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 贾辛婕 刘红 张志娟 任海玲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60)



·调查报告·

乳腺癌术后患者自我形象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王晴 贾辛婕 刘红 张志娟 任海玲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60)

目的 探讨乳腺癌术后患者自我形象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临床制订护理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乳腺癌自我形象量表(BIBC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一般资料调查表，对565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人口学特征、疾病因素、社会支持对患者自我形象的影响。结果 565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自我形象总分(104.63±27.82)分，社会支持总分(41.36±8.15)分，高于国内常模。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居住地、手术后时间和社会支持是乳腺癌术后患者自我形象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加强对文化程度高、居住在农村、手术后时间较短的患者进行护理干预，且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支持对患者的作用，以期提高患者自我形象水平。

乳腺癌； 自我形象； 社会支持； 护理

Breast cancer； Self image； Social support； Nursing

对于乳腺癌患者因手术而导致乳房的缺失，丧失女性体态的魅力，失去性吸引力，影响夫妻间的情感和性生活的和谐，它给患者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缺陷，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使她们极易产生孤独、恐惧、绝望、人际交往障碍、不敢面对身体外观形象改变的现实，从而导致自我形象紊乱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国内对自我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仅侧重于护理措施制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从多维的角度探讨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的影响因素，为制订并开展个性化科学的护理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以提高患者自我形象水平，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法，非随机方便抽样原则，选取2013年9月-2014年4月在我院门诊复查的565例乳腺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年龄≥18周岁。(2)小学文化程度以上。(3)具有基本的汉语阅读和理解能力，能够沟通交流。(4)知情同意。(5)乳腺癌手术切除后。排除标准：(1)患有其他严重的躯体性疾病及严重并发症。(2)出现肿瘤远处转移及复发者。(3)伴有其它恶性肿瘤者。(4)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家族史。(5)有严重智力或认知障碍患者。本组患者均为女性,手术方式均为改良根治术，年龄18～68岁，平均年龄49.35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41例(25.0%)，高中223例(39.4%)，大专及以上201例(35.6%)；婚姻状况:未婚47例(8.3%)，离异39例(6.9%)，丧偶48例(8.5%)，已婚431例(76.3%)；职业：无业164例(29.0%)，社交型职业188例(33.3%)，非社交型职业213例(37.7%)；居住地：农村108例(19.1%)，城镇151例(26.7%)，中心城市306例(54.2%)；家庭人均月收入：≤1 000元79例(14.0%)，1 001～2 500元249例(44.1%)，2 501～4 000元138例(24.4%)，≥4 001元99例(17.5%)；医疗费用的主要来源：完全自费68例(12.0%)，医疗保险432例(76.5%)，部分公费59例(10.4%)，完全公费6例(1.1%)；病程分期(TNM):Ⅰ期132例(23.4%)，Ⅱ期322例(57.0%)，Ⅲ期111例(19.6%)；手术后时间：≤6个月226例(40.0%)，7～12个月114例(20.2%)， 13～24个月71例(12.6%)，≥25个月154例(27.2%)；化疗次数：未化疗28例(5.0%)，化疗1～6次189例(33.5%)，化疗≥7次121例(21.4%)，完成化疗227例(40.2%)。

1.2 方法 调查前针对调查内容及方法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员掌握调查目的、调查表结构、每个问题的含义，调查过程中要求统一标准，统一提问方式、方法，避免有倾向性的诱导语言。调查前向患者说明此项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取得被访者的信任，使其知情同意参与研究，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完成问卷，不记名填写方式让被调查者在40 min内独立完成，对有遗漏或错误及时补充或纠正以确保得到真实可信的数据，对不符合纳入标准者予以排除。本研究对乳腺癌术后患者发放问卷600份，当场收回586份，有效问卷565份，有效率为94.2%。

1.2.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问卷包括人口学特征、疾病因素相关信息。

1.2.2 乳腺癌自我形象量表(The Body Imsge After Breast Cancer Questionnaire,BIBCQ) BIBCQ由Nancy Baxter主编[1]，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标准化自评量表，用于测评乳腺癌自我形象水平。该量表包括6个领域，53个条目。2个条目选择是专门针对乳房切除没有进行乳房重建的患者，6个条目选择是专门针对只做了乳房肿瘤的切除或乳房切除后做了乳房重建的患者。问卷采取五点计分法，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分数计算公式，分值越高，说明自我形象水平越低。6个领域分别是：(1)易感性是指对于疾病和肿瘤的敏感心理(12个条目)。(2)羞耻感是指试图遮掩自己身体缺陷的一种需要(16个条目)。(3)限制性是指对自己、社会适应能力及工作能力的主观感受(8个条目)。(4)身体关注度是对于自我体形及外表的关注程度(6个条目)。(5)透视度对于疾病引起外表改变的关注程度(6个条目)。(6)患肢关注度是指患肢形态及功能的改变(5个条目)。该量表专门针对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形象而编制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9,0.84,0.84,0.86，0.82,0.82，内部相关系数分别0.84,0.85,0.85,0.77,0.82,0.78，0.88，同时也给出了该量表与其他量表的效标效度和结构效度，经检验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能够敏感的反映出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

1.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sle,SSRS) SSRS由肖水源[2]修订完成，适用于测评个体的社会支持状况。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1)客观支持(3个条目)。(2)主观支持(4个条目)。(3)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条目)。社会支持总分为10个条目计分之和，客观支持分为2、6、7条评分之和；主观支持分为1、3、4、5条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分为8、9、10条评分之和。分值越高，社会支持越高。

2 结果

2.1 乳腺癌术后患者自我形象和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565例患者自我形象自评得分：自我形象总分(104.63±27.82)分，易感性(32.48±8.328)分，羞耻感(19.38±8.413)分，限制性(16.54±6.011)分，身体关注度(18.79±4.942)分，透视度(12.47±4.875)分，患肢关注度(8.98±3.729)分。患者社会支持总分和三个维度得分：社会支持总分(41.36±8.15)分，客观支持(10.33±3.85)分，主观支持(23.45±4.89)分，支持的利用度(7.68±2.84)分。

2.2 影响乳腺癌患者术后自我形象的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t检验或方差分析后，一般资料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即：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居住地、人均月收入、医疗费用的主要来源和手术后时间，其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自我形象总分做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自我形象总分均呈负相关，即患者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自我形象水平就越高。为了深入探讨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的主要影响因素，以BIBCQ总分为因变量，将上述一般资料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9个因素以及社会支持总分作为自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回归分析筛选自我形象的影响因素。根据多元回归分析对于自变量的要求，将多分类非等级变量，分别设为哑变量。确定影响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的主要因素是：患者的文化程度、居住地、手术后时间、社会支持状况。见表1。

表1 影响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的多元回归分析 (n=451)

3 讨论

3.1 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现状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自我形象总分为(104.62±27.82)分，得分较高，说明患者自我形象水平较低，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2]。在自我形象各领域具体得分可见，本组患者身体关注度及易感性得分较高，这可能是患者因手术导致的乳腺缺失以及腋窝淋巴结受损而引发的患肢活动受限有关，还有学者[3]研究得出：59%的患者术后出现体重增加。因此，使她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形体与外表的改变。另外，患者对癌症的恐惧，死亡的惧怕，担心疾病的复发、转移，出现沮丧、焦虑、抑郁等[4-5]，致使她们对身体的任何异常变化都会感到十分的恐慌，过分敏感，难以承担原有的家庭角色。这反映了乳腺癌疾病对患者自我形象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在临床工作中加强对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紊乱的筛查，对她们提供心理支持。

3.2 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影响因素

3.2.1 文化程度对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患者自我形象水平随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降低，但与其他学者研究结论则相反[6]。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高的患者对自身形体要求较高，自尊、自我价值感较强，她们多社交广泛，有着更高的生活追求。她们在意生活的品质和内涵，在意周围人的评价和感受，在意因乳房缺失丧失女性气质标志，从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出现焦虑、抑郁、厌恶感等[4,7]。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不能忽视文化程度高的患者，帮助她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增强自信心，重塑自我形象与自我价值。

3.2.2 不同居住地对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影响 居住地是影响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重要因素，地域不同其自我形象水平也存在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居住在农村的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较低，这与Annade[8]的研究结论相反。这可能因为不同地域其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农村患者多为家庭主妇，承担着主要的日常家务，且经济上不独立，疾病治疗花费了高额的医疗费用，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知[5]，恐惧死亡，对子女、配偶产生了愧疚感，对家庭婚姻关系敏感等，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

3.2.3 手术方式对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差异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手术方式是影响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主要因素。改良根治术较乳房全切加重建术及保乳术自我形象水平低，即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随手术切除范围缩小而提高，这与Margaret等[7]的研究结果一致。手术治疗带来的形体的改变及其引发的并发症，使患者感到自己不再完美，失去女性特征，失去性吸引力，担心配偶厌弃，导致夫妻感情不和，婚姻状况不稳定，产生失落感，女性自尊心受损，自感生活失去意义。因此在疾病治疗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改良根治术的患者的干预，指导义乳配制，弥补形体缺陷，增强自信心。提供患肢功能康复指导，降低淋巴水肿的发生率。鼓励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调节并减轻其负性情绪。

3.2.4 术后时间的不同对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水平随术后时间的改变而变化，即术后时间短的患者其自我形象水平较低，而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会逐渐提高。乳腺疾病治疗疗程长，长达半年至一年之久，甚至更有长着。随着手术后时间的延长，治疗基本结束，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Rowland[9]研究结果得出乳腺癌患者术后1～4个月较5个月以上其自我形象水平要高，而Astrid等[4]研究发现，患者自我形象紊乱不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减少。其治疗而引发的副反应逐渐消失，伤口愈合，瘢痕修复，患肢功能基本康复，心理也逐渐适应，部分患者重新回归社会，回到自己原有的工作岗位等都是患者自我形象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

3.2.5 社会支持状况对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总分(41.36±8.15)高于国内常模，说明本组患者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支持。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是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往研究证明，乳腺癌患者心理健康状况与其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有着直接的联系[5，10]，社会支持高可使患者获得主观幸福感，消除负性情绪，帮助患者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保持健康的、良好的自我形象。因此，提示我们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中注重对社会支持低的患者的护理干预，建议对她们提供网络支持[10]，建立网络信息、聊天室、心理咨询等，搭建沟通平台，使她们从中得到彼此的关怀、关心、同情、相互理解，分享经验，并可以提供正向信息和健康知识，以弥补其社会支持不足。

[1] Baxter NN,Goodwin PJ.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Body Image after Breast Cancer Questionnaire [J].Breast J,2006,12(3):221-232.

[2]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7(增刊)：42.

[3] Rebecca M,Speck Angela DeMichele.Taste alterat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taxane chemotherapy:experience,effect,and coping strategies[J].Support Cancer,2013,21(10)：549-555.

[4] Astrid Przezdziecki,Kerry A.Sherman,Baillie A,et al.My changed body:breast cancer,body image,distress and self-compassion[J].Psycho-Oncology,2012,1002(10):3230-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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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rgaret I,McAndrew A,ndrea Harris A.Perspectives of women about external breast prostheses[J].Conj Rcsio Summer,2012,223(10)：16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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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卫生局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2KZ069)

王晴(1979-)，女，本科，主管护师，护士长，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R4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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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975(2015)16-1464-04

2015-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