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雄浪，郭文秀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地理要素、非地理要素与区域增长的决定

何雄浪，郭文秀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区域是相互依赖的，区域增长是空间均衡的结果。区域的第一性特征以及第二性特征都是决定区域增长的因素，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异。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第一性特征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发展后期，第一性特征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而存在，这时第二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继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区域增长中，空间是重要的，无论第一性特征、第二性特征力量的发挥，都跟空间贸易成本、区域的制度选择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给研究区域增长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个新的经济研究的空间时代正在到来。

关键词：地理要素；非地理要素；区域增长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就备受主流经济学家关注，20世纪40年代以后，它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以至于Lucas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发出感叹：“只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很难再有精力去考虑其它问题”[1]。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似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发生在针尖上，在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未重视有关区域增长与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关于区域繁荣与衰退问题的研究很复杂，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避免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应用于区域增长分析得出的“尴尬结论”，同时，现实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口、就业、生产活动空间分布改变的过程。早在20世纪中期，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进行区域增长与发展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默达尔指出，市场力量将引起区域间的差异，导致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这种作用机制是由市场、消费者以及生产者中的循环累积效应产生的，一旦市场平衡被打破(如当某一区域的生产率提高时)，这种循环累积作用将持续加剧这种不平衡[2]。Kaldor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保证了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循环累积优势过程[3]。

然而，经济活动空间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以前的分析方法中不能较好地应用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有与凸性最优不相适应的冲突，从而导致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始终难以登上主流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导致关于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休眠状态”。这其中的原因正如Krugman的精辟阐述：“为何空间问题仍然是经济领域的盲点？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空间经济学有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生来就给那些熟练建模的主流经济学家制造了难以施展其才能的环境……这种东西就是……规模收益递增情况下的市场结构问题”[4]。所以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经济活动空间集中所固有的规模收益递增性质，由于其与新古典经济学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范式不相容，所以他们只把收益递增当作局部的生产外部性来处理，从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5]。

纵观世界地理版图，产业集聚或集群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找到。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是现实经济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区域不平等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由此，本文将围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特征这一主题，探讨区域发展的决定因素。

一自然地理环境(第一性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

在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为导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区域经济增长的第一性特征与第二性特征。第一性特征指区域间气候、资源禀赋等自然特征。第二性特征指除第一性特征之外的其他内生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区域的第一性特征毫无疑问在经济整个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尤其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初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性特征决定区域发展的理论可以被称作为外生空间异质性理论，这不仅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还是冯·杜能的农业土地利用理论的基石[6]。

一个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该区域的经济活动以及人口分布。例如，该区域到达港口或运输网络的便利程度，即地理运输成本；气候因素，如温度或降雨量；另外，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又会对该地区的文化、社会规范程度以及机构组织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区域异质性问题较西欧等发达国家严重，因此，自然地理因素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增长问题时就表现得更为显著。

地理位置的不同会导致商品价格、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的累积效应的差异[7]。在美国、西欧以及亚洲东北部，距离海边100公里以内的区域，其占地面积虽只是各国总的可居住面积的3%，但是它们的人口以及GDP却分别占了本国总量的13%和32%，说明了地理位置差异给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8]。

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成本，可视作生产率的提升。Rappaport and Sachs认为，美国沿海地区经济的集聚现象产生于这种生产率效应，当大量企业和人口因为该沿海地区的直接地理优势聚集于此时，这种经济地理优势将会不断被加强，这也被称作“路径依赖”[9]。Bleakley and Lin对“路径依赖”现象也作了说明，分析了美国多个只能进行陆地运输而无法进行海运的城市，研究表明即使在海运发达的今天，这些不具有海运优势的地区仍然是人口的高集聚区[10]。

Gennaioli等认为较低的平均气温、与海洋的临近程度、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等外部因素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有正向的联系[11]。Mitton在模型中引入了更多的地理、气候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其中绝大多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是显著地，但是总体上，它们只能解释因变量的一小部分[12]。早在1915年，Huntington就指出，气候越炎热的国家，该国越贫穷[13]。Dell等不仅使用跨国数据，同时也使用美国内部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地区的平均气温和人均收入的负相关关系在美国内部跟跨国比较起来，要弱很多，但在统计上仍高度显著[14]。Nordhaus利用地理位置的经济数据(G-Econ data)，发现在单位纬度乘单位经度的地理单元上，平均气温和人均收入的负相关关系同样被观察到，但是平均气温和地理单元的产出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5]。

虽然一些自然地理因素并不能直接影响厂商的生产成本(如某地阴天较少的气候条件)，但由于它们也是流动工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就是说，这些自然地理因素会影响工人的迁移决策，从而最终影响到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16]。20世纪，美国出现了大批人口迁移至该国气候良好的地区，导致北部许多工业城市人口骤减，而处于阳光地带的城市人口出现剧增现象。Rappaport认为，这是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升高，收入效应使得人们对好的气候条件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人口空间分布状况随之发生改变[17]。历史上，一些气候冲击引起了大量的人口转移现象。20世纪30年代，美国平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沙尘暴，成为了环境恶劣的风沙侵蚀区。这种自然气候冲击导致该区域农业生产率以及土地价格大幅下降，人口大量流失。Hornbeck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气候条件的恶化引致的人口转移是导致该区域经济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18]。为了对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也有学者分析了人口转移现象在其他非气候冲击上的表现。Davis and Weinstein指出，日本各区域的人口分布在历史上是相当稳定的，即使是大规模的冲击(如二战期间日本多个城市遭受了盟军的轰炸)都没能使日本的人口分布发生改变，而只是引起了短暂的波动[19]。同样的，我国人口分布以黑河—腾冲一线为分界线，东南多，西北少，人口分布不均，这是因为，我国东南地区多为平原丘陵地形，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湿润，交通便利，所以人口密集；西北多为山地高原地形，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气候干旱，所以人口稀疏。即使计划经济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例如，长达10年左右的三线建设)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另外，自然地理环境在最终意义上会构成区域人口分布的限制条件，例如，虽然北京吸引经济活动的向心力远远大于离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的人口可以一直增加下去，因为，城市的承载力(水资源供给的瓶颈、城市土地的利用极限等)最终会对城市人口的增长起着“天花板”效应的限制作用。这些都表明了区域所固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区域人口分布以及相应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美国环境史大家克罗侬在其作品《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伟大的西方》中描述了19世纪的芝加哥是如何成为西部大都市的。克罗侬指出，正是因为芝加哥不存在任何特别的自然资源，才有了后来飞速的增长[20]。芝加哥地处平原地区，流经该城市的河流也都几乎无法作为运输的航道，湖边的港湾也都不够大。最初，人们开凿了一条连接密西西比湖支流和北美五大湖的运河，而芝加哥处于这条运河的终点位置，这无疑是有利于芝加哥经济发展的，但是仅仅几年的时间，新建的铁路逐渐代替了该运河在经济中的作用。然而，芝加哥并没有因此失去商业中心的地位，这是因为早期的芝加哥已经通过其自然优势建立了一个中心市场，形成了便利的交通和较发达的商业经济，而这种经济力量又存在正的反馈机制。正如克罗侬所说的，芝加哥经济中这种自我强化作用所产生的效益弥补了该区域因丧失自然优势所产生的损失。克罗侬将这种自然资源优势称为“第一性”，以及人口与企业的集聚现象称为“第二性”，并且指出，只要该区域存在集聚于此的利益，这种集聚现象就会不断发生，并刺激该区域交通、商业以及人口的增加[20]。

纵观历史，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够运用其自然资源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甚至很多资源相当丰裕的区域都未能做到芝加哥那样。现实中，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当某区域存在丰裕的自然资源时，在其周围就会伴随着大量的城市、大都市圈以及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然而，当这些资源逐渐被消耗殆尽时，这种繁荣的经济景观也开始变得萧条，有一些甚至就不复存在了。日本的煤矿之都夕张(Yubari)在1890年建立了第一口矿井以来，该城市在1960年聚集了11万多人，创建了历史高峰，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量矿井都已停止开采，近90%的人都搬离了这座城市。Barbier也提出过类似的经济现象，他发现许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或区域到最后都未必能依靠该优势进行有效的发展[21]。

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最早源于荷兰。1959年，大量的天然气在荷兰被发现了，但最终荷兰的工业竞争力却因此大大削弱，这就是著名的“荷兰病”。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好坏主要取决于其资源的利用情况，因此，自然资源是被当成最终产品直接消耗掉，还是用于发展相关制造业将会使经济产生很大的差异。其实，自然资源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以中间产品的形式投入到工业部门生产中的资源性商品，也可以是直接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现实中，有一些资源型商品既可以是中间产品也可以是最终产品，而有一些只能是最终产品。Takatsuka等认为如果一种资源是用于工业的中间投入品，那么它的增加就会导致工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如果它只是作为最终消费品存在，那么它的增加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22]。这表明了发展那些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的产业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将资源当成一种最终消费品。

事实表明，那些成功的城市典范都是利用自然资源来有效的发展其他相关产业，诸如炼油业、选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这样，即使出现了自然资源枯竭现象，这些基础工业设施也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此过程形成的技术以及管理技能，它们能够吸引工人、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并吸引各种企业。法国南部地区拥有最好的气候和土壤来栽种葡萄，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利用该自然优势创建了优质的红酒品牌，每年还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关于自然地理因素对区域增长的作用机制，其实它还会通过地方机构、文化与社会标准、种族群体分布情况以及政治轨迹等途径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例如，Leite and Weidmann的实证研究表明富集的矿产资源会产生腐败，而腐败又会阻碍经济的成长[23]。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的实证研究显示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会诱发贪婪的寻租行为，弱化一国的制度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施加负的非线性影响，并且这种制度弱化才是“资源诅咒”产生作用的根源所在[24]。因此，自然资源禀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既可能是“祝福”也可能是“诅咒”，而这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的高低。这也意味着我们在研究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决定区域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当前随着区域分工与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显急迫。

二非自然地理环境(第二性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

在经济现象的抽象分析中，地理经济学家将“区域的第一性征”看作一个控制变量，并将区域中无法用“第一性”来解释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异质现象全都归因于“区域的第二性征”。区域的第二性征可以分为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的内涵

自马歇尔[25]以来，就有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等领域的研究者对于“第二性”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它包括不同类型的技术外部性和市场外部性(资金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强调厂商间生产函数或技术的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市场性的相互作用效应；市场外部性是指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通供求经济联系而产生的效应。与产出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现代城市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受到了重视，而与不完全竞争相关的市场外部性在空间竞争理论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很受重视[26]2119-2171。

Anas等[27]指出，技术的外部效应在城市中无处不在。技术外部性也表现在本地生产中，除了本地公共品具有外部性，还存在有益的交流外部性。这些外部效应在管理、行政、研究以及金融工作中都非常重要。知识、创新以及各种信息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完全公共物品，他们可以产生外溢，在不同公司和机构中相互传播。当多个经济体分别掌握不同的信息时，可以通过信息交流渠道将它们融合起来，并由此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用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特定空间上的(如城市和工业区)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是合理的。

但对于一个更大的区域规模，另一种机制就出现了，并且这种机制无法用传统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仅仅依据地理位置而产生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现实中许多的产业集聚现象，如：美国制造业区域带的形成，以及西欧不同国家城市通道上形成的经济活动集聚区，一直从英国北部延伸至意大利北部。为了解释这种大范围的集聚现象，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市场外部性(资金外部性)这一概念。公司、消费者和工人在市场的作用下紧密相连，这就是市场外部性，市场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相联系。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地理学囊括了许多与此相关的理论模型，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商品、服务和要素在不同国家或区域之间的流动，并将产业集聚现象归因于存在循环累积效应的内生机制。

(二)市场外部性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供给与需求关联所形成的市场外部性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将其概括为较大地理范围的集聚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也常常被称为本地市场效应。当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时，就存在将生产集中于相对较少的区域的激励。因此本地市场效应是指消费者相对较多的地区是产品净出口区，东道国或核心区占有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厂商数量的比例相对较大。在理论的实际应用中，常常分析区域间劳动者工资差异与市场接近(市场潜力)的关系来验证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的衡量市场接近的方法是来源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结构模型。第一次对工资调整机制的研究是以Redding and Venables[28]的研究为基础的，该实证规范研究是建立在Krugman and Venables[29]研究的基础上的。设i地区的垄断竞争企业向其他N个地区销售其可贸易品。需求函数由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ES)形式给出，工业生产活动以规模报酬递增为特征。如果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i地区的名义工资与其他地区的产品需求、价格之间的关系如下：

wi

(1)

上式说明i地区的工资取决于其他地区在贸易品上的总支出、可贸易品的价格和贸易成本，Redding and Venables把上式的和称为市场接近(市场外部性)，此处实际是指真实的市场潜力，因为它考虑到了价格指数的修正作用。Redding and Venables以1996年10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估计了上式，发现衡量工资变量的人均GDP与市场接近相关，二者的相关关系在控制了资源禀赋变量之后也同样显著。同样的，Mion[30]利用意大利数据，De Bruyne[31]利用比利时数据，Head and Mayer[32]and Breinlich[33]利用欧盟数据，得到了同样地的估计结果，即市场接近对工资的影响是正的。

Hanson[34]遵循Helpman[35]33-54的方法，同时引入了另一个分散力(不可贸易品房产)。虽然模型中各个区域的真实工资是相等的，但是名义工资是市场接近、房屋存量的函数，具体公式如下：

wi

(2)

Hanson把上式的总和成为地区增强的市场潜力，与没有准确反应价格变化的传统方法相区别。Hanson以1970-1990年美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估计了上式，发现名义工资和增强的市场潜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这两个研究框架被广泛用于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工资、产出的区域变化情况。Bosker and Garretsen[36]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均GDP和市场接近之间的关系相比发达国家要弱，这可能是因为在欠发达的非洲地区制造业还比较落后。Fally等[37]利用巴西微观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市场接近和地区工资差异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个体差异后，这种关系同样成立。Hering and Poncet[38]对中国的研究发现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人工资与市场接近之间存在较强的关系，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关系就弱很多。因此，国家的体制结构会影响工资和市场接近之间的关系。

在工资估计中，是基于工资wi对其他地区支出水平Ej的回归，而这会导致市场接近变量与回归扰动项相关，出现不一致估计。接近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寻找工具变量，但是要找到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是很困难的。一个更有效方法是设计一个市场接近外生变化的准自然实验。Hanson[39]最早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研究了1985年墨西哥贸易自由化对市场接近的影响，对墨西哥服装行业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之前，地区工资存在较强的梯度，工资随距离墨西哥城市越远而不断降低，1985年的贸易自由化打破了这一局部格局，服装行业开始布局于和美国接壤的地区。同样，Redding and Sturm[40]把德国在1945年至1989年之间的分裂看作一个准自然实验，检验市场接近对人口集聚的重要程度，实证结果显示靠近东德的德国西部城市的人口增长相比其他西部城市而言，经历了大幅的下降。他们得出结论：城市边界的缩小可能完全是由于德国分裂造成的市场潜力的损失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产业结构的差异或战争破坏程度所形成的发展困难造成的。

当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未“尘埃落定”，这些文献所使用的方法各异，这可能是源于对新经济地理学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进行检验时所固有的那些困难。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支持性结论，但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结论与理论是相悖的。工资与市场潜力之间的正相关看上去是一个确定的结论，产量对需求的反应尽管肯定是正的，但却并不是永远大于1倍的放大关系。

确权划界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尊重历史，依法划界，依据确权。水库管理单位要以有利于水库防洪与兴利效益发挥，有利于水库库区工程设施正常运行和工程效益实现，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为主要目的，结合当前实际情况，稳扎稳打做好水库管理范围内确权划界工作。要对水库管理范围进行测量、现状调查、竖桩标界、登记造册等，签订土地权属文件，划定管理范围，并对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及各类建筑物建立管理档案。要加强水政执法，规范管理，确保水库防洪调度安全与兴利效益的实现。

(三)技术外部性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技术外部性又可分为马歇尔—阿罗—罗默技术外部性(Marshall-Arrow-Romer externalities，或称第一类技术外部性)与雅各布斯技术外部性(Jacobs externalities，或称第二类技术外部性)。马歇尔—阿罗—罗默技术外部性主要在同一产业内产生，雅各布斯技术外部性主要在不同产业之间产生。现实经验表明，这两种外部性效应均出现在一些专业化区域和区域繁荣的初始阶段。对于哪一种效应将起到主导性作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应依赖于该区域的大小以及该产业的自然属性。雅各布斯[41]认为都市化经济(第二类技术外部性)的影响是主导性的，而波特[42]认为区域化经济效应(第一类技术外部性)是导致产业集群的原因。

Anas等[27]指出，技术的外部效应在城市中无处不在。技术外部性也表现在本地生产中，除了本地公共品具有外部性，还存在有益的交流外部性。这些外部效应在管理、行政、研究以及金融工作中都非常重要。知识、创新以及各种信息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完全公共物品，他们可以产生外溢，在不同公司和机构中相互传播。当多个经济体分别掌握不同的信息时，可以通过信息交流渠道将它们融合起来，并由此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这反映了经济体集聚行为的重要性。因此，用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特定空间上的(如城市和工业区)地理分布现象似乎是合理的，在一些空间模型中，这些技术外部效应常常被引入竞争机制中。Brock等[43]将空间溢出效应引入到完全理性预期竞争均衡的市场分析框架中，研究结果表明，当空间外部性没有被企业内化时，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在此框架中内生出现，这依赖于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与空间外部性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及私人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边际生产率的递增、区位优势的存在没有必然的联系，从社会优化的角度，当计划者将空间外部性内化于企业时，则生产活动将均匀分布，所有企业的资本存量收敛于相同的水平，与区位选择无关。

对区位和增长理论的兴趣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将将新增长理论的外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分析框架中来。在同一地区内部，更有利于经济主体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发生，知识溢出效应随着经济主体间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带有空间维度的新经济地理学局部溢出模型[44]认为知识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总的资本存量，而总的资本存量不仅跟地区内部的资本存量有关，也跟区外的资本存量有关，区外的资本存量对本地区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大小是距离的减函数。Nocco[45]通过引入地区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当初始的地区间技术水平差距不是很大时，才有可能导致地区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当贸易成本很低时，现代工业部门既可能集聚，也可能分散，而当贸易成本很高时，则导致现代工业部门的完全集聚。Berliant and Fujita[46-47]发展了动态的知识创新与扩散模型(two person model，TP模型)。该模型描述了人与人以及区域之间的知识关联过程，分析了合作创新行为的时间、方式和效率，从而解释了知识创新和扩散如何进行及其产生的影响。

三第一性特征、第二性特征与区域增长的决定

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很显然是不均衡的。不同区域在气候条件、进入壁垒以及生产性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方面存在差异，所有这些自然性区域特征均被称为“区域的第一性征”。直至工业革命以前，“区域的第一性征”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不仅仅局限于运用本地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经济活动，还通过从其他区域引入不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区际间的这种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仅仅以第一自然优势(第一性特征)为特征因素的经济空间分布形态。当工人以及企业奉行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这时被称为第二自然优势(第二性特征)的这一类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形态的内生因素就逐渐形成了。现实表明，除了第一性征，区域的第二性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日本东京的周围地区、美国的硅谷，其中的经济活动的分布并没有体现出它们自身的自然优势，而更多的只能通过除第一性征之外的剩余因素来解释。如今，区域的第二性征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诸如商品贸易以及要素流动等经济特征均只能在以区域第二性征为核心的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才能被解释。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了：即使两个区域的第一性征是相同的，生产要素的内生性转移最终也可能导致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我们称之为内生性集聚过程。这种转移使得工业部门活动完全地聚集在某一区域或者均匀地分布在两个区域，形成中心—外围均衡结构或者对称均衡结构，而决定这一过程和结果的就是区域中的经济参数，因此这些经济参数是新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多重均衡、滞后效应以及路径依赖等也是该过程中的研究重点。

为了剔除比较优势的影响，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假定空间区位是同质的，没有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因此集聚的区位单纯由历史、前向和后向联系的累积因果效应过程来决定。但是，有些条件下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天然的比较优势与集聚优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比较优势和集聚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是很重要的。Ricci[48]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该模型中包含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研究中发现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导致产业集聚的减弱甚至出现逆产业集聚的过程。Amiti[49]将新经济地理学的垂直联系效应融入到赫克歇尔-俄林的分析框架中，假设劳动与资本在产业间能自由流动，但在国家间不能自由流动，以此来分析比较优势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要素成本的考虑促使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选择生产区位，而垂直联系效应促使企业按照市场接近原则来选择生产区位。当贸易成本处于中等水平时，这时市场接近原则占主导地位，即导致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业集聚在一起，而随着贸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将导致生产布局的空间分割化，即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选择自己的生产区位。Agliari等[50]假设只有一个区域具有第一自然优势，即只有某一区域拥有不可流动的资本，而那些可流动资本同时存在于所有区域，在离散的时间框架下，探讨“区域第一性”的非对称性会如何影响集聚的动态过程，认为经济地理中多重稳定性是可能存在的。

四贸易成本与区域增长的决定

运输成本的下降改变了单个经济体相对独立存在的状态，使我们的区域、国家以及世界在空间意义上变得更小了。Williamson[52]总结了19世纪运输业的发展进程，大批修建的运河、轮船以及铁路的出现，使运输成本急剧下降。例如，1817年，用货车和汽船将货物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运到纽约市需要52天；然而，到了1852年，只需要6天时间就够了。交通运输从来都是一种战略资源，古罗马强大因为修建了发达的路网，而英吉利日不落帝国强大是因为建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重要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同样，中国高铁的发展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版图，广袤的中国，将被高铁压缩成一日生活圈。Breinlich等[53] 683-779指出，区域不能脱离空间而独立存在，一切与空间地理相关的变量对区域问题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运输成本作为一个关键的空间变量，对区域增长的分析至关重要。

运输成本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Krugman[54]将经济的集聚现象视为是劳动要素流动的结果。这种流动性导致的内生因素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集聚效应，运输成本的出现使得公司倾向于选择更大的市场。在空间集聚的分析中也运用了城市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如城市的拥挤效应和不断上升的地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某些区域的固有优势。

要素得以自由流动并总是趋于向某些区域集聚产生了内生的集聚力，并可能形成区域的两极分化现象，即经济活跃的中心区域和以拥有不可流动要素(例如，农业工人)的实际收入较低为特征的外围区域。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依赖于贸易成本的大小，贸易成本越低，集聚就越容易发生，外围区域的不可流动需求可以由中心区来提供[54]。Puga[55]与Ottaviano 等[56]认为过高或是过低的贸易成本都不利于集聚的发生。Michaels[57]研究分析了美国国内的高速公路系统，这些高速公路不仅在空间上将不同城市和区域连接了起来，还降低了处于这些公路交接处的农户的交易费用，因此高速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的交易活动，但是并没有像贸易理论中所说的那样产生有关专业化生产方面的明显变化。Banerjee等[58]分析了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那些越靠近历史交通枢纽的区域的人均GDP和企业平均利润率更高。Minerva and Ottaviano[59]强调了地区增长过程中的空间的重要作用，认为地理因素的引入部分原因是地区间商品贸易的运输成本，部分原因是信息传递成本。

初始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D-S垄断竞争框架[60]为基础进行研究，再加上冰山交易成本的假定，使得经济集聚的一般均衡模型更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此框架下需求价格弹性必须为常数(等于替代弹性)，且对所有产品是对称分布的。这导致产品的均衡价格与厂商和消费者的空间分布无关，而且冰山交易成本假定意味着运输成本与产品的离岸价格成正比，即运输产品价格的任意增加将同比例地增加它的运输费用，这不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了克服这些缺点，Ottaviano等[61]提出了一个使用准线性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是子效用的二次函数，是运输成本的一次函数)的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成功地体现了前向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 effect)，即利润最大化的价格随着竞争性厂商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从而有利于更好的分析厂商定价与企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准线性的效用函数形式虽然给模型提供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但是在效用函数中不能分析收入效应。Behrens[62]使用可分离的准线性效用函数，发展了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能够分析收入效应和前向竞争效应。在此框架下，利润最大化产品的价格随产出的边际成本和消费者支出的增加而增加，随竞争性厂商数量的上升而下降。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实际应用中，区别空间贸易的两类不同阻碍因素(商品的运输成本和商务空间联系的交易成本)是很重要的，Fujita and Mori[63]认为这两类成本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作用不同。

五制度、政府经济行为与区域增长的决定

制度是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事实表明，不同国家或是一国内的不同地区间的制度差异是存在的。例如，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的联邦制国家，一些制度的设定都是由各区域自己完成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区域间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差异；还有，即便不同区域的制度是基本相同的，但由于实施的主体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运行效果。

Tabellini[64]强调，同种制度体系在不同区域的表现是不同的。他指出，虽然意大利南部与北部地区的司法体系是相似的，但是二者的运作效果却不尽相同。另外，区域间不同的专业分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区域的制度安排，例如，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和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区域，二者的制度体系肯定是不同的。上述表明了某国或某区域的制度体系与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是互为因果关系的。Nunn[65]也曾指出，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制度可以决定它的比较优势；同样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制度体系也决定了它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居住地，这也保证了经济中各种循环累积效应的发生，因此，任何可能够影响经济活动的制度行为都不应该被忽视。例如，当北部地区的公共设施条件优于其他区域(统称为南部地区)时，人口将向北部地区发生转移，直至北部地区的这种公共设施优势被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带来的拥挤效应予以抵消，最终会导致人口的反向转移。因此，虽然我们常常看到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区域的制度及政府组织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区域的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经济发展程度。

严格的环境政策可能会促进环境的改善，但是也会增加企业成本，使得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而阻碍当地的经济活动。因此，环境政策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作用的重要方面——环境政策问题——逐渐被纳入到空间模型中。Zeng and Zhao[66]构建了两个国家和两个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分析了环境污染的天堂效应，研究发现当两个国家在规模上不对称时，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具有较大聚集力的国家能够控制污染的影响。Conrad[67]研究得出当两个国家在生产率和要素价格不相似的情况下，严格的环境管制不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特别是当两个地区的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时，严格的环境政策不会使得企业搬迁到相对宽松环境政策的地区。Kyriakopoulou and Xepapadeas[68]考察了环境政策的实施对经济活动聚集的影响，认为由于知识溢出和自然优势的相互作用，经济活动的聚集现象会出现在具有天生自然优势的地区，而环境政策的实施可能会改变这一结果。

另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政府作用的其它方面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Andersson and Forslid[69]，Baldwin and Krugman[70]，Becker and Fuest[71]等发展了税收竞争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Dupont and Martin[72]，Ulltveit-Moe[73]等发展了分析区域和产业政策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除此之外，Baldwin等[74]还分析了单边贸易政策和特惠贸易协定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同时也对产业集聚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判断市场均衡的结果。

六全文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自社会文明出现以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水平在不同大陆以及大陆内部的空间分布一直是很不均衡的。正如新经济地理学奠基人 Krugman(1991)所指出的：“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地回答一定是集中”。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必备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限制条件，否则经济发展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较高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大量的肥沃土地、丰富的矿藏资源、充足的石油储备……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无法否认，一个地方产生集聚可能是由于外生的且无法改变的自然条件所导致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区域发展的差异。然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一定必然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有时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也就是说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之为“资源诅咒”。实际上不仅制度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资源的丰裕度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的形成。也就是说，资源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产生“诅咒”，通过诅咒制度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就宏观层面而言，区域的第一性特征以及第二性特征都是决定区域增长的因素，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异。简而言之，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第一性特征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发展后期，第一性特征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而存在，这时第二性特征对一个区域的继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第二性特征效应的大小与贸易成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跟区域政策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虽然外生的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是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对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同样的，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内生增长理论过份强调了资本形成、教育和技术等内生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地理、甚至人口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与限制作用。在区域增长中，空间是重要的，无论外生、还是内生力量的发挥，都跟空间贸易成本、区域的制度选择有关。

总之，区域是相互依赖的，区域增长是空间均衡的结果。作者认为，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讨论区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法否认，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给研究区域增长带来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地理单元数据的可得性更是预示着新经济地理学在应用研究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这也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因此，对区域增长展开研究不仅有令人激动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有丰富的数据来源，同时新的计量方法也在不断产生，例如，空间计量结构模型的应用，这些都意味着区域增长研究的巨大发展前景，一个新的经济研究的空间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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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洁〕

Geographical Elements, Non-Geographical Elements and

the Decision of Regional Growth

HE Xionglang，GUO Wenxiu

(SchoolofEconomics,Southwestern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Chengdu610041,Sichuan,China)

Abstract：Region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on each other. Regional growth is the result of spatial equilibrium. Both “the first nature” and “the second nature” of a certain region are the key factors to determine regional growth,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stage, “the first nature” wil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later stage, when the economy further develops, “the second nature” will play a key role, and “the first nature” exists as a result of “path dependence”. In the area of regional growth, space is important. Regardless of the effects of “the first nature” and “the second nature” on regional economy, all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spatial trade cost and the form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The rising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has had an enormous impact on the study of regional growth, and a new spatial era of economic study is coming.

Key words：Geographical elements; non-geographical elements; regional growth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11-0016-14

作者简介：何雄浪(1972-)，男，四川南充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