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宪允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上海200241)

清嘉庆五年(1800)，清代著名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年)年五十五岁，自伊犁归，“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世。”［1］一般认为，洪亮吉从此家居十年，撰述至终，于嘉庆十四年(1809)卒于乡。但事实上，嘉庆五年以后，他至少担任安徽旌德县毓文书院山长(校长)五年时间之久。“余(洪亮吉自称)自戊午岁(1798年)以弟丧乞假归，君(谭子文)即请于大府，欲乞为课士师。然未久，余复入都，又以罪戌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归之二年，君又遣冡孙来，以前约请。余感君之意，又以地居万山之中可借以避谗谤、远尘杂也。馆于是者二年。”洪亮吉此记作于嘉庆八年(1803)，他至嘉庆十年(1805)还在毓文书院。

清代安徽旌德县毓文书院是一所很有影响的大书院，由商人谭子文(1733—1813年)个人独资创办，“招徽、宁、池、太、广四府一州之士力学其中”。人称“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堪与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媲美［2］22。毓文书院存世七十余年，洪亮吉与两淮盐运使朱文翰、诗人孙原湘(1760—1829年)、状元顾皋(1763—1832年)等担任书院山长。其中洪亮吉在担任毓文书院山长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培养了一批学子。

一、洪亮吉与毓文书院的渊源

关于安徽毓文书院，目前有张晓婧博士论文《清代安徽书院研究》、王梓奕的硕士论文《洪亮吉的方志学成就》、白新良《安徽书院考述》、肖永明《商人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探析》有所涉及;胡有守《毓文书院及其创办人》作了专门研究。而目前没有发现有直接以洪亮吉和毓文书院为题的相关论文与专著。

(一)洪亮吉自伊犁被释放回籍

乾隆六十年(1795)，洪亮吉从贵州学政任上回京，入直上书房。嘉庆四年(1799)朱珪用之，与修《高宗实录》。不久，洪亮吉就因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而获罪，发配伊犁。洪亮吉同乡、常州人赵怀玉《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君亮吉墓志铭》记载，“壬子(1792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闱中拜视学贵州之命。……丙辰(1796年)充咸安宫总裁。丁巳(1797年)三月，入直上书房，侍皇曾孙奕纯读书。戊午(1798年)弟霭吉卒于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义，乃引疾归。己未(1799年)正月，高宗纯皇帝升遐，赴都哭临。四月，充实录馆纂修，官教习庶吉士。八月，乞假，拟俟送梓宫后南还。时川陜之贼未靖，上宵旰焦劳。君目撃情状，欲有献替。顾编检例不奏事，于是上书成亲王及座主朱尚书珪、刘尚书权之，冀其转奏。成亲王以原书进呈，大指谓圣躬宜勤政远佞，臣工多奔竸营私。语过激，有旨交军机大臣与刑部会鞫，谳上，当君大不敬，拟斩立决。特恩免死，发 往 伊 犂，交 将 军 保 宁 管 束。”［3］1046庚 申(1800年)四月，“上亲书谕旨，释令回籍。”按赵怀玉的记载，洪亮吉“自此枕葄坟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君既归，自号更生居士，好游，居里中，觞饮无虚日。”［3］1046谢阶树《洪稚存先生传》中称，“亮吉归，自号更生居士，后数岁，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四。亮吉雅好游览，自吴越楚黔秦晋齐豫，山水履迹几遍焉。”［3］1047可以看出洪亮吉似乎没有与安徽的书院有所关联。

而实际上洪亮吉回乡第二年的1801年，即进入安徽毓文书院，担任书院山长，时间达五年之久，至嘉庆十年(1805年)才离开毓文书院。此时洪亮吉已经是晚年，按常州到安徽旌德的距离，可谓路途遥远，加之交通条件的限制，洪亮吉在毓文书院如此时间之长，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经历，他是很看重这一段从事教育教学经历的，他一生的学识与思想精华也必然会贯注于其中。

(二)安徽毓文书院的创建

乾隆时期，安徽旌德县的谭子文独立兴办了一所有名的私人书院，即毓文书院。谭子文名廷柱，旌德县洋川人，于乾隆末至嘉庆初分家产之半在家乡洋川创建毓文书院。毓文书院座落在旌德县洋川村西的洋山麓。《(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十五:“毓文书院，在旌徳县南五十里洋山，邑人谭子文建。”［4］1955《(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九十二:“毓文书院在下洋溪，邑人谭子文建，置田百七十亩，生息银四千两。同治五年水圮。”［5］1259洪亮吉《洋川毓文书院新修志序》:“毓文书院经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元年(1796)而落成。又六年而始设诸生肄业之额。……招徽、宁、池、太、广四府一州之士力学其中。意至善也。书院在万山之中，所苦无书。主人又集资至吴门购书数千卷，置讲堂左右。自是而诸生之嗜学者可以寝馈其中，不至为里儒俗学所锢蔽矣。”关于毓文书院建立的费用，洪亮吉说“诰封五品职衔谭子文捐修毓文书院一所。……书院屋宇一律完整，什物等件俱齐备。其用过工料银一万五千六十五两九钱。细加看估，并无浮冒。又据置田一百六十四亩九分五厘，用价银一千七百四十四两，又捐银三千五百两，缴贮县库，发典生息，以裕经费。以上共用银二万三百九两九钱。”［6］《毓文书院碑记》:“圣天子兴贤育士，都会之地无不具举，而府州县义学迭兴，家诗书而户弦诵何其盛也。旌邑谭君子文创建毓文书院，损赀二万余两，鸠工庀材，经始于乾隆五十九年，落成于嘉庆元年。是役也，不费公帑，不籍众擎，讲堂巍然，廨舍秩如，有亭有楼有园有池，墙垣庖湢以及需用什物靡不毕具。又置田百七十亩，存生息银四千两，以裕经费，可谓为之勇往，而筹之周备者矣。今谭君开列原委，呈请记之。……今谭君延请山长，皆一时贤人君子，吾知其薰德而善良者，当遍于百鳬三溪间，而他邑之闻风而作者，如谭君之仗义亲仁，则人才蔚起，更无涯量，此使者之所跂而俟也。嘉庆六年正月下浣督学使者濑江王绶书于姑孰官署之怀衮楼。”［7］1573书院建立后，其正常的运转又需要大笔的费用。以毓文书院“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同治五年(1866年)水圮”计算，毓文书院存在七十余年，花费之巨可想而知。书院的创办与运行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因此书院多官办，或者靠社会力量。个人兴办的私人书院历来都是比较少，虽然从唐代起就有私人创建的书院，与官办或社会性质的书院相比，总起来看，规模小。正是由于谭子文的义举，“事闻于朝，予(谭子文)四品之阶”;毓文书院办学成功，声名远扬。清代孙原湘以诗人的笔触描述了谭子文和毓文书院。《题毓文书院》:“赤手开青嶂，风流谭子文。结楼依日月，弃产等烟云。独行千秋想，虚名四郡闻。谤书余一箧，薄俗自纷纷。”［8］365二百余年后，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谭子文倡办毓文书院所散发出的浓浓的文化气息和精神价值。

(三)洪亮吉与毓文书院

洪亮吉是嘉庆六年(1801)受谭子文聘请担任毓文书院山长。

通读《毓文书院志》可知，毓文书院有讲学活动，这是千年书院的主要功能与特色。当然大多数书院后来也与时俱进，学子多参加科考，毓文书院同样如此，毓文书院在七十内不少学生考中举人、进士，在人才培养方面颇有效果。安徽省图书馆吴景贤先生在撰写《安徽书院志》、《安徽图书馆沿革考》时，赞誉毓文书院是“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不但与当时负有盛名的紫阳书院相仿佛，还实堪与当时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媲美［2］22。可见毓文书院办学是卓有成效。

据洪亮吉自述，他从1801年至1805年四年间在毓文书院。曾于洪亮吉之后担任毓文书院山长的孙原湘有《题毓文书院》诗，“讲席声名重，洪厓一老仙(稚存)。流离归万里，谗谤避三年。旧迹寻荒径，残诗拾碎笺。我来凭画槛，月色为凄然。(下榻月午楼，楼为先生所题)。”［8］365此诗与洪亮吉所记到毓文书院的时间和原由相同，洪亮吉因为在毓文书院打下深深的印记，以致诗人孙原湘缅怀不已。《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六十五亦记载:“洪亮吉，字稚存，阳湖人，授经于旌德谭氏。往来游寓于宣泾最久，题咏殆徧。”［5］3174洪亮吉在旌德，还作有《棕山碧琅玕山馆记》、《柱山久憇》、《归途访白山精舍》等文，旌德县志有载，洪亮吉还作有《旌德道中山行》等诗文，这些间接见证了洪亮吉往来于旌德。

洪亮吉作《洋川毓文书院碑记》详细记载了谭子文创办毓文书院的功绩与书院的影响力。“洋川毓文书院者，旌德县洋川镇人谭君子文所剙建也。君以勤苦起家，有贸易在庐州府之双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负行，数日輙徃返以为常。五十后家稍起，即割其资之半剏书院于镇之洋山，费白金二万有奇。……君自幼时已弃学为贾，然性酷书，一日輙两至院中，听诸生读书声，以为乐。院中自讲堂及横舍外，又就冈阜之高下曲折，建为亭馆廊庑。有塔焉，以备远眺;有楼阁焉，以备文讌游息。盖胜于君所居室远甚。余自戊午岁以弟丧乞假归，君即请于大府，欲乞为课士师。然未久，余复入都，又以罪戌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归之二年，君又遣冡孙来以前约请。余感君之意，又以地居万山之中，可借以避谗谤、远尘杂也。……嘉庆八年岁在癸亥三月望日，阳湖洪亮吉记。”［9］57此记作于嘉庆八年(1803年)，此时洪亮吉已经担任毓文书院山长二年。洪亮吉说明自己远离常州出任毓文书院山长的原因有二，一是1798年毓文书院初建成谭子文就邀请他出任山长，因回京没有就任，此次谭子文再次发出邀请;二是洪亮吉自伊犁带罪归乡逃得死罪，显然心有余悸，到毓文书院，则是“以地居万山之中，可借以避谗谤、远尘杂。”

洪亮吉在毓文书院培养了一批弟子，“受业吕培、谭正治、谭时治、潭贵治、吕玺、曹景先、汪宾、崔本化”。在众位弟子中，洪亮吉最推崇旌德人吕培(1776—1824年)。吕培以洪亮吉及门弟子的身份为洪亮吉作《年谱》，吕培还与洪亮吉长子洪饴孙为《春秋左传诂》的校定刊行付出很大心血。清胡承珙(1776—1832年)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台湾兵备道。胡承珙《例授中宪大夫侯选员外郎加三级吕君墓志铭》记载:“吕君讳培，字因叔，一字之亭。先世居大梁，唐广明中有处士曰从庆者，避乱转徙至旌德之丰溪，家焉，遂世为旌德人。……(吕培)稍长，肆力于学，多历名师，歙朱观察文翰、阳湖编修亮吉先后主其邑毓文书院，君游从最久。编修(洪亮吉)尝为人屈指其高第弟子，辄推君为翘楚云。君年十九补学官弟子试，常优等，督学使号为知文者。汪尚书廷珍、徐侍郎頲皆极赏识之。由廪膳生中嘉庆癸酉科江南乡试举人，屡上公车不第，入赀为员外郎加三级阶中宪大夫，赠封祖妣及父母如令。”［10］87吕培影响较大，著述颇丰。“初工为科举之文，后益硏精经史小学，旁及于诗古文辞。”［10］87这显然与洪亮吉在毓文书院的教导有关，毓文书院并不完全注重科考之术。

(四)朱文翰、孙原湘、顾皋与毓文书院

在洪亮吉进入毓文书院前后，还有一大批有学养的士人主持过该书院，他们同样为毓文书院的发展做出贡献，与洪亮吉一样声名卓著。

朱文翰官至两淮盐运使。《(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十九:“朱文翰，字见庵，歙县人。乾隆庚戌进士，历官两淮盐运使。生平学优养醕，以阐明圣道为己任。著有《退思初稿》、《名学类通》行世，又有《退思续稿》、《舸斋经进文存》及诗集省余笔课艺余录各种。殁祀紫阳书院。”朱文翰不但与紫阳书院有关，也主讲过毓文书院。《例授中宪大夫侯选员外郎加三级吕君墓志铭》记载:“(吕培)稍长，肆力于学，多历名师，歙朱观察文翰、阳湖编修亮吉先后主其邑毓文书院。”朱文翰1800年至1802年在洋川，时间早于洪亮吉。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即洪亮吉主持毓文书院十余年后，清代诗人孙原湘担任毓文书院山长。孙原湘乃嘉庆十年(1805)进士，曾官翰林院庶吉士。工诗词，多才艺，为“后三家”或“江左三君”之一。孙原湘《吕氏谟觞山馆记》中称:“予讲授旌德毓文书院，每岁春至秋返。至则远近捧书北面者，升堂成列，诚彬彬乎绩学之区矣。”［11］672孙原湘《洋川毓文书院记》记载了他主持毓文书院时毓文书院的影响力与具体状况，“翁以纤啬起家，得赀不可谓不艰，不以遗子孙，而以公四府一州之士，不可谓不奇。事闻于朝，予四品之阶，不可谓无所然。”［12］58可见到孙原湘担任毓文书院山长时期，毓文书院已经很有影响，并已经颇为成熟。孙原湘《毓文书院录序》中还称:“毓文书院踞洋山之半，背山而襟川，有悬楼、危阁、杂花、幽禽。黄高、大洪、金鳌诸山萦，青络、碧环拱户牖。余于嘉庆二十三年馆于斯，远近负笈来者数十人，咸敦学英辩之士。”［12］598作为“后三家”或“江左三君”的诗人孙原湘，面对山川优美、人文昌盛的毓文书院，故多吟咏唱和。孙原湘除了《毓文书院八咏》以外，在毓文书院还作有《毓文诸生置酒为予称寿，赋诗盈帙作歌以报，并以一觞劝诸生醉》、《摸鱼儿，重至毓文书院，残红尽矣，循览壁闲眉卿羲人，用辛稼轩韵题句，凄婉如不胜情，益触余伤春怀旧之感》、《摸鱼儿，至毓文书院，桃花落矣，黯然相对，用辛稼轩韵题壁》、《秋海棠赋》等。孙原湘与毓文书院诸生之间的吟咏烘托了毓文书院的文化气息，增加了书院办学和培育人才的厚度。与洪亮吉时期有前后承接的渊源。

顾皋，江苏无锡人，嘉庆六年(1801)状元。《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二:“顾皋，字晴芬，嘉庆六年进士第一人，授修撰。累掌文衡，官至户部左侍郎。”［13］1462顾皋为人端谨持重，洁身自好，有官声。《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三有顾皋传。顾皋曾主持毓文书院。《毓文书院记》:“毓文书院在旌德洋山之麓，邑人谭子文捐己赀创建，历有年所矣。其规制详备，山水形胜，金匮顾晴芬先生屡道及之，盖先生曾主讲其地，故言之悉也。”文见《(道光)旌德县续志》卷九。《旌德县续志》卷九还记载:“嘉庆癸酉(1814年)之岁，余奉讳家居。金匮殿撰晴芬自百里外致书于余，为言旌德洋川谭氏父子曾出其金二万有奇，构书院一所，岁延名师主其讲席，招来江以南四府一州之士肄业其中。……。盖其时顾君实主讲于兹。”［14］238顾皋1812年至1813年在毓文书院。

毓文书院在有姓名可考的二十二位山长中，有举人八人，进士十四人。除上述几位以外，还有黄征入，进土，从化县令;马翊宸，进士，太平县令;王家相，进士，翰林院编修，御史;董桂敷，进士，翰林院编修;张臣，进士，宁国府教授;帅承瀚，进士，翰林院检讨，侍读;阮文藻，进士，历官安徽、湖南、贵州诸州县;王芳，进士，翰林院编修;包世臣，举人，江西新喻知县等。这些有名望有学识的山长与毓文书院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毓文书院声名在外才能吸引他们前来主讲，而他们的到来更加促进了毓文书院的发展。

二 洪亮吉与毓文书院藏书刻书

书院最先即为藏书之所，后增加了教学功能，成为学校，但书院的藏书刻书功能一直存在。书院藏书与官方藏书、私人藏书、寺庙藏书一起被称为我国古代四大藏书方式。中国的书院始于唐代，唐开元六年(718)设丽正书院，唐开元十三年(725)改称集贤书院，其实是藏书机构。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 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15］141此后，书院的藏书事业在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书院和书的密切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到乾隆、嘉庆年间，书院得以大力倡办，书院藏书再次兴起。

洪亮吉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著述丰富，也善于用书教化民众，在住持毓文书院期间很重视书籍的收藏和刊刻。《清史稿》列传一百四十三记载，洪亮吉任职贵州学政时，以古学教士，因地僻无书，洪亮吉籍购经史、通典、文选置各府书院内，黔士始治经史。可见对于书院藏书的重要性，洪亮吉是早就了然于胸，而且有过经验。《文献征存录》卷四:“(洪亮吉)在贵州，请以礼记郑康成注易陈灏注，格于部议，其教士敦厉实学，由是黔中人知好古。”［16］185在贵州学政之前洪亮吉还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词章考据，著于一时。洪亮吉著述非常丰富，据记载，他“生平于经史百家靡不参稽钩贯，尤工篆书。著有《毛诗天文考》二卷、《春秋三传古义》四卷、《春秋十论》十卷、《左传诂》十卷、《释舟》一卷、《比雅》十二卷、《六书转注录》八卷、《汉魏音》四卷、《声类辑》一卷、《后汉书辨误》一卷、《四史发伏》八卷、《西夏国纪》十卷、《国语释地》四卷、《补三国疆域志》二卷、《魏书地形志补正》四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贵州水道考》三卷、《天山纪程》二卷、《晓读书斋四录》八卷、《天山客话》二卷、《外家纪闻》二卷、《卷施阁诗文集》四十卷、《更生斋集》十六卷，《词》二卷、《北江诗话》八卷。”［17］223“君学无所不窥，诗文有逸气。所著《左传诂》十卷、《比雅》十二卷、《六书转注录》八卷、《汉魏音》四卷、《亁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十六国疆域志》六卷、《诗文集》若干卷，行于时。”［3］1049故此，洪亮吉住持毓文书院期间，对书院的藏书与刊刻有充分的发扬。

书院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往往设有专门的藏书楼等建筑。毓文书院藏书场所为“月午楼”，原是读书之所，后作为收藏书版之处，乃洪亮吉所亲自命名，曾作《月午楼歌》。吕玺、曹景先、吕培、吕伟标、谭正治等也有《月午楼歌》(见《毓文书院志》卷七)对毓文书院月午楼进行记载与称颂，并回应洪亮吉。毓文书院山长孙原湘有《月午楼歌》:“稚存(洪亮吉)前辈以‘月午’名楼，谓以劝学也。并为作歌。予后十年来居此楼，喜诸生之勤学，知先生流风余韵至今未冺也。踵而有作以劝后来。‘明月岀海先上楼，我楼况在青山头。开窗放出白云去，风帘尽控双银钩。一丸才过高松顶，屏风乱写虬龙影。摊书不用青藜然，碧空自有明珠悬。黄高峰头雪浪涌，金鳌峰背沧波动。山下万顷云海铺，天心一丝云气无。清光愈高读愈苦，月照书丛月色古。仙巢惊起老隺舞，窗中不知月已午。露珠瑟瑟风泠泠，屋角斜挂三四星。冰轮欲西还倒行，似怜读书声好听。冷光一线射人面，射月眼光亦如电。明月不落读不厌，水滴蟾蜍欲穿砚。’”［8］365

关于毓文书院的藏书与刻书，《毓文书院志》卷八记载了毓文书院的藏书及刻书情况。为供学子学习之需，谭子文接受洪亮吉的建议，派人与洪亮吉同至吴门选购经史子集等书籍共六十种，四千二百一十三卷。其中尤以史部为最多，计二十六种，三三五五卷，洪亮吉在书院志“书籍”一章序中说:“语录盛而经学衰，明中叶后复盛行讲章，而圣人之旨益晦。捄其弊，非研心于六经训诂之书不能挽也。是则经学宜亟讲矣。外此则廿二史可以博览古今，周秦诸子、唐宋总集、类集，可以搜采异同，增广见闻，亦儒家不可少之书也。今据书院所有者录于左，亦以经史子集分部。他日复能购唐宋以前异书以补其缺，则尤所望于后来者矣。”书院藏书由于经费的限制，其购书是有选择的。由毓文书院藏书可以看出书院是以经史为主要教学和学习内容的。书籍的选择显然体现了洪亮吉的思想和培育诸生的方法。

毓文书院经部书籍有:《周易正义》一套九卷，五本，魏王弼註、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一套，二十卷八本，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一套二十卷十六本，汉毛亨传、郑元笺、唐孔颖达疏。还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公羊传注疏》、《穀梁传注疏》、《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尔雅注疏》、《经典释文》、《说文解字》等。毓文书院史部书籍有:《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续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唐书》、《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史记评林》、《尚史》、《通志略》、《文献统考》等。毓文书院子部书籍和集部书籍较少，只有《管子》二十四卷二本、《韩非子》二十四卷四本、《淮南子》二十一卷四本等。可见毓文书院藏书偏重经史类书籍。

毓文书院除藏书外还有刻书活动。《毓文书院志》是洪亮吉在毓文书院刊刻的。嘉庆九年(1804)洪亮吉仿钟山书院体例，扉页上有“版藏月午楼”字样。纪铎、曹诚复考证，洪亮吉还在毓文书院编成了《更生斋集》十六卷，雕印成书。扉面页上有“刊于洋川书院”字样，每卷的末行分别刻有“受业吕培、谭正治、谭时治、潭贵治、吕玺、曹景先、汪宾、崔本化等校字”字样。其中尚有以上诸生和吕伟标、青阳陈蔚、陈壤、陈熟及丹徒于渊等的《题〈万里荷戈集〉》诸诗作。万里荷戈指的就是远戍伊犁事。毓文书院山长包世臣(1775—1853年)是清代学者、文学家、书法家，著有《安吴四种》(《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 《齐民四术》)，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毓文书院用活字版排印行世，其中《管情三义》、《齐民四术》是撰写于毓文书院。

清代安徽藏书较多的书院有还古书院、东山书院、桐乡书院、紫阳书院、毓文书院。就刻书而言，湖南思贤讲舍刻39种;广州学海堂刻书21种(大型丛书《皇清经解》1种);江苏南著书院刻12种(大型丛书《续皇清经解》1种);陕西味经书院刻12种;浙江诂经精舍刻9种;河南大梁书院刻9种(丛书《经苑》1种);广东端溪书院刻6种;江苏暨阳书院刻5种;鳌峰书院刻4种(大型丛书《正谊堂丛书》1种)。毓文书院的刻书活动也是清代书院刻书的一部分。藏书与刻书，是书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清代相当部分书院变为单纯考课式书院，藏书少。如清人戴均衡所说:“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近世书院多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呜呼!是不惟无以成夫贫而有志读书之儒，亦岂书院所以称名之意也哉!”［18］10一般来说，书院获得藏书主要有皇帝赐书、地方政府拨款购置、地方官或其他人士捐置、书院自行购置等渠道。毓文书院藏书由谭子文以一人一家之力购置，则较为难能可贵。当然，洪亮吉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洪亮吉在毓文书院五年，对毓文书院和洪亮吉本人都是颇为重要的一段历程。马镛教授在《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中指出:“从总体上看士民兴办的书院，占较小比例。民立的书院有的是族人专为本族子弟所建的家族书院，有的是乡绅所建，有的是士人所建，有的是富裕起来的商人建立的。如安徽族德县商人谭子文家贫弃学经商，然自幼酷爱读书，富裕后割其家资之半，创办洋山毓文书院，招四府一州之士肄业其中，为当地办了一件好事。”［19］而洪亮吉参与到毓文书院的教学与讲学活动中来，倡言经史训诂之学，于是学风为之一变，他致力于匡世济民之实学，吸引了江南名流纷至踏来，也招收培养了不少优秀学子，使毓文书院获得了不小的影响力，促使其成为“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实堪与当时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媲美，无疑地促成了这所民办书院的历史地位。可以认识到，洪亮吉一生的思想与学识在毓文书院得以体现与发扬。

［1］［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百四十三［M］．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

［2］江贻隆．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刊《学风》的文献价值［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3］［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五十一［M］．清道光刻本．

［4］［清］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十五［M］．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

［5］［清］何绍基．重修安徽通志·卷九十二［M］．清光緖四年刻本．

［6］赵所生．毓文书院志·卷一［M］//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7］［清］陈炳德．(嘉庆)旌德县志·卷九［M］．清嘉庆十三年修民国十四年重刊本．

［8］［清］孙原湘．天真阁集·卷二十三诗二十三［M］．清嘉庆五年刻增修本．

［9］［清］洪亮吉．更生斋集·文甲集卷四［M］．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增修本．

［10］［清］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六［M］．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11］［清］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七文九［M］．清嘉庆五年刻增修本．

［12］［清］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文二［M］．清嘉庆五年刻增修本．

［13］［清］裴大中．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二［M］．清光绪七年刊本．

［14］［清］王椿林．旌德县续志·卷九［M］．清道光六年修民国十四年重印本．

［15］［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典礼类［M］．清嘉庆十三年刻本．

［16］［清］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M］．清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

［17］［清］葛嗣浵．庐书画补录续录别录·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一［M］．民国二年葛氏刻本．

［18］［清］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卷二［M］．清咸丰三年刻本．

［19］马镛．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