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圣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身体形象的系谱学考察

张文圣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系谱学考察建立了身体形象在不同历史性分期中流转和散布的内在历史，它作为身体形象的竖剖面提供了一个身体深度生成过程的“地质学”表层，与之相应，对这个系谱学领域的横向穿越勾画了身体通过表面分布、历史连接所形成的“地形学”，后者是关于身体内在生成的构图法。

身体；构图；系谱学；展布

关于身体的探讨和阐释在当代哲学话题中占据着一个十分醒目的位置，一方面它既以其沉实细密的特性持守着一种主体性哲学无法穿透的厚度，同时这种厚度经过某种思想运作又能为主体性哲学赢获一个坚不可摧的“力点”；另一方面由于身体与人之现实生存之间具有的原初切合性，它又成为通过内在的生命体验把运思导向生命哲学的最佳“平面”。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身体作为一个“力点”既为意识向自身内在的实事性切入提供了一个深层结构，又作为一个“平面”为原初体验向生存境域的实事性穿越提供了一个接续、展布的“表层”。身体通过这种“厚实”与“稀疏”的思辨连接所构成的形象，使它成为了由主体性哲学向生命哲学转化与过渡的接合点。然而，把身体的这种形象向一种连接主体性哲学传统和生命哲学传统的某种“身体哲学”的扩展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前者作为哲学本身运思特质的一种统一性意象，其根本意图在于通过身体这个创造性的切入点提供一种关于存在的物质性铭写，表现为思想与存在在身体形象中的深度嵌合结构，在这种嵌合结构中关于身体的各种观念形态、体验模式以及展布情状的牵缠与接合给出了一个逐渐丰盈的身体意象；后者的意图则要求立足于清晰、坚实的身体概念之上，通过相应的逻辑论证和历史考察发挥为一个关于身体的学理系统。分疏与考察这两种观点的差异与关联并非本文的目的，本文主要的关注点在于通过对身体形象的系谱学考察，提供一种关于身体内在生成的“构图法”。

一、身体的形象：系谱学与构图法

系谱学源自对家族世系的历史性考察，目的在于对某种共同血脉归属感的确认与家族谱系历史连续性的追溯与重建，也可引申为针对事物的起源和过程进行的历史性考察的方法。传统系谱学方法追求事物起源上的纯粹同一性，演进历史上的绝对连续性以及通过两者的结合展露事物的深层本质。传统系谱学经过尼采的探赜和福柯的显发成为一种研究事物的内在生成与异质性布露的方法。尼采认为系谱学追寻事物的起源不是为了从开端的纯粹性展现事物的原初同一性特征，也不是通过历史的连续性进程建构一个事物历史发展的闭合性、理想性形象。而是要揭示这样一个真相：从来不曾存在一个可以归属的关于事物的坚实的、原初的同一性形象，而只存在事物在历史空间散落中的差异、分化以及各种现实的或者隐喻的涂写，同时也不存在某种从起源到结果的客观的、可追溯的连续演变轴线，只存在事物开端或者起源上的绝对偶然性，即从事物在历史开端上的内在发生“追寻来源的复杂序列，就要坚持那些在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确定偶然事件、细微偏差，或反之，去确定错误、错估和那产生了现时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错误演算；揭示在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基底根本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1]（P244）尼采通过系谱学的方法构建了他的关于拒斥、解构传统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也就是他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的哲学观。实际上尼采的权力意志作为各种力的生成、喷发、绽涌情态具有一个浓缩的关于身体的意象，可以说尼采是第一个明确地以身体为基础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思想者。但是尼采的系谱学方法只具有一个粗线条的勾勒，至于他的永恒轮回学说,虽然不是一个关于抽象同一者的绝对重复的历史形象，而是作为一个力的多维度、多向量的翻腾、交织所形成的强度性波晕和异质性接续在“当下”时间视域中的发生。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分析的那样，他的这种理论上的反转仍然保留了一个传统哲学关于绝对本质、原初同一以及连续进展之历史的虚像。福柯发展了尼采的系谱学构想，把这种粗略的勾勒发挥为一种对事物的“当下的历史”进行细致的记录、发掘、分析以及整理的完善的思想艺术。他构建了一个关于权力、知识、话语以及身体的相互型构和转化的差异性系谱学网络，在这个系谱学网络的差异性、间断性分化中实现了理论性建构和切入性穿越的结合。福柯通过各种身体形象在这个网络里的并置、接续以及展布的系谱学分析真正抵达了身体内在发生的历史强度和清晰塑型。“系谱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因此位于身体与历史的表达之间，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历史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过程”。[2]（P123）总而言之，思想中的身体形象并不具有一个收敛于纯粹本质中的同一性特征，也不具有一个维系于起源上的历史流转中的连续性，而是一个在系谱学网络中的开放性分布与内在性生成的过程。系谱学为身体提供了一个历史的、伸展的竖剖面，仿佛是关于身体的历史性形象的一个内在发生的地质学构型，这个关于身体的地质学各个层次的沉积以及褶皱形态展现了身体的异质性、多元性分布，又通过各层的开放性的邻接构成了一个系谱学网络。

如果说系谱学提供了一个关于身体形象的“地质学”的话，那么构图法则提供了一个关于身体形象的“地形学”。本文所谓构图法取之于德勒兹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提出的创造性构想。概括地说，它是一种关于事物与思想相向的接续性生成形态即“根茎”式的创生性思想机制的表述。所谓“根茎”是与“树形”思想机制相对阐述而言的，“树形”思想的缺点在于它的运思机制从来都做不到对于事物与思想的生成性对流的内在过程的深度契合，它总是沿着从“主干”到“侧根”的连续性演变，从中心到边缘的同质性分布或者从深层到表面的双重反转模式来运思，这种二元分化的逻辑总会打断思想与事物的相向生成之流，得出的形象总是对那个生成流变过程的模仿或复制的失真图像，相反“根茎”式思想机制则是一种创生性运思模式，他称之为“构图法”，而这种构图法“它自身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图样是开放的，它可以在其所有的维度中被连接，它可分解，可翻转，易于接受不断的变化……一个图样具有多重入口，这与始终回到‘同一者’的模仿正相反。一个图样与表演相关，而模仿则始终涉及到一种所谓的‘能力’”。[3]（P15）简言之，构图法绝不描述既成的现存之物的事实状态，它原初地向事物的生成过程开放，它表述“未来”而且自身就参与这种生成的未来自身。关于身体的构图法自身就是参与“身体-根茎”的创生性运思机制，它是一种表述同时也是一种阅读，更是一次实事性穿越的思想游历过程。穿行次序与阅读次序的相互交错，切近性的目光与接触性的步履的交互翻转仿佛提供了一个疏密有致的格栅，身体的历史形象在直面这个格栅时的回卷与突触引发了一种来自深处的整体波动和震颤，从而在穿越这种实事性生成领域过程中显示出身体形象的生成、接续以及分布的错落有致而又起伏不定的“地形学”轮廓。

二、形象与肉体：柏拉图和基督教

在古希腊思想中一个物质生物体的身体是没有任何位置的，在古希腊，身体属于一个被生存与死亡的循环节律、连接神圣与世俗的仪式化竞技活动以及杂糅了诗性和逻辑的话语形式的哲学运思所包围的一个“形象化”的系统。对这个系统可以从两个方面或者视角进行考察：身体与灵魂的牵连以及逻辑的与诗性的语言在哲学运思中的并置。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就是对这两个视角的整合，并在这种整合中实现了对身体意义的某种倒转和重新诠释，具体表现就是柏拉图依据自己的“理念论”提出的“死亡训练”和“灵魂回忆”学说。生存和死亡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从来都不是一个身体的消逝过程，生存与死亡不能被具象化在身体从它的坚实、饱满到腐烂、消逝的生理转化上来，而是镶嵌在一个从神到人或者从天界到地狱的宇宙学和宗教学的双重节律循环过程中，这是“神人同形论”在身体思考中的体现。与其说生的身躯与死的身躯体现了一个坚实与腐化、存在到消逝的生理学区分，不如说生的身躯的坚实、饱满与活力体现了一个关于身体的“神性”层面，相反，死亡身躯的僵直、腐烂与沉重体现了身体的人性层面，这两个层面在一个生的身躯上的连接表现为神性与人性的自然和谐，在死的身躯上分化也不是一种实存与超越、此岸与彼岸的截然分立，而是通过一个神学宇宙学节律表现为一种形态学上的接续的“变形”，古希腊诸神几乎具有人性的一切缺点，包括残忍、嫉妒、贪求等等，但是这些属于人性上的缺点在诸神身上的表现却与人完全不同，这些缺陷在诸神身上的表现都被赋予了诸如热烈、轻盈、和谐等永恒的美学色彩，诸神的身体虽然与人的身躯具有同构性，但是诸神的身躯具有热烈、光亮、轻盈这些永恒的美学意蕴，相反，这些意蕴在人身上只具有一个短暂、瞬间的长度，或者某种微弱、稀薄的表现，只有在战争或者竞技的典型时刻才会有一些瞬间显现，这些通过关于希腊的竞技活动的记述可以证明。希腊的竞技活动既是一种身体娱乐，又是一种宗教节庆，它是身体的物理学空间与神圣的仪式化空间的交叠，人们对胜利者的赞美与其说是对机体的力量、敏捷、坚韧的关注，不如说是因为这些身体上的特点给予了身体的“神性”层面一个现实的形象表达。因为“它把人提升到了神的高度，而体质上的品性……在公众眼中，它们体现在他那赤裸的躯体中，具有卓越的宗教价值”。[4]（P358）在这种关于身体观念的神学宇宙学循环节律中，灵魂不过是身体在地狱中的一个反影或者虚像，它具有躯体的一切颜貌，但是它在现世只有一种影像式存在，它的形象在一个“与在场”的双重化视域中展现。

身体的这种形象，在柏拉图完全区分了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后就有了新的面貌。在“理念论”的运作下，作为一种“死亡训练”的哲学，柏拉图的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不再是在宇宙论循环节律中的形态学上连续的“变形”，而是一个灵魂逐渐脱离身体、净化自身并回归“理念”世界的过程，这就是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灵魂与身体的形象在柏拉图这里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倒转，灵魂不再通过一个身体的形象显示自己，而是身体成为灵魂的一个摹本，一个关于灵魂的流转的、非现实性的“形象”，在关于理念把握的“灵魂回忆”说中，身体与灵魂的宇宙学循环的节律，被整合进一个关于理念世界之真理的认知秩序中去了，成了灵魂从身体中提升、剥离与纯化的过程。身体仍然属于某种本质或者神圣事物的形象化，但是却被切断了与宇宙神圣源头的紧密关联，从一种神圣本质的某种具体化美学变形转变为对这种神圣本质的形象化摹写，它把神圣本质的某种“缺席与在场”和“隐秘与揭示”的现实化、具体化运作以及身体与灵魂的宇宙学节律上的连续变形改写为原型与摹本、剥离与提升的单纯区分。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会饮篇》《理想国》等论著中到处都存在用关于真理的灵魂认知秩序对身体与灵魂关系的宇宙学节律的整合与重新分布。从哲学的表述方式上来看，身体形象的宇宙学循环与真理认知秩序的交错同样展现为一个神话的、诗性的、戏剧化的哲学话语系统和概念的、逻辑的、论证式的哲学话语系统的叠合，柏拉图采用的独特的对话体形式把一个关于身体和灵魂的宇宙学历程铺展在一个宏大优美的修辞学空间中去了。但是同对身体和灵魂的关系的分析一样，在柏拉图的安排之下诗性的、神话的系统同样是对那个逻辑的、概念的话语系统的形象化显示。柏拉图关于身体空间和灵魂特征的比喻，可以表明这一点。柏拉图认为理智灵魂存在头部、激情灵魂存在胸部、欲望灵魂处于腹部，鉴于柏拉图运用比喻形象化概念的惯例，这个关于灵魂的生理空间和认知空间的重叠的比喻同样体现了那个既存在于身体的宇宙学节律和真理的认知秩序之间，同样也存在于灵魂与身体诗性表达和概念表达之间的双重张力。

在古希腊和柏拉图那里作为肉体的身体形象并没有被带入哲学运思中来，身体总是被思考为某种“形象”，或者是本质的具体化变形或者是关于原型的形象化摹写。但是在基督教这里，身体作为神圣与世俗的仪式化形象、生死循环的宇宙学形象以及作为裸露与隐藏的美学形象完全被一个物质的、欲望的、坚实的肉体形象所取代，伴随着这种光线的聚合，基督教透过这个肉体意象的普遍发散建构了一个完全为肉体所填满、所浸透、所占据的世界。与之相应，灵魂也被从它的宇宙学历程和认知秩序中完全剥离出来，归入一个此岸到彼岸、堕落与救赎的神学道德视域中去了。与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灵魂的净化与超升完全是在一个现实化的空间中运作的，它不以某种“死亡训练”为前提，这种死亡训练的真实含义无非就是对那个通过灵魂认知的真理性去驱除、取代身体的形象化认知的流变与不确定性过程的思辨预演，这种目的实际上只能预设一个纯粹的理念世界才能运作。这里的问题不再是一个普遍的灵魂通在穿越自身的宇宙论循环历程中与自己形象化的身体的剥离过程，不再是灵魂单向的一个朝向理念世界的冒险。此岸与彼岸世界的区分是由灵魂的堕落与救赎过程自身标示出来的，灵魂的超越过程通过这种标示达成了一种向自身内在的沉潜与回复。相应的，身体作为灵魂堕落的印迹，而非灵魂的形象化摹本，它的物质的、欲望的肉体形象真正开启了灵魂救赎的可能性与意义空间。简言之，灵魂与身体在一个现实的个体身上达到了一种深度对峙，而不是在普遍的认知过程中的关联。灵魂向自身的内在沉潜与身体坚固的肉身性的确立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灵魂的救赎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剥离，而是在与作为灵魂的堕落印迹的身体对峙中恢回到自身的神圣本性才是救赎的真正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基督教哲学中，身体就是处于其有限的、定在状态中的灵魂自身。因此，那些关于弃绝身体、净化灵魂的苦行与修炼，实际上就是一种灵魂自身的“塑型术”，它最高的追求不是完全清除身体的影响，而是最终融入基督巨大肉身的自我教化和提升过程，这一点可以从教会里大量的关于“圣伤”“圣痕”细密精巧的鉴别与认证过程的论述和记载得到证明，正是基督教才使关于身体的实践和技术深入到灵魂自身的塑造和现实化过程中去，而不单是对灵魂的内在沉思或者回忆这种模式的形象化和预演式的模仿。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哲学中可以说不存在一个被压制的身体形象，它要取消和压制的只是身体的这种坚固的肉体性形象而非身体本身，灵魂救赎的结果也是对这种肉体性身体的取消而非整个身体的取消，基督教关于一个完全为肉体所填满、所浸透、所占据的世界形象正是一个与之相应的普遍身体的意象。基督教确立的这个普遍身体与欲望的、坚实的肉体性身体的双重区分，在启蒙哲学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机体与力：笛卡尔和尼采

在启蒙主义哲学时期，身体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个时期，哲学对身体进行了一种完全理智化的抽象和改造。在这个时期里身体与灵魂的对立演变成身体与意识的对立，这个转变意味着身体从它的宇宙学和神学视域中被剥离出来，身体形象转变的表面背后是真理观念的变化，它意味着真理不是对某种超越世界或者上帝回返的一个宇宙学和神学历程，而是对世界的一种先验的理性筹划。

启蒙哲学奠基于笛卡尔主义之上，这种哲学把基督教的肉体化身体还原为纯粹的物质性机体，客观物质性及这种物质性在身体表面和内部的聚拢形成的有机性整体就是启蒙哲学关于身体的典型形象。它实现了身体从生与死的循环所确立的一个在宇宙学系统中的位置，在认知过程中与灵魂的外在牵缠，以及作为欲望的、堕落的肉体向神圣彼岸的超升等等，这些关系维度中的分布向一个物质的有机体内部的深度折返，它一方面建立了身体的物质组分与作为这种组分的有机性整体的深层区别，另一方面这个建立在身体内部厚度中的深层区分又通过对身体的某种先验主体理性的筹划，表现为在一个完全物质性的或者客体性的平面上的并置。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以及《技术的追问》等著作中曾对之做出过深刻分析。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思考为“集置”或者“座架”，作为一种以表象为基础的思维机制，它把人和存在都驱入一种促逼着的订造技术中去。这种促逼着的订造，把存在的原初绽现，转变为对一个现成存在者的外在表象。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真理的展现过程被降低为主体与客体在一个完全物质化的世界中的对峙，身体在这个形而上学传统中处于一个完全被遗忘的位置。这种对立同样体现在这个时期的关于身体的现实经验层面之上，这个时期既是解剖学、血液循环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面相学、颅脑学与社交礼仪学大行其道的时期。面相学的目的在于通过面部的特征、表情极其变化系统去观照灵魂的内在情状及其波动，但是这种内与外的连接并不是完全形态学上的对比与确认，它包含了对身体与意识或者灵魂的理性“订造”，身体与灵魂的隐秘牵连在一个物质性的“面部”的铺展背后包含了解剖学与物理学通过理性筹划对世界、身体与意识所做的重新编码和构造。同样，当时的社交礼仪对身体的规定很少与道德或者基本的社会规范有关，它通过一整套复杂繁琐的关于服饰、体态与语言的规则体系对身体的规整，要求的是一种身体行为风格化的“文雅”，它企图通过行为的直截与迂回、语言的遮掩和表露等一整套策略性游戏，在完全物质化的身体表层制造出某种“粗俗”与“文雅”之间的对立，这与基督教哲学中身体所展现的堕落与神圣的对立相比完全缺乏历史的深度与强度，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发现奠基于笛卡尔主义之上的主体主义哲学传统对身体压制和抹销的力度之大。

在尼采这里身体形象第一次抵达了它自己的内在生成的历史深度和强度，这就是作为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真正核心的身体概念。强力意志首先是对一个关于各种异质性的力之翻腾、交织与涌现的系谱学情态的一种策略性表述，作为一个整体形象的勾勒，强力意志首先是指力的“强力”特征，所谓强力是指力的永恒的创造性和自我的增殖性，它的扩张不具有一个统一的延展性平面，而是多维度、多平面的交织，同时也不具有一个理想的、闭合性空间，而是一种永恒的溢出和涌动，它没有超越的目标，也不能为任何主体所掌控，而是某种“匿名性”的创生意志。身体既是这种强力的系谱学分布的场所，同时也是它的一个浓缩的概念意象。尼采通过这种作为强力的系谱学场所和意象的身体在解构了笛卡尔主义物质有机体的身体概念的同时把它从物质化的境况中提升出来，并赋予新的意义和内涵。首先，尼采以身体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关于“真理”的透视法，传统哲学由于坚持一个超越的主体性意识的优先地位，总是刻意避免认知过程中的视角化，排除作为透视中心的身体的主观性，力求达到整体与绝对的客观，而在作为强力的系谱学分布场所的身体概念中根本没有超越透视中心的绝对主体的位置。因为，在强力的系谱学分布网络中，所谓透视并非预设一个主体与现成的、对象化客体的分立与对置，相反这种透视位置或者中心自身就被卷携进力的各种异质性交织情态中去。不是要达到客观真理，而是根本不存在脱离以透视为特征的这个作为力的系谱学视域的身体的真理，真理就是透视，就是力的分布、交织的强度性张量。其次，通过强力意志学说尼采真正赋予了身体一个历史的向度，无论是在柏拉图哲学还是基督教哲学或者启蒙哲学中，身体都不具有真正的历史向度，它们的历史或者取决于超越的目的，或者取决于超验的主体。在尼采这里，历史就是身体的绝对发生的时刻，表示这种发生的不是某种抽象的身体概念或者绝对真理的显现和完成，而是对作为整体的力的充溢的强度性命名。

四、色情化与驯服：巴塔耶和福柯

20世纪的哲学具有浓厚的身体主义色彩，各种关于身体的话语和体验贯穿整个现代哲学思考。现代哲学关于身体的讨论完全溢出了传统哲学的运思模式，它很少直接关涉到理性、真理、道德等传统哲学的惯常主题，而是更多地与语言、性以及权力有关，身体属于理性、真理、道德以及语言、性和权力编织成的这个巨大的思想漩涡，透过这个思想漩涡，身体既显示出了它作为思想的“织体”的复杂、疏松以及多变的形象，同时又从这种漩涡中透脱出来呈现出其坚实、厚重以及稳固的形象。它是观察与体验的交织，我们既用思想来表述身体，同时又用身体来阅读思想。无论如何，身体通过这个完全开放的思想系统的型塑与构建的过程，获得了其物性化的现实和某种自我解放的历史形象。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所谓的解放，既不是关于一个身体的原初真相最终揭示，也不是一个理想目的的最终确立，而是表现为身体从各种复杂思想结构中的这种奇异的滑脱和它在历史中闪光的分布，其中以巴塔耶和福柯的思考比较有特色，形成了关于身体既相互对立又完全一体化的两极。

巴塔耶以对“色情”的独特思考在哲学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但是色情在巴塔耶这里并非完全附着于生物学上的身体体验，它与巴塔耶关于人性的总体筹划和一个宏大的生命经济学的思考有关。在巴塔耶的眼中，生命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总体性，它的形象产生于自然的、兽性的一面与文化的、人性的一面的综合，因此对这种总体性的考察应该越出传统哲学完全齐一化、秩序化的理性筹划，从而把人的生命引回到混沌、流变的整体自然。“我考察从各个方面超出了有限的思想世界的总体性，那是因为我知道总体性是由距离与对立组成的”，[5]（P14）巴塔耶认为色情就处于两者的结合点上。与之相应，生命考察的视点应该从一种服从于理性筹划的生产经济学转移到自主的能量消耗经济学上来，在巴塔耶看来生产服从于一个单调、乏味的理性世界，它使生命体验服从于理性的思想筹划，而消耗则体现了生命的完全自主化，更重要的是完全目的性、功利性的生产导致能量的堆积、沉滞，而消耗则是能量的无休止的涌动和流转，体现了生命内在的奢华的超越性。简言之，在巴塔耶看来，自主的生命意识应该是一种“超越”意识，这种意识有别于传统的“自我意识”，超越意识正是从这两种形象冷峻与严苛的对立中通过一个完全自主化的决断勾勒出关于人的生命之总体形象。单纯的性欲体现的是完全的自然生命之无序与混沌，理性的思想世界体现的是完全无性生命之干涸与单调，色情处于沟通连接两者的这个暧昧区域之上，因此，对色情史的考察体现了巴塔耶从内在生命体验沟通生命的理论思考与现实体现的企图。巴塔耶主要是通过色情与死亡的对置与牵连来展开其色情史研究的，这种研究既深化了死亡也扩张了生命。巴塔耶认为从历史的实证过程来看，色情化出现于性欲自身所体现出的危险与诱惑的双重性铺展中，性的禁忌是出于对无序的、威胁生命的自然兽性的抑止态度，这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有一致之处，死亡禁忌体现的是对身体的腐烂所显示出的那个无法对抗、无法回避的巨大的自然过程的焦虑。因此，死亡焦虑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内在体验对生命中的混沌与无序自然力量的制服，这种死亡意识把色情中体现的关于身体经验的迂回与突进、直截与舒缓的运行情态整合进通过死亡所展现的整体生命的曲折进展和内在生发的洪流中去了。没有死亡，色情不过是一种动物行为，不能提升为自主化生命，同样，没有色情，死亡不过是对人之生命的抽象筹划，不能被展现于内在生命过程中的色情经验所截获。由此可见，通过把性欲这种身体属性置入色情史的考察，巴塔耶实际上使身体经验在哲学思考中占据了核心位置。

福柯对身体的思考与巴塔耶有视角上的不同，在福柯看来身体处在权力、知识与话语的历史交汇点上，它的不可置疑的坚实性和对理性筹划的抗阻性使它成为展现这些异质性因素相互转化、相互交织与相互构造的最佳场所，并为这种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用来铭写和阅读的最佳意象。以此为基础，福柯主要关注的不是身体在思想运作和生命体验空间内的自主化展现，而是它在这些运作和空间中的被动铭写和客观的散布。在福柯看来思想的历史就是身体被不断驯服、不断规制并最终体现为一个完全物性化的思想“织体”的过程，同时思想运作和生命体验通过这种铭写渗入了身体自身所携带的感性的、质性的色彩，思想与身体的关系不再是一种超越与现实区分层面上的冷静描述和理性筹划，而是在一个完全感性化的、质化的历史空间中的邻接、交汇与并置。实际上，在福柯这里，身体对历史的铭写，并非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书写和表述过程，而是身体与历史在思想空间中的深度嵌合，这种嵌合一方面为身体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形象，同时也通过一种内在的伸缩展现了历史空间中权力、知识、话语的动态的交织与相互型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的铭写是对这些动态的型构过程的重新激活，它通过铭写使权力、知识、话语的交织和型构在身体的视域中重获其明锐和坚利的色彩，同时也为历史收获了其现实的、质化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塔耶关于身体色情化体验的自主性倾向与福柯关于身体的驯服化、客体化的被动倾向，同属于现代哲学对身体思考的互为一体的两极。巴塔耶的色情化实际上是在对身体性欲的表面的、人性化的迂回和提升中重新接纳了一个自然的、混沌的身体生命的反冲，福柯的驯服化的身体形象实际上在表面的被动铭写中展露出生命体验和运思的各种异质化因素的动态型构和牵缠。这种向前提撕和向后辐射的动态性总体结构，展现了现代哲学思考身体的复杂性和内在深度，身体自主化的内在历史与被动铭写的表面，终于在现代哲学运思空间中获得了一个完全现实化的、质化的展露与分布。

结 语

我们勾画了身体的历史性分期，但是这些分期并不是对一个同一的身体概念连续的历史演进过程的阶段性划分，而是对身体内在生成的系谱学历史的策略性标识。通过对身体形象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从启蒙哲学再到现代哲学这样一个系谱学历史的实事性穿越，我们看到各种异质性因素通过身体这个意象在哲学运思空间内交织与转化。如果有一个关于身体的历史的话，那这个历史只能是关于身体的内在发生的系谱学历史，同样如果有一个关于身体的整体形象的话，那这个形象只能是通过关于身体的各种现实形象与隐喻形象、各种认识模式与感知模式、各种理论技术与实践技术的视域叠合形成的某种“厚度沉积”的形象，它既不清晰也不模糊，它只是一种无休止的流转和突兀的分布。

[1]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M]. 谢地坤, 译. 南宁: 漓江出版社, 2000.

[2]汪民安, 陈国勇. 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德勒兹, 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4]让·皮埃尔·韦尔南. 神话与政治之间[M]. 余中先,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5]巴塔耶. 色情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责任编辑：李 官〕

Trans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Genealogical Exploration of Bodily Image

ZHANG Wen-sheng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The genealogical exploration provides an internal history of bodily image in different philosophic stages. In the vertical profile, genealogy offers a geological surface of generative process about body; correspondingly, the process of horizontal pass in this area forms a bodily topography from the surface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which is the graphics of internal generation of body.

body；graphics；genealogy；distribution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项目（Kd951423017）

张文圣，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研究。

D017.9

A

1006-723X（2015）06-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