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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融合·生存暗示·语文经验
——文学类文本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三种设计取向

2015-02-13河南省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林伟明

语文知识 2015年6期
关键词:文学类阿Q文本

☉河南省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林伟明

精神融合·生存暗示·语文经验
——文学类文本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三种设计取向

☉河南省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林伟明

笔者以为,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使命无非是获得精神融合、生存暗示和语文经验。因而,文学类文本教学在设计和操作上,应以这三种追求或者境界为目标。

一、第一种追求:自我内在精神的融合

从母语学习过程来看,文学类文本阅读的第一取向便是以文本感染、浸润、升华学生的情感、襟怀和价值观等问题。

笔者以为,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学生越是深入阅读,内心深处越会出现新旧情感、价值观碰撞的情形。这种碰撞往往像“冷锋过境”,新旧思想、新旧审美情感、新旧价值观在阅读中交锋与冲突,从而给学生语文学习带来深刻影响。而文本蕴含的新见解、新思路、新手法每每通过阅读而与学生发生冲突与碰撞,从而走向内在精神上的融合。因此,碰撞与融合是文本深入阅读的必然。但这种内在精神的融合,并不容易发生。要求教师在文本阅读初期,努力建构问题情境以推动碰撞和融合状态的到来。

教学屠格涅夫《呱……呱……》,一位教师预设了一个“问题群”引发思考:

文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要自杀?“我”听见了婴儿的哭声后,为什么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婴儿的哭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的生命因偶然的呼唤而显示活力,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这五个问题从文本精神领略到文本教育价值转换,进而引领学生解读自己的生命境界,目的是逐步引导学生在阅读心理上与作者精神的“契合”。当学生通过文字桥梁“和作者会面”——“了解了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1],见得纸面文字“是诗人心情动荡的表现;读它的时候,心情也起了动荡,几乎分不清那诗是诗人的还是读者自己的”时,内在精神的融合便发生了。

文学类文本阅读,强调“读得进去”与“读得出来”。这节课上,当学生认知了作者写作动机,理解了生命的可贵,明白了生活的美好和生活的价值后,老师又抛出要探讨的问题——“面对生活的坎坷,我们有没有虚掷自己生命的权利?”这个问题,可以视为教师对“内在精神的融合”的验证。当然,这个问题便指向“读得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学生们的分歧很大:有的认为生命是自己的,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这时,教师则说:“生命中凝聚的,并不仅仅是一己情感,它还有亲情,有责任,有义务,有道义。我的观点,人并没有虚掷自己生命的权利!但历史上,仍然有一些人,在遭遇坎坷时,放弃了生的权利。你能说说么?”学生很快列举了为楚国而捐躯的屈原、创作《〈指南录〉后序》的文天祥、《诺曼底号沉船记》中的船长等。

当多种生命状态、生命精神“荡漾”在学生面前,这位教师出示了台湾9岁孩子周大观的一首小诗:“我还有一只脚,我要站立在地球上!我还有一只脚,我要走遍美丽的世界!”这个因癌症而被截去一只脚的孩子,竟发出了如此生命最强音!这时,全体同学情不自禁地齐声朗诵着,心灵深处的生命最强音被激发了!我看到,学生情感被文本情境“左右”着,与作者同感同叹,与文本人物同情同景……这是阅读融合深化的重要标志。

为了促进阅读融合的形成,也可以将文本中有价值的东西“情境改造”,以让学生重新审视,当“情境改造”的震撼发生时,碰撞与融合就发生了。

鲁迅小说《药》写于1919年4月。2011年笔者教学《茶馆》一节时,觉得单纯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分析,教学就会显得非常平淡。我对学生说:

“100年前辛亥革命爆发,夏瑜被反动派杀害,假如在‘看客’们谈得正高兴时,你从门外进入,情节与对话可能是怎样的呢?请你们畅想一下。”

教学前我自己在思考,如果茶馆中进入的是“我”,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我”?小说的情节会因“我”而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会如何看老栓夫妇?如何对待白胡子们?……

这样的“改造”让学生产生了震撼。课堂上,所有学生都在思考:在100年前的那个时代,“我”会如何说话,“我”该用什么动作表现自己的情绪,“看客们”会怎样对待“我”……

这个环节,学生是在阅读文本,也是在解读100年前的那个自己。由于阅读的深入,在展示阶段,学生“插入”的那个“我”,人人个性鲜明。当三、四个“我”出现在文本情境中,课堂气氛便活跃了。当40多个100年前的“我”涌现时,课堂上出现了丰富的“我”——

传统的“我”与现代的“我”,革命类的“我”与保守类的“我”,教师类的“我”与医生类的“我”,土豪类的“我”与军阀类的“我”……

他们彼此对立,彼此丰富。而基于文本的新观点、新见解、新评价便在“碰撞、冲突”中展现了。课堂上,文本解读被不断推向高潮。学生也在这场“碰撞”中,过足了创作“瘾”。事实上,当课堂被演绎为过去或者未来生命生存的真实现场,学生才会有这样“革命性”的创意,才能获得真正的浸润、真正的感染。

可见,文学类文本内在的精神是引发阅读碰撞与融合的关键。而教师的使命,便是推动文本精神解读结果的“涌现”与“漂流”,用生命浸润生命,用生命提升、创造生命……这样阅读教学,学生才能在内在精神的碰撞中走向融合、吸收。

二、第二种追求:获得未来生存暗示

如果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第一种追求回答的是“现在,我们心情如何”,第二种追求回答的就是“将来,我们如何行动”。这第二种追求指向读书的意义与作用,更多地指向未来生存智慧的暗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语文学科曾致力于文本价值的有效解读。但文本解读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还是为了弄清作者行文的意图?……许多教师含糊不清。其实,从“用教材促进学生”来看,文本解读的动机还在于探求生存经验和智慧,寻找学生们未来生存可能的暗示或者示范。而文学类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便是这种追求最生动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不仅是语文,语文学科还是传承经典生存的方式,是留下我们民族生存的根与魂的方式。

教学《茶馆》时,笔者在文本中“插入”的那个“我”,不仅是对100年前那个时代封建、麻木、腐朽认知的深化;深味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性格,理解鲁迅“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主张,其意义还在于给学生提供良好的生存暗示和生存智慧。这样看来,理解作者创造的文本形象,找寻文本形象在学生未来生存的暗示,就显得非常重要。

为此,教师就要在阅读教学中努力带领学生走向文本,借助“文本形象”与作者在情感上实现高度“契合”,以获得“未来生存的暗示”。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Q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受污辱,到死都麻木不仁……这是文本形象的时代特征。阅读教学中,学生只有“契合”了这些,才能获得外在生存智慧的暗示。而阿Q对学生“未来生存的暗示”究竟在哪里呢?笔者在教学时讨论了这些问题——

作者为什么要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劳动人民的阿Q,还可以怎样描写,作者为什么不这样写?阿Q和未庄的人相似在哪里?阿Q被正法,下一个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阿Q?如果请你给今天的阿Q们开一张药方,你将开些什么良药?

这些问题的探讨,目的是要让学生“懂得”阅读阿Q的悲剧存在:阿Q这样的人生活在那个社会,就是这样死掉的!这样,阅读才会给学生以一种生命暗示、生命警告。只有这样教学,学生才能理解阿Q是作者对那个社会生存的最合理、最经典的解释,是作者对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关怀。因此,《阿Q正传》阅读的意义还在于寻找学生“未来生存的暗示”,以让学生将来更好地去憧憬那些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生命时代。

但由于文学类文本是特定年代的故事叙述,其情感表现具有特殊性,学生往往品味不出其全部生存示范和生命暗示。这就需要教学采取假设体验、再现修正、放大升华等措施,引导学生去解读文本,去发现文本生命精神因素之所在。比如阅读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中,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果贩叶三却是全县“第一个鉴赏家”。小说的最后是“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阅读时,学生大多指责叶三的行为:“要留下到现在,那值多少钱啊?”是啊,把画带到棺材里有什么用处?笔者对学生说,作者为什么不把小说的结尾改为“叶三将画卖给了辻听涛或者给子孙留下了许多,后来升值了……”这样“情境改造”后,学生方明白主人公叶三贩夫而已,作者却先称赞他是全县“第一个鉴赏家”。而作者如果写叶三把画留下,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画上了,叶三身上的传统精神就品味不足了。作者让他把画带到棺材里,要表现的就是他重友谊、重知己的中国传统精神。这不就是读者应该汲取的叶三身上的生存智慧吗?

在台湾,笔者遇到同样的情形。阅读《灰姑娘》,学生初读《灰姑娘》之后多认为是仙女帮助了灰姑娘,认为仙女非常可爱。而无论是教师的预设还是教材的倾向,都希望学生们能够看到番瓜、狗和老鼠帮助的存在。台湾同行便通过假设,将其放大并升华。她是这样假设的:

“同学们,我们如果把番瓜的故事删去,那会怎么样?如果删去狗和老鼠呢?”

学生们异口同声:“这样不可以!”因为没有了番瓜、狗和老鼠们的帮助,就不可能出现仙女的情节。此刻,学生们才认识到番瓜、狗和老鼠们存在的意义了。于是,这位教师说:

“同学们,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仙女这样的朋友的!生活中的朋友不一定是仙女,但我们也很需要。所以,我希望你们有仙女这样的朋友,也希望你们有很多很多像番瓜那样的朋友。”

“番瓜那样的朋友”就是给学生“生存的暗示”。这里,由于老师积极假设,放宽了生命视野,学生对《灰姑娘》的解读更加全面。因此,在第二境界中,阅读的真正价值,是通过“善教”来引导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体验、多对比,将学生思维引向广阔的阅读空间中去,以丰富“未来生存的暗示与示范”。

当然,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多“未来生存的暗示”,在阅读时,教师也要“有意”引导学生思考彼人(作者及文本形象)与此人(学生)、彼世与当世、彼情与此情,让课堂形成良好的讨论现场,实现生命与生命自然交汇,从而获得更多生存智慧上的暗示。

三、第三种追求:习得个人语文经验

习得语文经验,是语文学科必做的“功课”,否则语文教学就“种了别人田,荒了自己地”。而语文经验是因语文学习、练习而形成的。阅读文学类文本,在收获“感动”“激动”后,理性的做法,便是习得语文经验。

新课标曾经强调,语文学科中应该达到三个目标维度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三维目标”是一个教学目标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个独立的教学目标。这三个维度,加上学习事件,就是人们所说的“KAPO模型”[2]。

在一段时期内,语文学科在语文经验上“受伤”最大。许多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过分强调“KAPO模型”中的“A”——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导致语文老师变成了“大话精”,语文课变成了“大卖场”。所以又有许多老师提出“语文味”“语文姓语”的观点。

就上面所举的《呱……呱……》教学课例来说,仅仅领略文本的精神内涵还是不够的。因为文本阅读还是学生不断丰富与积累阅读经验、知识和不断感受、汲取写作技能、技巧的过程。读写知识与技巧等语文经验的习得,是阅读文学类文本的重要追求。

巢宗祺先生认为,“学科知识”与尚未成为“知识”的语文经验是一个连续带。阅读活动的深入往往是“经验”和“知识”综合发挥作用的。[3]当下,在文本阅读中,我们应重视在语文经验与知识积累上下足工夫。当然,文本阅读活动中产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上的感受与激动,是必要的;而语文经验上的“读得”和语文知识技巧上的“实用”,则是文本阅读上更重要的“另一条腿”。

对这“另一条腿”,黄厚江老师认为阅读教学在这方面的价值取向是“让学生在阅读中学会阅读”“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丰富的积累(语言、知识、资源与生活等积累)”“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4]从黄厚江老师的论述看,我想所谓“语文姓语”,更多指的是把文本学习的重点引向语文素养的丰富和积累上。

这一点,台湾同行也非常重视。笔者在台湾考察期间,发现文学类文本单元学生在“慕课”(MOOC,网络课程)完成以后,教师会在公共讨论板上,开展语文学习反思。教师先在“回馈板”上发出“反思问题”——

这一阶段,我们读了哪些课文?你学会了怎样的阅读方法?懂得了什么样的写作技巧?你在写作上是怎样使用的?你的表达上还存在什么缺憾?你觉得文本还可以怎样表达?……

借助“慕课”,教师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在“回馈板”上讨论、交流学习语文经验并通过投影展示在大屏幕上。这种做法对于交流、积累语文学习经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做好了这一块,就实现了对学生阅读与写作素养的强化,语文学习的意义也就突显出来了。

因此,文本阅读先实现上面两种“追求”后,教师要将阅读的重心转移到语文经验的认知与形成上。阅读《金岳霖先生》,一位学生指出:“文章既然是写金岳霖先生的,为什么写那么多不相关的东西?”显然,学生与作者、学生与教材之间存在着“分歧”,学生对作者的行文艺术认识不到位。教材中,作者是怎样写金岳霖先生的呢?我们看——

样子有点怪——“让人莞尔”;他提问方式——“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幽默的答问——“以希奇古怪的问题回答希奇古怪的提问”;他有枯燥的学问——“他觉得好玩”;他以对话式教学——“像苏格拉底一样,兴之所至、自由随意”;他讲座时停下来捉跳蚤把玩——“不拘小节大有六朝名士扪虱而谈的遗风”;他和云南斗鸡同桌用餐和孩子比试水果的大小——“孩子气十足,充满了赤子之心”……

作者摘取了平凡而“有趣”的生命瞬间,便将富于生命情怀的大哲学家写得非常质朴逼真,手法非常独到。而阅读过程中,如何让学生领悟写作上的智慧呢?一位教师这样制造“冲突”——

老师:写这一篇文章时,汪老已经80岁,年龄很大了。大家看看是不是他糊涂的原因?(学生茫然)现在请你们将与金岳霖不密切的地方用铅笔划去,再读一读,有什么不同?

学生:精练了,集中了。

老师:作者为什么又写这些东西呢?教材编写者为什么不删去呢?请再读读第一节。

文章第一节,作者这样写道:“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里有深深的敬意,有难忘的深情,更有行文智慧上的技巧手法。金岳霖先生的“有趣”,是作者以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仰望的结果。这里有金岳霖先生的“有趣”,也有80岁高龄作者的“有趣”。这样,教师借助“删读”教材,不断“追问”设计冲突,在学生生活(知识)世界通往文本世界间架设桥梁,引导学生阅读思考那些精致细节中“甜蜜蜜”的人情味、人性味和作者与金岳霖精神对话上的行文技巧。做了这样一番工夫,学生读后才发现作者行文的“有趣”——精致的“细小”再现了生命瞬间精美。那些精致的“细小”,才是真正影响作者一生的好东西。教师在这上面下工夫,不就是引导学生汲取运用母语写作的智慧么?

综上所述,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价值取向是多重的。但就高中学生而言,其核心取向就是上述的三个方面。语文教师要通过文本精神的融合来浸润和升华学生的内心情感,要通过文本形象的“契合”来丰富学生未来生存的“暗示与示范”。当然,语文教学还不能忽视阅读教学存在的“另一条腿”——语文经验。这样,才能在文本阅读中更好地弘扬语文学科的本色,让语文课“做语文的事”。

注释:

[1]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冯建军.从知识课程到生命课程:生命教育视野下课程观的转换[J].课程·教材·教法,2013,(9).

[3]巢宗祺.关于语文课程性质、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的对话[J].语文建设,2012,(5).

[4]黄厚江.阅读教学的基本定位[J].中学语文教学,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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