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与建设哲学

2015-02-25

新视野 2015年3期

论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与建设哲学

文／张永光

摘要：从哲学与实践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是革命哲学与建设哲学的统一。随着无产阶级实践主题由革命转向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实现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展开，人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但仅仅是“形式上无系统”的建设哲学。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然后再由实质上的系统上升为形式上的系统，形成由范畴、命题和原理所构成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哲学;建设哲学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哲学家的任务。从哲学与实践的关系看，“无产阶级实践分为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革命和建设。相应地，作为它的哲学，就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1]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发展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形态。

一　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理论特征

革命哲学就是关于革命的本质和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一种革命哲学，这既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质而言的，又可以从与无产阶级实践主题相适应的角度得到理解。革命哲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历史的积淀中，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或理论特征。

第一，与革命哲学相对应的实践主题是革命。革命哲学产生于同革命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法国政治大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标志着人类历史从自然经济时代转向商品经济时代，从“人的依赖关系”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代；另一方面，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为表现形式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和以破坏机器、罢工、革命为表现形式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革命哲学。斯大林就指出：“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2]整个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3]斯大林的论述生动地说明了哲学、理论“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的具体表现。

第二，突出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和矛盾，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而阶级斗争则被认为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关于阶级斗争，列宁指出：“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就是广大无权者、被压迫者和劳动者反对特权者、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5]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必然强调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批判了杜林片面暴力论后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6]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7]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中，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8]

第三，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只有在统一性和斗争性的紧密结合中才能实现。但是革命哲学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方面，认为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不可调和的，同一则是有条件的。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过程中，就比较突出其革命性和斗争性，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列宁认为，所谓“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坚持哲学与政治的必然关联以及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不仅生活在一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且他就是在回击和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各种小资产阶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中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是这样的理论环境，决定了列宁的哲学必然是重点突出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方面。

第四，革命哲学的体系结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就是典型的革命哲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政党、领袖、群众来安排结构。这一结构主要是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的，论证的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必然性，革命中要正确处理好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因而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实践中，强调社会忽视个体；强调政治斗争忽视经济规律；强调生产忽视需求；强调物质生产忽视精神生产；强调国家忽视人群共同体；强调意识形态忽视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忽视个体行为规律；强调社会结构忽视社会有机体；强调统一性忽视多样性；强调社会五种形态的依次更替忽视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强调计划忽视商品交换；强调历史过程的内部因素忽视外部因素；强调国家的专政功能忽视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占有和改造而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10]

二　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的理论特征

建设哲学是在建设与破坏的矛盾中对建设的本质的把握，是在建设活动的矛盾体系中对它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建设哲学的理论特征和思维方式表现如下：

第一，与建设哲学相对应的理论主题是建设和发展。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与现实和实践的关系上。建设与发展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联系，与通过改革不断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相联系，与各个社会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与和谐相联系，与区域协调、城乡协调、脑体协调、人与自然协调为内容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相联系，与以互利共赢、求同存异、沟通交流、对话协商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两制的竞争合作相联系，与注重矛盾统一性的和谐思维相联系。

第二，重视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处在经常的发展变化之中，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的作用，处于支配地位。建设哲学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注重对生产关系的改善和变革，但目的都是为了充分发挥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推动作用。建设哲学就是抓住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本质，而将其置于自己哲学的基础地位。

第三，强调人的主体性。在建设哲学看来，“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人在历史活动中不仅从事物质生产，而且还从事自身再生产、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意识或精神的再生产，而且“只有这五方面的统一，才构成真正现实的人”。[12]建设哲学不仅认为历史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人不仅创造历史，而且还有需求。建设哲学不仅重视对整个社会的研究，也重视对个体、个体需求和行为规律的研究；不仅重视对物质生产的研究，而且也重视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研究。不仅重视社会结构研究，而且也重视对整个社会有机体辩证发展的研究，重视对家庭、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

第四，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建设哲学面对的时代和实践，依然充满着矛盾。矛盾分析方法依然是建设哲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建设哲学不仅承认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而且更加重视对立面的同一、统一在促进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如：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建设哲学承认它们的根本不同，但认为它们同处于全球化市场经济时代，有着许多能够统一起来的条件。社会主义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已经积累的文明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进程，同时面对共同的时代课题也需要通过对话、交流、合作加以解决；又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建设哲学认为人与自然不仅仅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更多的则是共存共荣关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既是一种有机体，也是一种无机自然，内在地与自然浑为一体。

三　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与建设哲学的统一

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不是绝对对立的。革命当中有建设，建设当中有革命，决定了革命哲学同时是建设的，建设哲学同时是革命的。

第一，革命哲学同时是建设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一方面是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整体的性质和特点而言的，另一方面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革命具有专门指导意义的具体形态。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3]在《哲学的贫困》结尾处，马克思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提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1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为彻底改造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为无产阶级执行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的任务作了理论论证。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不仅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巴黎公社的具体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提升，提出了诸如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民主共和政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职能等思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不仅将未来社会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而且还对各个阶段的一般特征和主要任务作了预测。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15]从斯大林的论述看，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是关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如何建设和发展未来社会形态的理论，革命哲学同时是建设的。

第二，建设哲学同时是革命的。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夺取政权以后，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16]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这个阶段在各方面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最后才能达到没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外，还必须逐步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资产阶级权利也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任务异常艰巨。同时，无产阶级不仅要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要随着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实行彻底的革命，逐步确立起与一切传统观念根本不同的、崭新的思想意识与道德观念。我们把从过渡时期开始，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17]称之为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建设。这样，从整个无产阶级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既存在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剥削者和资本家专政的形式，存在与资产阶级权利斗争的实践，存在彻底的“精神生产”的“改造”看，[18]建设哲学同时是革命的。

四　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实践主题转换的内在要求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9]哲学反映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改变自己的形态。无产阶级实践主题由革命转向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革命哲学转向建设哲学的内在动力。

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之一《论合作社》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实践主题转变的自觉意识，列宁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20]列宁将这种“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又称之为“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既包括“纯粹文化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这个“物质方面”就是创造“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相当的物质基础”。[21]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全国胜利的背景下，党的工作重心、工作方式已经由“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转变为“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22]《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实践主题转换的初步理论回应。但总的来说，由于没有自觉地实现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的转换，革命的思维而不是建设的思维依然主宰着人们的头脑（当然原因是复杂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走了弯路，出现了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实践的最大特征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

党的历史方位与无产阶级实践主题密切相关，党的历史方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要求党的指导思想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哲学与政党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有着特殊的关系。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把无产阶级作为哲学改造现实的物质武器，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灵魂，无产阶级政党是哲学改造世界的工具。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23]列宁的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联系。

党的历史方位与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联，历史方位的不同决定着党的历史任务和实践形式的差别，由此，党所运用、理解、选择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侧重点就会有差别，所形成的党的理论思维、执政理念、领导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动力、发展阶段、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具体形态，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地位相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客观上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是，由于全党刚从战争中走来，革命哲学、斗争思维作为一种既成的社会意识不会立即停止作用；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的破坏、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建设中的贪污浪费，国际上的封锁，以至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全党始终在高度紧张的两极思维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此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我们力图不走苏联老路的独立性和探索性，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认识并不是自觉的。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全党真正实现了历史方位的转换，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成为党的理论自觉。

注释:

[1]梁树发：《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构想》，《理论视野》2008年第11期。

[2]《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3]《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220页。

[5]《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1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91页。

[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8]《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9]《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10]孙承叔：《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