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作为脱离社会秩序的特殊群体，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大致是指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人。他们既无恒产又无恒居，游离于四业之外，多从事一些非常规的“末作”之业。①据清人汪康年的记载，“游民”凡八种:“凡游民号走江湖者有八种，系九经、十八皮、四李、三瓜、七风、八火、五除、六妖。经者须动笔，如算命、看相、六壬、文王卦、各色起课测字、卖对卖画讨宝，凡九种。皮者是江湖卖药者，凡十八种。李者变戏法等，凡四种。瓜者卖拳，为空手、执械、携妇女三种。……风者多含用刀之事，局赌亦在内，凡七种。火者伪银之类，凡八种。除者大率杀人，凡五种。妖者皆女人为之，凡六种。”其中前四种属于不违法行为，后四种属于违法行。详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四《杂记》，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在朱元璋看来:“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②《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八，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亥，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1962年，第3099页。游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其主要特征是“不务生理”“不守本业”，附属特征是随意的地理流动。基于游民的这一特征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游民问题均十分重视，认为这一群体不仅干扰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政权的稳固。对于游民的社会危害性，朱元璋是有深刻认识的，因为他曾做过游丐和游方和尚，自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游民。游民的经历，也影响到朱元璋对洪武朝的制度设置与法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