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伟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汉字形义统一性的发生、发展与功能论

孙建伟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汉字的形义统一性源自原初造字时的“因义赋形”，在发展过程中，汉字也始终保持这种特性。这一方面是受文字发展定律的影响，同时也因认知主体对汉字形义统一特性的适配和规约。汉字的形义统一性是历史的，经历了由具体单一到抽象系统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维持形义统一性上，汉字主要采用新造异体字、新造分化字、对形体结构重新解释等手段。形义统一性又反作用于汉字，一方面赋予汉字以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又在维系形义统一性的过程中造就了大量形声字，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汉字的系统性。

形义统一；认知；构形；系统性；手段

引言

形义统一性是汉字最大的特点，汉字的这种特点是与生俱来的，一直到今天还顽强地保持着此种特性。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汉字的形义统一性也呈现出时代的特色，但汉字总是通过种种手段不断地向形义统一性靠拢。反过来，形义统一性又对汉字的功能和汉字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汉字形义统一性的发生与维系

汉字是在汉语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而来的，一方面受汉语的制约，为了很好地记录汉语，在原初造字时采用“因义赋形”的手段。另一方面，汉字又在区别律、表达律、简易律的综合作用下，始终保持着形义统一性。此外，汉字的认知主体即汉字使用者也对汉字形义统一的特点有适配性和规约性，这在某些程度上也使得汉字形义统一性得以保持或增强。

早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同音字众多，这样的特征就要求汉字能从视觉符号上将汉语不同的听觉符号加以区别，从而也就决定了汉字产生时与汉语词的紧密联系，即原初造字时“因义赋形”这一特色。同时，正是由于汉字受制于汉语，所以如果汉字发展为表音文字，则不能很好地记录汉语，无法区分众多同音词。对于汉字形义统一性特点的揭示由来已久，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的“厥意可得而说”可以看作是关于汉字形义统一性的最早阐释。段玉裁认为：“文字之始作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1]。杨树达先生在《中国文字学概要》中从语言与文字相互影响的角度阐述了汉字形义统一的事实：“文字以三事为要素，曰形，曰音，曰义。而其次第，则先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文字之作，始则因义而赋形，继则即形而表义。故本始之字形，其于义也，必相密合。此确定不移之理也”[2]。现代学者也多予以揭示，陆宗达先生认为：“最早的汉字是根据字义来绘形的，所以相当一部分的字形与字义有关联”[3]。综合来看，汉字形义统一性的缘起在于造字之初的“因义赋形”性，传统“六书”中的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多属此类；等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础字符，再通过基础字符的组合去表达比较抽象概括的词义，形声字多属此类。不管是前三种结构的直接表义性，还是形声结构的间接表义性，都在整体上决定了汉字形义统一的特点。

尽管汉字的形义统一性源自原初造字时“因义赋形”这一特点，但后世发展中之所以始终保持形义统一的特性，则与汉字遵循文字发展三定律密不可分。区别律、简易律、表达律是文字发展所遵循的一般定律，汉字也遵循这三大定律[4]421,814。在这三大定律中，区别律是手段，任何两个书写符号之间首先要求能相互区别；表达律是目的，记词符号的主要职责就是实现表达；简易律主要起调节作用，以防符号形体过于繁难，同时制约符号的数量。在具体汉字事实中，这三个定律的作用是不均衡的，有时候更强调区别律和表达律，则造成汉字形体繁化；有时更强调简易律和表达律，则造成形体简化。总体上来看，每个符号的相关属性都有个常数，不管是记词职能，还是形体构造，一旦超过临界点，便会在整体力量的控制下再次回归。就汉字的形义统一性而言，文字发展三定律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在原初汉字形义统一的前提下，文字发展定律更加促进了汉字的职能与形体紧密统一。区别律和表达律要求汉字符号间有明显区分，要求同类符号间有统一标识符，这就促成了汉字在后世的形声化，一方面满足了求区别的要求，同时也实现了形义的再次统一。然而，就汉字保持形义统一性而言，起主要作用的是区别律和表达律。

除了上面所论及的原因之外，在认知的过程中，人们对汉字既有特性的适配和规约也是汉字保持形义统一性的重要原因。上个世纪初期就有学者针对汉字的形与义的关系，从汉字学习、辨认的角度进行过实验，认为字形对字义的作用大于字音对字义的作用，单个汉字的学习和认知可以通过对已识汉字的联想而加快学习速度[5]。汉字原初的形义特点对其在后代的传承与新造有先入为主的影响，人们在使用和新造的过程中，也总是向形义统一性靠拢，这反过来也就更加促进了汉字的形义统一性。除了联想效应外，规则效应、一致性效应等也对汉字形义统一性有一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形声化实现汉字形义统一的过程中。

二、汉字形义统一性的抽象化与系统化

汉字的形义统一性是历史的，在不同时期其统一性的特点也不一样，这同各种结构的汉字所占比例有很大关系。汉字内部结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就传统“六书”分析来看，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结构的字在汉字的每个时期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早期汉字中，前三类结构所占比例较高，形声字所占比例较低，甲骨文中形声字所占比例约为27.24%[6]。随着汉字系统的不断成熟，形声结构的汉字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西周金文中形声字约占48.47%[7]，春秋金文中形声字约占51.50%[8]，战国东方五国文字中形声字约占73.13%[9]，战国楚文字中形声字约占74%[10]；到小篆时代，形声字占了绝对优势，《说文》小篆中形声字所占比例约为87.39%[11]2。上面的数据所展示的汉字内部各类结构所占比例的历史演变情况对汉字形义统一性的特点有直接的影响。以象形、指事、会意结构为主的时代，汉字的形义统一性表现为与客观事物和形象联系较密切，很多字通过形体可以得知其所记录的词义；而到了形声结构为主的时代，形符只是标记义类，仅从形体我们无法直接获知某个汉字的具体含义。同时，在汉字形义统一性问题上，还要区分汉字构形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

在象形、指事、会意字时代，汉字的形义统一性是直观的、具体的，通过汉字的形体可以直接探得其所记录的词义。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该时期汉字的形义统一性又具有特殊性，不是每个形体都与词义是直接统一的，只有笔意与词义才是直接统一的，笔势与词义的统一性则被大大削弱，有的讹变后的形体与词义则是不统一的[12]。基于笔意与笔势的这种差异，在通过形体探求词义时，我们必须探寻到笔意，而不能仅仅从笔势出发，尤其注意形体发生讹变的那些汉字。比如许慎对“为”字的解释，《说文·爪部》：“为，母猴也”。通过考察古文字形体，我们发现“为”像牵象劳作形，绝非母猴。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文》所见不在少数，根本原因在于误把已经发生讹变的形体当作原始构形来解释，从而背离了形义统一性的本真。

在形声字占主要成分的时代，汉字的形义统一性又表现为构形只能标示所记词义的类别和范围，不像绘形表义时代那样仅凭形体便可直接探得具体词义。这是因为在形声字时代，汉字的内部系统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构件有了很强的组构能力，从而每个汉字的构件无法直接展现出具体含义，而只展现出类意义。比如从“木”的字，有的表示树木名称，有的表示器物的材质是木头，通过形体我们只能得知与“木”有关，但具体含义则需借助其他手段探知。形声字时代汉字的形义统一性虽不如绘形表义时代那么直观、具体，但它使汉字形义统一性由个别上升到普遍，由单一发展为系统，客观上增强了汉字的形义统一性。

另外，在汉字形义统一性问题上，需要区分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即造意和实义。王宁先生认为，“造意是指字的造形意图，实义则是由造意中反映出的词义”[13]。造意与实义有时候是等同的，但也有时候造意仅仅是实义的形象化和具体化，造意针对的是字形本身，而实义针对的是语言当中的词义。比如“牢”，《说文·宀部》：“养牛马圈也”。甲骨文字形中，“牢”字有从“牛”的，有从“羊”的，也有的形体只有外部的轮廓，里面什么也不从。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说：“牢为兽阑，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14]。事实上，“牢”不管是从“牛”还是从“羊”，都只是造意，都是“牲口圈”这一词义的具体体现。因为“牲口圈”这一概括意义没法直接表现出来，所以只能通过具体物象的组合来为其造字。其他如“齐”的“禾麦吐穗上平”意与“齐平”义，“尘”的“鹿行扬土”意与“灰尘”义等，均是造意与实义的关系。不少早期绘形表义字都存在造意与实义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在看待汉字形义统一性时，要特别区分这两个层面。从造意层面看，形义统一是直观的，从实义层面看，形义统一是对造意的抽象和概括。

三、汉字保持形义统一性的手段

汉字在适应汉语又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情况下，常通过一些手段来保持其形义统一的特性。从汉字的记词职能入手，这些手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通过新造异体字来保持其形义统一性，通过新造分化字来保持其形义统一性，通过对汉字的结构重新解释来保持其形义统一性。上面所分三类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大类：异体字手段、构意重新解释手段属于同一类，其特征在于几个形体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记录的是同一个词；分化字手段单属一类，其特征是分化后的几个形体分别是不同的字，记录的是不同的词。

（一）通过异体字保持形义统一性。汉字保持形义统一性的手段之一即创制异体字。有时候某个字的表义性不太强时，或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某些字所表达的意义与社会生活实际相脱节的情况下，常通过添加或改换原字部件或另造一个形体不相关的写法来实现形义统一，这些新的写法与原来的形体读音与记词职能都一样，只是形体上有区别。

如“果-菓”。《说文·木部》：“果，木实也。象果形在木上。”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象果生于木之形”[15]。“果”本表果实，为象形字，象木上长有果实形。《周易·说卦》：“为果蓏”。陆德明《经典释文》：“马云：‘果，桃李之属；蓏，瓜瓠之属。’应劭云：‘木实曰果，草实曰蓏’”。文献中又有“菓”字，《广韵·果韵》：“果，木实。俗作菓”。《汉书·叔孙通传》：“古者有春尝菓。方今樱桃孰，可献”。“菓”盖因“果”的象形性在演变中淡化，且为植物结的果实，故添加“艹”旁而成。通过添加“艹”旁，更加增强了其形义统一性。

又如“砲-炮”。“砲”本为古代发射石块的战争器械，《集韵·效韵》：“礮，机石也。或从包”。曹叡《善哉行》：“发砲若雷，吐气如雨”。黄节注云：“诗所云发礮，即飞石也。其来甚古。李善云：‘礮石，今之抛石’”。到后期“砲”又指用火药发射武器，赵翼《陔余丛考·火砲火枪》：“魏胜创砲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因后来发射武器时更多用火药，“砲”的字形与用火药在形义关系上不是很契合，故而改换“石”旁为“火”旁造“炮”字，专门记录火炮义。从而在新的时代再次实现形义统一。

再如“驚-惊”。《说文·马部》：“驚，马骇也”。本指马因受刺激而精神紧张、行动异常，《战国策·赵策一》：“襄子至桥而马驚”。除了指马受惊吓行动失常外，“驚”又泛指恐惧、惊慌，《尔雅·释诂》：“驚，惧也”。《楚辞·招魂》：“宫庭震驚，发激楚些”。王逸注：“驚，骇也”。因后期“驚”更多地表示受惊吓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惊恐、惊惧、惊动等，与所从的“马”旁在形义上有了隔阂，故而又制从“心”的“惊”字，再次维持了其形义统一性。

（二）通过分化字保持形义统一性。汉字保持形义统一性更多地体现在分化字上。早期字少，相应地字的功能就多了，后期为了表义明确，常常会分化出新的字，很好地维系了汉字的形义统一性。就分化字产生的目的而言，盖有三类：为区别本义较广而分化，为区别本义与引申义而分化，为区别本义与假借用法而分化。

如“学-斅”。《尔雅·释诂》：“学，效也”。《玉篇·子部》：“学，受教也”。本指学习，《尚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获”。因学习通常是跟教授相对应的，故而“学”也表示教，《广雅·释诂》：“学，教也”。《集韵·效韵》：“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或作学”。《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郑玄注：“学，教也”。因教育时多会对受教对象施加某些措施，与“学”的形体不相契合，故而又添加“攴”旁分化出“斅”字，专门记录教育义。《说文·教部》：“斅，觉悟也”。《尚书·说命》：“惟斅学半”。孔安国传：“斅，教也”。从而实现形义的契合。

又如“解-懈”。《说文·角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本指用刀分割，《墨子·节葬》：“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在文献中“解”又表示懈怠、松懈义，《诗经·大雅·烝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又《礼记·杂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郑玄注：“解，倦也”。懈怠、松懈义多与心态有关系，且与“解”的字形不相符，故而又添加“忄”旁造“懈”字，专门记录懈怠义，从而实现了形义的再次统一。

再如“牟-眸”。《说文·牛部》：“牟，牛鸣也”。本表牛的叫声，柳宗元《牛赋》：“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文献中又假借记录眼珠义，《荀子·非相》：“尧舜参牟子”。杨倞注：“牟与眸同”。因“牟”字构形与眸子义不相契合，故而又添加“目”旁分化出“眸”字，专门记录眼珠义，从而实现形义再次统一。

（三）通过重新解释字形结构保持形义统一性。除了通过异体字和分化字来保持形义统一性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即对发生变异的形体结构重新进行解释，从而再次实现形义关系的统一。相对而言，通过这种方法来保持汉字形义统一性是比较少的。

四、形义统一性是汉字兴盛的根本动力

汉字形义统一性这一特点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有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使汉字通过与汉语保持紧密联系从而增强了生命力，同时也通过新造异体字、分化字等手段增强了汉字内部的系统性。此外，汉字形义统一的特性也便利了汉字自身属性的探寻。尽管形体是汉字的核心要素，但从汉语那儿承袭来的音读和意义也很重要，从形义统一的特点出发，不但可以追索形体的流变，也可以考证或辨析某些意义。

形义统一性对汉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赋予汉字以顽强的生命力上。汉字是否能持久的用于记录汉语，能保持其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其形义统一性。关于世界文字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三阶段论”和“两阶段论”这两种看法。三阶段论认为，从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是文字发展的基本方向，在这个前提下，有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理由是汉字的表意性。两阶段论则认为，“表音和表意是图画文字发展的两大趋势”[16]。事实上，我们认为，就记录语言而言，不管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本质上没有差别，更无所谓优劣，关键看与所记录的语言是否适应。汉字在由早期的个体形义统一发展到后期的整体形义统一，在由系统性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了其记词职能。在声符和形符的二合结构下，“音同者以义别，义同者以音别，源同者以类别，类同者以源别”[11]79，更加增强了其记录汉语的功能。

形义统一性对汉字的影响又表现在提升了汉字整体的系统性上。汉字在维系形义统一性的过程中，通过新造异体字和分化字等手段，尤其是新造分化字手段，促使汉字由早期的绘形表义结构为主发展到以形声结构为主。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部件的构字频度逐渐提高，从而汉字的系统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据学者统计，甲骨文的形位有412个，构字总量只有1380个，构字比例为1:3.35[17]；而到《说文》小篆体系中，形位数有414个，构字总量有10422个，构字比例为1:25.17[18]。小篆时代汉字部件的构字频度是甲骨文时期的十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形声字的急剧增多。正如李国英先生所言，“意符和声符的不断类化，是汉字系统化的根本条件”[11]12，汉字形声化的过程是“由形义脱节到在新的基础实现形义关系再度统一的表意回归过程”[11]80，在这个过程中它完成了表义系统的构建。如此看来，汉字整体的系统化与汉字形义统一性的实现是相互促进的。

形义统一性对汉字的影响也表现在考证疑难字、辨别辞书中的相关释义等方面。既然汉字的形义是统一的，那么通过形或义任何一方面，都可以探求其余的方面。段玉裁在给《广雅疏证》的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19]。最早利用汉字的形义统一性进行汉字阐释的当属许慎的《说文解字》。杨树达先生认为，《说文解字》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对汉字形义统一规律的发掘、证实与利用：“时至秦汉，文字通用隶书，字形既非本始，则义无可求。于是字例不明，野言日炽。许君戚然忧之，于是溯其形于古籀，探形体之真源。上承仓颉，博访通人。既就形以求义，复即义以说形……向无许君，则‘马头持十’之论，‘屈中止句’之言，日肆披昌，文字之真，将晦盲千古”[2]。事实上，不管是清代昌明的传统语言文字研究，还是二十世纪兴盛的古文字学，抑或是近几十年来繁荣的楷字考辨与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即把握并充分利用汉字形义统一性这个特点。

五、结语

汉字之所以到今天仍然在使用，与其形义统一性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汉字的形义统一性源自原初造字时的“因义赋形”，在发展过程中又始终保持这种特性。这一方面是受文字发展区别律、表达律的影响，同时也因汉字认知主体对汉字形义统一性的适配和规约。汉字的形义统一性是绝对的，但同时也是相对的、是历史的，统一性在每个时期都表现出相应的时代性，在以象形、会意、指事结构为主的时代，汉字形义统一性体现为形体与所记词义的联系比较直观，通过形体常可获知所记词的具体含义；在以形声结构为主的时代，汉字形义统一性体现为形体与所记词义的联系比较抽象，通过形符只能获知所记词的义类，具体词义则需要进一步考察。同时，在看待汉字形义统一性时，要区分汉字构形所蕴含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在维持形义统一性上，汉字主要采用新造异体字、新造分化字、对形体结构重新解释等手段。另外，形义统一性对汉字自身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赋予汉字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书面上很好地区分了汉语中的众多同音词；另一方面，汉字在维系形义统一性时，通过分化手段造就了大量形声字，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汉字的系统性。同时，汉字的形义统一性也使得汉字的形体与意义之间可以互求，进一步增强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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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2.

Discuss the Unity of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about Chinese Character

SUN JIANWE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The un ity o f for m an d m eaning ab out Chinese C haracter ori ginates from creation form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s at first. And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Chinese Character always keeps this feature. On one hand,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character development law;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restrained by cognitive agent. The unity of form and meaning about Chinese Character is historical: In the time when th e main Chi nese Char acter struct ure ap plies pi ctographic method, associa tive method a nd indicative method, the contact of Chinese Character shape with meaning is very directly; but in the time when the main structure uses Picto-phonetic method, the contact of Chinese Character shape with meaning is very abstract.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form and mea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sually formed by creating new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new differentiated graph, and by reinterpreting the body structure. The unity of form and meaning has much influence on Chinese Character, giving strong vitality to Chinese characters, creating many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in the process of k eeping the unity of form and meaning about Chinese Character, thus promoting the systematicness of Chinese Charac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y of form and meaning about C hinese C haracter makes it possible to searc h for the body rheol ogical by meaning, conversely, also possible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by body rheological.

The Unity of Form and Meaning; Cognition; Configuration; Systematicness; Measure

H03

A

1008-472X(2015)01-0106-06

本文推荐专家：

邓福禄，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字学、文献整理等。

王立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字学、训诂学、典籍整理等。

2014-11-19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字书字料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CYY060）；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3年度委托项目“新旧字形使用状况调查”（WT125-49）。

孙建伟（1984-），甘肃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词汇学、对外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