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其林，谭纬纬，陈　婷

(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22)



长沙会战与湖湘精神

薛其林，谭纬纬，陈婷

(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正面战场开展最成功、最受世界关注、所获评价最高的战役。它不仅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点，而且也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点；不仅改变了中国抗日战场的被动局面，开创了中国正面战场战役反击的先例，而且成功逆转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连遭失败的形势。会战中战区总指挥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的精神，将士英勇顽强、敢于牺牲的精神以及民众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的精神，是对尚武好勇、自立自强、爱国爱种之湖湘精神的最好诠释和体现。

关键词：长沙会战；湖湘精神；尚武好勇；自立自强；爱国爱种

湖南省有着“21万多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三千万‘夙以忠勇勤朴称’的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绾彀南北，控制东西’的交通机关。这一切……使得湖南成为国防重镇与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据地”[1]。长沙为“湖南襟要”之地，“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则连韶之项背可柑，东顾则章赣之肘腋可挟，西下则黔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向北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2]在八年抗战中，湖南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抗战初期，湖南军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力支援前方抗战。武汉沦陷后，湖南变成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1939年9月开始，1942年1月结束的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正面战场展开的最成功、世界最关注、评价最高的战役。同一区域内敌我双方拉锯式地进行的三次大规模会战，其作战时间之长、双方用兵之众、战争规模之大、伤亡之多，是抗战时期绝无仅有的。三次长沙会战，消耗了侵华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挫败了敌军迅速占领湖南、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作战计划，有效支援了全国的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奉献和牺牲[3]。

战争的胜负既决定于物质力量，更决定于精神力量。面对强敌，取胜的法宝就是不屈的意志和牺牲精神。三次长沙会战，作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一次成功歼灭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同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其原因与尚武好勇、自立自强、爱国爱种之湖湘精神密切相关。

一长沙会战开创了中国正面战场成功反击的先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开展了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广州会战等著名的大会战，有效地阻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和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但这几次大规模的会战，均以我方的巨大牺牲和失败而告终。此后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正面战场开展的比较大的会战有13次，其中6次是在湖南境内：即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的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11月至12月的常德会战，1944年6月至8月的长衡会战，1945年4月至6月的湘西会战。6次会战，从1939年9月至1945年6月，持续时间长达5年又8个月。据199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四大会战》的资料统计，日军投入湖南战场作战的兵力先后有37个步兵师团80多万人，中国参战部队有160多万人。湖南战场共毙伤日军257000余人。

就长沙会战而言，它不仅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点，而且也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点。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之时，德国法西斯开动战争机器并相继占领了奥、捷、波、荷、比、法等欧洲国家。中国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反法西斯盟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值德国法西斯发动对苏进攻之时，长沙军民的英勇顽强，拖住了日军的主力，使得日本法西斯无力从东方进攻苏联，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最艰难之时，长沙守军以巨大的勇气和牺牲，成功击退日军，击毙击伤日军5万7千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有效地牵制了日军的“南进计划”，一扫同盟国上空的战争阴霾，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信心。伦敦《每日电讯报》说：“籍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云彩确见光彩夺目”。英国《泰晤士报》在会战胜利后发表评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4]

据统计，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守军拖住日军30多万兵力，时间长达2年又4个月，打死打伤日军14万余人[5]，成功击退日军，扭转了战争不利局面，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占领长沙的企图，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斗志。《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长沙战役，“配合了友邦作战”，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同盟军，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场“遥相呼应”。“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6]。蒋介石也称：“当此各国反侵略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7]

所以，长沙会战不仅改变了中国抗日战场的被动局面，开创了中国正面战场战役反击的先例，而且成功逆转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连遭失败的形势。

二长沙会战充分彰显了尚武好勇、自立自强、爱国爱种之湖湘精神

湖南的地貌特征是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面对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地理上自成一体。由此生成湖南特有的气候条件：冬季寒潮凛冽，酷冷无比，夏季酷暑炎热，成一火炉。春秋两季则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遽冷遽热。气候的变化无常和极端恶劣，培养了湖湘文化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不屈奋斗精神，陶冶了湖南人倔犟(世界三大倔强种群：德国的普鲁士人、英国的爱尔兰人、中国的湖南人)、霸蛮(吃苦耐劳、敢于拼命)、刚直(“特别独立之根性”：不怕邪、不怕压、不怕辣、不怕死)、“好胜尚气”的特有性格。基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和性格，湖南人能够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古代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说，近代就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称许。所以，守土自强、尚武好勇、爱国爱种便成为湖南人的特质。这一特质，不仅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体制转轨的艰难阵痛时期，而且体现在20世纪30、40年代面临亡国灭种的伟大抗战时期。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英雄的三湘儿女，挺身而出，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以爱国自强、敢为天下先的独特秉性和舍生取义、一往无前的精神，挺立潮头，成为挽救时艰和复兴民族的脊梁。

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将士和湖南民众的种种表现，就是对这种湖湘精神的最好诠释和体现。

(一)战区总指挥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的精神

1939年1月，长沙会战的总指挥薛岳在就任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的就职仪式上就表达了与湖南共存亡的决心：“湖南占有东南地区最重要的位置，是抗战最有利的地位。我们今后的生命，只有放在湖南，湖南存则与之存，湖南亡则与之亡。”[8]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制定了长沙会战的两套方案，都以“转移”撤退、“保持实力”为目标，蒋介石派陈诚、白崇禧前往长沙劝说薛岳执行。但薛岳以“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为由，不顾蒋介石一夜九次电话撤退之令，决心死守长沙[9]。为此他反复推演制定“天炉战法”，积极准备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防务，集中30万兵力于战区，在赣西布置重兵，在湘北的新墙河、汨罗江到捞刀河构筑三道纵深防线，严阵以待，准备在湘北地区节节阻击，渐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反攻和歼灭来犯日军。1941年12月31日，第三次长沙会战伊始，薛岳在岳麓山的战时指挥所里，起草了著名的《世午忠电》，宣示“必战、必死、必胜”的决心：“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必亲临前线：“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禆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罗卓英)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10]在薛岳的表率下，湖南战区的广大将官表现出了“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的决心，并以“一寸山河，一寸血肉”的实际行动死守长沙。正是因为有这种守土有责和“必战、必死、必胜”与城共存亡的决心，“长沙会战没有出现武汉会战、广州会战中某些部队消极避战甚至不战而逃的现象。”[11]

(二)将士英勇顽强、敢于牺牲的精神

在第九战区总指挥的感召下，全军将士斗志昂扬，上行下效，雷厉风行，积极备战，顽强抗战。表现出了英勇无畏、拼死一战的决心。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期，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命令所辖部队“要像台儿庄歼敌一样，打击日军，保卫长沙”；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指着军部所在地湖南电灯公司说：“这是长沙市的四行仓库，也是第10军的四行仓库。”[12]他们的必战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全军。预10师师长方先觉预立遗嘱“决心以死殉国”，率部渡过湘江后，效仿当年项羽破釜沉舟，一船未留，表达不胜不归的决心和信念。《长沙日报》以“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为题，将遗书全文刊登。长沙古城顿时浩气回荡，看到遗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成则以功勋报国家，死则以长沙为坟墓”。表达了抗战到底、视死如归的决心。

广大官兵自觉自愿投身战场，殊死抗敌，不怕牺牲。在兴汉门、小吴门、湘雅医院、天心阁、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陈家山、邹家庄、小林子冲等处，人自为战，屋自为战，守城将士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其中，守卫陈家山阵地的第190师第570团长李芝上校在阵地反复易手、弹药告罄的情势下，亲率部属，与日军短兵相接。守卫南门冬瓜山、修械所阵地的10师第28团葛先才团长，以狠斗狠，面对日军的轰炸机、敢死队和燃烧弹，组织几十支敢死队，身绑炸药，猛冲日军队形，与敌人同归于尽，守住了岌岌可危的阵地。阵地5次易手，第28团经此一战，仅剩53人。守卫邹家庄、小林子冲等处的第3营阮成营长亲率官兵80余人，乘敌进犯混乱之际，进行猛烈逆袭，一场白刃战将顽敌击退[13]。战斗非常惨烈，许多战斗整团整连整排，战至一兵一卒，也决不后退。如，坚守湘阴城东北角的曹克人营以四百血肉之躯阻挡数千日军五六天，坚守草鞋岭的第52军第195师之一排，坚守傅家桥的第20军133师389团王超奎营，全体阵亡。第一次长沙会战，坚守新墙河之西王街坊的士兵曹锡“独力击毙了日军500人以上”[14]。湖南守军的坚韧顽强、英勇无畏，第一次使不可一世的日寇感到害怕、恐惧。

正是由于官兵的坚韧顽强，守军终于化被动为主动，击退了气势汹汹的日寇，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三)民众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的精神

战争的伟大力量源于民众。长沙会战期间，湖湘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广大城乡、社会各界，大都动员起来，涌现出以长沙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全民性抗日救亡运动。长沙民众更是同仇敌忾、团结一心，踊跃捐输材料，大力协助军队的城防工事，表现出守卫家园、“焦土抗战”的悲壮气概。同时，湖南民众自觉坚壁清野，放水淹没良田，挖路毁桥，“不准敌人走湖南的路，不准敌人住湖南的屋，不准敌人食湖南的米”，利用一草一木来阻击困扰日寇。在湖南战场上，先后有100万民众直接支援守军作战。他们自觉组织侦察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运送军粮、弹药，救护受伤官兵，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帮助守军侦察敌情、布雷、毁路，破坏敌人水陆交通。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湘北农民4万余人破坏公路1230余公里，并将道路两旁30华里内的牲畜、粮食运走。“长沙以北及东北100英里以内的公路乃至一切小路，都被彻底破坏了”，“马路被掘有时竟长至一百码左右，所以日军的坦克车和大炮一入其中即无法走出。”[15]第二次长沙会战，粤汉铁路员工为了抢运军队至前线，冒着敌机的轰炸，每日工作15—16小时，有的司机3天3夜不下机车，运送军列20列，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与此相似，战区内可能被敌机械化部队利用的道路，或破坏或封锁，如湘赣铁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湘江赣江水路等[16]。1940年底，长沙、平江等21县组织侦探队共9432人，交通队共50620人，救护队共49560人，输送队共78212人，宣传队共6531人，慰劳队共1395人，并组训长沙市茶役、厨役、码头、水手等员工5000余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数十万民众参加作战，“长沙县有6495人，浏阳86058人，平江有34340人”[17]。日军败退到平江，平江南阳乡、易粟乡、平安乡、绥安乡的老百姓，自动武装起来，携带干粮，早出晚归，在敌人必经的山林小道上，严密搜索敌人。麻林桥乡的一位少年，手持大刀，躲在山中，砍杀了三个敌兵，并活捉了一个。在他们中间，不少人“中弹殒命”。

人民群众的杀敌行动，不仅使日军机械化装备和陆、海、空配合的优势难以发挥，而且使日军胆颤心惊，他们将湘北地区称之为“魔窝”[18]。日寇的汹汹气势和冈村宁次“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的狂言，在高昂的民众抗日热潮中化为泡影。连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代价，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19]

长沙会战是湖湘人民以血肉长城抵抗铁嘴铜牙的虎狼之师。正是湖南民众的竭力支持，湖南的持久抗战才有可能。对此，陈诚、白崇禧、薛岳等一致给予肯定，认为“军民的亲密合作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是“湘北会战中的一个特色”，是“胜利的原因之一”，薛岳则把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直接概括为：“将士忠勇用命，人民动作协同”[20]。湖南民众的“不退缩、不畏惧”，充分彰显了湖南人的“蛮干精神”[21]。马歇尔为中国军民誓死抵抗日军的长沙精神表示敬仰，并向蒋介石致电表示祝贺，蒋介石为岳麓山上“七十三军公墓”墓碑亲笔题词“精神不死”。

长沙会战是一场悲壮的战争，更是一首英雄的壮歌。在湖湘这块刚烈的土地上，那些杀身成仁的将帅士兵，那些可亲可爱的平凡民众，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品格。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战争的胜利，捍卫了国家的尊严，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新篇章。

抗战胜利70年之后的今天，追溯历史，考问原由，贫弱的中国靠什么战胜在经济、军事力量都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日本帝国主义呢?从有形的国力来说，在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从无形的国力来说，则在于中国军民有为保卫国家顽强奋战、不惜牺牲的伟大民族精神。

继承和发扬长沙会战中的湖湘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东莼.抗战一年来的湖南[J].中苏(半月刊)，1938，(9-10).

[2]蒋纬国.抗日御侮(卷6)[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68.

[3][8]范忠程.湖南抗战述论[J].抗日战争研究，1996，(4).

[4]杨树标.蒋介石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5][11] 陈蒲清.岳云留浩气，湘水吊忠魂——从比较看长沙会战的光辉胜利[J].长沙大学学报，2005，(6).

[6]长沙保卫战与目前军事任务[N].新华日报，1942-01-11.

[7]蒋介石秘录(卷4)[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9][12][14] 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中)[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0]薛岳致电蒋介石密电(1941年12月30日)[A].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下)[C].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3]血战86小时，厄敌两大师团于城下——长沙守城全景[J].国际展望，2005，(18).

[15]湖南省交通厅.湖南公路史(第1册)[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16]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7]钟启河,刘松茂.湖南抗日战争日志[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18]陈和坤.湘北之战[M].北京：青年出版社，1939.

[19]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20]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21]胜利之城——长沙[N].中央日报，1942-01-16.

(责任编校：余中华)

On Changsha Battle and Hu-xiang Spirit

XUE Qilin，TAN Weiwei，CHEN Ting

(Changsha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22, China)

Abstract：Changsha battle is the most successfully organized campaign, concerned most by the world and evaluated with the highest values among all battles in China’s frontline battlefield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t is not only at a crucial stag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ut also at a key moment of the anti-Fascist War of the world; It does not only change the passive situation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nd set a precedent of striking back campaign in China’s frontline battlefield, but also successfully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consecutive lost battles after the Pacific War. Commanders in war zone in Changsha Battle br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bearing duties of defending the land and living or dying with the city; generals and soldiers possess the spirit of bravery fortitude and daring to sacrifice; the masses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sharing a bitter hatred of the enemy and uniting as one.These spirits are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and embodiment of Hu-xiang Spirit, which is to advocate force and valor, self-reliance as well as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Key Words：Changsha Battle; Hu-xiang Spirit; advocate force and valor; self-reliance;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作者简介：薛其林(1967— )，男，湖南益阳人，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学。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编号:湘教通[2014]207号；长沙市科技局项目“长沙会战与湖湘精神研究”，项目编号：K1407042-41。

收稿日期：2014-12-26

中图分类号:K26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5)03-0001-05

编者按：长沙会战(1939.9—1942.1)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一次成功歼灭战，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同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意义巨大。第一，长沙会战不仅体现了中国军民不屈不挠、敢于牺牲的精神，而且体现了中国军民面对强敌敢于作战、善于胜利的胆略、战术和顽强意志。第二，长沙会战的胜利极大地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提振了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的低迷士气，使得日本政府“以战迫降”急于解决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破产。第三，长沙会战的胜利不仅激励了国内人民抗战的信心，而且鼓舞了整个同盟军的士气。第四，长沙会战的胜利激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一方面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促使美国援华方案迅速实施，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另一方面，还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变鄙视华人的观念，美、英等国主动放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取得的各种治外法权，中国开始以强国的姿态屹立于反法西斯阵营之中。在纪念中国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刊特辟“长沙会战专栏”，重刊一组论文来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