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龙，赵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文学

形态与价值：文化广度之美
——《白鹿原》审美意蕴之三

陈元龙，赵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精彩纷呈的文化形成了《白鹿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小说所描写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农耕文化、祠堂文化，以及具有传承性的岁时节庆礼仪、艺术文化民俗，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审美心理和审美情感；以对仁义忠孝文化、宗法家族文化等厚重的儒家文化的反思，在对糟粕部分给以尖锐的批判的同时，更多地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赞颂；通过小说中人物对文化形态的把握来探索与思考多种文化形态中所闪耀出的人文光辉，从而在文化广度上呈现出形态与价值相统一的审美意蕴。

白鹿原；文化；审美意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性情喜好，或多或少都会因所在地域的“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烙印。我们从出生就要受到所在地域的地理影响，人文熏陶，从而形成这个地域群体特有的风土习性，这种群体上的性格差异，反映到文化上面，便呈现出斑斓多彩、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小说中广阔的地域文化、丰富的民俗文化渗透于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更是贯穿小说始终。思想意识形态的差异形成了文化的千差万别，也揭示了文化广度的审美意蕴——形态和价值。

一、广阔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在某一特定地域范围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地域文化与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审美心理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关中土地积淀于陈忠实生命情感的深处，他的创作风格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关中地域文化的影响。《白鹿原》中浓厚的地域文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方言文化

方言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1]。《白鹿原》中陈忠实运用大量关中方言，准确传神地刻画出关中人民的言谈心理，原汁原味地为我们展现了关中的地域风俗。

《白鹿原》的故事发生在西安东郊的白鹿原上，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就是地道的关中方言。例如田小娥称呼鹿三为“大”、白嘉轩的孩子们对鹿三喊“干大”，这里的“大”是对父亲的一种特殊的称谓。小说中“白嘉轩却幸灾乐祸似的笑着说：‘这回把碎崽娃子跑美咧!’”[2]302。此处的“碎崽娃子”类似于陕西方言中常见的“碎娃”，意指微不足道的小孩儿，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称呼。而句里的形容词“美”在关中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在此处意为很尽兴，很过瘾。看似朴实的关中方言，以其强烈的表现力，为我们展示了浓浓的关中味儿。再如“鹿子霖痛痛快快咥了一顿，喝了一通，谝了个尽兴”[2]214。这里，“咥”和“谝”两个方言口语极富关中特色。咥的意思就是“吃”。形容大吃，猛吃，吃得狼吞虎咽。“谝”作为陕西话中出镜率非常高的字之一，通常指闲谈，聊天，这里指鹿子霖聊天聊得尽兴。这简单的两个字眼，既突显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又将关中人憨厚豪放的性格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此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语气词“啥”、“哩”、“咋”、“咧”等的使用，生动活泼，逼真地营造了小说中人物对话的语境，增添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

（二）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我国农耕时代的文化产物。中国是一个乡土大国，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农耕文化。《白鹿原》通过“白家木匣子”、“鹿家勺勺客遗训”以及神秘美丽的白鹿传说，将白鹿原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农耕文明。白鹿原地处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气候温暖，土壤肥沃，十分适宜农业的发展。这里的农民信奉耕可致富，耕是生存之本，他们的生活无法脱离土地。白嘉轩的祖上依靠节俭来置办良田，实现发家致富。鹿子霖的祖上即便在城里做“勺勺客”发家之后，还是要回到原上置田买地修筑房屋。还有主人公白嘉轩，他一生都在恪守“耕读传家”的古训[3]。他一年四季与鹿三一起在田里锄草犁地，即便被黑娃打断了腰，他在床上躺了一百多天，仍然要重新抓起犁把儿。他让孝武跟着鹿三进山背粮以让他明白粮食的不易和耕种的辛苦。夜里他秉烛领两个儿子看镌刻在门楼上的“耕读传家”，又引到院庭重温刻在两根明柱上“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一次次的告诫儿子们白家以耕读传家的活法。可以说，以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传统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白鹿村人。根深蒂固的农耕思想造就了他们淳厚、古朴的民风，也从更深一层影响着他们的处世哲学。

（三）祠堂文化

祠堂不仅是一个村落的地标性建筑，更是民族文化的符号之一。与西方信仰上帝不同，中国民众的信仰大多来自于祖先。祠堂里供着整个宗族的祖祖辈辈，崇宗祭祖，祠堂也就成了这种信仰的一种载体。《白鹿原》中，作者通过祠堂文化，将浓郁的关中地域特色融入读者的阅读体验中，为我们了解关中、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

祠堂在我国历史悠久，它受家族观念的影响而产生，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在关中地区的村落里十分普及。小说里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供奉同一个祖先。祠堂还是办理婚嫁娶丧、执行家法族规的场所。新媳妇儿过门，进祠堂拜祖是一项重要的仪式。白嘉轩一句“进不了祠堂”就足以否定黑娃的婚姻。鹿兆鹏的婚礼是被鹿子霖一巴掌扇进祠堂的。白孝文的婚礼则是在族人的见证下，新人到祠堂叩拜祖宗，仪式隆重而热烈。除了婚礼与祭祖，鹿兆海的葬礼也是在祠堂里完成的。祠堂还是维持家族秩序的圣地。不论是白嘉轩惩戒赌徒、还是“刺刷”狗蛋和田小娥，小小的一座祠堂，却俨然是一个维持宗族内部秩序的重要场所。祠堂还是族内子孙接受教育的地方。白鹿原的学堂设在了祠堂内，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就是学堂里的第一批学生。此外，祠堂还凝聚着乡民们的精神寄托和信仰。面对上个世纪前 50年的战乱频繁，瘟疫四起，祠堂里的各种祭拜仪式恰恰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浓郁的方言文化，古朴的农耕文化以及悠久的祠堂文化为我们展现了富有关中特色的地域生活，我们在欣赏作品中也能够观赏到这一带农民多姿多彩的生活特色。

二、丰富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它是民间民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以及生活习惯。《白鹿原》丰富的民俗文化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不论是日常生活民俗，婚丧娶嫁礼仪，还是岁时节庆风俗都鲜活地展现了农村生活的原生态，充满着浓郁的关中特色。

（一）日常生活民俗

《白鹿原》把关中人民的日常饮食以及衣饰穿着等自然而巧妙地穿插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关中浓浓的乡土人情。

关中饮食以尚俭为特色，多以馍和各类面食为主，在餐桌上很难见到鱼肉荤腥等丰富多样的菜品。罐罐馍、锅盔、蒸馍、包谷糁子、馄饨、臊子面等等全面展示了颇具北方特色的饮食习俗。臊子面在逢年过节等重要场合用来招待亲朋好友，有着长寿、长久的美好寓意。白灵和兆鹏假扮夫妻期间，白灵给兆鹏做了一碗臊子面，这道关中传统特色面，让兆鹏吃出了原上的味。“合欢馄饨”有着美好的象征和意蕴，新婚之夜新郎新娘在洞房中吃“合欢馄饨”，祈福新人婚姻生活合合美美。白嘉轩的三儿子孝义新婚当夜，在给亲戚们叩头之后，二儿媳就请示婆该煮合欢馄饨了。朱先生对包谷糁子情有独钟，鹿兆鹏认为世界上在没有比芥菜水饭更好吃的东西。简俭的饮食习俗，是白鹿原人知足节用务农思想的生动再现。

与简俭的饭食民俗相应的，白鹿原人在日常穿着也是以古朴为审美特色。服饰多以自纺自织、自裁自缝的布衫、棉袄、长袍、短袖衫、大襟、半截裤等为主，很少见一根洋绫一缕绸缎。

（二）婚丧娶嫁民俗

婚丧娶嫁作为一种常见民俗现象，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礼仪文化。《白鹿原》开篇就围绕白嘉轩七次娶妻而展开叙述。可以说七任妻子的迎娶过程，每一次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关中男子娶妻的真实写照。在那个年代，婚事都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比较普遍。找媒人、合八字、行聘礼、定亲，婚礼、闹洞房、回门，这可以说是一套比较完整的婚嫁礼仪。白嘉轩在娶第六任妻子的时候，对方父母要求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可折成银洋，但必须一次交清，在当时可谓是极高的聘礼。这里也从侧面反映了买卖婚礼中“聘礼”的重要。小说中孝义结婚当天，“新婚祥和欢乐的余音缭绕到鸡叫三遍，贪图新媳妇姣美脸蛋子的闹房的小伙子们才最后离去”[2]417，婚后第二天早晨白嘉轩嘱咐孝义早起拾掇整齐，回门学得活泛一点。这些细节描写都为我们展现了关中传承多年的婚嫁礼仪。

《白鹿原》还涉及了不少丧葬礼仪民俗。受“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影响，关中实行的是传统的土葬。小说中通过报丧、吊丧、入殓、送丧、下葬等词语把关中的丧葬习俗展现出来。丧葬民俗作为几千年文化传承中的一部分，体现了人们对生死、灵魂的敬畏，也是我国传统儒家孝道观的重要反映。

（三）岁时节日民俗

《白鹿原》中大量岁时节日风俗的描写展现了关中传统文化特有的魅力。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在白鹿原上也不例外。腊月三十研磨裁红纸写对联，除夕之夜，家家包饺子，大年初一燃香火、放鞭炮，男男女女带着孩子汇集到祠堂祭拜祖宗；除去过年之外，麦子收完新粮归仓之后的“忙罢会”又是原上另一个轻松欢快的时月。村民们提着各色花馍乐颠颠地去走亲访友，各村不是搭台子演大戏，就是演灯影耍木偶。“忙罢会”的看戏，也是白鹿原上为数不多的娱乐形式；白鹿原上清明节上坟烧纸荡秋千的习俗，相信给不少读者都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这一天可以说是原上唯一轻松活泼的一天，家家户户上坟烧纸之后，集中到祠堂祭奠祖宗，随后就都簇拥在了碾子场上，这里的两棵香椿树作秋千架子，大家不分男女老少，不论门族尊卑，都可以到秋千架上表演一番。那种全身心放松的欢乐和自由正是白灵对原上最清晰最美好的记忆。

白鹿原上的人们用最淳朴、最传统的方式表达着节日的喜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从这些富有特色的节日民俗里我们可以瞥见关中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

（四）艺术文化民俗

作者把关中多彩的艺术文化完美地融入到了原上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秦腔”又称“乱弹”，是关中地方戏曲，也是人们一项重要的娱乐消遣方式。白鹿原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都是秦腔戏的崇拜者爱好者。逢着哪个村子唱戏，某村某户人家办丧事请鼓手为丧者安堂下葬，鹿三一定要赶过去过一回戏瘾。看秦腔戏也是鹿子霖的一大喜好，他在兆海那儿住的时候，每晚都要特意去三意社欣赏秦腔。还有戏迷白孝文正是在看《走南阳》——“刘秀调戏村姑”的时候，被田小娥勾引进窑洞。《白鹿原》还对关中民间有着悠久历史的“唢呐”、“锣鼓班子”等进行了巧妙的展示。“唢呐娶亲”是关中婚礼的一大特色。白嘉轩的六个媳妇是在呜哇呜哇的唢呐喇叭的欢悦曲调里走出门楼的。豪放、激昂的唢呐声正是关中人婚嫁时喜悦心情以及达观性格的真实写照。“锣鼓班子”作为陕西人一种重要的娱乐工具，每个村子的锣鼓班子各具特色，逢年过节，亦或是各种喜事，无不锣鼓震天。小说中提到白鹿村的酥家伙算得上白鹿原上最负盛名的锣鼓班子，声音细淑婉转，听来优雅悦耳。

此外，作者在小说中还不失时机地穿插了庆贺白嘉轩长子出生、长女白灵满月，给父亲迁坟的仪式以及民间给孩子起名的习俗等等。陈忠实把关中这些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穿插在小说的叙事中，再现了传统村落真实的生活面貌，折射出大时代下小社会的历史变迁，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含量和艺术价值。

三、厚重的儒家文化

漫长悠久的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所占的位置尤为重要也最为根本。在陈忠实的笔下，儒家思想在原上深入人心，绝大多数的白鹿村人都或多或少的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即便作者对儒家文化的糟粕部分给以尖锐的批判，但从根本上来看，他更多的是对代表中国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赞颂。

（一）仁义忠孝文化

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即仁爱和正义。白鹿村是有名的仁义村。白秉德老汉从不打骂长工，也绝不克扣工资，他资助鹿三娶媳妇，在白家做过雇工的人都和他成为交谊甚笃的朋友。白嘉轩资助黑娃上学，周济兔娃娶媳，施舍邻里，扶贫济弱，带领全村人伐神求雨，翻修祠堂创办学堂，都是受仁义思想所影响。关中大儒朱先生饱读诗书，举手投足之间尽现儒家的仁义风范。他禁植鸦片、制订乡约、赈济灾民、劝退清兵，他的一生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白鹿原上的名医冷先生，他不计贫富，不因人废诊，在白鹿原上同样落下了“仁义”的好名声。

鹿三终其一生都是对“忠”的实践。他勤劳、淳朴、善良、忠义，有着我们这个民族底层农民身上所应该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他对白嘉轩、朱先生那样的仁义之人充满了敬意，他可以为主子担当一切，白嘉轩吩咐的事情他不问原因一切照办，为了主家的利益，在“交农事件”中他冲锋在前，最后临终时还吩咐儿子兔娃继续为白家做长工。他可以说是白鹿原上对主人忠诚、知恩图报的仁义道德楷模。

“孝”是白家的治家根本。除了仁义之外，白嘉轩还是儒家孝道的遵循者。不管白天做活多么劳累，晚上他都要向母亲问安，在父亲生前做过的椅子上陪伴母亲。到了儿子们的这一代，孝文、孝武、孝义都已孝命名，就足见孝道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其中二儿子孝武可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继承和传扬。他牢记白家的立身纲纪，提出重修族谱，维护白家列祖列宗，带领家人在田间劳作，甚至在黑娃上白家寻仇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愿意替父亲去死，可以说是将传统孝道发扬到了极致。

白鹿村也被称为仁义庄，除了白嘉轩之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孝武等等，不管他们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都是白鹿原上仁义忠孝之德的忠实追求者，从他们身上都折射出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二）宗法家族文化

宗法家族文化由来已久，早在夏商、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宗族由若干个家族而组成，同一宗族尊崇共同的祖先，参加共同的祭祀，宗族内部长幼尊卑有序，同受宗法制的约束。这种渗透在白鹿原人血液里的宗法家族文化对他们影响深远。

白嘉轩的一生都在积极而又艰难的推行宗法家族文化[4]。受传宗接代价值观的影响，白嘉轩一生娶妻的目的都是为白家繁衍后代。身为一家之主，他言传声教，让孝文独立主持重修乡约碑文，给孝武讲钱匣匣儿的故经，在孝义新婚晚上对着一对新人朗诵《朱氏家训》。身为族长，他实施乡约，规范乡民言行，维护宗族利益，这些都是重视宗法家族观念的体现。此外，不准黑娃与小娥进祠堂，下令杖责小娥，与儿子孝文断绝父子关系，拒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这些又可以看出他在维护封建宗法家族上的冷酷无情。

鹿家作为白鹿原上另一大家族势力，鹿子霖也是宗法家族文化的维护者和践行者。受“勺勺客”老太爷留下的“让人伺候才算光宗耀祖”遗训的影响，他把出人头地光耀鹿家作为奋斗目标，千方百计打压白嘉轩；鹿三也是封建宗法家族文化最忠实的信徒。受宗法观念以及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他痛恨小娥给两个家族所带来的灾难，最终为了保全白鹿两家的声誉，杀死了被大家认为是“婊子”的田小娥，内心的矛盾也带来了他人生的悲剧；还有反叛者黑娃，他对儒家文化经历了反抗-斗争-皈依的过程。一开始他想要挣脱封建宗法的束缚，做过土匪，也参加过共产党，但不管怎样反抗，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归，学为好人，成了朱先生最好的弟子。

不论是白嘉轩、鹿子霖对宗法家族文化的积极维护，还是鹿三对伦理纲常道德的坚定捍卫，黑娃最终对宗法制度的回归，都体现了在那个时代儒家宗法道德思想对人们强大的影响力。

四、形态与价值：文化广度的审美意蕴

特定的文化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产生，是对特定时期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的反映。

首先，审美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大众化，同一个地域中的人们在一定文化活动中的审美理想和观念具有一致性。小说《白鹿原》中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祠堂文化，以及岁时节庆礼仪、艺术文化民俗等等，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农村社会的缩影，这些风俗、礼仪背后潜藏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审美心理和审美情感。我们在反观这些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中，可以探索与思考多种文化形态中所闪耀出的人文光辉，通过小说中人物对文化形态的把握来揭示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普遍的审美认知与审美理想。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除了对地域文化、风俗文化的广泛描写，还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从小说中反映的宗法家族文化来看，它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等级规范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白嘉轩的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和维护家族文化，《白鹿原》一开篇，作者就大胆的描写了他多达七次的娶妻经历，这些带给读者的并不是单纯的猎奇心和刺激感，更多地是对白嘉轩所处环境下人们传宗接代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理解和把握，是对传统文化更加透彻的领悟。宗法文化中的一些伦理纲常束缚了白鹿原人的情感，他们在家中也是按照这样的伦理纲常去生活。小说中白灵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自由，鹿兆鹏在父亲的三记耳光下逼迫成婚，黑娃与田小娥再怎么相爱也不得祭拜祠堂，这些都可以看出这种宗法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白鹿原人的深刻影响。

其次，审美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统一的。不同的审美文化之间有着因文化的价值取向、最终关切的差异而带来的重大区别。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个地方的民俗风情之美有着很大的差异。审美认知与审美理想的不同，使每个地方的风俗礼仪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与差异。同一个民族，甚至同一地方，由于个体后天成长环境，文化教养以及自身境遇等因素的差异，也会造成个体审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从白秉德到白嘉轩、鹿三、鹿子霖到白孝文、白灵、黑娃、田小娥、鹿兆鹏、鹿兆海，白鹿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两个家族三代人千差万别的文化理想造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带来了各自迥异的人生轨迹[5]。以白嘉轩、朱先生以及鹿子霖为例，他们在道德文化与理想追求上的差异就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白嘉轩具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诚实勤敏、坚毅刚强、处变不惊、正直果敢，他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的人格和气节都能够影响到别人。他的形象是作者对漫长的农耕文化以及儒家仁义忠孝文化的抒写与肯定。朱先生身上独立不迁、大公无私的人格操守和气概，超越了物欲的满足，更多的是对自我精神上的超越以及意志上的自律。他以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原则来规范自己的人生，他的一生都是对“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实践。白嘉轩、朱先生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千百年来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作为封建政统力量代表的鹿子霖，他与其说是宗法家族思想和文化的维护者，倒不如说是宗法家族制度和思想的破坏者。因为无缘族长的位置，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他只好在仕途之路上大展身手。他把让人伺候、光耀鹿家作为一生的价值追求。成为乡约之后，由于自身缺乏白嘉轩那样的精神力量，内心极度的贪得无厌、阴险狡诈，使得他一味的谋取物欲的满足。他与田福贤沆瀣一气，倚势恃强，鱼肉乡民，他荒淫成性，霸占田小娥，又诱使小娥勾引白孝文来从精神上打压白嘉轩，鹿子霖的人生更多地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追求的破坏。

审美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是同时存在的。同一个地域的人们在同样的生活环境和背景下会有一致或者相似的审美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同时，同一个社会内部各社会群体因自身精神力量、生活背景等因素的差异，在审美形态以及审美价值的追求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特质。

[1]杨皓翔.从陕西作家文学方言透视陕西地域民俗文化[J].新西部,2008(24):113.

[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南帆.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J].文艺理论研究,2005(2):66.

[4]雷达.废墟上的精魂[J].文学评论,1993(6):113.

[5]黄建国.论《白鹿原》的生命意识[J].小说评论,2004(5):69-73.

Form and Value: Beauty of Cultural Breadth——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White Deer Plain

CHEN YUANLONG, ZHAO 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1)

Brill iant culture has form ed be autiful sc enery of t he "White D eer Plai n". Th e n ovel's depiction of the farming culture with local color, ancestral culture, festive ritual, artist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folk, reflects people's cultural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 emotion a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Tracing back to Zh ongxiao culture, patriarchal family cultural and other Confucian culture, while giving a sharp critique to dross, it more reflects the Confuci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aise. Through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t explores the shining brilliance of humanities from a variety of cul tures and thoughts, thus showing the breadth of the cultural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the unity of form and value.

White Deer Plain; culture; aesthetic implication

I207.4

A

1008-472X(2015)1-0088-06

本文推荐专家：

赵伯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审美文化。

吴宝玲，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文学与媒介。

2014-11-09

陈元龙（1964-），男，山西临猗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 婧（1989-），女，山西襄垣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