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楠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0)

朱执信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也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以官费留学日本的朱执信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重要骨干。1906年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毛泽东曾说过，“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并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2］。朱执信为何要在1906年选择译介马克思主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朱执信译介的内容、背景、目的三个方面探析其作出如此选择的原因。

一、朱执信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的“绪言”中说:“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即马克思——引者注)、拉萨尔、必卑尔等尸之。故不揣颛蒙，欲绍介之于我同胞。”［3］10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社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在文章第二部分“马尔克”中进行了比较完整的介绍。

(一)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和历史功绩

一方面，朱执信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迹。“马尔克者，名卡尔，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笃于宗教。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即恩格斯——引者注)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3］10-11另一方面，朱执信谈到马克思恩格斯接触社会主义的情况，并且初步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马克思“始读社会主义之书而悦之”，“其所为文，奇肆酣畅，风动一时，当世人士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3］10。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即共产主义联盟——引者注)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引者注)”。此文一出，“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无论“颂美”还是“诟病”马克思的人都“咸是焉归”。对此，朱执信高度评价道:“马尔克之事攻，此役为最。”［3］11据此，朱执信认为在马克思之前，“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但是马克思和这些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学说“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而其他的社会主义都属于“乌托邦固空想”，“未可得蕲至”，甚至被资本家“讪笑”。所以“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3］11。在后来的文章中，朱执信更是进一步指出“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3］55。

(二)节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大经典著作的译介。

关于《共产党宣言》，朱执信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理论和改革社会的“十大纲领”两个方面进行介绍。阶级斗争理论方面，朱执信认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并且用“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3］11-12，翻译了马克思为人熟知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272这句话。在朱执信看来，在阶级斗争历史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家面临的是“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最终的趋势将是“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3］11。不同于“当时学者畏葸退缩”的是，马克思明确表明共产党人的革命追求:“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3］12更不同于当时学者“驾空论而远实行”的是，马克思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奇氓”的具体措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方面，朱执信全文译出，成为国内翻译“十大纲领”的第一人。他不仅介绍了纲领实行的必要性和适用性，指出“吾人不可无先定其所当设施，而为世界谋万全之道，以待其行之之机也”，“凡是诸设施，亦不必凡国皆宜，必善因其国情以为变”［3］12，而且在全文翻译之外，尤其对纲领的第二、三、八、十条做了注释，比如支持马克思的“课极端之累进税”，批评比例税支持者“未解资本之性质”，赞成“不认相续权(即继承权——引者注)”可达到“绝资本家之迹”的效果，提倡“设立实业军”要以“军队组织”的形式从事耕作和实业，“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必须让生产者也“受相当教育”［3］13-14。

朱执信特别指明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决心和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结局与原因。“马尔克固恶战争，虽然，以之去之不平，所不可阙，则亦因用之所不能讳也”，况且“今者资本家雇主无复能据社会上之阶级矣，彼辈无复能使其所以生存之现组织为支配此社会之法则矣”，原因就在于资本家“使劳动者贫困使至为穷民而不可不抚养矣”［3］15。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4］284。

关于《资本论》，朱执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资本史》(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引者注)及《资本论》也”［3］15-16，并且“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3］17。朱执信用“资本之始”“中世”“近今”三个发展阶段评析马克思的资本起源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朱执信看来，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掠夺者”，“其行，盗贼也”，而“资本为掠夺之结果”。当时的经济学者则反驳为，资本积累的“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朱执信赞同这些学者的观点，但认为这些观点仅适用于资本的起源阶段，“贮蓄而后用之，以使所生产多，是为资本之始”，而一旦“经济既发达之世，则不可以是论”。在“中世”阶段，随着交通的拓展，在“借贷”的交往关系中形成“雇佣之制”，而“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分还与劳动者，而干没其余，标之利润”，剥削劳动者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给劳动者的工资却“远不逮所获果实”。他还引述李嘉图“最廉之额”“不得食所增于物价之金”的工资理论，指出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所得亦微”，不得不同资本家签订“雇工契约”，从此劳动者的收入“仅足户口，无从更为储蓄以得资本”，而资本家“益扩张之，发而愈多”。这种由“成功与报酬不相当”而产生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上下不对等”的关系，使得“阶级竞争”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到了“近今”第三阶段，资本家“不耕不织，坐致巨万”，他们的收入大半为剥削劳动者得来的“赢钱”，只有小半是用于支付劳动者的雇用工资。反观劳动者，“一人劳动终身，其蓄积所得者，不足以供资本家一日之费也”［3］17-18。所以朱执信特别指出:“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3］19

二、朱执信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自1899年《万国公报》提“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5］36始，中国人开始在报刊上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始发于满清封建统治末期。从当时的背景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客观原因。

(一)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突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医治良方迅速发展并向世界传播

19世纪末的欧洲笼罩在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1873—1893年)的阴霾中，“持续的经济危机引起这种对资本主义气数已尽的命运预测”［6］。孙中山曾如此评价当时的景象:“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7］90，“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矣”［7］80。列宁指出了当时欧美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迫性:“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8］13最有力的表现就是1891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后，在整个欧洲左翼之间迅速扩张开来，主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4］276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欧洲社会主义学说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精神产品，遵循着这个规律，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美、日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而传播着。

受此影响，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正不断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组织“理想团”是由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杰出领袖幸德秋水和信奉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等组成。他们的活动中心《万朝报》乃是东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1903年11月，幸德秋水和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堺利彦创办《平民新闻》，发行者平民社成为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1904年，像幸德秋水和堺利彦这样的非基督教社会主义分子实际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9］75，“从此时起，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主流”［9］70。此后，以朱执信、胡汉民等留日学生群体为媒介，日本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

(二)中国民族危机的国情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从当时的国情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在中国东北国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清政府完全依附于外国而丧失主权。“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益深入，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更加腐败，民族危机愈加严重”［10］2，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的矛盾。彼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强烈束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在反清救亡图存思潮的影响下，向西方学习，试图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改造中国。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贫富严重对立，工人斗争不断发展。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的同时，也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

从革命需要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部分，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理论支撑。1906年，在探索以何种方式变革中国社会的道路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展开大论战。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解释了实行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的缘由:“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7］80，并且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7］832。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本来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他在1902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就已经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0］5但1903年之后他就以中国正处于“产业萎靡之时代”鼓吹马克思的“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8］29，强烈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两派大肆发文，论战十分激烈。朱执信自加入同盟会后便紧紧跟随孙中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重要骨干。他在《民报》上发表介绍马克思等社会革命家的文章，直接目的就是“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3］10，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同改良派就是否进行社会革命而论战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大同”思想传统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引导

一方面，中国固有的“大同”思想传统引导着救国志士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认同。“大同”一词始于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该书借孔子之名描述了儒家构想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主要包含“反对剥削;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天下为公”［11］91等内容，这与消灭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对“天下大家处处平均”［11］94的追求，康有为著《大同书》对“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8］11的向往，朱执信也曾说过“社会固将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之人民为目的……既有善良之制，则富之分配，自趋平均”［3］65，“抑豪者而利细民者，中国自来政策者之所尚者也”［3］67，显然都是受到“大同”“均平”思想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孙中山，他如此定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7］832

另一方面，作为救亡图存而传入国内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也在引导着中国理论家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比如受欧洲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影响的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曾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刘师培著《〈共产党宣言〉序》《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介绍。刘思复甚至将无政府主义和从事此主义的人定名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共产党”［12］。朱执信曾指出:“虚无党(指无政府主义团体——引者注)等所主张为绝对的共产主义，余辈亦不能无疑之也”，排斥社会主义的人反对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而非“今日之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3］55。又如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专制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目标上存在会通之处。梁启超可谓是将这两股思潮结合的代表。他曾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3］，只有进行“资生革命(即经济革命——引者注)”，才能“人人皆有强权”，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之后他接触到马克思学说，首要关注的就是阶级斗争等可以用之为实现民主权利相关的内容。“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5］49-51可惜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在封建专制的强压下，自由主义没有生存的空间。诚如朱执信所言:“自由，于近年仅得发育者，今亦倏忽尽蠲，敛手待命于贪暴。而不肖者乃更宣言今日所急不在自由。”［3］193虽然这些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潮流中跌宕起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为中国人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朱执信学识背景的影响

就学识而言，朱执信勇于探索新知，尤其擅长经济学。早前在国内教忠学堂读书期间，朱执信就在同汪精卫等组织的“群智社”中大量阅读《物种起源》《原富》《民约论》等西方理论名著。1901年他跟随母舅汪仲器学习数学时，就具备了“不独能忆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来之原理与其应用之范围”［14］的良好基础，1905年求学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附设的法政速成班时主修理财科(即经济学)，并且成绩名列前茅。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以及经济学的掌握，朱执信在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介绍《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提供理论基础。

从求学经历来看，朱执信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直接来源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主要对象，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学生是留日学界的主流。朱执信于1904—1906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和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日本以及留日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决定了朱执信选择马克思作为论述社会革命运动的借鉴对象。日本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阶级斗争以及经济决定论，同朱执信译介的内容相符合。特别是1904年11月《平民新闻》周年纪念专刊译载的《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日文译本，而第三章的内容直到1906年3月才由堺利彦补充发表。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没有涉及第三章的内容，而且发表时间是1906年1月的《民报》第2号，早于日译完整版的发表。加上朱执信曾说过:“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今以篇中术语多仍日译，故此二者亦并从之。”［3］46可以推断当时正在日本求学、以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主要阅读来源的朱执信对《共产党宣言》的节译乃是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水平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完成。

三、朱执信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身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朱执信为何会选择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来“于社会革命犹有所咨”，甚至“以告世之右资本家者”?通过对他介绍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他所选择的马克思的相关经历和理论都出于特定的目的。

(一)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并举，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需要

朱执信对马克思生平的介绍主要是讲述马克思与政府的革命斗争经历，包括马克思“论法兰西社会党触政府忌”而“被放逐”，办《进步》杂志抨击普鲁士政府被“亲普相法”的基佐驱逐而“北走比律悉”，办《新来因日报》“斥普王之无道而赞议会之租税拒否”被“禁其发刊而放其主笔”［3］11-15。朱执信揭示德意志政府压制社会革命家运动的虚伪态度，暗讽实行君主立宪改革的满清政府和支持改良主义的维新派。他说当时的德国政府“常假社会改良劳动保护之名，以行摧陷有志者之实，阴绝社会革命之根株”，“其政策正与满洲之日言立宪类”［3］9。朱执信认为:“能立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3］1立宪的前提就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并举，推翻假借立宪改革、实则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满清政府。“政府之压抑，虽处心积虑，且继之以强力，不足以为社会革命家患。”朱执信高度赞扬德国社会革命家的革命勇气，“区区三数人，遂足以抗公理”，“其故亦可思矣”。在朱执信看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家的革命事迹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经验借鉴。

(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并举，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需要

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的阻力在于政府和资产者:“有政权与有资产者合，则在下之贫民无以抗也。”［3］8对于革命者而言，政府“有猜忌之实，而无助长之能。与之合，其便鲜，其害多”，如果觉得能像部分德国社会革命家向政府“委蛇求容，意欲无多树敌”那样保守投降，以“谓社会革命不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就错了。朱执信特别强调:“此于吾华之为革命所最当注意者也。”马克思的革命经历除了论证推翻满清封建政府的政治革命之外，也是实行社会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依据。“马尔克之始创说也，窘迫无所投。是非惟政府之专横然，亦一般有势力者无不深恶之使有此也。”［3］8他认为政府和有势力的资产者是“贫民”革命斗争的对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证明了他的观点，“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今日吾辈所处社会方若是”［3］12，他引用阶级斗争进行解释的目的是“探之其本原以求正”，消除资本家“掠夺不去”、统治政府“压制不息”的局面。

《资本论》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用于剖析资产阶级剥削的理论核心。朱执信对《资本论》的介绍正是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所在，从而表明在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具体表现为“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3］56。放任“阶级竞争”，阶级之间将因“资本之有无”而“立于不平等之地位”，加上“私有财产制”对资本的保护产生“贫富悬隔”，从而引起“阶级对抗”。所以他对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无法统治的原因的解释之一就是“经济上变迁之阶级对抗及阶级竞争”。这种“经济变迁”就是朱执信从《资本论》里学到的资本家从“劳动者所当受之庸钱”剥削掠夺所得的“利润(指剩余价值——引者注)”造成的。朱执信尤其指出，中国“经济上放任之制虽久行”，然而缺乏工业革命技术支持，导致“物质进步之迟，大生产事业不兴”，以及资本主义力量薄弱形成的“资本掠夺之风不盛”，所以“社会革命之业轻而易举”［3］66。可以看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运用，朱执信努力探索一条规避封建专制统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中国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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