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升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1100)

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是卡迪夫大学批评和文化理论中心(Centre for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的创立者之一，目前任职于斯旺西大学。她被认为是“英国文学理论界的女王”［1］，“英国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杰出代表”［2］。

贝尔西认为“后结构主义是指一种或者一组理论，它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和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实践指意义的生成和再生成。”［3］5可见，“意义如何生成”是后结构主义的重要内容。贝尔西主要在五篇著作中详细论述自己的意义观:专著《批评的实践》(1980)、论文《文学理论的问题:意义问题》(1982)、论文《消除性别差异:喜剧中的意义和性别》(1985)、专著《后结构主义简介》(2002)和论文《后结构主义》(2006)。此外，在其早期著作中，她也常常提及自己的意义观。

通过索绪尔的差异性原理，贝尔西批评了文艺思想中表现论和摹仿论。在此基础上，贝尔西接受了能指物质化的观点，认为意义不只体现在语言中，也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符号的意义由意识形态或话语决定，并非自然和中性的。而且，符号的意义是立体多层、不断转变的。由此，实现了其意义观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通过分析16和17世纪的一些绘画以及莎士比亚的喜剧，贝尔西论述了“家庭”和“女性”的意义衍变，从实践上进一步论证自己的意义观。

一、作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意义观

(一)意义来源于差异

结构主义意义观是贝尔西文学意义观的基础。索绪尔认为语言不是命名法，不是外在事物的标签，“不论这个外在事物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还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4］177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是:“结构主义同时排除了真实的客体和人类主体”［5］124。

索绪尔是如何论证他的观点呢?我们先来看下面四位文学批评家的论述:

“首先，他(索绪尔)强调我们赋予单词的意义是完全随机的，这些意义只能依靠传统习惯维持着。换言之，单词是‘无理据的符号’，在单词和它的所指物之间没有内在联系。”［6］

“有时我们认识到语言符号的随机性是个极端的概念，事实上，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极端，因为当涉及现实和语言的关系时，它确立了语言的自主性。”［7］

“语言符号是随机的，它和所描述的客体(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即所指物)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符号的随机性意义重大，因为它显示语言不能被理解为现实的同义词。”［8］

“每个符号被视为由一个‘能指’(一个音响形象，或它的书写对应物)和一个‘所指’(概念或意义)组成。c－a－t这三个标记是一个能指，它在一个讲英语者的心目中唤起所指‘cat’(猫)这个概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任意关系，除了文化上和历史上的约定俗成，没有内在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三个标记的意思应该是‘猫’。试比较法语的chat(猫)。因而，整个符号与它所指的东西(索绪尔称之为‘所指物’，即真实的毛茸茸的四腿动物)的关系也是任意的，系统中的每个符号之有意义仅仅由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区别。‘cat’的意义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不是‘cap’或‘cad’或‘bat’。”［5］106

这四段文字在论述语言符号和现实没有联系时，都运用了随机性原理，可是他们都误用了此概念。随机性原理是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dog”这个能指和概念(所指)“dog”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用汉字“狗”这个能指来表达概念“dog”。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随机的，他也认为语言(的意义)和所指物之间没有联系。但是不能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随机性原理推断出语言(的意义)和所指物之间没有联系。语言(的意义)和所指物之间没有联系是因为:一，符号的二元论，即所指和能指就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符号，所指和客观世界的对应客体没联系;二，语言的意义或价值来源于这个语言符号和其所在系统内其他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与客观世界的所指物没有联系。索绪尔以“国际象棋的棋子”和“8:25分由日内瓦开往巴黎的火车”为例说明此观点。英国著名的索绪尔研究专家约瑟夫(John E．Joseph)认为:

“忙里添乱的是，索绪尔关于随机性的论述(随机性严格局限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经常和他的另一个主张相混淆，这个主张即上述的语言符号并不受语言之外的现实束缚。”［9］

约瑟夫认为语言(的意义)和所指物之间的分离关系“被广泛地误解为”［10］随机性原理。贝尔西的精明之处在于她未运用随机性原理来论证语言(的意义)并不受语言之外的现实束缚，而是准确地运用索绪尔的差异性原理来论证语言的这种独立性。比如她在《批评的实践》 (1980)中说道:“索绪尔论证的基础是:不同语言中的意义链条各有不同的(different)划分。”［11］55她在此书中所引用的索绪尔原文分别是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113、116、117和118页①，这都属于索绪尔讨论意义来源于符号之间存在差异的章节。在《后结构主义简介》(2002)中她说道:“意义是差异性的(differential)，而不是所指性的(referential)，这个简单的推论对我们理解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3］10在《后结构主义》(2006)一文中她说道:“语言的首要功能是它能区分(differentiates)”［12］43。贝尔西最常引用的索绪尔名言则是“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共同点”②。她只是在论述语言是社会现实时运用了随机性概念，比如她在《批评的实践》中说到:“符号的任意性说明: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东西。”［11］58

(二)意义的产生

贝尔西在《后结构主义》(2006)一文中最清晰地阐述了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她在文中运用差异性原理批评了指称论。贝尔西首先论证语言和所指物无关:

“我们需要回到开始来反思孩童是如何学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当他们的保姆指着一只猫，然后要求他们重复这个单词(猫)时，看上去孩子们好像在学习怎么识别这个动物，然后给这个动物命名。在某种方式上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不同的猫大小和颜色差别很大:暹罗猫、波斯猫、虎斑猫，更不用说非洲猎豹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是一只猫的形象作为标准印记在孩子的视网膜上，然后他们根据这个标准来识别或命名。恰恰相反，只有当孩子自信地学会区分(distinguish)猫和其它动物，比如狗时，语言才开始在他们思维中形成。”［12］43

显然，在此贝尔西并未运用随机性原理。她进一步认为当面对“公平”和“诚实”这样的词汇时，我们并非通过正面的例子去掌握它们的意义。相反，我们常常是通过区分(differentiating)公平和不公平的例子、诚实和不诚实的例子来掌握“公平”和“诚实”的含义。因此，贝尔西是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原理来论证语言(的意义)不取决于所指物③。

贝尔西接着讨论另一类词汇，这类词汇根本没有对应的所指物，比如“因为”和“假如”。这类词汇的意义来源于何处呢?是来源于先存的观念(pre－existing ideas)吗?语言是用来命名这些先存的观念吗?贝尔西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如果观念先于语言存在于某处精神领域，不同的语种(比如英语、法语)就能以不同的单词命名先存的同一个概念，那么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就会毫无困难，因为不同语种的单词之间是简单的对等关系。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尔西认为这类词的意义也是来源于它们和其他词语之间的差异，她说:

“字典给人的印象是单词有各种意义，好像单词是装满内容的容器。但是实践表明一个人运用新词的自信心和他辨别(distinguish)词汇正确用法的能力密切相关。词汇越多，区分就要越细。要想知道如何使用‘权利’(power)、‘统治’(mastery)、‘主权’(sovereignty)和‘自主权’(autonomy)，我们就需要分析它们在政治学中的细微差异(subtle political differences)。”［12］44

传统的文学意义观建立在自由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它认为作品是由作者(特别是具有天赋的作者)将其感知的经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并使读者承认其真实性，贝尔西称之为“表现现实主义”(Expressive realism)。“表现现实主义很肯定地认为意义要么来源于作者，要么来源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要么来源于二者的结合——作者所感知的世界。”［11］14比如传记批评认为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作者，只要我们透彻地了解作者，就可以读懂作品。历史主义认为作品是时代的产物，要理解作品，必须以当时的时代为背景。显然，通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尤其是差异性原理，贝尔西否定了“表现现实主义”。

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一)能指物质化

作为意义的所在地，能指在贝尔西的文学意义观中占据重要位置。索绪尔认为能指只是一种音响形象(a sound image)，它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一种非物质的心理形式。作为一种物质要素，声音并不属于语言，“它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所使用的材料。”［13］语言的能指“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13］索绪尔选择忽视语言符号的物质性，而贝尔西却很强调这一点。比如她在《批评的实践》中认为“符号是由一个能指(音响形象或书写形状)和一个所指(概念)构成的”［11］54，而且单词(words)不是唯一的能指，不是唯一的意指系统(signifying system)，“影像、手势、社会行为、服饰也可以根据社会的默契而被赋予意义，这些都是象征系列的组成部分，语言不过是最灵便，或许最复杂的意义系统罢了。”［11］61－62在《后结构主义简介》中，她解释为何需要新的术语“能指”(signifier)来代替“单词”(word)时说道:“因为单词不是唯一的能指，交通信号灯、箭头、人行道上的斑马线也在意指(signify)。”［3］12在《后结构主义》中她则说:

“意义并非只局限于单词，图像、地图、交通信号灯和各种各样的姿势都在意指。索绪尔更喜欢谈论能指:说出的、写下的、画出的、以及其他的物质指示物，这些指示物都在意指，我们要学会解读这些意指。而且，能指不仅指单个的单词或图像。‘How are you?’只能算一个能指，它所意指的是你对对话者近况的关心。”［12］44

可见贝尔西一开始就认为能指并不局限于音响形象，能指还包括书写、图像、甚至姿势，能指已经被物质化。贝尔西的能指物质化观点是对索绪尔思想的拓展，追根溯源，能指物质化的概念来源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④。从实践上看，是叶尔姆斯列夫影响了罗兰·巴特，而巴特再直接影响了贝尔西。巴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1957)中讨论意义的建构时列举了一名殖民地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例子。

“我在理发店里，一本《巴黎——竞赛》抄本到我手里了。封面上，是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在敬礼，双眼上扬，也许凝神注视着一面法国国旗。这些就是这张照片的意义。但不论天真与否，我清楚地看见它对我意指: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对所谓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黑人效忠所谓的压迫者时展示的狂热有更好的答案。因此，我再度面对了一个更大的符号学系统:有一个能指，它本身是凭着前一个系统形成的(一个黑人士兵正在行法国式敬礼);还有一个所指(在此是法国与军队有意的混合);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的所指。”［14］

在巴特看来，那幅照片是个符号，它的线条和色彩组成一幅图画(能指)，这个能指传递的意义(所指)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殖民地黑人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敬礼，巴特称此为这幅照片的外延意义(detonation)，它是中性和随机的。同时，这个符号成为一个新的能指，这个新能指传递的新所指(意义)是法国是个不论白人或黑人都值得效忠的伟大国度，巴特称此为内涵意义(connotation)，它由意识形态建构，新能指和新所指又组成一个新符号。

在此例中，两个能指都已经物质化。巴特在《符号学基础》(1964)中对此进行理论上的升华:

“我们不能使能指的定义与所指的定义分开。唯一的区别是，能指是一种介中物，它必须有一种质料，但是一方面这对能指来说并非充分的条件，另一方面，在符号学中所指也可能为某一种质料所代替…因此我们可以只说，能指的内质永远是质料性的(声音、物品、形象)。”［15］

能指物质化使贝尔西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比如她在《批评的实践》中讨论“意义的建构”时，所举的例子是香水广告;在她后期的作品中，除了文学作品，她还研究了绘画、雕刻和电影。当然，能指物质化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后结构主义所坚持的意义多重性的必要条件，贝尔西对这个观点的接受表明其意义观肯定是后结构主义的。能指物质化也给我们一个重新认识后结构主义的机会，因为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常常“被广泛地批评为唯心主义者”［16］，而事实并非如此。

(二)意义的多重性

既然内涵意义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那么内涵意义就会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点上，贝尔西又受到福柯的影响。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德里达的延异论都可以用来论述意义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贝尔西更偏爱福柯的理论。贝尔西没有像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一样运用德里达的理论，因为她认为多数文学批评家在运用德里达的理论时常常“使文学批评失去尖牙，使之非政治化，从而服务于没有主体的极端主观主义。这只能导致无休止的重读，而这些重读最终只不过是吹捧了读者的聪明和智慧。”［17］福柯的理论虽然几乎没有直接触及文学，但是提供了一种分析意义流动性和多重性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在贝尔西看来，这种方法“有利于变革”［17］。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分析了“疯癫”的意义衍变。福柯认为疯癫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疯子虽然被驱赶到城市的边缘，但是并没有受到迫害。恰恰相反，疯子有时代表了人类审视自身状况的智慧，这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例子。只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即大约17和18世纪，人们视疯癫为人类理性和道德的对立面，疯子被囚禁并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到了18世纪晚期，随着精神病院的出现，人们又认为疯癫不是道德上的缺陷，而是一种精神疾病。于是在启蒙运动中，医生似乎“解放”了疯子，把疯子从监狱“解放”到病房。但是这种“解放”是种假象，肉体上枷锁卸掉了，精神上的桎梏却更加沉重。疯子的一举一动受到全面的监视，在人们内心里，对待疯子的态度和新古典主义时期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福柯认为“疯癫”的意义是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建构物，而不是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疯癫的意义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福柯的方法是“通过历史化而去自然化”［18］。这对贝尔西的文学和文化批评产生深刻影响。

在索绪尔看来，能指和所指随机组合，这种随意性是由社会习俗规定的，因此语言是种社会文化现实。虽然索绪尔没有把文化排斥出语言系统，但是文化的作用只是维持一定的语言传统，比如语法、句法或者外延意义。而在贝尔西看来，文化在建构语言的内涵意义上发挥重要作用。内涵意义不是随机和中性的，它带有意识形态或话语的性质。任何对文学作品内涵意义的阐释都是对某种价值观的肯定，是“为夺取意义而进行的干预(an interven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meaning)”［19］。贝尔西在《消除性别差异:喜剧中的意义和性别》(1985)一文中分析了16和17世纪的一些绘画以及莎士比亚的喜剧，论述了“家庭”和“女性”内涵意义的衍变，从实践上进一步论证自己的意义观。

三、贝尔西的批评实践

(一)绘画中的意义

贝尔西首先通过几幅绘画探讨“家庭”在16和17世纪的两种不同的内涵意义。第一幅是德国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527年的素描《托马斯·莫尔，1478－1535，及他的家人》。在素描中，大小人物所处的位置比较随意，除了仆人亨利(Henry Pattenson)，其他人物的眼神和观赏者的目光没有交汇。莫尔处于素描中间，戴着勋章，他的父亲坐在他的右边，他的独子约翰站在他的左边，他们背后站着约翰的未婚妻安妮(Anne Cresacre)，这是确保家族延续的关键人物。贝尔西认为此素描展现了家庭的两种内涵意义:一，家庭是温馨、虔诚以及用来学习的私人小世界;二，家庭是家族延续的场所。这两种互相竞争的意义并存于此幅素描中。

贝尔西认为在1527及以后许多年里，“家族延续”的内涵意义占统治地位，小汉斯·荷尔拜因的素描和其他关于莫尔家族的绘画预示了这种趋势。比如1593年莫尔的孙子托马斯·莫尔二世委托罗兰·罗吉(Roland Lockey)以小汉斯·荷尔拜因的素描为蓝图绘制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及他的家人和后代》。在此画中，人物的位置被重新安排，和莫尔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物被省略，比如仆人亨利，但是安妮依旧还在画中。画中人物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他(她)们的眼光充满蔑视。做为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莫尔家族经历了十六世纪的宗教迫害，托马斯·莫尔二世在1586年刚刚出狱。所以在此画中，家庭的内涵意义是莫尔家族因宗教迫害和宗教信仰所要求的家族延续，小家庭的温馨被莫尔家族连续五代人坚信天主教的忠诚取代。在这种内涵意义中(家族延续或传宗接代)，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就如子民和君主的关系，男性是女性的主人，“女性的意义即是男性的反面:女性应该是沉默寡言、温顺，服从和懦弱的。”［4］175

但是，正如小汉斯·荷尔拜因的素描所示，在16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作和休闲、公共和私人、政治和家庭这些差异的建立”［4］173，家庭的另一种内涵意义(私人小世界)也在萌芽，女性的地位和意义被重新定义，贝尔西以1628年格里特·弘索斯特(Gerard Honthorst)的《乔治·维勒，第一任白金汉公爵，1592—1628，及他的家人》这幅画为例说明。此画中白金汉公爵坐在他妻子左边，他的妻子在画中间，身着黄色丝绸，但是公爵显得更高、更近。他(她)们的背景是一片树荫，从他们肩膀的位置可以看出，若不是公爵夫人怀里抱着小孩子乔治，夫妇俩几乎就要手碰手。微笑的乔治俯向他的姐姐，她用围裙兜着许多花，递向她弟弟。贝尔西认为:

“此画中家庭的新意义无需多做解释，因为它是无数19世纪小说和20世纪早餐麦片粥广告中经常出现的…与其相关的婚姻建立在浪漫的爱情基础上，父母共同合作把孩子培养成快乐、勤奋、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在这种温情的家庭中，女性是男性的伙伴和伴侣，和男性在生活中息息相通。”［4］175

也就是说，在家庭的这种内涵意义中，女性和男性几乎是平等的，女性的意义不是男性的对立面，而是和男性几乎一样，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然而贝尔西认为新的对立又将出现，家庭恢复了原来的内涵意义(家族延续)，但是女性有了新的内涵意义。此次她举的例子是科尔内留斯·约翰逊(Cornelius Johnson)的油画《亚瑟，第一任卡贝尔男爵，1604—1649，及他的家人》 (1640)。画中背景是敞开的大窗户，窗户后是男爵广袤的庄园，此画在一些方面类似于上文中的《乔治·维勒》:画中夫妇的双手即将碰触，只是男爵夫人的怀里抱着小男孩，无法腾出手，小男孩的姐姐正递给他一枝花。男爵的眼神朝向观赏者，而他的妻子则凝视着他。贝尔西认为在这幅画中，父权制重新得到确立，女性再次被定义为男性的反面。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女性被定义为是“关心的、爱护的、直觉的和非理性的”［4］177。

到此为止，贝尔西认为“家庭”有两种内涵意义:一，家族延续;二，私人小世界。相应的，女性有三种意义:一，在家族延续的内涵意义中，女性是就是女性，女性是男性的对立面，女性要么意味着“沉默寡言、温顺，服从和懦弱的”，要么意味着“关心的、爱护的、直觉的和非理性的”;二，在私人小世界的内涵意义中，女性的地位非常类似男性，女性的意义和男性几乎一样，女性的意义变得不确定。

(二)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易装现象

贝尔西认为在“家庭”的两种内涵意义的竞争过程中出现了“家庭”意义的断裂期——文艺复兴时期。此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几乎被消除。作为意义所在地的能指，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女性的内涵意义变得不确定的现象。比如英国文艺复兴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亚马逊式的女战士、喧嚣的青年女子以及女扮男装的仆从，女性易装现象在作品中尤其普遍。当然，对女性易装现象感兴趣的不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奥维德的《变形记》。但是贝尔西认为除了文艺复兴，“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此主题反复出现的时期”［4］178。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就有五个人物涉及女性易装现象，按时间顺序分别是:《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第十二夜》中的瑰欧拉，《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朱丽娅以及《辛白林》中的伊摩琴。贝尔西认为女性易装让其从分裂的、性别不确定的主体位置讲话。当我们在阅读易装女性的讲话时，常常无法确定其真正的身份，读者不禁会问:“到底谁在述说?”

贝尔西在该文中讨论了莎士比亚的多部喜剧，尤其是《第十二夜》。她分析了《第十二夜》第二幕第四场瑰欧拉关于“墓碑上的‘忍耐’”的谈话。此时瑰欧拉乔装成西撒利欧和她暗恋的公爵对话:

瑰:是的，但是我知道——

公爵:你知道什么?

瑰:女人对男人能有什么样的爱，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实在讲，她们是和我们一样的真情。我的父亲有个女儿，她爱一个男人，就像我爱你一样，假如或者我是个女人。

公爵:她的历史怎样呢?

瑰:一片空白，大人。她从没有宣示过她的爱，让隐秘咬耗了她的粉红的腮，像蓓蕾里的虫一般:她在沉思中憔悴了，她忧郁得脸色绿黄，像是坐在墓碑上的“忍耐”一般，对着愁苦微笑。这不就是真爱情吗?［20］

在这段对话中，女性以何种身份述说呢?是原来的瑰欧拉?还是化妆后的身份——男仆西撒利欧?有些人认为讲诉者是从瑰欧拉的立场发言，她把自己暗喻成“忍耐”，表达了欲诉而不能的愁苦心情。贝尔西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合理，因为在“她的历史怎样呢?”“一片空白”这句对话时，问题出现了。贝尔西认为:

“瑰欧拉的历史怎么可能是一片空白呢?我们正在看的跌宕起伏的剧本不就是她的历史吗?她说从未宣示过她的爱也不对，她已经在这一幕(26－28行)中说过一次了;而且她还要再说一次(第五幕第一场265－266行)。此次暗示如此明显，敖新诺公爵都快要听懂弦外之音了。在整部戏剧中瑰欧拉既没有憔悴，也没有闲坐着，而是忙于构思如何和奥利维亚谈话，和费斯蒂开玩笑。”［4］187

如果瑰欧拉是“忍耐”的话，那么述说的瑰欧拉和被述说的瑰欧拉就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讲诉者不是以瑰欧拉的身份在述说。那么讲诉者是以西撒利欧的角色在述说吗?西撒利欧刚刚斥责了传统的女性，认为她们不应该默默忍受，然而女性的这种意义又出现在他所举的正面例子——“他”的“妹妹”的行为中，这也自相矛盾，所以讲诉者也不完全是从西撒利欧的立场发言。

因此，贝尔西认为讲诉者“既不完全是瑰欧拉，也不完全是西撒利欧”［4］187。换言之，讲诉者既从女性的角度，也从男性的角度述说。贝尔西解构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为女性找到另一种可能的意义。当然，她们的易装状态无法一直维持，剧终时每位女主人公都要放弃伪装成为妻子。但是贝尔西认为“剧本不能只关注结尾，每位女主人公只有在展示了她们的多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性时才成为妻子。”［4］188

四、结语

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哈里斯(Wendell V．Harris)认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其实可以分成两大对立阵营:“第一个阵营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或通过某种方法把意义剥离语言之外的现实;另一个阵营则竭力证明意义是具有主观意图的，意义可以清晰地得以传达，而且意义和现实是相联系的，现实也不只是由语言系统构成。”［21］

毫无疑问，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意义观属于第一个阵营。她极其重视文学作品的“意义问题”。“在宣告文本的意义之前，弄清楚何谓‘意义’是很重要的。”［22］可以说，意义观是她三十多年来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基础。贝尔西坚信以下这些观点:意义在差异中产生、能指物质化、内涵意义的多重性和不稳定性以及文化批评带有政治色彩(比如女权主义)。

这样的后结构主义意义观会给文学批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贝尔西认为有三点⑤:第一，文学批评不是无关痛痒的，它无法置身于对意义的争夺战之外，作为一种“知识”或“话语”，它是权力及权力竞争的产所，像“作者之死”一样，贝尔西的这个观点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反权威本质;第二，由于对不稳定意义的追寻不局限于传统的“伟大作品”，美学批评显得无关紧要;第三，应该放弃对作品中所谓的“言犹未尽”的感觉的追索，而要试图挖掘作品中最异己的因素，和我们的想当然不一致的东西。

注释:

①贝尔西用的是Wade Baskin的英译本(1974)。

②比如在Poststructura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p．8)。

③贝尔西后期的思想似乎有一点考虑到所指物对意义产生的影响，但是她仍坚持意义来源于差异的观点。这似乎是个不小的矛盾，问题在于索绪尔在论述语言的“价值”或“意义”时，也重提了本来要被取代的“命名论”。可参考John E．Joseph的文章The Linguistic Sign(p．66)。

④贝尔西在《批评的实践》中三次提到叶尔姆斯列夫，但只是用于论述符号(的意义)和所指物之间没有联系。

⑤参见贝尔西的Problem of Literary Theory:The Problem of Meaning(p．182)。

［1］Day Gary．Literary Criticism:A New History［M］．Edinburg: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2008:306．

［2］Lodge David．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M］．London:Longman，1991:399．

［3］Belsey Catherine．Poststructura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Belsey Catherine．Disrupting sexual difference［M］//John Drakakis．Alternative Shakespeare．New York:Routledge，1985．

［5］［英］伊格尔顿·特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Barry Peter．Beginning Theory［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41．

［7］Sturrock John．Structuralism［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3:36．

［8］Green Anna．Cultural History［M］．New York:Palgrave，2008:68．

［9］Joseph John E．The Exportation of Structuralist Ideas from Linguistics to Other Fields［M］//S Auroux．History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tudy of Languag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Present．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1:1880－1908．

［10］Joseph John E．The linguistic sign［M］//Carol Sander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ss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59－75．

［11］［英］贝尔西·凯瑟琳．批评的实践［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2］Belsey Catherine．Poststructuralism［M］//Malpas Simon，Wake Paul．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6．

［13］［瑞士］索绪尔·费尔迪南·德．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5．

［14］［法］巴特·罗兰．神话——大众文化阐释［M］．许蔷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75．

［15］［法］巴特·罗兰．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40．

［16］Chandler Daniel．Semiotics［M］．London:Routledge，2007:53．

［17］Belsey Catherine．Problem of Literary Theory:The Problem of Meaning［J］．New Literary History，1982，14(1):175－182．

［18］Oksala Joanna．How to Read Foucault［M］．New York:W．W．Norton＆Co．，2008:23．

［19］Belsey Catherine．On Milton［M］．London:Methuen，1982:9．

［20］［英］莎士比亚．第十二夜［M］．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81．

［21］Harris Wendell．Literary Meaning:Reclaim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9．

［22］Belsey Catherine．Shakespea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M］．Edinburg: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