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武斌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湖北 十堰 442000)

《兰亭集序》与琅邪王氏

高武斌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湖北 十堰 442000)

魏晋第一大族琅邪王氏除了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特权外，还通过主导文化来发挥其影响力。东晋时期，琅邪王氏经常参与或组织的上巳文人雅会，在士族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的家族文化背景。《兰亭集序》由乐而悲的感伤基调，既与魏晋文人雅会的传统主题有关，也与琅邪王氏家族的衰落和王羲之坎坷的仕途经历有关。

兰亭集序；琅邪王氏；王羲之；文人雅会

兰亭集会是魏晋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文人雅会。王羲之举办兰亭集会，与琅邪王氏的家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而《兰亭集序》对喜极而悲，生死无常的感慨，除了源自魏晋文人雅会固有的主题外，还与琅邪王氏家族的变迁及王羲之本人的经历有关。

一、琅邪王氏与文人雅会

在魏晋时期的各种士人群体文化活动中，琅邪王氏几乎都是最为重要的参与者或主导者。自正始时期王戎参与竹林之游开始，琅邪王氏的身影，就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文人雅会中频频出现。如果说，魏晋交替时期以王戎为代表的琅邪王氏在文人雅会中尚属于参与角色的话，那么，到西晋时期，伴随着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崛起，其家族成员在文人雅会中的地位，便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西晋著名的金谷集会中，琅邪王氏便扮演着关键角色。从《金谷诗序》可知，石崇举办金谷集会的原因，主要是要为王诩举行一次饯行活动。换言之，此次文人雅会是围绕着王诩进行的，他是此次活动的核心人物。那么，王诩是什么人呢？《世说新语·容止》注引石崇《金谷诗序》：“王诩，字季胤，琅邪人也。”又引《王氏谱》：“诩，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1](P721)除了身为征西大将军外，王诩还是王衍之弟，而王衍则是当时政坛的当轴人物。通过金谷集会，可以明白两点：第一，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人数众多的金谷集会得以举行的先决条件；第二，金谷集会又因其庞大的规模，提高了琅邪王氏在士族中的影响力。这一点，在日后王羲之将兰亭集会与金谷集会相比较时，表现得很明白。《晋书·王羲之传》云：“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2](P2099)王羲之处处拿兰亭集会与金谷集会相比较，除了以集会的规模自豪外，更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王羲之对家族势力在士族中影响力的追忆。

《世说新语·言语》第23条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1](P100)这里记载了西晋时期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衍、王戎于三月三日上巳节，与诸名士在洛水边清谈玄理的故事。又《世说新语·企羡篇》第二条载：“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1](P742)《世说新语·轻诋》第六条载：“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1](P973)从王导对参与洛水之游的追忆及自豪之情来看，参与以清谈玄理为内容的文人集会，已成为琅邪王氏借以展示其文化修养，显示其门第高贵的重要途径。王导从弟、王羲之叔父王廙《洛都赋》云：“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贵贱同游，方骥齐轮。丽服靓妆，祓乎洛滨。流芳塞路，炫日映云。”[3](P186)又，王廙《春可乐》云：“上禊兮三巳，临川兮荡饮，回波兮曲沼，夹岸兮道渠。”[3](P856)王廙对上巳文人雅会的反复提及，透露出琅邪王氏与上巳文人雅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到东晋时，曾与琅邪王氏于上巳时节同在洛水边谈玄论道的河东裴氏、陈留阮氏等玄学世家走向衰落，与此同时，琅邪王氏却开始一支独大。由此，琅邪王氏在上巳文人雅会中的地位开始突出。从王导对上巳文人雅会的津津乐道，及王廙在文学作品中对上巳文人雅会盛况的描述中，均可以看出，到东晋时，上巳文人雅会已成为琅邪王氏借以展示其家族文化影响力的一面旗帜。琅邪王氏在上巳文人雅会中所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文化影响力，又反作用于其政治权力。《晋书·王导传》载：“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2]((P1745)司马睿初镇建康时，吴人并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王导则借上巳文人雅会扩大其影响力，强化巩固了司马睿在江南的统治。这也成为琅邪王氏领导文人雅会，掌握文化权威最浓抹重彩的一笔。与此相应，在东晋王导时期，随着琅邪王氏走向权力顶峰，其在士人群体中的影响力也达到巅峰。

总而言之，西晋时期，上巳文人雅会还只是琅邪王氏与各大士族共同展示其家族文化的舞台，但到东晋时，随着琅邪王氏的坐大，其在上巳文人雅会中的地位也变得独一无二。王羲之举办兰亭集会，正是对琅邪王氏这一文化传统的沿承。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王羲之举办兰亭集会的家族背景及其必然性。

二、《兰亭集序》与琅邪王氏的衰落

自东汉以来，忧生之叹便成为文人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而魏晋文人雅会与诗文创作等文化活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忧生之叹也成为魏晋文人雅会及由文人雅会衍生出的诗文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三国时期，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述及邺下文人雅会时写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4](P1896)到西晋时，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所表达的情感基调，也与此相同。他们所流露出的，都是文人普遍具有的对生命不永的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多来自于文人对富贵难以永恒，豪华容易凋零的感伤与恐惧。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亦前半部分写山水之美及聚会的欢乐之情，后半部分则抒发好景易逝，生死无常的感慨。《兰亭集序》中的这种感情基调，与以往文人雅会的传统主题是一致的。这是《兰亭集序》忧生之叹产生的历史原因。然而，传统主题并非《兰亭集序》感伤基调的惟一解释。《兰亭集序》中浓浓的感伤情调，还来自于王羲之对琅邪王氏由盛而衰的慨叹，及其本人处境的感受。这一现实状况，才是《兰亭集序》感伤情调的深层原因。

兰亭集会组织于永和九年(353年)。永和年间，东晋政局相对安定，但在其表面的平静下，复杂的政治博弈依然在暗流涌动。这场政治博弈的主角，分别是简文帝司马昱、殷浩与新兴门阀势力代表人物桓温。王羲之作为琅邪王氏的当轴人物，也被深深地卷入了其中。《晋书·王羲之传》载：“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言甚切至。”[2](P2094)又，《晋书·殷浩传》载：“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会遭父尤，去职，时以蔡谟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颍川荀羡少有令闻，浩擢为义兴、吴郡，以为羽翼。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2](P2045)由此可知，在简文帝司马昱、殷浩与桓温的政争中，王羲之是同情支持桓温的，而这最终导致了王羲之仕途的失意及其家族的被动。

在琅邪王氏与各新兴门阀势力的争斗中，王羲之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是与新出门户太原王氏的斗争；而王羲之与王述之间的争斗，正是朝廷中桓温与司马昱、殷浩斗争的延伸。《晋书·王羲之传》载：“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2](P2100)王述在与王羲之的斗争中能大获全胜，其深层的原因，乃在于其在司马昱与桓温的政治博弈中所处的立场。作为司马昱对抗桓温的一颗重要棋子，与王羲之相反，王述几乎处处站在桓温的对立面。《晋书·王述传》载：“初，桓温平洛阳，议欲迁都，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事果不行。又议欲移洛阳钟虡，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耳，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虡。’温竟无以夺之。”[2](P1964)桓温为拉拢王述，还曾为儿子求婚于王述之子王坦之，欲娶其女，也被王述果断拒绝。王羲之在与王述的争斗中落了下风，以至于归咎其子，从中不难体会到，其由于家族政治势力衰落而引发的深深失落感与无力感。王羲之于永和十一年辞去会稽郡职务，此时，距兰亭集会仅相隔两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兰亭集序》伤感失落情绪的现实来源。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时的窘境，与石崇组织金谷集会时的境况颇为相似。石崇举办金谷集会的原因，除了为王诩饯行外，另一个则是《金谷诗序》所提到的“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对此，《晋书·石崇传》也有相同记载：“(崇)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2](P1006)由此可知，石崇写作《金谷诗序》时，正是其被贬谪出京，仕途受挫，心情愁闷失落之时。需要指出的是，石崇被贬之后，其失落悲伤的情绪，在其《赠枣腆诗》与《答曹嘉诗》等此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亦均有流露。

王羲之是王导之后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其一生主要处于琅邪王氏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王羲之虽出身高贵，但却仕途坎坷。《晋书·王羲之传》云：“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2](P2093)王羲之父亲王旷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是东晋建朝的功臣。由于不俗的名士风范，王羲之早年即享有盛名。《晋书·王羲之传》云：“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2](P2093)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便被时人及琅邪王氏给予厚望。然而，当王羲之初入仕途之后，琅邪王氏便由因皇帝猜忌而引发的王敦叛乱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伴随着其他士族的崛起，琅邪王氏在朝廷中的政治势力开始萎缩。王羲之的政治命运和琅邪王氏家族势力的兴衰密切关联。王羲之入仕不久，便担任江州刺史一职，但时间很短。江州刺史这一职位起点很高。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对庾、王江州之争有过详细的论述。庾、王围绕江州的争夺激烈而又微妙。在这场争斗中，琅邪王氏并不占上风，因而王羲之不得不辞去这一职务，选择归隐。

作为王导之后王氏家族给予厚望的人物，王羲之目睹了其家族在东晋初年的走向鼎盛，也经历了王导执政后期，因其族叔王敦叛乱而导致的家族危机，并亲历了其家族与颖川庾氏、谯郡桓氏、太原王氏这些新兴势力展开的激烈而微妙的争斗，故而他对于盛衰之变，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而这正是《兰亭集序》由乐而悲的感伤基调的现实来源。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房玄龄，褚遂良，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OrchidPavilionand LangYa Wang’s

GaoWubi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unyangTeachersCollege,Shiyan442000)

The first big clan LangYa Wang’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not only owns privileges in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but also exerts its influence by the dominant culture.In Wei and Jin dynasties,LangYa Wang’s often involves in or organized refined scholars who have wide influence in the intelligentsia.This is the culture background of Wang Xizhi who organizes Orchid Pavilion assembly.The sentimental tone from happiness to sadness inOrchidPavilion is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al theme of LangYa Wang’s as well as rough official career experience of Wang Xizhi.

Orchid Pavilion;LangYa Wang;s;Wang Xizhi;refined scholars assembly

2015-04-11

高武斌(1979-)，男，山西河津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I206.2

A

1673-1395 (2015)06-0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