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龙，赵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崇高与荒诞：人性深度之美
——《白鹿原》审美意蕴之四

陈元龙，赵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历史走过的地方有生命，更有人性。《白鹿原》塑造了践行仁义之理的主人公白嘉轩、传统文化培育的人格代表朱先生，将传统道德下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之淳表现得淋漓尽致；刻画了虚伪阴险、贪恋权势的鹿子霖、贪婪狠毒的革命投机者白孝文、自甘堕落、放纵情欲的田小娥，将个人的欲望与特定的传统文化环境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的人性之恶无情地展示出来；描写了走不出封建宗法礼教的白嘉轩、生性叛逆善恶交织的鹿兆谦，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人性论观点，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中看人性，突显出人性的复杂多面性。《白鹿原》以对封建文化濡染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的深入剖析，在人性深度上呈现出崇高与荒诞相统一的审美意蕴。

白鹿原；人性；审美意蕴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忠实于生活和历史，塑造出众多个性迥异的人物。他从人性入手，对封建文化濡染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进行深入剖析，不粉饰也不去回避，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引起广大读者共鸣，也突显出作品的艺术价值。本章分别从人性之善、人性之恶，以及人性之魅来探寻《白鹿原》的人性深度之美。最后从审美学的角度出发，人物内心欲望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崇高与荒诞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类型，也带来了人性深度的审美意蕴。

一、人性之善

关中平原，俗称三秦大地或八百里秦川。这里风高土厚，民风淳淳，《白鹿原》中的许多人物，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白灵等等都是古风尚存，充满传统道德下人性善的光辉，以个人品格而论，他们身上都有许多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被肯定被发扬的东西。

（一）践行仁义之理的主人公白嘉轩

白嘉轩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宗法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典范，小说特别肯定了他身上的传统美德。身为“仁义白鹿村”的族长，他一生都在践行仁义之理。他重名节、识礼仪、明是非、守节操，行事光明磊落，常怀仁义之心；他热爱土地和劳动、信奉自耕自食、勤劳节俭的立身立家纲纪。他组织修订乡约，规范村民的道德言行，修缮学堂，为村民求雨祈福，周济李家寡妇渡过难关，将“仁义”二字世代相传；他对鹿三以“三哥”相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1]。这份难得的“义交”是他善良淳朴、重义轻利一面的真实写照。黑娃派匪徒抢劫白家，事后白嘉轩并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接二连三搭救，他把所有的怨恨和敌意都化解在宽容之中。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气节，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在现今社会乃至将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或缺，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的。

（二）传统文化培育的人格代表朱先生

除了族长白嘉轩外，这里还有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朱先生。作为《白鹿原》中最耀眼的闪光点，朱先生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传统道德下人性善的光辉在他身上有着集中体现。一方面，他饱读诗书，淡泊名利，洞察世事，时时刻刻关心着白鹿书院以外的风风雨雨，关注着百姓生灵的疾苦盛衰。他制定乡约、禁植鸦片、赈济灾民、劝退清兵、强力支持白嘉轩办学堂、组织公祭抗日烈士，身体力行地将儒家传统道德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时代变迁面前，他又能清醒地对自己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为己任，拒绝出仕为官。先办白鹿书院，后编滋水县志，他不为名利，只为记录历史，保护文化，造福子孙。虽然最终无法摆脱走向没落的历史使命，但朱先生身上依然闪耀着无穷的人格魅力，他渊博的学识、磊落的胸襟、圣贤的气魄、无私无畏的品格以及勇于担当的豪气，承载着传统文人太多的优秀品质。

陈忠实善于在平凡中发掘生活的底蕴和善良淳朴的人性品性，力图从关中底层农民的生命体验中发掘那些注入心房的特质，鲜活、真实、而又令人感动。鹿三对白家忠心耿耿，一辈子都在践行一个“忠”字；冷先生治病救人，不计贫富追求的是一个“义”字；贺老大被活活墩死却，用血写出了一个大大的“信”字；黑娃拜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体现的是一个“礼”字，还有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白灵，温柔善良、勤劳贤淑的的仙草，以及随和坚毅、把一生交给革命事业的鹿兆鹏，他们分别在不同的侧面展现出人性中的真善美，共同构建了作品中传统人文道德的丰碑。正是这样一群各自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人物形象，《白鹿原》才能够在现代文学长廊里发出夺目的光辉。

陈忠实通过对人性的深层透视，把对关中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对人性真善美的讴歌和传递，这种发掘生命美、心灵美的探索潜藏着一种深沉的力量，扣人心弦。《白鹿原》将传统道德下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之淳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人物身上美好的品格以及沉默的道德，在当今乃至将来都是应该被好好珍视的。

二、人性之恶

人性欲望不能失去理性的规范和约束。个人的欲望与特定的传统文化环境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不可妥协，人性的恶、荒唐的一面就被激发出来。风云变幻的时代下，权势、贪婪、情欲……白鹿原上演着一幕幕人性恶的尔虞我诈。

（一）虚伪阴险、贪恋权势的鹿子霖

鹿子霖、白嘉轩作为同样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人格和精神的较量上，白嘉轩的刚直仁义、以德报怨，多体现出人性善的一面，而鹿子霖的阴险邪恶、好色虚伪则体现出人性恶的一面。鹿家祖上“勺勺客”去世前留下遗言，希望子孙能够出人头地，过上被人伺候的日子，这种虚荣可以说是不断侵蚀着鹿子霖心中的善。他表面和善，坚守封建文化，与白嘉轩一起努力维护白鹿原上的统治，看上去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内心实则阴险淫荡、心怀鬼胎，阳奉阴违。在官场上，他贪图权势，自私贪婪。在族长位置受制于白嘉轩时，为了过足比烟瘾还大的官瘾，他甘愿与田福贤一道为虎作伥，剥削乡民，残害百姓，充当反动势力布置在村社里的爪牙。在生活中，他对人对事都缺乏仁义之心，奸诈好强、趋炎附势、唯恐天下不乱。人性的本能让他垂涎小娥的美色，在假仁假义的背后，他威胁引诱小娥，发泄一己私欲。他风流成性，不但与小娥通奸，在原上长得像他的“深眼窝长睫毛”的干娃可坐三四席。他还设计陷害白孝文，当着众人面揭白家的房子，在精神、信念上摧残白嘉轩。

（二）贪婪狠毒的革命投机者白孝文

白孝文作为白家长子，他是白家的继承人，是未来的族长。与小娥偷会的事情败露后，他遭到父亲刺刷，同时也刷掉了封建礼教囚禁在他身上的枷锁，从那以后他不再活在父亲的影子里，也无需按照父亲的安排去生活。传统的忠孝、礼教在他的意识中一点一滴地淡化，人性恶的一面迅速膨胀，贪婪狠毒逐渐暴露出来。首先是贪婪。由一开始在小娥的诱惑之下轻易上钩，到后来妻子饿死、卖房卖地都不能阻止他走进那个“万恶的窑洞”，可以看出他的贪色纵欲。还有就是贪恋权利，在鹿子霖假扮好人把他推荐给田福贤后，他顺利当上团长，之后急功近利，追求名利，很快爬上保安团营长的位置，成了滋水县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次是狠毒。他与小娥厮混，不顾家里妻儿的死活，为了抽大烟可以卖房卖田，和父亲断绝关系，和灾民抢舍饭。最后急于抢功，不择手段地杀害张团长，逼走焦振国，并不顾父亲的弯腰求情，残忍地枪决黑娃，独揽滋水县的大权。结尾处，他已经完全从白嘉轩设计好的样子变为了暴露自己内心欲望的样子，辛辣狠毒的一面显露得淋漓尽致。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工于心计、贪权好色、卑劣无耻的人性。

（三）自甘堕落、放纵情欲的田小娥

田小娥作为《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得最具悲剧性的一位，在她身上，善良与愚昧并存。她大胆、执着、爱憎分明，具有很强的反叛意识，但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盲目行为，她的精神远远没有达到自觉抗争的高度。在人性欲望与封建秩序产生冲突面前，她选择了步步妥协，走上一条放纵情欲的道路。田小娥最初不甘心做郭举人的性奴，在与黑娃偷情败露后，她被家人驱逐出门，随黑娃回到原上。黑娃闹农协失败出逃之后，鹿子霖趁机向孤独无依的小娥伸出了魔爪，这不仅使小娥在人格上、肉体上遭受蹂躏，也使她从一开始的追求真感情走向放浪、不检点的无底深渊。设计与狗蛋调情，勾引陷害白孝文，直至最终被鹿三杀死，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本应该知书达理、清纯美丽的女人在性的道德上走向了恶的一面。一方面是当时封建文化秩序所造成，另一方面则是她的主观原因，当她陷入欲望深渊发觉以色示人的甜头，内心的淫邪被勾出来，开始为人不齿的放荡生活。人性中的恶，在对待性的思想上的不道德战胜了她原本清纯、善良的一面，导致她之后一步步沦为鹿子霖的猎物以及满足他淫欲的工具。

陈忠实对小说中人物人性恶的表现，凝聚了他的深层思考和领悟。人集善恶于一体，只有认识了人性之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剖人生。

三、人性之魅

封建文化渲染下人物的性格表现在人性之善、人性之恶外，更多的表现于人性之魅。人性之魅也就是人性的丰富多变，善恶无法定论。陈忠实在小说中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人性论观点，采取了人性善恶兼有的现实主义的态度[2]。他将人物命运置于混乱变迁的大时代中，个人主观性格与客观历史潮流相互碰撞，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中看人性，更加突显出人性的复杂多面性。不管是白嘉轩、黑娃、还是田小娥，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包容着这种人性的复杂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难以用好坏和善恶来评价。

（一）走不出封建宗法礼教的白嘉轩

白嘉轩是《白鹿原》开篇出场的第一个人物，也是小说中个性最具复杂性的艺术典型。他一生为善，但是作者并没有将他完全美化，在“善”之外，也有“恶”。他是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又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制的忠实践行者。在他宽厚仁爱、节俭自律的优良美德背后，也有封建文化铸就在他身上的残酷性、封闭性的一面[3]。他不准黑娃和小娥进祠堂，对投身革命的白灵狠心断绝父女关系，驱逐儿子白孝文，他的家长制作风带给黑娃、小娥以及白灵很多的不幸。他对违反封建礼教的行为大加惩罚，毫不心软，没有丝毫人性的同情与怜悯之心。同时白嘉轩又是一个工于心计，处处维护白家利益的地主。他和鹿子霖明争暗斗，在万无一失又不露蛛丝马迹之下巧夺鹿家的风水宝地。为了赚取巨大收益，他不顾鸦片对社会与人民的危害，在白鹿原上第一个种植鸦片。他固守宗法礼教，给死去的小娥修庙造塔，让她永世不得见天日。他一手策划三儿媳向兔娃借种生娃，以传宗接代。可见白嘉轩的局限就在于其永远走不出封建宗法礼教，这也是白嘉轩人物性格丰厚深刻的原因。

（二）生性叛逆、善恶交织的鹿兆谦

人性之魅更有利于塑造出丰满、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黑娃作为小说中塑造的逼真、深刻的叛逆者形象，在他的品性中，我们可以更加集中的看到善与恶、正与邪、反抗与皈依的复杂人性。黑娃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因贫穷而心生自卑和叛逆。他性子野不喜欢读书，不愿听从父亲的安排为白家做长工，但是不管之前的黑娃多么调皮捣蛋，直至他与小娥不被族人接纳，拒进祠堂，闹农协失败之后，他人性“恶”的一面才开始逐渐暴露。公报私仇，砸烂祠堂，投靠土匪，杀死鹿家老爷子，打断白嘉轩的腰，这时候的他有地痞无赖的恶的一面。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之后的黑娃，潜心求学，为的是混账半生后，能够做个好人。黑娃一改往日的恶劣习性，一心向善，从一个作恶多端的土匪二当家，一层层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真正求学问修心性的好学之士。从此，他的人性真正地走向了善和美，真正地变回了“鹿兆谦”。新中国成立后，黑娃被任命为副县长，在最不该死的时候，善良单纯的黑娃因为缺少防备之心，牺牲在白孝文的政治阴谋中。善恶交织的复杂人性、无可预知的前途命运，可以说是对黑娃短暂的一生最精准的概括。

人性之魅就在于人性复杂，善恶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没有永久的善也没有永久的恶。田小娥在受尽白眼和冷漠的同时还能够勇敢追求真爱，甘愿和黑娃一起过贫苦的生活。在白孝文潦倒堕落之后，她心生忏悔与怜悯，在鹿子霖如愿报复白嘉轩后，她痛快淋漓的对鹿子霖进行了一番嘲弄与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给田小娥下一个“善”或是“恶”的定义。从持家孝子变为奸淫逆子的白孝文，不曾改变的是他对父亲白嘉轩的孝顺敬仰。虚伪可鄙、毫无道德感的鹿子霖也有他精明、随和、富有组织能力的一面。“关中大儒”朱先生，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为避瘟疫，建议在小娥的窑洞上建塔镇妖邪，他的人性深处也有守旧的一面。

《白鹿原》在人性和人的心灵层面展开的是有别于政治层面的历史的深度和丰厚性。他没有简单的将人性划分为善或恶，而是始终遵照生活的逻辑，还原历史进程中人性的本来面目，对人物身上的个性既不刻意拔高，也不人为渲染。人性因不完美才更显现其真实性，小说中人物性格善恶的难以区分、不可定论正是《白鹿原》独特魅力的充分展现。

四、崇高与荒诞：人性深度的审美意蕴

文学即人学，文学的深度也体现在作者对人性探究的深度上。《白鹿原》在人性深度上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内涵，人物内心的欲望与伦理道德相互冲突与对抗，难以妥协，从而形成了崇高与荒诞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类型。崇高与荒诞，或者说是规范与欲望，构成了人性深度的审美意蕴。

（一）“崇高”的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的类型有优美、壮美、崇高、荒诞、滑稽等等。崇高作为肯定性审美范畴，标示着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它是人自身精神力量胜利的愉悦，是人超越自身的一种境界，它预示着主体对矛盾的解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崇高的审美价值也就是指具有“崇高”这种独特审美属性的艺术对象，能够在审美活动中唤起审美主体“崇高感”的审美体验。崇高的审美价值类型具有非凡的、伟大的审美特征，它使审美主体在审美关照中迸发一种激昂、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发人们挑战、克服自身的渺小、卑琐与平庸。

崇高这一理念，支撑着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大厦，不管是人类还是社会的发展历程，都是对崇高的道德仁义与理想信念的呼吁和追求。《白鹿原》中，读者的崇高感更多来自对人物身上伦理道德的呼唤。儒家思想强调个人通过德性修养将道德变为内在自觉的规范，小说中的白嘉轩、朱先生将仁义、正直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品格，肯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带给人一种深厚的理性力量[4]。白嘉轩一生都在忠诚的恪守着他所信奉的道德律令，严于律人，更严于律己。身为族长，他上没有阿谀奉迎，下没有恃强凌弱，他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腰杆被打断而意志消沉，也不会因为一时成就而得意忘形。他自身所具有的崇高人格，使他尽管在政治舞台上默默无闻，却依然能够在原上威慑民心，他身上最朴质的道德，让人心生一份崇高与敬畏感；朱先生一生恪守儒家的伦理规范，他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相统一的正人君子，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经透世事，又超然于事外，他从不介入任何政治纷争，却能够在涉及百姓利益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他在超越世俗琐事中关照自己的内心，追求人性的自由，他使人感到的是对一种对自我使命的崇敬；传统需要坚守，也需要革新，白灵为信仰而革命，她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梦想，在国家前途生死未卜的动荡年月里，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白灵最后因革命而牺牲带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崇高的信仰如灯塔，指引着人向理想的目标而迈进，不管是白嘉轩、朱先生对道德仁义的坚守，还是白灵对革命信念的追寻，都使人进入到了崇高所带来的那种特殊的审美体验中，读者在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的同时，还从内心迸发出一种振奋、向上的精神力量。

（二）“荒诞”的审美价值

荒诞作为否定性审美范畴，产生于个人的欲望、呼唤与现实秩序、道德规范剧烈的冲突与对抗中，矛盾难以协调，因而造成悲剧。作家尤奈斯库对此有精辟而独到的表述，“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在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5]。荒诞体现出的就是丧失信仰，人生荒谬、虚无、无意义。它是对真与善的分裂、混乱、颠倒和扭曲，是对真善美的否定和践踏，在形式上表现为病态、恶劣、滑稽和可笑，但同时荒诞还能够发人深思，它从反面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发出光亮，激发起我们人类对自身的思考。

人性向善是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道德规范的约束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然欲求常常与伦理道德产生冲突，离开规范的约束，人性恶的一面就会挣脱束缚，使人性之恶超乎其善性。《白鹿原》中陈忠实真实地揭示了欲望与道德的冲突，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多变。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下，不论是外表道貌岸然，内心虚伪奸诈的鹿子霖，还是从持家孝子到奸淫逆子的白孝文，亦或是从盲目反抗到一任堕落的田小娥，他们的人生都充满了现代悲剧的荒诞感，展现出人格分裂中所迸发的恶与荒谬的一面。

鹿子霖，一个私欲膨胀、好色可鄙的伪君子，他腐朽堕落的人格特征无法唤起人们的崇高感，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得更多的是掩藏在人性深处的丑恶。他与世俗道德背道而驰，对名利无限崇拜和追捧，这些都可以说都是荒诞的表现。他的种种丑态引发人们的嘲笑，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下场让读者大快人心，作者无情的揭露大大增添了他的形象带给人的荒诞感；白孝文的一人生也充满了荒诞与滑稽，命运一次次地和他开玩笑，先是让他从未来族长的位置堕落到街边乞讨的低谷，之后又把他推向权利的巅峰，结尾的他毫无忏悔之心，有的只是泯灭的人性和对权利的向往。白孝文的堕落体现了人欲对传统道德的强大破坏力，他在伦理规范下长大，是被寄寓厚望的持家孝子，然而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与作用下，他人性恶的一面急剧膨胀，精神在扭曲中放浪与颓败，最终以自己的丑恶姿态对传统道德进行了彻底的背叛与颠覆；没有信仰，没有信念，人是无根由的存在，小说中放纵肉欲、无视礼教道德的田小娥，她身上最集中地反映了传统伦理与个人情欲之间的冲突。她种种荒诞的表现与感受，反映着她对社会、对人生的不满、焦虑与迷茫。从她的生命体验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人类生存的困窘与无奈，反抗与荒诞。黑娃的人生也充满了荒诞感，不管是砸祠堂还是当土匪，他的反抗都在无意识中进行，他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他每次的人生抉择都是在困境中的左冲右突，他叛逆的人生带给读者的是一份沉重、悲怆与荒谬的审美体验。

小说里人物性格的反差带来崇高与荒诞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类型。作者一方面对朱先生、白嘉轩等人身上的崇高道德、人格加以高度赞誉，同时又能够清醒地对强大的人性欲望对传统道德所带来的破坏给以冷静的思考与揭示。

《白鹿原》这部壮丽的史诗作品，陈忠实通过勇敢正视和表现人性的善、恶，刻画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性冲突，揭示了个人命运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面前所体现出的虚无渺小、难以捉摸，带给读者深刻的真实感与生命力，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作者对人性深度之美的深刻把握，正是《白鹿原》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1]李益,王聪.浅析《白鹿原》中白嘉轩矛盾的儒者形象[J].作家,2008(12):20.

[2]夏祖恩.《白鹿原》的现实主义精神初探[J].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0(3):4.

[3]杨霞.善与恶的交织——论《白鹿原》对复杂人性的揭露[J].文学界,2011(7):54.

[4]黄建国.论《白鹿原》的生命意识[J].小说评论,2004(5):69-73.

[5]埃斯林.荒诞派之荒诞性[M]//伍篓甫.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58.

Sublime and Absurd: Beauty of the depth of Human Nature——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White Deer Plain

CHEN YUANLONG, ZHAO 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1)

History walks thr ough where there is life, more human. Shaping a righteousness actor---Bai Jiaxuan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nurtured pers onality---Mr. Zhu, "White Deer Plain" shows h umanity of beauty an d humanity of g oodness in cisively and vi vidly under tra ditional m oral. Portraying Lu Zilin as a s inister, fictitious man lusting after power, Bai Xiaowen as a greedy and vicious revolution sp eculator, a nd Tian X iao’e as a l ustful woman, it s hows ou t h uman e vil c aused by i ntense contradictions and c onflicts betw een pe rsonal desires and a sp ecific cul tural e nvironment m ercilessly. Describing B ai Jia xuan w ho c an n ot get o ut of t he feuda l pa triarchal propriety, and re bellious n ature interwoven Lu Zhaoqian, it abandons the metaphysical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itnesses humanity in the history and changes over time, and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and versatility of human nature. Under the feudal culture immersion, i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plicity of characters, it reached the unity of the sublime and absurd on the depth of aesthetic.

White Deer Plain; humanity; aesthetic implication

I207.4

A

1008-472X(2015)1-0094-06

本文推荐专家：

赵伯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审美文化。

吴宝玲，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文学与媒介。

2014-11-09

陈元龙（1964-），男，山西临猗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 婧（1989-），女，山西襄垣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