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与国际视野看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改革

文／刘智峰

摘要：从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角度去看，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是自古代以来的第三种政治模式。第一种是形成于商周时期的封建制。第二种是秦汉开始的君主集权制，到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第三种政治模式是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国际格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中国进入世界后的产物，它是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道路，既延续了中国政治的基本传统，又融入了来自外部的新思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它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应付各种挑战和压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和全球化时代的新特征，既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要学习其他文明中政治体制的优点。

关键词：中国政治体制；政治模式；政治体制改革

一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三种政治模式

所谓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角度才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长远。历史的角度就是时间的维度，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建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历史的根源；世界的角度则是空间的维度，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不是可以跨越国度的，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具体的位置和范围。在一定意义上，政治体制就是人类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共同作用和演变之下的产物，所以，历史和世界是观察和分析政治体制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

从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角度——即布罗代尔所谓“长时段”概念[1]——去看，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是自古代以来的第三种政治模式。第一种是形成于商周时期的封建制，这一体制持续了两千多年，到西周后期开始瓦解，战国时期彻底崩溃。旧体制瓦解的过程就是新体制形成的过程，第二种政治模式从春秋时期萌芽酝酿，战国时期在混乱中成长成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初步确立，也就是君主集权制，这种政治模式持续了2132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从清朝末年开始瓦解，西方国家的入侵加速了这种体制崩溃的过程，新的体制也就在与旧体制的日渐衰落和与旧体制的博弈过程中逐渐生长。

必须看到，政治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框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规范和引导、调节作用。一种政治体制为什么解体？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无法解决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无法成功应对国内外的危机，或者说是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突破了政治体制的限制，使得政治体制失去了对经济社会的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最终导致解体。封建体制的崩溃是这个原因，继之而起君主集权制的日渐瓦解也是这个原因，它不能解决1840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全新的大变局所带来的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种政治模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是在寻求解决中国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等一系列新问题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试验、探索以及挫折、失败之后，才逐渐生根、萌芽和成长起来的。

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摧枯拉朽般的迅速成功，看似有些偶然，实际上是旧体制自然解体并且失去了抵抗力的结果。辛亥革命的功绩在于推翻了旧的政治制度，但它没有能够建立起新的有效而巩固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希望通过一场革命就能迅速地在延续了几千年的旧制度、旧的思想文化以及旧观念旧习惯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从国家到人民都适应的新体制也是不客观的。所以，从推翻传统政治制度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成功了，但从建立新政治制度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又失败了。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反复、军阀割据的混乱，让孙中山看到民主共和制度的确立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孙中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为创建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而努力，但双方选择的道路截然不同，因而展开长期激烈的武装斗争。经过长达28年的艰苦斗争，共产党最终打败了国民党，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种政治模式。如果把这种新的政治模式的孕育时间大约确定在清朝开始瓦解，也就是旧的君主制度开始衰落的1840年的话，那么，它从萌芽、发育、成长壮大，到20世纪中叶最终建立起来，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这里所说的建立，是指新的政治体制框架的初步确立和运转，而不是指新的政治模式的成熟和稳固。

从历史上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人民与制度、国家与社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需要不断的磨合，也许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动荡、革命和改革，才能逐渐稳固下来。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绝对不是人为地主观地制造出来的，政治制度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不是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制度规章和法律条文，在某种意义上，纸面上的东西是虚幻的、短暂的、不起作用的，那不是活的政治体制。现实政治生活中支配着人们行为规范的，被各个阶层都默默地甚至无意识地接受和自觉遵守的那样一种活的政治制度的形成，是要内化在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心灵里和血液里，长在每个人的精神中的。所以，制度的稳固指的绝不是制定了多少规章和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能够执行贯彻这种制度的机制和力量，以及人们对这种制度尊重、敬畏、服从的精神的培养，这都需要时间的沁润和慢慢的积淀。比如，封建制起源于商之前，到了周才逐渐稳固。君主集权制起于秦，但很快就遇到了王朝的倾覆、政权易人、汉初封建制的回光返照对抗新的君主集权制的七国之乱等持续的不稳定局面，到了汉武帝时期君主集权制才逐渐稳固下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种政治模式，到现在也才只有60多年的时间，还处在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初级阶段，还有极大的改革空间。在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各个权力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权力系统之间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以及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

二　国共之争与第三种政治模式的形成

站在世界范围的广阔视野看，前两种政治模式——封建制和君主集权制——都是在东西方基本上隔绝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也是这两种制度模式只能适应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而无法适应中国进入世界之后的开放格局而必然解体的根本性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被坚船利炮推入了陌生的世界，这正是第二种政治模式瓦解和第三种政治模式形成的国际背景。

在前两种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上东西方的隔绝，中国没有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和压迫。[3]在东西方相互隔绝的背景下，不存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一切都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自然生长自然演化出来的。而到了第三种政治模式形成时期，中国遭遇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独善其身。在中国面前，至少出现了三条政治道路：一是延续传统的政治模式，二是走西方的政治道路，三是重新寻找中国自己的道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再完全走传统时代的老路，只有放宽视野，解放思想，把中国和世界结合起来，勇敢地创新，才能找到新路。而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看，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寻找这条新路。所以，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乃两条道路、两种选择和两种政治制度的比拼和竞争。

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蒋介石、国民党选择的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与西方式政治模式的结合，而在更大的程度上，蒋介石时期的政治模式是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在体制上可以说是旧体制残余的延续。当时支撑国民党政治制度的力量，依然是旧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层的贵族、官僚、军阀、地主、上层知识分子及新兴的资本家、买办等等。尽管蒋介石也对国民党政权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军队里的军阀作风深恶痛绝，也曾有过痛下决心加以改革的冲动，但一方面旧的传统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短期内难以根除，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没有从思想、理论上和实践上探寻新路的兴趣，也缺乏那样的政治魄力和政治手段。这就几乎注定了蒋介石失败的必然命运。

从人类历史上看，一种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崛起，必然伴随着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新兴政治力量就是广大的农民、工人、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而毛泽东和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通过对传统基层政权的瓦解和新的基层政权的创建，唤起和团结了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这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和共产党区别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放弃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架构，从草根开始，从底层开始，从最普通、最广泛、最贫穷的被国民党的高层政治和贵族政治彻底放弃和遗忘的劳苦大众开始，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毅力，重新构造了中国的政治结构，打下了坚实而广阔的政治基础，凝聚了新的政治力量，这股新的政治力量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二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国家制度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上也没有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把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经过反复的摸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政治模式逐渐确立起来。回顾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出，两党的制度、行政机关与军队的风气、话语、理念等等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国民党身上旧风气的遗留十分浓厚，而共产党身上表现出新鲜的创造性和蓬勃生机。这就决定了国民党的失败命运和共产党的必然成功，那种失去了生机活力、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被时代所抛弃。

三　历史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渐进的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三种政治模式，到现在还只有60多年的时间。从国共两党争夺国家和民族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广大的人民群众放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巨大成就的取得，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来看，这种新的政治模式不但成功地应对了来自中国内部的旧体制瓦解带来的危机和来自外部的西方侵略瓜分的危机——这一点是清末以后的各种政治势力、派别、体制都无法做到的，而且在新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实现了1840年以来失去了100多年的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实现了初步的独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足以证明，这个新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三种政治模式，基本上是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具有成功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危机和挑战的能力。

但无可讳言，世界上从古至今都没有十全十美的理想的政治模式，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改革。这种改革应当是循序渐进的，是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激烈的大刀阔斧式的变革，是理想主义的浪漫的也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很可能会破坏改革的制度基础而导致改革的失败和倒退。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革命。新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革命看似结束了，但在实际上，革命的激进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没有结束，而是潜滋暗长，依然支配着领袖、干部和人民，这是此后的“大跃进”“文革”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才真正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去。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半世纪的革命，一百年的激进。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无法避免，因为旧的制度和思想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能应付中国面对的种种挑战，旧制度的腐朽和崩溃以至被革命推翻是历史的必然。但要建设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就应该放弃激进的思维和方式，所谓欲速则不达，激进的运动式的改革带来的破坏性，与国家建设需要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精神背道而驰。

所谓渐进，绝非不进，其核心含义和指向是“进”，就是绝对不能停止改革，墨守成规，僵化保守。必须看到，继续改革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和问题只能在继续深入的改革中化解。所谓万里行舟，不进则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瓦解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长期的停滞不前、消极懈怠，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政治和社会体制的逐渐僵化以至丧失活力、官僚群体的腐化以及纲纪废弛、既得利益和获利群体的特权化以及阶层之间流动性的枯竭、政治执行力的下降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等等，其演变的后果则是社会对立、不满情绪加剧和底层社会以及受压群体的思想的激进化，种种问题积聚起来，造成无法解决的困局，最终导致革命的难以避免，只能通过暴力或者突变的方式来解决。

渐进式改革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说改革采取的方式必须是“渐”，也就是有秩序的循序渐进的改良，是建设性的发展，放弃激烈的革命式的破坏式的思维和方式。最重要的是，渐进的改革是体制内的改革，它的底线是承认和不能突破现有制度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前提之下，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权力系统内部的体制机制进行大胆的改革。

在今日中国，要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就必须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重点进行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建设，使党和国家回归政治本位。在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上，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如何限制和制约权力，把党政权力纳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运行轨道；另一方面则是扩张和保护民权，着力推进民主、法治，基层自治，扩大民众参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都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而在社会建设方面，长期以来有些滞后，必须开展内容广泛的社会建设，充实、丰富和发展健康有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未来更加深入的政治改革准备社会的、组织的、制度的基础。

四　国际视野下第三种政治模式的改革和发展

如果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竞争格局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如前所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模式的形成背景与前两种大不相同，就是面临着全新的国际格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中国进入世界后的产物，再也不能脱离西方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一边倒地模仿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都深深地印上了苏联模式的痕迹。而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上升，已经使它成为继苏联之后在国际上能够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模式相抗衡和对立的新的政治模式。

从某种角度说，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全球化，是西方模式的世界化，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做了准确的分析和惊人的预言。[4]在它的推进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它的进程，但一战后崛起的苏联成为遏制它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力量的增强以及东方大国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资本主义制度针锋相对的抗衡力量。实际上，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模式的对抗和比赛，所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后，有些人便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苏联的失败，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能说那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稳固和充满生机活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并没有结束，在苏联赶超美国的梦想失败之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依然在前进的过程中，两种制度之间谁更有效率、更能够富国强兵、创造更强的综合实力，在决定世界事务方面有更大的支配权，仍然还在未定之中，但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避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带来的贫富分化、金权政治、暗箱操作等弊端，避免苏联式政治制度权力过分集中、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等弊端，实现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的清廉高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中国式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成为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设想的样子，具备民主、平等、高效、廉洁、包容、和谐等特点，依然是值得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大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美国在9·11之后以反对恐怖主义的名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断增强政治的、军事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打败塔利班，扶植阿富汗新政权；打败萨达姆，扶植伊拉克新政权；密切与日本、韩国、南亚的关系。在非洲更是剧变频仍，科特迪瓦、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权相继更迭。这一切，以及正在酝酿的一切，足以说明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意识形态正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继续扩大它在世界上占有的份额。而且，可以预期，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1954年，遏制苏联政策的提出者、美国著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在演说里就直言不讳地道出美国要领导世界的企图和勃勃雄心：“我在这里主张的，是要承认这样一件事实，即：我们这个从来就以成长和扩张的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如果要保持它的活力的话，那就必须继续扩张我们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5]美国的这种帝国主义和世界霸主的心态和战略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这样一种复杂而严峻的国际格局下，如何应付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挑战，中国的政治模式将会受到严重的考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逐渐上升、综合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所谓中国模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必然越来越大，但很多人却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同人们经常忽视了支撑着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一样。必须看到，任何一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都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表层，更深层的、基础性的起支配作用的还是政治体制，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必须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基础，没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重要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以，保持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改革完善对于中国模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大大不同于此前的国家之间相对封闭和隔绝的政治，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首先是国家与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竞争的关系，符合国情的优良的政治体制能够促进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的提升，从而间接决定了在国家的竞争之间保持优势；其次，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已经是世界政治，它的含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和从前的时代一样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国内的政治必然要受到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强国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拒绝学习先进的东西和对自己明显落后的东西进行改革，本国的政治体制就失去了活力和竞争力；再次，在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向世界开放之后，中国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的政治要求逐渐提高，来自西方的民主、权利意识也日益被人民接受，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人民的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第四，也是极为重要但经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中国的崛起必然改变国际竞争的传统格局，从而构成对传统大国和相关利益者的挑战，这使中国必然面临着来自传统大国主要是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压力和挑战。

从历史上看，这些来自外部的分化、瓦解、削弱以致摧毁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图谋，往往与国内的诸多矛盾结合起来共同造成难以预料的结果，苏联体制的崩溃实际上就是外部和内部力量共同作用促成的。中国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国际环境，能否成功应对来自传统大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压力和挑战，维护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极大考验，这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说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表达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种政治模式，它是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道路，既延续了中国政治的基本传统，又融入了来自外部的新思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它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应付各种挑战和压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它仍然处于成长、成熟和改革的过程中；第二，这个体制形成的历史和确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说明了它是能够支撑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放弃这个体制的休克式的激进的做法和企图是错误的，改革只能是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的渐进式的；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艰巨，任重道远，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的贫富分化、阶层冲突、自然环境恶化、政治上的腐败、道德伦理的滑坡，国外来自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等等，都在考验这个政治体制的持续性和应变能力。

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必须注意两点：一方面，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中国政治传统中那些被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有效的、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东西，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坚持本国和本民族的特色，不依附于人，不失去独立性，这是继续改革政治体制的立足点；另一方面，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传统的自我封闭的国家，它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受到世界文明巨大影响的新国家，这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中政治体制的优点，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看到，在这个世界政治的新时代，以任何借口拒绝先进的东西而顽固守旧的结果只能是被时代巨变的洪流所抛弃。只有从这两个方面着眼，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不断提高政治体制处理问题、解决危机、满足人民群众要求的能力，才能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日益完善、稳固和定型，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张芝联：《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7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页。

[3]当然这只是就东西方相对概念意义上的中国而言，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政治模式的瓦解都伴随着外力的冲击，在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及封建制度的解体过程中，所谓野蛮民族的冲击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隔绝于西方时期的中国的政治模式也不能例外，对于商周封建制来说，秦就是外来的野蛮力量。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5]乔治·凯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王殿宸、陈少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71页。

责任编辑喻匀

作者简介：刘智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100044。

文章编号：1006-0138(2015)03-0048-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