩恶，道德教化。[3]（P419）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侵入日本，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传统史学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从儒学经典出发，提出了“明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护持国体”等口号，在抵御外敌，推翻德川将军的幕府统治，成立新的维新政府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当时东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历史背景下，传统史学不但没有出现衰退的征兆，反而进一步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明治维新初期，尽管日本政府宣称“求知识于世界”，摆出了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姿态，但在历史学领域，政府却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为巩固统治，收揽人心，在日本人民心中树立起对新的、以绝对主义天皇制为本质特征的政府权威，就更加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天皇制崇拜的意识形态灌输。显然，鼓吹“尊王”的传统史学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从民间到官方，传统史学都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在1869年天皇颁布的《修史诏书》就宣称：“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为振兴政务，故开史局，以继祖宗之绪余，广施文教于天下”，并要求修史“须早日正君臣民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树立天下之纲常。”[4]（P63）这一诏书的发布，就是对当时传统史学地位的最好说明。

然而，历史证明，传统史学在明治初年的繁荣兴盛，不过是“落日余晖”。随着维新后日本国门的进一步开放，日本和西方文化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席卷了整个日本，其影响范围之广，从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科学技术，到社会思想、语言教育，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几乎无所不包，使日本人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日本人深刻地、真真切切认识到，他们所接触到的，不是凭借“坚船利炮”以逞武勇的“蛮夷”，而是一种新的，在很多方面比他们高明得多的文明形态。不少人开始思考，希图从历史上探求西方文明的渊源，并希望与日本的本身历史相比较，找出日本何以落后的原因和迎合赶上的方法诀窍。而这一点，恰恰是单纯一味鼓吹“攘夷”的传统史学所难以回答的。于是，能人志士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史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史学界开始孕育着新的学派。

在明治维新初十年间的后半段（约1875～1879年），一批比较完整、系统的西方史学著作被介绍进日本，在这些史学著作当中，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标有“文明史”标签的史学著作最为出名。其译著刚一面世，即被广泛传阅，举国闻名。受之影响，一些日本学者在仿照和借鉴的基础上，从“文明论”的角度发表了一批反思日本文明的著作，如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等。正是在这种对西方史学的“邯郸学步”当中，一种新的史学派别——“文明史学”登场了。

这种日本式的“文明史学”的观点基本上与当时西方史学相关流派的观点如出一辙，其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直线上升的过程，从一开始的“未开化”，到“野蛮”，然后到达“文明”这一种进步式的历史过程。因此，纵观一个民族的历史，衡量一个民族的优劣，其标准就在于“文明”二字。既然如此，正如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所直言不讳的那样：根据这一标准，“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认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而感到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所以，日本“就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发愤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5（P8～10）]文明史学对历史进化规律的认识，开拓了过去的历史学完全不可企及的新境界，在日本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文明史学的另一贡献，在于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初步批判。其指出，旧有的传统史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形式上都已陈旧不堪，不能适应新日本“文明开化”的需求，“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不值一看”，“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5]（P132～181）日本史学家给予文明史学以很高的评价，“这是与企图打破封建陋习、在国内发扬文明开化新风的启蒙思想家紧密结合的历史观，令人感到虽然粗略，然而把握住了历史大局的新鲜思想的气息。”[6]（P182）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存在着一项根本缺陷，在做出了上述成就后，文明史学对日本史学的影响也似乎达到了极限，即严重缺乏实证精神，轻视史料，“以论代史”现象严重。文明史学的目的是推行“文明论”，对日本文明进行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性。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在开篇绪言就明确表示“史家之辛苦，不在于搜集历代的许多情况”，[7]（P2）对史料采取了轻率的态度，任意曲解史料，认为史学是为政治观点服务的。这种做法使文明史学能够提出种种深刻新颖的观点，但对于史料的漠视使这些观点缺乏实证支撑，随着“文明开化”风暴的平息，人们开始进入冷静反思的阶段，这些观点由于无法经受推敲，反而引起了不必要的怀疑，削弱了影响。有日本学者在总结这段史学史的历程后，尖锐指出“日本历史学向来被认为是政治家于闲暇之际从事的雕虫小技……到了‘文明史’的时代，只是历史基础从官方转移到了民间，至于历史的研究是政治家闲暇之际的小技这个基本特点仍无所改变”。这段评述虽说有偏激之处，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确实，由于当时秉持这一史观的学者多为民间人士，他们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既有批判过去的封建专制，也有批判当时明治政府官僚专制的意义，并从论史当中引出设立民选议院的主张，因此，与其说当时是两种史学观念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两股政治势力在史学领域的角逐。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传统史学，还是文明史学，都不过是政治的陪衬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因此，引入一套完整的、纯粹的、实证的近代历史科学，就成为当时日本史学界新的呼声。

在这个时间点上，兰克史学开始进入日本，其鲜明的“如实直书”特点，就为解决日本史学的这一困局，进而建立近代历史科学，提供了一个宝贵契机。兰克史学认为：“历史总是一而再地被人所书写……于是时代缓慢地向前发展，这些使得我们很难认清事件本身。没有什么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历史，除了回到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上。”“历史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1]（P99）他认为：撰写历史，必须要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他的目的首先就是不折不饶地并且严格驯服地遵循着他那些权威材料的引导。他决心做到把诗人、爱国者、宗教的和政治的党派都压抑下去，绝不袒护任何一方，把自己从自己的书中驱逐出去，绝不写任何可以满足自己情感或者宣示个人信念的东西”。[1]（P125）他告诉人们：历史学是一门具有自身目的的独立的科学；对于历史的研究应该做到不为其他因素所干扰，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严格鉴别史料，从而达到探求历史真相的目的。因此兰克史学传入日本，自然受到了日本历史学者们的重视和推崇。

二

在兰克史学传入日本之际，一些具体的机构和个人所起的作用，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将兰克史学正式引进日本的主要实践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利斯（Ludwig Risse）。利斯出身德国东普鲁士，后求学于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期间曾担任兰克的助手，并在兰克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1887年，日本政府聘请利斯来日执教。利斯来日后，开始系统性地向日本史学界讲述兰克史学。

现在看来，利斯个人的教学水平和建设能力，是当时兰克史学发达的一个关键原因。尽管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汇集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史学骄子，而利斯无疑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利斯在柏林大学时期的专攻方向是英国中世纪史，但“他具有广阔的学识，适合于担任我国历史学草创时代的指导者”，又将兰克所创立的“习明纳尔”式教学方法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当中，给学生们以深刻的印象。据称，其学生之一的白鸟库吉*白鸟库吉（1865～1942），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晚年在病床上经常把利斯的讲座笔记置于枕边，十分的贵重”。[8]（P325）在他所影响的学生们当中，如重野安绎*重野安绎（1827～1910），日本国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久米邦武*久米邦武（1839～1931），日本古代史和古文书学的泰斗。、白鸟库吉、那珂通世*那珂通世（1851～1908），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等都成为日后史学界的顶梁柱。这也为兰克学派在日本史学界的传播提供了人员保障。

当时日本的学术体制，也给利斯普及兰克史学以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在日本近代教育当中，国家的主导作用特别强。国家全力发展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将之作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的特点。为达到这一目标，近代日本在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时，摒弃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教育，而采取了法国式的中央集权主义教育体系。在这一教育体系当中，大学处于整个金字塔的顶端，大学不仅是唯一的最高层次教育机构，也是唯一的学术研究机构。而这一教育体系的完成，就是在利斯来日本前，于1886年颁布的《学校令》为标志，根据《学校令》规定，帝国大学为日本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东京帝国大学内的文学部史学科，也就因此占据了当时日本史学界的中心位置。利斯到达日本后，即成为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唯一一名正教授，这对于其推广兰克史学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在利斯的建议下，日本原有的修史机构“修史馆”被划归于利斯所在的东京帝国大学，并改名为“史料编撰所”，并在东京帝大设立国史科。东京帝大国史科和史料编撰所藏有的大量史料，为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同时，利斯又发起建立了日本最早的全国范围的史学团体——日本史学会，在1889年史学会第一次会议上，利斯的学生，会长重野安绎表示：“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根据曾经的史料，参考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考证和编撰历史，以裨益于国家。”[6]（1P76）这段话反映了历史学界开始接受兰克史学这一新的史学研究方法。

随后，利斯又指导史学会出版了机关刊物——《史学会杂志》，这是日本第一份近代史学刊物，以此作为日本史学的指导性刊物，影响整个史学界。杂志创办后，先后刊登了重野安绎《从事史学者其心应至公至平》，星野恒《史学研究、历史编纂应精选材料说》、菅政友《太平记妄谬遗漏之多辩》、久米邦武《一洗劝惩旧习以见历史》，这些由利斯的学生们撰写的重要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当时就有日本学者评论道：“我国古来之学科，近来改变其面貌者当系史学”，“随着西方学术之盛行，以致史学目的和历史题材皆为之一变”。[6]（P177）在此基础上，利斯终于在《史学会杂志》第五期上发表《关于史学会杂志纂的意见》一文。利斯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指出，以往《史学会杂志》发表抽象的史论过多，实为无用，应全力收集、批判史料，加以订正和钻研，[3]（P427）如此才能还历史以真相。利斯的文章可谓“掷地有声”，自此以后，史学杂志的编辑方针为之顿变，从第六期开始，发表的几乎全部冠以“某某考”的考证之文。[4]（P83）而兰克学派也因此极大扩充了影响力。从此以后，搜罗史料，专事考证，就成了当时日本史学研究的首要课题。

三

除开史学领域本身，在兰克史学传入日本之际，日本意识形态领域日趋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西方辉煌灿烂的文明所炫目。为向欧美列强证明日本可以成为“文明国家”，举国上下掀起了西化、欧化的浪潮。上文所述“文明史学”就是在这股浪潮中应运而生的。然而，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学习西方成果的不断涌现，国力日益增强，民族自尊心也逐渐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旧有的“文明史观”中所采取的贬低日本文明的做法，也开始不为人们所接受了。在当时，日本形成了两股影响甚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即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为代表的国粹主义和以高山樗牛为代表的日本主义思潮。这些民族主义思潮都认为，极端欧化主义的泛滥，造成了日本人“道德的沦丧”和“民族自我的迷失”，一味追附西方的欧化主义会使日本国民产生一种劣等感意识，非但于日本无益，反而是“贱民”的亡国之音。[9]（P322）他们要求恢复“传统”和保存日本的精神与传统，拒绝全盘西化，意图通过对传统的发现和重建，重塑并保持日本人独特的民族认同，进而寻求一条不同于欧化主义的近代化之路。

而在这一点上，兰克史学无形当中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共鸣。兰克史学诞生于19世纪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兴起的巨大历史潮流，怀着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试图通过客观冷峻、无色彩的笔调来表达这个时代，因此，兰克的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欧洲民族主义。在兰克的观念中，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兰克曾经指出，“从民族原则——而这一原则是他们的基础——而来的新生活，我们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国家没有民族主义却能够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他进而指出，“历史研究者研究历史，甚至按照‘如实直书’‘消灭自我’的原则来撰写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一些可信的历史著作展现各个民族国家的特征。”[1]（P251）兰克的这些观点，很容易和当时的日本民族主义相契合。

另一方面，兰克在其著作中，为了激发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对普鲁士的赞美尤为着力，他曾经写了为数众多的历史著作来展示这个国家的特点。他曾经在谈及对欧洲历史的认识时候，指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未能对普鲁士自身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评价，而这阻碍了我对近代历史的研究。”[1]（P252）在其他人看来，这无非是兰克表明了一种现实政治观点，和史学关系不大。但恰恰是兰克对普鲁士的推崇这一点，大大拉近了兰克史学与日本的距离。在日本近代史的历程中，为了确立日本的未来道路，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规划问题上，日本的决策层对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非常赞赏，将普鲁士“富国强兵”，统一德意志的壮举引为模范，大久保利通就称“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俾斯麦）”。[10]（P133）“以德为师”的日本，也更容易接受当时在德国史学界盛行的兰克史学，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要考虑的。

诚然，尽管通篇文章都是在对于兰克史学进入日本时的客观环境的论述，但我们仍要先强调以下事实：兰克史学本身的丰富内涵和强大实力，在主观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实力为保证，再炫目的理论也不过是一闪即逝的流星罢了。然而，我们同样必须认清：兰克史学传入日本，既顺应了日本史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又与当时日本的实际国情相契合，加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人员和方法上的正确实践，最终为日本史学界所接受和推崇，这一因素也是无法被我们所忽视的。依此同样的道理，笔者想再提醒的是：日本接受兰克史学的过程，可以被认为是十九世纪“西学东渐”的一个典型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往往陶醉于研究“西学”的先进理念及其产生的效果和历史作用，而对于学说的“接收国”为何接受、怎么接受这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却注重得不多。因此，本文希望能够在廓清日本近代史学发展初期的具体脉络的同时，也为学术界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践中，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易兰.兰克史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尾藤正英.日本史研究的二三问题[A].何培忠.当代日本人文社会科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A].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1982.

[4]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2卷）[M].北京：岩波书店，1963.

[5]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M].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M].北京：岩波书店，1964.

[8]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M].北京：学研出版社，2009.

[9]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0]田中彰.岩仓使节团[M].北京：讲谈社，1977.

〔责任编辑：李 官〕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ese History：Taking the Rise of “the Rankean School” in Japan as an Example

MENG Ming-m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e Rankean school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Japanese history in the mid-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ince landing in Japan, it had soon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history and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ankean historiography not only conformed t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theory, but also fitted the then situation of Japan. And coupled with factors of systems, personnel and methods in the concrete practice process, the Rankean school had eventually wo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cceptance and respect.

historiography; the Rankean school; Japan;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孟明铭，男，复旦大学历史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K313

A

1006-723X（2015）06-01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