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系年》看常州武进淹城非奄族南迁所建

2015-02-21熊贤品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熊贤品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界对江苏常州武进淹城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持续，对于其性质及筑造者，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陈志良先生提出的淹城为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后、山东地区奄人南迁所建的观点［1］。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有限，对于淹城的起源是否与山东地区奄人南迁有关，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多有讨论。近来清华简《系年》中记载了周成王东征、迁徙商盍(盖－奄)之民的新资料，对于推动武进淹城起源的相关研究，或有一定推动作用，笔者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淹城”为奄人南迁所建说

西周初年，周成王即位后，东方诸国曾经兴起一些军事活动，影响到刚建立的西周王朝的统治，西周王朝因此对东方进行了军事征伐。目前关于这次征伐是由周成王，还是周公率领，及其与周公居东的关系，意见尚不一致，本文暂不讨论。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东征之后，山东地区的薄(蒲)姑、奄国等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文献中相关记载，如:《史记．殷本纪》:“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韩非子．说林上》:“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尚书大传》:“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逸周书．作雒》:“周公、召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这些文献都记载了周初对奄的征战。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奄”与“商奄”是一国还是二个国家?周初东征的对象，有时作“奄”，如《史记．周本纪》:“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集解》:“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正义》:“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有时作“商奄”，如《左传》昭公9年:“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正义》引服虔语:“蒲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左传》定公4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关于“奄”与“商奄”的关系，杜预认为“奄”与“商奄”是一国，而孔颖达则认为是二国，其中商奄近鲁，而又有鲁奄，为周公诛商奄之后分其遗民于鲁，即“封于少皞之虚”［5］。段玉裁则认为“奄、二字同时并行，今则奄行而废矣。单呼曰奄，絫呼曰商奄”［6］，李白凤先生先生也解释了“奄”又称为“商奄”的原因:

“在《古本竹书纪年》有‘南庚迁奄，阳甲居之’的记载，唐兰认为这就是盘庚六迁中所失载的一迁，这很正确;但唐氏未说明为什么南庚要迁奄。我认为，从这件事也可以由侧面证明东夷势力的消长;因为东夷或服或畔，所以南庚迁奄(故称商奄)”［7］。

顾颉刚先生也指出“奄为商的旧都，其在商末，当为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故称之曰‘奄侯’，又称之曰‘商奄’”［8］，故从上述讨论可见，文献中周东征的对象虽然有“奄”与“商奄”的区别，而二者实际为一。

从上述两方面的记载来看，在攻打奄之初，周曾攻打其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以起到震慑作用，其后又分别征伐了奄、薄姑等国。但对其后奄族的去向记载多不明确。周初东征服对于巩固政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平定了东部的动乱，扩大了疆域;并且在所灭的奄、蒲姑故地上，分封了齐、鲁两国，如《左传》定公4年记载“因商奄之民”而封鲁，《括地志》:“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从而西周王朝也通过分封的方式巩固了政权。

另一方面，较早记载常州地区存在古淹国的是《越绝书》，《越绝书．吴地记》:“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其后宋咸淳《毗陵志》、明成化《重修毗陵志》、清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等文献都沿袭了《越绝书》的相关记载。一些学者从上述记载出发，依据武进淹城与山东地区古奄族在名称上的联系，认为武进淹城是由山东地区奄人南迁而建，其中陈志良、顾颉刚先生认为奄人在周成王时期，由山东地区直接迁徙至武进淹城地区，如陈志良先生认为:

“奄的最初所在地，在淮夷之东北，(周)成王践奄，乃迁奄君于蒲姑，于是大部分奄国残民，移植于山东曲阜泗水博昌等地。证之周公成王东征，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故先诛管蔡，后杀武庚然后践奄，最后乃伐淮夷，地理上的路由，甚为明白。践奄时奄族的另一部分遗民，南退至淮夷之境，到成王伐淮夷，此一部分奄国遗民，再被迫南迁，乃渡长江而居留于常州，故常州亦存奄民族的遗迹。”［9］

顾颉刚先生则认为:

“按周公伐奄，直把奄人从今山东曲阜县赶到了江苏常州市……这个淹城遗址，规模如此阔大……他们原居于殷的旧都，文化颇高，其向南迁徙，在一定的程度上必然为后期的吴国文化打下了基础。”［10］

与上述两位学者的一次迁徙说不同，林志方先生则认为山东地区奄族是经过两次迁徙后，才到达今天的淹城地区，即先迁于镇江，其后在西周晚期再迁徙至淹城［1］65。

总之，在关于淹城的性质及建造者的认识上，目前学界已经有多种意见;由于相关文字资料的记载有限，基于淹城与西周奄国在名称上联系性的“南迁说”，成为其中传播较为广泛的一种看法。

二、南迁所建说的几个问题

对于武进淹城是否由山东地区奄人南迁所建，学界历来也曾有不同意见［11］。具体来说，相关疑问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奄被灭后的去向，除了迁徙江南说之外，还有如下几种意见:(1)奄被迁于蒲姑(山东博兴县)。《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蒲姑”，《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今本竹书纪年》记曰:“(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四年……王师伐淮夷，遂伐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2)徐中舒先生认为奄被迁徙至北方［12］。此外，有学者依据《吕氏春秋·古月》的记载: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认为反映了奄被迁徙至于江南地区。不过，先秦时期的江南并非现代意义上仅指江苏南部等地区一带，其范围可从汉水西岸直至长江中下游南岸或更南的地区［13］。因此，《吕氏春秋》此处的记载并不即表明当时的奄人被迁徙到今天的江南地区。

第二、从相关考古材料来看，淹城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为春秋时期。(一)目前在淹城城址附近地区所发现的遗迹，年代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均有发现，如淹城龙墩出土有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之间的遗物［14］，淹城屠家墩墓葬中发现有春秋早期的遗物［15］，但根据淹城城址的相关发现来看，可以确定其年代为春秋时期。(1)三道城墙内所包含的陶瓷等遗物，与1958年内城河出土的几何印文陶等是一致的，表明三道城墙可能为同时建造［16］。在外城墙东北部、内城墙南部、子城墙北部发掘出印有席纹、回字纹、菱形格纹、方格纹等的豆、碗、盂、缸等，都为春秋晚期的遗物，说明淹城三道城墙的建筑年代都应在春秋晚期。子城最下几层的堆积年代当为春秋晚期，表明城内的最早堆积年代和城墙的筑造年代基本一致［17］。(2)对淹城外城土墩中最大的头墩进行发掘，出土器物造型和印纹陶纹饰表明此土墩墓的时代约当春秋中、晚期，由此可判断淹城的修建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晚期［9］。(二)出土青铜器年代。1958年在淹城遗址出土有尊、匜、盘、盉、句鑃等多件青铜器，肖梦龙先生认为其年代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1］，赵玉泉先生认为属于春秋晚期［18］，倪振逵先生则定为战国时期［15］。郑小炉先生指出其中所出牲匜的形制与屯溪M1、M3的深鼓腹簋遗址，一侧的耳类似于丹阳司徒窖藏V式簋，铜尊也与上述二处的同类器一致，年代大致应该为春秋前期［19］，此说可从。此后还陆续出土有铜镞、铜剑等器物，其年代为春秋晚期［18］。故从目前淹城遗址内所发现的铜器年代来看，也大都在西周时期以后。

第三，从考古所发现的遗物特征来看，淹城遗址所发现的遗物与山东地区奄人故地的文化面貌也有较大差别，反映武进淹城的建造者，和山东地区的奄人，可能并非是同一族［11］。

总之，关于武进淹城是否为山东地区奄人南迁所建，从考古材料上来看，由于在年代上相抵牾，并且在遗物的文化面貌上有较大差别，故此说并没有考古学上的充分证据。而从文献资料方面来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奄人在周初东征后的去向问题，奄人是否迁徙到今天苏南的常州地区?

幸运的是，清华简《系年》中关于周成王东征后奄人去向的记载，为我们探讨本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数据，《系年》第3章记载: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成【一三】王屎伐商邑，杀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一四】盖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20］

先对上述简文的理解进行一些解释。(1)“子耿”，学者多指出即文献中的殷王子武庚、《大保簋》(《集成》4140)中的“彔子 ”［21］;(2)“屎”，目前主要有如下幾種意见:整理者认为是《说文》“敉”字或体“侎”，意为继续［20］142;宋华强［22］先生读为训“继”的“纂”;陈剑先生读为“践”［23］，本文暂从陈剑先生看法。(3)“商盍”，整理者指出即文献中的“商盖(奄)”［20］142，精确可从。上古音“奄”为影纽、谈部，“盖”为见纽月部，“盍”，为匣纽叶部，影、见为喉、牙邻纽，谈、月通转，故“奄”、“盖”音近;影、匣亦为喉、牙邻纽，谈、叶对转，故“奄”、“盍”音近。文献中有从“奄”声的“掩”与“盖”互用的例子，如《左传》昭公27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雍帅师围潜”，而《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掩余”则作“盖余”，因此认为“奄”、“盍”、“盖”在文献中通用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墨子·耕柱》:“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孙诒让注:“毕云:‘商盖即商奄。’……王云:‘商盖当为商奄。盖字古与盇通，盇奄草同’”［24］，故《系年》此处的“商盍”即文献中的“商奄”，“商盍(盖－奄)”故地一般以为在今山东曲阜一带。(4)“邾圉”，整理者指出即《尚书．禹贡》雍州“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及《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圉”，在甘肃甘谷县西南［20］142。(5)“奴之戎”，李学勤先生认为即甲骨文中的“方”、《诗经》的“徂国”、金文及《国语》中的“狄(翟)(柤)”，在甘肃东北部泾水上游一带;王伟先生认为《系年》“奴”即秦封泥中的“奴卢”，可能为商代的卢方［26］，本文从李先生的看法。 (6)“之先”，整理者读为“先人”［20］141，陈剑先生读为“之先”［27］，学者多从之。

综观清华简《系年》本段简文的内容，其记载了在周武王克殷之后，在殷故地附近设立三监;其后的周成王时期，殷地反叛，立子耿(武庚)而杀害周之三监。周成王因此征伐殷地，飞廉东逃至商盍(盖－奄)。成王又征伐商盍(盖－奄)，杀飞廉，并将商盍(盖－奄)之民迁徙于今甘肃甘谷县一带，以抵御甘肃东北部泾水上游一带的奴耿(武庚)而杀害周之三监。周成王因此征伐殷地，飞廉东逃至商盍(盖－奄)。成王又征伐商盍(盖－奄)，杀飞廉，并将商盍(盖－奄)之民迁徙于今甘肃甘谷县一带，以抵御甘肃东北部泾水上游一带的奴之戎，成为秦的先人。《系年》这一记载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秦人的来历，推动了秦人族源是西部，还是东来说的讨论，其中的相关记载并为秦人东来说提供了文献上的直接依据。而这一段记载不仅关系秦人的渊源问题，顺带也与武进淹城是否由南迁奄人所建有关。《系年》本段简文明确地记载了商盍(盖－奄)之民的去向，即在周东征后，被迁徙至西北地区，而没有被迁徙至蒲姑地区或者别的地方，这是讨论秦人渊源问题时，可以附带讨论的一个问题。不过，也要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即有无可能在周初东征之后，奄人虽被西迁，但仍然有少部分奄人南迁至于今江苏地区，其后在春秋时期修建了淹城，这种可能是否能成立?许多学者指出武进淹城所发现的遗物等面貌与山东地区奄人故地遗址所发现的有较大差别，反映出在族属上的区别［11］，因此这一看法成立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如此，则关于武进淹城由山东地区奄人南迁并修建的观点，面临如下几个疑问。首先，从考古学上来看，此说所推断的西周时期奄人南迁修建淹城，与淹城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为春秋时期相抵牾，并且淹城遗址所发现的遗物特征与山东地区奄人故地有较大的差别;其次，从清华简《系年》来看，周初东征后，奄人并未南迁，而是被西迁至甘肃地区，故推断山东地区奄人在周东征后迁徙至江南地区还缺乏文献上的充分依据。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则西周时期山东地区奄人南迁并修建淹城的看法，现在看来也就缺乏依据了。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淹城是否由山东地区奄人南迁的探讨，反映了先秦史研究中一类较为常见的问题，即由于相关资料的有限，在讨论先秦地理问题时，学者们往往不得不借助不同地区的地名在音义上的相关性来联系探讨，这是重要的方法之一，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异时、异地同名的现象，同名的一些地方可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没有加以辨析，可能还不好直接拿来相联系或比附，在讨论部族迁徙问题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到这一点［28］。关于将常州之淹城与山东地区的古奄国相联系，从而推断山东地区奄人是否南迁并建设武进奄城，即是此问题的一个体现。

三、结语

关于常州武进淹城的起源，以往由于资料的有限，学界或从“淹”、“奄”地名的相关性，来推断淹城为周成王东征后，山东地区奄人南迁至本地而修建。相关考古材料所反应的时代差与文化面貌的差异，是证明这一看法缺乏说服力的根本依据，清华简《系年》则为此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系年》中明确记载，周初东征后，将山东地区盍(盖－奄)人西迁甘肃地区，表明山东地区盍(盖－奄)人南迁至今常州地区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常州武进淹城可能并不是山东地区奄人所建。至于武进淹城的真正修建者，则还需要留待以后更进一步探讨。

［1］林志方．淹城探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7．

［2］张光裕．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J］．文物，2009(2):53－57．

［3］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北京:中华书局，1986:38．

［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8．

［5］十三经注疏［M］．阮元，校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134．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96．

［7］李白凤．东夷杂考［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56．

［8］顾颉刚．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M］//文史: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10．

［9］彭适凡，李本明．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J］．考古与文物，2005(2):43－51．

［10］顾颉刚．奄和薄姑的南迁［M］//文史: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4．

［11］肖梦龙．吴国的三次迁都试探［M］//吴文化研究论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21－22．

［12］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一)［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3):8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