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舟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范立舟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关键词：张齐贤；北宋；儒学；忠义；政治实践

雷海宗在阐论中国文化演变时，以淝水之战为界将中国历史文化分作古典的中国与种族、宗教发生质的变异的中国两个阶段。这便是20世纪40年代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形态史观”再三揭示的“中国文化的两周”。这种理论范式认为，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在精神方面呈现出与其国力相类似的衰颓状态，隋唐的伟大时代前后还不到二百年，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①参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年。雷海宗认为，中国士大夫风气，六朝时为之一变，由汉代敦实质朴转向通脱清虚。盛唐时代，体现出一种恢宏廓大，奋发有为的气概。然而，降及晚唐五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颓靡苟且之风不可收拾，犹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晋家人传》所写的那样：“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政治失序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沦丧、价值迷失，儒家政治文化面临彻底崩塌之危险。北方兵连祸结，士大夫依违拱默于强权之下。南方士大夫则偏安一隅，沉醉于浮华靡丽的文风之中，寄情声色，剪翠裁红，绝少国家生死之忧，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他们的作品，可以称作“小文艺”(钱穆语)。。北宋立国之后，挽救唐末五代颓丧的政治文化风气就成为国家重整各类秩序和确立政权合法性的不可或缺的任务。“兴文教，抑武事”政策所重视的“文”，决非单纯的文教，而是蕴涵着复兴儒学传统政治价值理念，在政治文化方面重整伦理纲常不易权威的一种努力。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北宋士大夫在政治价值取向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逐步形成了慕志尚气、砥砺品行的风气。雷海宗说宋代三百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这种清算就来自名节观念的确立。由盛唐时代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政治伦理精神的弘扬，一洗五代颓丧萎靡之气。余英时认为，范仲淹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儒学入世苦行的倡行者”，“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宋代新儒家对自己的社会功能所下的一种规范性的定义(normative definition)”。[1](P.520)而事实上，早在范氏之前，对名节忠义等儒家伦理规范的重建以及将“圣人”模铸为理想人格并在现实生活中倡行之的做法，在张齐贤那里已经得到完整的落实。

一、张齐贤的政治生涯与个性

张齐贤(942-1014)，宋京东路曹州冤句县(今山东省菏泽市南)人，遭逢后晋兵乱，遂徙居洛阳(今属河南省)。开宝九年(976)春夏之际，太祖临幸洛阳，张齐贤“以布衣献策马前，召至行宫，齐贤以手画地，条陈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举贤，曰太学，曰籍田，曰选良吏，曰慎刑，曰惩奸，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还，语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可使辅汝为相也’”。[2](P.9150)不管宋太祖是否对太宗说过这样的话，张齐贤在太祖面前表现的从容淡定和无畏的精神必定给后者造成了深刻的震撼。“太宗擢进士，欲置齐贤高第，有司偶失抡选，上不悦，一榜尽与京官，于是齐贤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2](P.9150)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仕宦生涯。张齐贤入仕后，在地方为官七年，先后任过忻州(今属山西省)知州、江南西路转运使。太平兴国八年(983)被朝廷召还，“拜枢密直学士，擢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2](P.9153)雍熙三年(987)宋太宗策动北伐收取幽云十六州的军事行动，“代州杨业战没，上访近臣以策，齐贤请行，即授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是时辽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卫都校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部署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誓众慷慨，一以当百，辽兵遂却”。[2](P.9153)如果说这仅仅展现了张齐贤非凡的胆识和勇气，那么土磴砦之战则充分彰显出张氏出众的谋略和战役指挥能力。“先是，约潘美以并师来会战，无何，间使为辽人所得。齐贤以师期既漏，且虞美众为辽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师出并州，至柏井，得密诏，东师败绩于君子馆，并之全军不许出战，已还州矣。于时辽兵塞川，齐贤曰：‘贼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闭其使密室，中夜发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辽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砦，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二千，器甲甚众。”[2](P.9153)张氏后历官工部侍郎、吏部侍郎、枢密副使，淳化二年(991)夏“参知政事，数月，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PP.9153-9154)淳化四年(993)，诸司副使王延德托殿中丞朱贻业求其姻亲参知政事李沆，求补外官，李沆转告吏部侍郎、平章事张齐贤，齐贤上奏太宗。王延德曾事晋邸，太宗怒其不自陈而祈求执政，大加斥责，延德、贻业矢口否认，齐贤不愿与李沆对证，乃引咎自责，罢为尚书左丞。后又转为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在历知襄州、荆南府和安州后，于太宗朝的晚期，加刑部尚书。宋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很快张齐贤又因为与另一位宰相李沆不能进行良好的合作而陷入苦闷。“宰相张齐贤、李沆入对，上谕之曰：‘上下和睦，同济王事，忠孝之诚，始终如一。’齐贤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上曰：‘推其公共，思而后行，惟宜谨审，无至差失，况先朝皆有成宪，但与卿等遵守，期致和平尔。’”[3](P.918)宋真宗关心的是君臣之间的和谐相处，却不知道两位宰相有了分歧。“张齐贤与李沆并相，情好不协，每敷奏多不直，致议者以为疏阔。辛卯，日南至，群臣朝会，齐贤被酒，冠弁欹侧，几颠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齐贤失仪，齐贤自陈，因感寒，饮酒御之，遂至醉，顿首谢罪。上曰：‘卿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宪，朕不敢私。’”[3](P.1033)张齐贤与李沆的分歧，大多不是出于单纯的权力争夺，而是由政见的不同和性情的差异所造成的。张齐贤性情开朗，为人率性；李沆则较为拘谨和严密。本来这样的性情差异未尝不能形成有效的互补，但两人的不谐时机已经造就。且李沆为相，继承了黄老之学的政治理念，自称：“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3](P.9540)一切不当的作为，都是一种庸人自扰的举动，是对原有法规和秩序的一种破坏。这种政治理念期盼达到一种没有人为的非计划性的秩序。无论是儒是道，无为的政治，并不是一种不作为，而是指一种作为的方式。金岳霖言：“道家的政治思想是政治上自由放任，它的消极意义仅仅在于谴责政治上过分硬扣的做法，并不在于不采纳任何政治目标。”[4](P.42)宋初，儒家主流的政治理念仍是统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态，但这并不妨碍黄老之治的形成及其影响的生成，尊重和遵从政治生活中的自发秩序，统治者亦限制自己对政治秩序的有意识的干预。而张齐贤的政治理念更具有浓郁的儒学色彩。在政见与个性都与皇帝与重臣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张齐贤因故罢相*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下：“李文靖(沆)，贤相也。与张齐贤稍不协，齐贤竟以被酒失仪罢相。时人语曰：‘李相太醒，张相太醉。此亦里巷之公论也。’”时人之语，未必没有几分道理，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六云：“李沆文靖为相，当太平之际，凡建议，务更张喜激昻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报国耳。”(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4页)同时代的文莹撰《续湘山野录》也说：“李相简穆公沆尝被同年马亮责之曰：‘外议以兄为无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无长才，但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此补国尔。’”(郑世刚、杨立扬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8页)这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政治思想的体现，循规蹈矩，不喜生事是精于吏道的反映。反观张齐贤，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样的理念。开宝九年他在洛阳面见宋太祖时的“画地十策”，表现的是一种进取的意识，过于沉湎于这种意识世界里，就会被时人理解为“太醉”。。

此时，西北党项族李继迁反叛问题日益严重，张齐贤被任命为泾、原等州军安抚经略使，将注意力的很大一部分投放到了西北靖边事务中。直至景德元年(1004)，他方被起用为兵部尚书，澶渊之盟后，又兼青、淄、潍州安抚使。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执意东封泰山，张齐贤从驾还都，再拜宰相。“时建玉清昭应宫，齐贤言绘画符瑞，有损谦徳，又违奉天之意，屡请罢其役。”[2](PP.9157-9158)归隐后，回到洛阳，“得裴度午桥庄，有池榭松竹之盛，日与亲旧觞咏其间，意甚旷适”。[2](P.9158)史载“齐贤姿仪丰硕，议论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负。留心刑狱，多所全活。喜提奖寒隽”。[2](P.9158)然而同时，“居相日，数起大狱，又与寇准相倾，人或以此少之”。[2](P.9158)

二、忠义：张齐贤所确立的政治伦理

《洛阳搢绅旧闻记》是张齐贤所撰的笔记，其中讲述过一则国初名臣向拱(912-986)的故事：

中令(向拱)倜傥多权谲，勇果刚断，真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于汾州，从父徙居于潞。年二十许，胆气不群，重然诺，轻财慕义，好任侠，借交亡命，靡所不为。常与潞民之妻有私，后半岁，向谓所私之妇曰：“多日来不见尔夫，何也？”妇笑曰：“以我与尔私，常磨匕首欲杀我，惧尔未得其便。会尔久不及我家，与邻人之子谋，许钱数十千，召人杀之。邻家之子曰：‘若我杀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杀己，恨无逃避之路，遂许之。会夫醉卧城外，邻家子潜杀而埋之，惧为人觉，且潜遁矣。”向曰：“邻家子今安在？”妇人曰：“在某所。”向密寻而杀之，回责所私妇人曰：“尔与人私，而害其夫，不义也。尔夫死，盖因我，我不可忍。”遂杀其妇人，掷首级于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杀此妇人。”徐徐掉臂而去。警巡者义之，且惮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会赦方归*向拱，《宋史》有传。此人“少倜傥负气”，治军极严，“秋毫不犯，军民感悦”，然而也喜欢“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参见脱脱《宋史》卷二百五十五《向拱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8908-8910页。。[5](P.170)

后面的情节急转直下，向拱高亢激昂的人生陡然转变为轻柔舒缓格调。向拱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师从乡里名士滕公：

滕与语，应答皆有理，落落一奇士，滕心器之，窃怪其污于凶暴，因谓中令曰：“未识吾子，潞之中外一辞，以盗跖待之，今观君才貌，贵人尔，幸自爱，无与非类同游处。”微引古人之未遇，为贼为盗，一旦折节，垂千古名，若周处辈。中令闻之，不觉前席。语竟，中令曰：“自此愿叔事秀才，从前所为悉改矣。”既归，拜其父曰：“某虽父母生我，今闻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公之语告其父，父闻之大喜。自是旧日豪侠徒侣，甘言谢绝之，多造请于滕。不数年，潞之识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驹尔。”出入衣冠类儒者，容止闲雅，不接非类。闻有徳行道艺者，多就访之。[5](P.170)

在滕公的教诲下，向拱完成了从率性任侠的狂士到循循儒者的士大夫的人生转变。张齐贤将此篇名定为《向中令徙义》，当有极深之寓意在焉。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6](P.2481)宋代邢昺疏曰：“此章言孔子忧在修身也。徳在修行，学须讲习。闻义事当徙意从之，有不善当追悔改之，夫子尝以此四者为忧，忧己恐有不修，不讲，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忧也。”[6](P.2481)《说文》解徙为“迻”。[7](P.272)而“义”者，如同韩愈在《原道》中所界定的：“行而宜之之谓义”，[8](P.165)“义”指的是公正合宜的行为；《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6](P.2572)向拱前半生是以侠义之义的行为为准则的，而其后半生行为，却从一名侠士变为一位循循儒者，从民间侠义之行转向为儒家理想忠君报国的人格范型，这就实现了从侠士到儒士的人格转变。张齐贤浓墨重彩描绘的向拱生平及情感转型，折射的就是他所倡导的“忠义”观念的政治价值。他所塑造的向拱的一生，是张齐贤本人政治价值的体现。这种塑造，有着“文化文本”的意涵。詹姆逊说：“文化文本实际上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寓言模式，包括社会的表征和组成因素，如文学的‘人物’，在其它方面上被理解作组成因素的‘典型化’，尤其是作为形形色色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团体的比喻。”而“阶级利益的观念为上层建筑征候或范畴与它在基础上的‘终极决定’的现实之间提供了一种功能性联系”。[9](P.158)向拱故事的深层意涵在于，一是彻底否定了武侠的价值。“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10](P.344)这是法家的看法。在韩非看来，两者都是对权威君主主导的政治秩序的破坏。“任侠者，是能为人担当事也”，[11](P.1183)“游侠者，止谓其布衣匹夫趋人之急，以此立名。”[12](P.331)儒家肯定侠士在一定范围内对人伦秩序的正面作用，但始终没有否认游侠所具有的对等级秩序的破坏作用，因为行侠仗义对儒家的道德规范和统治秩序终究会造成本质性的冲突。五代之际和宋初的侠士在北宋太宗和真宗时代，都发生过一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从侠士转为“忠义之士”。如张景(970-1018)，“张晦之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窜四海”。[13](P.52)他所拜服的柳开(948-1001)，更是狂士无双。柳开对儒家义理之学有深入的研习，但是待人接物的习惯还保留着相当厚重的狂士风采：“柳仲涂开知润州，胡旦秘监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骛于时。旦造《汉春秋编年》，立五始先经、后经，发明凡例之类，窃侔圣作。书甫毕，邀开于金山观之，颇以述作自矜。开从其招而赴焉，方拂案开编，未暇展阅，开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榖、邹、郏数子，止取传述而已，汝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语讫，勇逐之。旦阔步摄衣，急投旧舰，锋几及身，赖舟人拥入，参差不免，犹斫数剑于舷，聊以快愤。’”[14](PP.29-30)柳开在情感上已经皈依儒派，但在行为上却依旧存有狂士的做派，“柳崇仪开家雄于财，好交结，乐散施，而季父主家，多靳不与。时赵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谒开，开屡请以钱乞赵，季父不与，开乃夜构火烧舍，季父大骇，即出钱三百缗乞赵，由此恣其所施，不复吝也”。[15](PP.63-64)柳开的精神风貌与后世的理学名家仍有相当大的区别，他的那种重义好施，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风范，依旧游弋在侠士和儒士的边缘地带。张咏(946-1015)也是如此，“少学击剑，慷慨好大言，乐为奇节。有士人游宦远郡，为仆夫所持，且欲得其女为妻，士人者不能制。咏遇于传舍，知其事，即阳假此仆为驭，单骑出近郊，至林麓中，斩之而还。尝谓其友人曰：‘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2](P.9803)在这里，张咏杀恶仆也不再是简单的快意恩仇，而是对传统等级秩序的自觉维护。张齐贤笔下向拱的从游侠转变为忠义之士，也表明随着五代乱世的结束，宋初士人开始孕育浓郁的忠君意识和对皇权的依附眷恋之情。这既是以张齐贤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人格形成的共同趋向，也是士大夫实现人生理想的寓言模式。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里，“忠”的观念根深蒂固，并且是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之一。《尚书·仲虺之诰》云：“王懋昭大徳，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6](PP.161-162)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解读“中”字说：“本或作忠。”[16](P.94)《周礼》云：“以乐徳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6](P.787)郑玄注曰：“中，犹‘忠’也。”[6](P.787)正像《周礼·大司徒》所讲的：“六徳：知、仁、圣、义、忠、和。”[6](P.707)在《左传》里，我们发现多处关于“忠”的政治意识已经完全发育成型了。“忠，徳之正也；信，徳之固也。”[6](P.1837)“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6](P.1897)“外强内温，忠也。”[6](P.2063)显然“忠”在当时就被看作是正统政治道德的核心，而树立的典范也起着以政治标杆角色教诲启示后人的作用，“忠”于是自先秦起，延展至秦汉之后，始终成为臣民应当遵守的政治道德信念。儒学经典突出宣示“忠”的原则，凸显了个体人格价值及其所承载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在传统中国社会，“忠”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

夫忠者，臣下之高行；义者，制事以合宜。谓其益也，徇死而无二；语其大也，灭亲而不顾。然贞一之道，存乎诚节，而逆顺之理，着于艰危。自正道寝微，祸阶萌立，纪律隳弛而莫制，英贤驰骛而不足。谏或见拒，黜之无怨。难之将作，奋不顾命。乃至因利陈说，唱合义举，借势鼓怨，用图兴复。挺身而誓除逆节，誓心而耻仕伪政。感至流涕，愤以碎首，精贯白日，仇不同天。虽或时移运谢，赍志弗克，其英风余烈，良足尚焉。[17](P.9035)

北宋立国之后，“忠”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它成为等级社会的道德律条；挽救晚唐五代颓丧的士风，成为北宋国家重整社会秩序和确立政权合法性的不可或缺的任务。复兴儒学价值理念，重整伦理纲常的努力也体现在人们对“忠”或“忠义”理念的倡导上。包括张齐贤在内的有识之士在历经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伦理沦丧之后，有着要求重振社会道德规范的强烈愿望，这便是《向中令徙义》这类作品问世的内涵性原由。佐藤将之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忠”和“忠信”概念发挥了关键性的价值功能，重要的是，“忠”和“忠信”的对象实际上并非针对君主本人而言，它们真正的对象乃是超乎君主的共同利益，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18](PP.177-178)比如太宗在晋邸时欲拉拢大将田重进，“田重进，范阳人，不识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饵赐之，拒不受，使者曰：‘晋王赐汝。’重进曰：‘我只知有官家，谁人能吃他人酒食乎？’人语太宗，极许之。后郑文宝出漕陕右，上嘱咐曰：‘田某先帝宿将，勇毅宣力，卿为朕善待之’”。[14](P.71)这表明，宋太宗对田重进的赞赏，是基于超乎君主的共同利益之上的，是对维护王朝根本利益的“忠”的政治价值的赞许。张齐贤写《向中令徙义》，就是在宣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应该有一个整体性转变，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毫无疑问，名节忠义等儒家伦理规范的重建以及将“圣人”模铸为理想人格并在现实生活中倡行之的做法，在理学开创之前就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张齐贤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

张齐贤开宝九年的“画地十策”，是他未出山之前对国内政治难题的通盘性解决思路，尽管“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2](P.9150)与太祖的思量有一些差异，但太祖对他的有关政治问题的系统性考虑方式及稳健的解决路径还是比较赞赏的。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这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张齐贤曾多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对地方治理事务比较用心，也颇有心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军攻灭北汉后，不顾众臣反对，趁伐取北汉之势，从太原出发展开北伐，意图一举收复后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对此，新任的知忻州张齐贤有着自己的看法：

方今海内一家，朝野无事。关圣虑者，岂不以河东新平，屯兵尚众，幽燕未下，辇运为劳？臣愚以为此不足虑也。自河东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纳米典吏，皆云自山后转般以授河东。以臣料，契丹能自备军食，则于太原非不尽力，然终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东初平，人心未固，岚、宪、忻、代未有军砦，入寇则田牧顿失，扰边则守备可虞。及国家守要害，增壁垒，左控右扼，疆事甚严，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于雁门、阳武谷来争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2](P.9151)

契丹并非主动地放弃后汉，而是力有不逮；同样的，宋想要光复旧疆也无可厚非，只是“河东初平，人心未固”，《孙子兵法·形篇》所云“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则是对这一时期、这一区域敌我形势的绝好说明。因此，张齐贤主张先以养民为业，歇战休兵，以图恢复：

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尧、舜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克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慎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前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以闻。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徳怀远，以惠利民，则远人之归，可立而待也。[2](PP.9151-9152)

张齐贤的这番话，尽管没有申明人民拥有监督、节制和罢免君王的权利，但是明显包含着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的意思。李存山认为，“儒家的民本(regarding the People as foundation)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19](P.4)在当时，处置好人民生存需要是政治的最高事务，对付外敌则是第二位的。地方的残破，是国家政治难题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地方经济的破产和官员的腐败，才掏空了国家抵御外部敌人的强健体魄。在这里，有效的地方治理，主要是由代表权威的政府和排他性的政治精英加以实施的。政府有效治理的职能，应该由源自政府的行为主体来承担。宋太祖之所以欣赏张齐贤，可能觉得张的许多想法与自己是一致的。关于对契丹的处置意见，宋太祖有“封桩库”的设想。“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上顾左右曰：‘军旅饥馑，当豫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乃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桩库。凡岁终用度赢余之数皆入焉。”[3](P.152)太祖设置封桩库的用意，在于和平赎买被后晋割让的幽云十六州，“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茍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茍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帝德》载：“太祖讨平诸国，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毎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吕友仁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这里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细节是，《长编》所书为“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而《渑水燕谈录》所书为“俟所蓄满五百万缗”。如果后者为是，则宋太祖对困难想象得要比前者更为严峻，财富的积累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3](P.436)这堆积如山的财富归因于何处呢？当然是地方治理的成效。因此，“前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就是张齐贤地方治理的总体思路。太平兴国六年(981)冬，张齐贤任江南西路转运使，“至官，询知饶、信、虔州土产铜、铁、铅、锡之所，推求前代铸法，取饶州永平监所铸以为定式，岁铸五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诣阙面陈其事，敷奏详确，议者不能夺”。[2](P.9152)“江南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钱，吉州缘江地虽沦没，犹纳勾栏地钱，编木而浮居者名水场钱，皆前代弊政，齐贤悉论免之。”[2](P.9152)在涉及军政事务方面，张齐贤也有作为，并不缄默避责。“初，李氏据有江南，民户税钱三千已上者户出丁一人，黥面，自备器甲输官库，出即给之，日支粮二升，名为义军。既内附，皆放归农。至是，言者以为此辈久在行伍，不乐耕农，乞遣使选充军伍，并其家属送阙下。齐贤上言：‘江南义军，例皆良民，横遭黥配，无所逃避。克复之后，便放归农，久被皇风，并皆乐业。若逐户搜索，不无惊扰。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前敕既放营农，不若且仍旧贯。’”[2](P.9153)张齐贤任官地方时的施政效率和公平效能，为他赢得了良好的政声，“居使职，勤究民弊，务行宽大，江左人思之不忘”。[2](P.9153)在宋代，路这一级的机构，兼具行政与检察双重职能，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它首先代表的是中央王朝的利益，并在政治运作中体现中央政府的权威，“在行政集权体制下，不是由立法机构，而是由被委以最重要的行政功能的机关，即主要执行机构来行使中央对地方政治共同体的控制”。[20](P.30)如同古德诺所阐述的，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行政不应受政治权宜措施的影响。“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这种控制一旦超过某种限度，就不仅会妨碍有效的行政执行功能，而且还会损害建立这一控制的目的。[20](PP.33-34)张齐贤在此所做的，便是强化与提升扩展了行政功能的重要性。他把当时行政功能所具备的执行功能、司法功能、准司法功能(如税收、规划等)以及专项事务管理功能，都发挥到了极致。

诚然，在农业社会，传统的节俭观念对张齐贤等人的政治治理思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真宗皇帝尝谓辅臣曰：‘国家所务，俭约为先，当须节用爱人，以富庶天下。’张齐贤对曰：‘《书》称大禹克俭于家，老氏三宝，俭居其一，上好俭则国有余财，下不僭则家有剩赀，如此则天下自然富寿矣’”。[21](P.2511)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都是俭约伦理规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都把俭约的原则运用到治国理念中，都认为节俭对国家治理和社会财富的累积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6](P.2535)掌握五项基本原则，就可以主导政治事务了，“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6](P.2535)孔子还提到过治理大国的法则：“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6](P.2457)儒家的节俭思想，强调的是伦理政治的基本原则，民本理念在此获得了极大的张扬。

北宋真宗时期，朝廷与西北党项族的政治关系由于其首领李继迁的崛起而变得复杂险恶。早在太宗年间，李继迁即叛服无定，并在辽宋两大政权之间游刃有余。淳化元年(990)，契丹封其为夏国王。[22](P.140)淳化二年，又归附于宋，授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3](P.718)旋又附契丹，并联结契丹军，多次袭击北宋西北边境。咸平四年(1001)，李继迁攻克清远军(治今宁夏同心县境内)，宋廷陷入一片喧哗之中，张齐贤被任命为泾(治今甘肃省泾川县境内)、原(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等州军安抚经略使。他提出的战略解决思路是：

清远军陷没以来，青冈砦烧弃之后，灵武一郡，援隔势孤，此继迁之所觊觎而必至者也。以事势言之，加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蕃部大族首领素与继迁有隙者，若能啖以官爵，诱以货利，结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则山西之蕃部族帐，靡不倾心朝廷矣。臣所领十二州军，见二万余人，若缘边料柬本城等军，更得五万余人，招致蕃部，其数又逾十数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之奔走不暇，何能为我患哉？今灵武军民不翅六七万，陷于危亡之地，若继迁来春于我兵未举之前，发兵救援灵武，尽驱其众，并力攻围，则灵州孤城必难固守。万一失陷，贼势益増，纵多聚甲兵，广积财货，亦难保必胜矣。臣所以乞封潘罗支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继迁旦暮用兵断彼卖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达潘罗支，则泥埋等族、西南远蕃，不难招集。西南既禀命，而缘边之势张，则鄜、延、环、庆之浅蕃，原、渭、镇戎之熟户，自然归化。然后使之与对替甲兵及驻泊军马互为声援，则万山闻之，必不敢于灵州、河西顿兵矣。万山既退，则贺兰蕃部亦稍稍叛继迁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赏不可以滥及，此乃圣人为治之常道，非随时变易之义也。[2](PP.9155-9156)

显然，张齐贤不同意北宋朝廷再行招降之策，认为只能以平叛的方法对付李继迁前此十余年对西部边境的不断骚扰。剿灭之策是一个渐进的方案：第一，联络结好李继迁族群活动地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加官进爵，使之能够长期与李继迁势力集团相抗衡，牵扯李继迁的兵力，使其自顾不暇。如此，则李继迁集团只能局促于一隅之地，不可能东出掠地，北宋也就不必劳师远征，可以坐享渔人之利。第二，如果想要保住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市境内)，宋军现有的驻防兵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持续增兵。“灵州斗绝一隅，当城镇完全、碛路未梗之时，中外已言合弃，自继迁为患已来，危困弥甚。南去镇戎约五百余里，东去环州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须攻夺，则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归？欲全军民，理须应接。为今之计，若能増益精兵，以合两边屯驻、对替之兵，从以原、渭、镇戎之师，率山西熟户从东界而入，严约师期，两路交进。设若继迁分兵以应敌，我则乘势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难卫，千里趋利，不败则禽。臣谓兵锋未交，而灵州之围自解。然后取灵州军民，而置砦于萧关、武延州险要处以侨寓之，如此则蕃汉土人之心有所依赖。裁候平宁，却归旧贯，然后纵蕃汉之兵，乘时以为进退，则成功不难矣”。[2](P.9156)也就是说，解灵州之围，还可考虑从原州、渭州(治今甘肃省平凉市境内)、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市境内)同时出兵，与防守灵州的宋军分进合击，使得李继迁部首尾不能相顾，从而解除灵州的困境。张齐贤还建议“调江淮、荆湘丁壮八万以益防御”。[2](P.9156)然而，“朝议以为动揺，兼泽国人民，远戍西鄙亦非便，计遂寝”。[2](P.9156)在涉及动员国内腹地人力资源以解决边境问题时，宋廷总是在一种瞻前顾后的犹豫中错失良机。此时对灵州的弃与守，让宋真宗万分纠结。客观地讲，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清远军的陷落，使灵州孤城突据于北宋西部边陲。这里本来人口稀少，但驻扎了相当数量的军队。连年战乱，民众外流现象普遍，土地日渐荒芜，军队供应困难，全靠内地运输。数万军队的供应给朝廷造成巨大的后勤供给困难。然而，灵州位于在唐代就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平原中心地带，如果放弃，宋环州(今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镇戎军等地就会直接受到李继迁叛军的威胁。在守弃灵州的态度选择上，张齐贤倾向于前者，但他的联结蕃部的主张，分进合击的意见，却没有被宋廷很好地采纳，更谈不上贯彻执行。终于，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攻破灵州，改名西平府，定为都城。咸平六年(1003)初，北宋遣使议和，又割让银(治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境内)、夏(治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等五州与之，事实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李继迁后又截断宋朝与西域的商道，禁止西域诸部向北宋卖马，严重影响到宋军骑兵部队的建设。

真宗景德元年，鉴于持续恶化的西北局势，张齐贤再度提出了自己的攻略，核心意图是“以夷制夷”：

臣在先朝，常忧灵、夏两镇终为继迁并吞，言事者以臣所虑为太过，略举既徃之事以明本末。当时臣下皆以继迁只是怀恋父祖旧地，别无他心，先帝与以银州廉察，庶满其意。尔后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胁制贺兰山下帐族，言事者犹谓封奖未厚。洎陛下赐以银、夏土壤，宠以节旄，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屡断灵州粮路，复挠缘边城池，数年之间，灵州终为吞噬。当灵池、清远军垂欲陷没，臣方受经略之命，臣思继迁须是得一两处强大蕃族与之为敌，此乃以蛮夷攻蛮夷，古今之上也。遂请以六谷名目封潘罗支，俾其展效。其时近臣所见，全与臣谋不同，多为沮挠。及继迁为潘罗支射杀，边患谓可少息。[2](P.9157)

张齐贤认为，以前对李继迁的招降策略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以夷制夷”的方略之所以结合实际，并坚持一段时间定有成效，那是因为唯有“蛮夷”才了解“蛮夷”；而且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无论在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调剂上都容易产生分歧。这些分歧，就是宋廷可以加以利用之处。分化敌人并逐渐削弱敌人，永远是正确的选项。关键是宋廷要有效地掌握可以利用的“蛮夷”部族，听命于宋廷，并最终使这些力量为宋朝政治利益服务。事实上，李继迁的最后败亡，也的确和潘罗支部的协助剿灭行动有直接的关联。咸平六年二月庚辰，“以西凉府六谷首领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都巡检使”。[2](P.121)“六月，复以二万骑围麟州”，“杀伤万余人，继迁乃拔去，遂率众攻西蕃，取西凉府。都首领潘罗支伪降，继迁受之不疑，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2](P.13989)因而，英宗时欧阳修说：“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余年，既不能翦灭，遂务招怀，适会继迁为潘罗支所杀，其子徳明乃议归款。”[23](P.897)神宗时王拱寿说真宗“得潘罗支而继迁之患息，仁宗得唃厮啰而元昊衰。今横山五族与吐蕃董毡等众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结之，可得其用，是夷狄攻夷狄之道也”。[24](P.456)他们对“以夷制夷”的思路和成效都是认同的，这种认同感当然以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策略思想作为其根本性的支柱，但现实政治、军事事务中所获得的实际成就自然也是“以夷制夷”对策长期在宋代对外方略中居于核心选项的原因之一。北宋政治家认为，生存在周边区域内的不同族群，生活的态度与习俗、准则、惯例等都较为接近，但在利益方面却存在较多的冲突。这就为宋廷利用一部分“蛮夷”去遏制另一部分更为强大的“蛮夷”，或者利用一些强大的“蛮夷”去控制另一些弱小的“蛮夷”提供了思路。他们将这种思路格式化为惯例。

结语

《宋史·忠义传》说：“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它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在这种政治伦理精神的激励下，宋代士大夫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表现得格外强烈。他们崇尚超迈的道德人格，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只不过，史家普遍以为，到了范仲淹、欧阳修时，“名节相高、廉耻相尚”的儒家政治文化才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事实上，在宋初张齐贤那里，这种精神气质已经充沛淋漓了。张齐贤不是一位有着系统性、自洽性思想的政治思想家，主要是一位政治实践家，在内政外交上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多数是针对当时的环境和难题所提出来的对策性意见。我们从这些意见中，也能窥测其思想的深度和厚度。他坚定地在政治实践中贯彻儒家“忠义”思想。《宋史》称其为“贤宰辅”，“能进退有礼，皆以善终，非盛君子，其孰能与于斯”？[24](P.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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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山宁)

The Virtue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the Founding of 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Political Practice by Zhang Qixian in Early Song Dynasty

FAN Li-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The advocacy of the idea of “reputation and righteousness” in early Song Dynasty had been explicitly implemented by Zhang Qixian. Moreover, his proposition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had become the key normal thought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Song Dynasty. As the normal thoughts,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manifested its power of restriction in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ociety, and even became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pattern for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who shifted themselves from strong pursuit of fame and achievement to the advocating of moral virtu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olitical thoughts and the subjective pattern of political ethics, had been paid special emphasis in the new period.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thoughts of Zhang Qixian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local governing and foreign strategy, which were fully implemented by the idea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advocated by himself.

Key words:Zhang Qixia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political practice

作者简介：范立舟(1962-)，男，浙江衢州人，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学院副院长，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群经统类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13&ZD06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4-13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3-0001-09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