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阳

（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明季神乐观高道圈考略

李政阳

（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神乐观是负责明朝国家祭祀典礼的礼仪机构，其乐舞生兼具道士身份，擅长祭祀礼仪表演和音乐演奏。明季神乐观、道录司及太常寺的道士与江南正一道多有关联，他们所组成的“高道圈”成为正一道影响明代政教两界的重要力量，并与皇室互动密切。明代神乐观高道的社会交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在明王朝的深远影响和生存状态。

明代道教；神乐观；国家祭祀；政教关系

一、神乐观的设置

洪武年间设立的道录司是明朝专门管理道教的国家机构，又设立神乐观负责国家祭祀特别是其中唱礼、奏乐、舞蹈等部分并管理一些民间祠庙，①依《金陵玄观志》所载，附属太常寺的寺宇观庵有“龙江天妃宫、北极真武庙、都城隍庙、祠山广惠庙、五显灵顺庙、驯象街五显庙、玄真观、黄鹿观、天王庙、玄帝庙”，均划归神乐观管辖，这其中有不少属于民间祠庙。[1]（P98）道教得以此为媒介正式进入国家官僚体系。神乐观设立之缘起是明太祖认为道士一心追求清净自然、超尘脱俗，“多孤处云居栖岩屋树，是则宜其修也，晨昏息心以去玄览，宵昼仰观俯察，以涤宿世之寃愆，措今生之善行”，[1]（P100）既然道士专务清虚可以“蹑云衢而神游八极，往无不达交无不接”，[1]（P100）故用道士为乐舞生并“专备大祀、宗庙、社稷、山川、孔子、及各山陵供祀之用”，[2]（P1110）全面负责祭典仪式。神乐观建立之初设提点及知观各一名，以从六品的品阶隶属于太常寺，负责教授乐舞生演习道教礼仪和音乐，也常兼任太常寺协律郎等职位。②据《明会典》所示，祭祀仪式中与神乐观乐舞生相配合者如协律郎、典仪、传赞、通赞、内赞等都是由乐舞生改任的太常寺官员。洪武十五年（1383）五月神乐观升为正六品衙门，[3] （P2278）永乐年间增设一名知观，后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裁撤。神乐观所主持的各方祀坛如“圜丘、方泽、祈谷、朝日、夕月、星宿、太庙、社稷、先农、孔子等”[4] （P3520～3528）坛祀礼仪都同时具有政治和宗教双重意义。作为政治体制序列中一份子的神乐观乐舞生或太常寺官员的宗教身份与政治身份紧密相连，故明皇室时常派遣神乐观道士诰、祭山川神祇，甚至是代天子致祭泰山，神乐观道士的宗教活动由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神乐观的高道

明太祖整合道教敕曰：“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5]（P1818）宣告其它小派都需融入这两大宗才可以获得朝廷的合法保护，明代道教出现了北全真南正一的区域特点。神乐观位于江南正一道范围，主事道官大部分来自于龙虎山、茅山、武当山以及江苏、安徽等与正一道关系密切之地。如龙虎山系有周玄真、郭守源、蒋雷谷、傅同虚、胡守法等人；王宗旦出自茅山崇禧宫，洪武初年选作神乐观供祀，永乐年间参修《永乐大典》并与名士解缙绅为友。永乐间茅山另一道士、出自下泊宫的王文礼任南京神乐观天坛奉祀。值得注意的是据《博物汇编方士部列传》，有广东罗浮山明福观道士徐子明者，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入职神乐观供祀达三十年，永乐十年（1412）退任归故里，说明南方边地的正一道亦在朝廷视野之内。神乐观道官大都属于擅长或拥有各种道法传承的正一道士，这与正一道擅长斋醮科仪，以及正一道圈子在朝廷拥有一定影响力有关。

（一）鹤林先生周玄真师徒

周玄真，明代嘉兴人，字玄初，别名元真、原初，自号鹤林先生。《姑苏志》卷五十八载其“十二入紫虚观，从李太无为道士。太无，杜道坚弟子也。”[6]（P864）李太无即李拱瑞，掌嘉兴紫虚观。杜道坚有赵孟瞓《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及朱右《白云稿》记其事。道坚初以天庆观葛蒙庵为师，后入茅山阅道藏，受到茅山宗师蒋宗瑛赏识，授茅山大洞经法录为茅山弟子，以道行高深蒙宋度宗赐号“辅教大师”。1276年元兵南渡，杜道坚冒死见太傅淮南王巴延（即伯颜），劝元兵少杀戮，又随军往见元世祖，为时人所重。皇庆元年（1312）住持杭州宗阳宫，受封“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一时尊荣，是宋元际著名道士。周玄真除师事李太无外，还从曹谷神学灵宝经法，于步宗浩受五雷祕文。曹谷神事迹不详，灵宝经法经由閤皂山传授不绝，故其应与灵宝派有关。步宗浩乃莫月鼎雷法三传弟子，“字进徳，号云冈，早习儒书，中岁始慕道，从张雷师，于玄妙观得授回风混同大洞真诠上清灵宝三五飞步之秘碧潭斩勘之书，祈祷雨旸，呼召鸾鹤，咸在掌握，驱邪救患甚多灵迹，延佑间制授贞元微妙玄教法师。”[6]（P864）由周玄真师承可见，其不但掌握了茅山宗、灵宝经法，也是正宗的雷法传人。

洪武戊申年（1368）京师大旱而受召求雨有应，此后又数度为朝廷祈雨。明太祖问他雷法灵验的原因，周玄真回答：“天地之间，阴阳运转故有神，神与人合者也，雷非人无以知，雷之天人非雷无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同一理尔”，[7]（P5428）明太祖满意所答。洪武己未年（1379），授领神乐观事。周玄真建有报恩道院，在其中筑来鹤轩，平日亦好与文人雅士交游。宋濂有《周尊师玄真小传》存世。刘基有赠周玄真诗《道士周玄初鹤林行》一首，赞其“鹤林道士轩辕徒，以飙为轮雷为舆，开山养鹤作骐骥，上下二仪周六虚”，又从其学道法，可以“转睛出电嘘成雨”。汉王朱高煦有《洞天秋望赐周玄初》诗一首，赞誉周玄真所居为“蓬莱宫阙”，描写其斜倚楼阁一派玄门羽客风范。钱仲益《锦树集》有《题周原初鹤林卷》诗一首，赞其鹤林“苍松云重垂琼宇，瑶草春深长玉田。”周玄真传道郭守源，卒后安葬于莫月鼎墓旁，有《鹤林集》传世。[7]（P5428）

周玄真弟子郭守源，字本中，幼年“从张简学诗，慕周玄初之道，往事之，得其所祕。洪武初选居神乐观，授天坛奉祀。朝廷有大醮祠，辄勑守源副（辅）嗣天师蒇事，眷赐甚隆，永乐初擢道录司左至灵佐领天下玄教住持朝天宫。及卒皇太子制文谕祭。”[6]（P864）

（二）神乐观知观蒋雷谷师徒

蒋雷谷，字同寿，元末明初江西贵溪人，以龙虎山洞观院高道练太素为师。练太素是由武当山投龙虎山的高道，可能兼有清微派传承。张宇初称赞他“学博而行端，居吾山二十余年，持践克笃，常静处一室，不与世接”，[8]（P229）兼承武当、龙虎道法，道行深厚。蒋雷谷后往四川学得掌心雷法。“明洪武初年（1368），制授（蒋雷谷）神乐观知观，寻升五音都提点。永乐初年（1403）还归龙虎山。得度弟子有颜福渊、吴嗣育。”[9]（P21上）吴嗣育历史不详，颜福渊为明宣德年间江西龙虎山洞观院道士。《汉天师世家》卷四记载其于宣德九年（1434）陪同第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入京，颇受明宣宗赏识，授道录司左至灵，颜福渊入职道录司应与张懋丞有极大关系。《宁国府祠庙考》记载颜福渊与徐善渊一起重建了宁国府灵应观、真庆观等道观，可见两人交好。

（三）左正一仙官傅同虚

傅同虚（1321～约1398），字虚堂，号同虚子，明初龙虎山崇元院道士，今江西金溪县人。傅同虚师从吴性安学洞玄法，尤精符咒科仪，以道法灵验著名。“洪武初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左正一仙官，主领神乐观事，掌天地坛，事卒赐祭葬。”[9]（P22下）洪武六年入京居朝天宫，“赋诗、讲道徳经、修较道门斋科行于世，教檄且授教门讲师，祷雨雪复应，凡侍祠八年，宠眷有加。”[10]（P147）洪武七年与宋宗真、赵允中、傅同虚、邓仲修、周玄真等编订《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11]（P9～1）明太祖皇后马氏崩，傅同虚奉旨建黄箓大醮于紫金山。洪武十七年授洞玄文素贞靖法师、教门高士、龙虎山太上清正一万寿宫提举知宫。洪武十八年入职神乐观，二十八年退任，洪武三十一年羽化。傅同虚在道录司及神乐观枝节深厚，又与宋濂、朱孟辩等达官显贵多有交往。宋濂有诗赞其：“岂非长跨于洞庭之野，吹琼管而招飞仙者耶。”道门赞其“蓬阅仙姿，烟霞仪表。振青琐紫宸之步，领云门大濩之音。多贵达之经营，实山林之柱石。”[8]（P240）可见其为明朝政教两界所倚重之高道。

（四）历任神乐观、道录司的胡守法

胡守法（1415～1491）明嘉定人，字浩然，号充菴，一号纯和子。少年因病入道，师从孙应元之徒陆炼师，后又从邵以正学道术，经“龙虎山张真人之举住持城南东岳庙，寻从诏旨偕天下高道校道藏经”[7]（P5256），在礼部尚书胡濙的举荐下任神乐观提点。天顺元年（1457）调任道录司任左演法兼朝天宫住持，成化九年（1473）升左正一，十年（1474）封为“玄志守静清虚高士”，不久又封为“冲虚静默悟法从道凝诚衍范显教真人”，“弘治元年（1488）宣授右正一，命掌道录事。”[7]（P5256）

胡守法先师从嘉定集仙宫提点孙应元学道，孙是卢真祐之徒，而后又师从著名高道刘渊然弟子邵以正。刘渊然是江西赣县人，幼年于赣县祥符宫出家为道士。《明一统志》卷五十八《贑州府》记载其师从净明道第四代掌教赵原阳（宜真）得授诸阶符籙及金火大丹之诀。《明史》记载其颇能呼召风雷，灵验赫然，神异为明太祖得知，召其奉安于朝天宫。刘渊然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住朝天宫后，朝廷对之恩宠并加，赐号“高道”。永乐前期刘渊然尚主持金箓斋醮，但在永乐中期突因“得罪权贵”先被谪贬龙虎山，后贬避云南。《明史》记载“（张宇初）与渊然不协，相诋讦，人轻之”，刘被谪贬是否与张宇初有关史料未详。仁宗朝刘渊然复出，“仁宗立，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大真人。”[5]（P7656）

刘渊然系、张天师系和朝廷的关系颇耐人寻味，刘、张两派如何“不协”缺乏史料记载。作为刘渊然三传弟子的胡守法，却由张天师推举为东岳庙主持，说明他与张天师交集很深。胡濙荐胡守法入神乐观任提点时，邵以正正主持道录司。胡濙曾助张宇初获朝廷加封“崇谦守静”，又多次为张天师系和刘渊然系人马在朝廷斡旋，他和胡守法可能是缓和刘、张两派的关键人物。从后来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出面荐邵以正戒行，英宗方诏复邵以正真人号，以及《重修龙虎山志》特为刘渊然等立传来看，刘、张两派人马的“不协”在邵以正羽化前似已消失。

（五）《大成金书》与杨震宗

宣德年间杨震宗任神乐观提点。关于杨震宗史料阙如，笔者仅在《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中见到他写的一个识。《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由林灵真汇编，明永乐间著名高道周思得重印，说明杨震宗与周思得相识。周思得在永乐朝执掌灵官庙并入职道录司。《西湖游览志》称：“皇明永乐间道士周思得者，仁和人，操行雅洁，精五雷法。成祖闻其名召试称旨建天将庙居之，扈从北征累着功绩。”[12]（P268）《青溪漫稿》称其以“灵官之法显于京师”。[13]（P125）周思得擅长灵宝斋醮，行林水南雷法，其灵官法是尊萨天师及王灵官的道术。《博物汇编神仙部列传》指出其自小即随四时三代天师张宇初读书，可知张宇初是其业师。《西湖游览志》又称：“有异人号赤脚张亦寓观中与思得友善”,[12]（P268）可能他与赤脚张也有所交流。按《博物汇编神仙部列传》所载，赤脚张是元末人，又曾于明洪武间在凤阳南华观炼丹九年，生平不详。有人认为赤脚张即张三丰，但道门以“赤脚”“蓬头”为道人别称，故是否张三丰不确定。周思得随扈永乐北征，服务五朝，“累封崇教弘道高士”，显赫一时。

周思得与杨震宗及吴大节亦师亦友，《大成金书序》指出编订此书是周“访求演法吴公大节，提点杨公震宗，复得真集，间尝窃附己意，补其散失，订其讹谬，参以简箓，佐以符章”而成。[14]（P4）吴大节出自南昌玄妙观，有净明道背景，永乐十七年任道录司左至灵主管洪恩灵济宫，后陆续升迁至道录司左正一，兼朝天宫住持领天下道教。[15]（P357）《大成金书杨震宗识》中讲到《大成金书》这一支灵宝道法及林水南的来历，表明杨震宗颇为熟悉灵宝道法。《大成金书》编订后，周思得遣“其徒士宁周法师先携示予（杨震宗）且嘱之曰所辑虽备，其间恐有鲁鱼之误，望（杨震宗）览而正之”，[16]（P625）也从侧面说明杨震宗通灵宝道法。鉴于《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是周思得传承的灵宝东华派重要典籍，杨震宗对此书及相关道法的传承应有贡献。

（六）提点徐善渊及袁止安

《仁宗实录》记载：“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壬申升神乐观提点徐善渊为太常寺少卿，改提点袁止安礼部主事。”[17]（P0035）徐善渊史料不详，《苏州府志》指他在永乐辛丑年重建了苏州玄妙观，并于宣德七年重建了位于苏州城西北隅的清真观，他可能在苏州担任都纪道官或与苏州道教渊源甚深。徐善渊由神乐观提点升任太常寺少卿可能与其礼乐工作突出有关。另《东里集续集》记徐善渊与张天师的交往，“右西璧真人写北真、灵巌、靖通、岘泉四图以赠今神乐提点徐善渊者也。四境皆在上清，北真者道家筑观以祠北斗之神；灵巌者相传张氏祖天师炼丹处也；靖通者虚靖真人之所居；岘泉则无为真人遗蜕之所藏也。”[18]（P31下）《东里集》有《送徐提点诗序》指出：“皇上（永乐帝）稽古制治肇建北京”，“神乐观提点徐善渊恭承诏命率乐生三百人就道有日”，[19]（P7上）暗示徐善渊可能是主持永乐十八年南京神乐观随迁北京的道官。同文中记录与徐善渊诗歌唱和者除杨士奇，尚有“春坊左庶子邹济”“右中允宗人吴均”“翰林修撰陈循”“庶吉士曾泉”“太常典簿周骥”等，赞徐善渊“熟扵礼而达扵事”，说明徐善渊与达官显贵往来密切。袁止安则史料阙如，由《四库全书》中收杨士奇为袁止安赋的几首诗来看，袁止安擅书法、喜观竹，生性比较达观。[20]

（七）高道与言官的斗争

乐舞生和太常寺属员有时也会因礼乐工作突出而获得升迁，官升至礼部和工部大员乃至尚书职位。如蒋守约“永乐初由乐舞生授赞礼郎累，官太常寺卿陞礼部尚书”，[21]《太常续考》记载：“陈道瀛，直隶涞水人，乐舞生，嘉靖八年任加陞工部尚书”，“金赟仁，顺天大兴人，乐舞生，嘉靖十年任加陞礼部侍郎”，又有“师宗记，直隶易州人，乐舞生，嘉靖三十六年任加礼部右侍郎”。[22]宪宗朝李希安、孝宗朝崔志瑞、世宗朝徐可成均由乐舞生升至尚书职。笔者在阅读史料时发现这类高官道士与言官或儒臣的关系非常紧张。李希安于天顺元年任礼部尚书，成化四年李希安以羽流授讲经筵不合礼制故，遭到监察御史董子仁弹劾，董被下狱，希安丝毫无伤。[23]成化六年正月李希安上奏朝廷称其所照看之天地坛外有甘露降于松柏，“其凝如脂、其味如饴”，宪宗皇帝颇悦。此举再次引发朝廷言官特别是儒臣的反感，言官以成化间天灾人祸频发而李希安妄言祥瑞，请朝廷罢免之，朝廷不纳。其后山东地方发生大旱，谷物绝收，宪宗皇帝又派遣礼部尚书李希安祭告岱岳，[24]（P240）可见李希安和儒臣言官的关系颇为紧张，但皇帝宠信之，李希安始终未被言官参倒。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礼部尚书崔志端身上，《万历野获编》云：“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带衔为礼部尚书”，[25]（P2631）按旧例皇帝经筵六卿陪学，而儒臣以道流不同孔孟，不应随扈为由请罢崔志端陪学，孝宗准许。嘉靖朝任礼部尚书的徐可成属“严党”，严嵩属意胡奎为徐可成谋官，遭到给事中梅守德弹劾，严嵩恶之，谪贬为绍兴知府，又被发往云南任职。明代道士与言官及清流、阉党之关系颇值得探索。

三、神乐观道士担负政治使命

（一）代天子致祭泰山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广西龙州土官赵宗泰反叛，明太祖派都督杨文、副将军韩观领兵征讨，赵宗泰伏诛。平叛后明太祖特以神乐观道士乐本然、国子监生王济前往泰山致祭。洪武三十年神乐观道士朱铎如、监生高翕第二次代天子致祭泰山，依然是因为广西苗民的叛乱。李希安乐舞生出身，官至礼部尚书并执掌太常寺。祭祀泰山是宣传天子的“恩威”，有很明确的政治意味。派遣神乐观道士致祭的原因可能与明皇室认为道士擅长礼仪且高道可以通神有关，均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其它由神乐观负责的祭祀活动的目的也不外如此。

（二）“降甘露、出醴泉”及“超荐皇考”事

明成祖朱棣自“靖难”始就利用北方玄武等道教符号神话自己的合法性，待他登上皇位稳固政权之后，更以道教神异稳定民心。“皇帝服衮冕，秉大圭……有神人见（现）神乐观……忽不见……甘露降钟山，是日醴泉出。”[1]（P102）《露异部汇考》：“甘露者，神露之精也……王者德至于天和气感则甘露降于松柏。”汉代王充《论衡·是应》引《尔雅》论“醴泉”：“《尔雅》又言：‘甘露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醴泉乃谓甘露也。”可见“甘露”“醴泉”都是天降祥瑞，表示“上天”喜悦当政者，时政、国运昌盛，政道昌明。朱棣“靖难”逼退建文帝而登上皇位，从永乐四年开始《明史》连续记载“天降甘露”，不外是朱棣利用神异证明其政权已获得来自于“上天”的合法认可。

永乐四年“降甘露”之后，朱棣召道士为超度明太祖举行金箓斋法，并连续七天莅临道场参与法事。“命道录司合天下道士，建坛于朝天宫、神乐观、洞神宫，蒇事七日夜。”[1]（P102）金箓斋法属于灵宝斋法，与玉箓、黄箓等并称“三箓七品”。依《洞玄灵宝玄门大义》，金箓斋法可以“上消天灾，保镇帝王”*见《正统道藏·洞玄灵宝玄门大义》：“济度者，依经总有三箓七品。三箓者，一者金箓斋，上消天灾，保镇帝王；二者玉箓斋，救度人民，请福谢过；三者黄箓斋，下拔地狱、九玄之苦。”，是道教用于增强国运保护皇室的斋法。“追荐”即为“超荐”，是道教“济拔九幽”的法事。杨士奇的上表点出了朱棣以“追荐”“甘露”“醴泉”作为“上天”垂顾以及上承明太祖皇权合法性的用意：“洪惟皇帝陛下（朱棣）以孝治天下，所以教化纪纲之道一遵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徳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成宪，天下万国之人承风乡化，熈熈然入于泰和之域矣。”[18]（P4上）朱棣也不讳此意，醴泉降临之后他说：“皇考圣灵在天，妙运神化，无处不著。兹显锡予福祉，用示永命。”[1]（P103）君臣一唱一和，朱棣利用道教法事展示自己“承天孝感”的目的已达到。

（三）往祭天下神祇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六月（明太祖）遣神乐观道士解性初祭云南境内山川。”[26]建文四年（1402）周玄初奉祭北极真武大帝。据刘永华统计，除上述祭祀活动外，在明宣德七年（1432）明廷尚“遣神乐观乐舞生赉香币诣各处，命有司祭历代帝王陵寝”，正统二年（1437）、正统七年（1442）、正统十三年（1448）又派遣神乐观乐舞生祭祀山川河海之神及历代帝王陵寝，此后弘治朝、正德朝，嘉靖朝又数有祭祀。*见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载《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第39页。如嘉靖辛酉年（1561）秋遣乐舞生祭各帝王陵寝，又在陈州、郑州、巩县、宁远县等处分别令乐舞生致祭各处帝陵。可见神乐观道士代明廷往各地祭祀山川河岳是明代官方惯有做法。

四、神乐观高道圈的特点

神乐观道官具有宗教领袖及政府官僚双重身份，不但主持参与惯常的各种国家祭祀仪式，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根据皇室的需要举行各类宫廷斋醮科仪。获任道官必须擅长各种斋醮仪式以达成皇室要求的超荐、祈福、祈雨、延生、求子、兴国等目的，因此候选者对仪式的娴熟度及“神异灵感”是明廷选拔神乐观道官的首要考虑因素。史书中多记载获任道官“清净自守”“与世无争”等，除去慕羡之意不表，道官私德也在朝廷考察范围。很多神乐观道官本身即是名世的高道，他们不但在道教内部有自己的派系、师友、同乡圈子，在朝廷和京城也有自己的交往圈，与朝廷及达官显贵关系密切。朝廷对服务皇室的神乐观高道多赐以“真人”“高士”并谥“崇正”“崇谦守静”等号，背后多有达官显贵为之请的因素。

神乐观囿于从事礼乐祭祀的职责和权限，乐舞生（普通道士）本身往往只是朝廷意图的传达者或履行者，其礼乐祭祀活动都要听从朝廷的安排，因此大多数乐舞生与朝廷的关系是单线的，即主要是朝廷对之施加影响，但也应注意到有少数乐舞生从基层获得擢升。张广保及刘永华均提到乐舞生获得晋升的途径，笔者认为这种晋升与张天师有关，正一道以推荐道士入仕作为道教在朝廷保持影响力的手段。*张广保指出明代有四位礼部尚书即蒋守约、李希安、崔志瑞、徐可成出自神乐观，并认为乐舞生升迁的次序为“乐舞生、赞礼郎、协律郎、太常寺丞、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礼部尚书”，详见《明代的国家宫观与国家祭奠》一文，载《全真道研究》第14～16页。另见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载《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第34页。入明之后张天师地位虽代有升降，但正一道在政教两界的影响力不减，如明英宗颁赐张天师金印以象征其权威，后虽明穆宗对张天师削爵减俸，但不久又一仍其旧。在张天师的“庇荫”下，龙虎山派系或与之有关的道士出仕者颇多，如“成化初年金谿人连克章赴召授道录司左至灵加太常寺丞，陞太常卿钦差取经；宣德九年龙虎山道士操克宏、颜福渊、黄嘉佑、龚继宗入朝奏对，皆授道录司左至灵”，[9]（P25）其中颜福渊亦出仕神乐观。

神乐观提点、知观有时会被调往道录司任职。出自龙虎山的郭守源为周玄初之徒，“永乐初擢道录司左至灵佐领天下玄教住持朝天宫”；[6]（P865）龙虎山傅同虚也以格神郎、五音都提点、道录司左正一的身份主持神乐观；另一高道邵以正的弟子胡守法，先后任过神乐观提点、道录司左演法兼朝天宫住持。乐舞生出身者时有人被调往太常寺甚至礼部担任要职，如洪武朝神乐观乐舞生严绍陵以“自治益严而学益进，数奉命代祀古帝王及名山大川，擢太常寺赞礼郎，阶将仕郎，陞登仕郎”，[18]（P27下）还有官至尚书的李希安等人。这些出仕神乐观、道录司及太常寺或其它各部的道官往往是一个高道圈的核心，与之相关的人等又可以依傍此核心而入仕，其背后往往有张天师的举荐或影响。

五、结语

鉴于道教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深刻影响，明太祖朱元璋对道教软硬兼施，一方面怀柔道教，利用其宗教话语增强明廷统治的合法性*明朝建国即伴随着道教的神话叙事，除太祖出生神话外，朱元璋南征北战中也时常看到道士的身影。如《明史方技传》记载，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关键决战中，张中以“洞玄法”召大风助其取胜。，以道教对人伦道德的提倡来作为稳定社会的工具*“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见（明）宋宗真等编《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卷一。；另一方面又对道教设立诸如收紧发放戒牒不许私度弟子等限制，更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诏：“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3]（P3109）借以清整道教，可见明太祖对道教能用也能治。明廷选任神乐观道官亦体现了朝廷对道教“用”的一面，之后历朝对神乐观的基本态度并未改变。

明朝廷对神乐观及道教的态度从客观上促发了道士请入神乐观的积极性。神乐观建立之初明太祖就广征高道入职神乐观，洪武十八年（1385）更向天下道观发出御令，请各地推荐有功有德的高道入京，响者如云，一时间神乐观云集了当时各地著名的高道（如周玄真、蒋雷谷等）。明廷对神乐观道官的重用使得道门把入职神乐观作为尊荣的象征。《故神乐观仙官傅公墓志》称：“十八年乙丑，有旨于龙虎、三茅、閤皂三山，选道行之士充神乐观提点，佥推公，应召赴京，上恱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正一仙官领神乐观事，勅礼部铸印如六品，命掌之，仍依阶给俸。”[10]（P147）傅公即傅同虚，慕羡之意溢于言表。神乐观成为道士借以升迁的“终南捷径”。

在这些入职的道士中，既有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被誉为“道德清高”的高真大德，亦有被正史断为“妄佞”的“妖道”。神乐观作为道教的政治舞台，反映的是道教特别是正一道为了生存，虽然经历着道教内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争夺，但依然围绕在精神人物的周围以面对皇室、言官、阉党、佛教等各方势力谋求发展的精神，使得有明一代成为道教生机在君主专制社会的最后勃兴。入清之后虽然张天师向清廷上过“福瑞”表天命在清，奈何清廷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而对张天师并无特殊敬意。张天师未能在清廷获得崇信，在京“高道圈子”特别是依傍王权的正一道也就失去了标杆人物，无法在政教两界凝聚影响力，这无疑也是道教整体在清朝上层社会的影响力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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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官〕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spected Shen yueguan Taoist Clergymen in the Ming Dynasty

LI Zheng-y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Shenyueguan was the etiquette organization in charge of sacrificial ceremony of Ming Dynasty, whose members were Taoists and skill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sacrificial rites and music.The Taoist clergymen of Shenyueguan, Daolusi and Taichangsi in Ming Dynasty had much relevance with Ch’eng-i Taoism, and their organization “the Respected Taoist clergymen circle” had strong influence in the politics and religion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interacted closely with the royal family. These social interactions of the group also reflected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living state of Taoism in the Ming Dynasty in some way.

Taoism in the Ming Dynasty; Shenyueguan; nation’s offering sacrifi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李政阳，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道教、政教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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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723X（2015）06-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