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晖

（同济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92）

0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主要的体力劳动者，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受侵害现象却时有发生，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过长等非常常见（蔡群等，2013）。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了解甚少，无法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渐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工资作为招商引资的砝码，从短期来看这种招商方式确实起到一定效果，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引进的只能是劳动密集型的落后技术，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没有太大帮助，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文献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方面的研究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体系，对农民工劳动权益侵害、消费容量和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相关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本文试图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14年的统计数据，基于Probit和Ordered Probit两种模型对农民工劳动权益侵害、消费容量和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化研究。

1 变量、模型及数据

本文重点分析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与农民工消费容量及其城市融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为此，选取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分别作为因变量。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劳动合同是对其权益维护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如果劳动合同中对相关权益明确规定，则会成为农民工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保障。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用是否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作为因变量很有解释意义。农民工一般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条件相对比较艰苦，用工作安全情况来衡量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一般要超过正常的8小时，选取劳动时间作为因变量。农民工劳动权益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为了分析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消费容量及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选取消费容量和城市融入两个主要解释变量，同时从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受教育情况、从事行业所有制性质等方面进行考虑，选取性别、年龄、来源地、教育、技能、从事行业所有制、法律法规等作为控制变量。

农民工劳动合同和工资发放两个因变量属于二元变量，如果雇主和农民工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其值取1，否则取0，同样如果雇主对农民工的工资按时发放其值取1，否则取0。这两个变量属于典型的二分选择情况，学者们经常用Probit模型进行处理，基本公式为：

其中β表示相关系数向量，上述公式表示自变量x对因变量y是否为1产生的影响，y表示二元虚拟变量，x为上述所设定的消费容量和城市融入解释变量，性别、年龄、来源地、教育、技能、从事行业所有制、法律法规等控制变量。

由于Probit模型的相关系数符号大小只能反映自变量对二元变量值为1或0时的影响方向，而对影响的大小无法表述，如果能求出概率对相关自变量的偏导数，则可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对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两个因变量不再设定为二元变量，使用4种情况进行分析。工作安全变量，如果属于“非常安全”其值取 3，“安全”其值取2，“危险”其值取 1，“非常危险”其值取0；工作时间变量，如果工作8小时及以内其值取3，工作8-12小时其值取2，工作12-16小时其值取1，工作16小时以上其值取0。概率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可以对这种分类情况进行很好地估计。因此本文对农民工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两个因变量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对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两个因变量使用Ordered Probit进行估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民工劳动权益侵权及保障调查”，这次调查于2014年4～10月选取全国代表性的120个城市进行，调查形式主要为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城市中就业状态的农民工，未就业和个体经营者不在调查范围内。整个调查时间为期半年，共发放20000份调查问卷，回收19856份，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9182份。从调查的总体情况来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有60%的调查对象为35岁以下的农民工，而且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绝大多数为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 （%）

2 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以上的计量模型和数据选取，接下来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分别以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四个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劳动合同和工资发放作为因变量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列于表2，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作为因变量的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第一，劳动合同维度下的农民工消费容量与劳动权益保障。从表2的估计结果来看，对数似然值等指标的数值表明估计结果较为理想，具体来看，农民工的消费容量越大劳动合同签订的概率越大，随着人均消费的增加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相应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合同的签订。从控制变量上来看，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签订劳动合同具有很密切的关系，接受过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的农民工签合同的概率明显较高。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签订合同的概率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高40.1个百分点，而且高度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教育是提高农民工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从事行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农民工比个体户签合同的概率要大，但和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边际效应较小。同时性别、年龄、居住情况及对法律法规的了解虽然从符号来看与预期一致，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2 劳动合同和工资发放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第二，工资发放维度下的农民工消费容量与劳动权益保障。表2中Probit模型也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否按时发放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比较理想。人均消费的提高有利于雇主工资的正常发放，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提高遭受欠薪的可能性较小。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某种技能，曾经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遭受欠薪的可能性较小，相反则更容易被雇主欠薪。从年龄来看，36～45岁农民工的工资按时发放的概率较高，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特别是法律法规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检验，表明目前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很少有人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表3 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的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第三，工作安全维度下的农民工消费容量与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安全的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整体效果比较理想。农民工人均消费量较大其工作环境相对安全，城市融入程度越高越能找到相对安全的工作。年龄与工作危险性呈负相关关系，表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也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不愿意从事危险性行业，36～45以及46岁以上的农民工的工作安全状况较好。掌握某种技能农民工的工作安全条件较好，具有暂住证的农民工安全性较高，国有企业单位农民工工作危险性较低，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危险工作虽然呈负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他一些变量都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理论上来讲，从事危险系数较高工作的劳动者，应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在Ordered Probit模型回归分析时加入了日工资水平变量，估计结果虽然呈负相关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农民工即使从事危险系数较高的行业，也不会得到较高的工资。

第四，工作时间维度下的农民工消费容量与劳动权益保障。工作时间的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也比较理想，具体来看，人均消费越高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越高，城市融入程度高的农民工工作时间也相对增加。教育程度较高、掌握某项技能以及接受过相应培训的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相对较短，表明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越高劳动权益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民营企业农民工的劳动时间相对其他行业较短，其他变量对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不大。日工资水平和农民工工作时间之间的相关系数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即使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较长也不会得到更高的工资，这说明当前我国虽然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但劳动权益没有得到很好地保障。

3 结论及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14年4～10月在全国代表性的120个城市“农民工劳动权益侵权及保障调查”的统计数据，分别选取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工作安全及工作时间四个变量作为因变量，从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受教育情况、从事行业所有制性质等方面进行考虑，选取性别、年龄、来源地、教育、技能、从事行业所有制、法律法规等作为自变量。利用概率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和Ordered Probit模型分别进行估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农民工的人均消费状况和劳动权益保障具有密切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水平越高劳动权益的保障程度越高。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某种技能或者曾参加某种职业培训，其劳动权益的保障情况明显改善，因此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是提升竞争力获取较大收益的最根本因素。（2）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劳动权益的保障。同时行业性质对劳动权益的保障有重要影响，国有企业就业农民工的安全性较高，民营企业就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及劳动时间方面较有保障，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农民工相对于建筑业而言工资发放更有保障。（3）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劳动权益有一定关系。本省农民工比外省农民工签订合同的概率较高，36～45岁之间的农民工遭遇拖欠工资的现象较少，性别对劳动权益的保护无明显影响。（4）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不大。法律法规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效果，农民工对法律法规了解较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不知道如何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结论从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劳动附加值。劳动强度大、劳动风险高、工作时间长、社会保障少是农民工劳动的典型特点，农民工的工资仅是其劳动的“裸值”，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严重缺失，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或其他补偿，应该逐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劳动的附加值。地方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工资水平作为引资招商的条件，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只能引进一些较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落后技术，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反会因为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损害造成民工荒等现象，对投资环境产生负面效应。只有保障农民工切身利益，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才能更好地吸引资本，促进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低廉的劳动成本在国际市场中只能具有较低层次的竞争优势，要想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第二，建立农民工法律事务咨询服务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各项法律咨询。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较低，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了解甚少，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城市融入能力。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对法律法规了解甚少，更谈不上使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加强《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简化法律执行的相关手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才能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同时企业如果严格执行《劳动法》也可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海外经营及出口创汇，对企业及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第三，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劳动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差，当发生劳资纠纷时往往被动忍受，不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个体太分散，没有自己的相应维权组织，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寻找相应组织帮助。因此成立工会及农民工的党团组织对农民工维权非常重要，通过建立基层组织，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及时解决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纠纷、工伤事故等现象。同时应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维权现象，农民工作为主要的体力劳动者，是经济增长的基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蔡群.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3,(4).

[2]李海东,刘跃显.我国农民工权益维护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0,（3）.

[3]刘林平.农村劳动力流动变动风险评价方法及集中度研究[J].经济研究,2013,（5）.

[4]郭志坚.农村劳动力权益维护的风险评价方法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2014,（5）.

[5]张春慧，马小宁，谭立新.贵清山地质公园游客消费行为研究[J].管理学刊,2013,(1).

[6]Yijhgwehje E.M.The Location of Curture in Economic Activity of inflation.[M].New York:Mc Graw-Hill,2007,（4）.

[7]HonereHoonoum.Anming Zhang,Yi min Zhang.Optimal demand for Curture lease of city Eco-tourism[J].Transportation Research,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