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剑桥学派领军人物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自称“在研究方法上是跨文本的、语境论的一个历史学家”①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这种“跨文本的、语境论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历史语境主义”。他运用历史语境主义从事研究使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换，这被称为“斯金纳式革命”②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论被引入中国后，学术界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然而，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就可以发现它们在关于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兴起背景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一方面基本上只将观念史的文本中心主义作为其论辩对象，而忽视了作为其重要论辩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基本上只重视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的史学方法对他的影响，而忽视了拉斯莱特、波考克以及邓恩对他的影响。本文关于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就是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弥补这一缺憾，试图根据斯金纳自身提供的线索去挖掘历史语境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即斯金纳所继承的历史研究传统及对其论敌的深刻批判，然后在此基础上论述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主要特点、贡献及其缺陷。

一、历史语境主义兴起的背景

历史语境主义由拉斯莱特开其端绪，经波考克等人的发展，至斯金纳将其完善成熟。本文既然主要讨论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那么，就需要首先整理清楚斯金纳提出历史语境主义的渊源及其论辩语境。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渊源主要指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方法的兴起，其论辩语境或论辩对手则指历史语境主义产生时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不同流派及其问题。

(一)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的影响

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学术研究中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历史学界，其中柯林武德、拉斯莱特、波考克和邓恩对其影响尤深，这四位历史学家在其学术研究中都运用了历史的方法。③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1.柯林武德“问答逻辑”的影响

斯金纳曾坦言，“事实上，我觉得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实践而言产生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影响的作者就是柯林武德”①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83页。。既然柯林武德对他的影响巨大，那么就有必要知道作为柯林武德史学核心观点的问答逻辑。柯林武德从考古学的实践中认识到，提问活动(questioning activity)在认知中具有重要作用②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32页。。在他看来，“不可能仅仅依据一个人说的或写的陈述句子来探知他的意思，即使他是以完全符合语言要求的方式和完全诚实的态度来说或写的。为了理解他的意思，你还必须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即他心中的问题，也是他假设存在于你心中的问题)，因为他所说的或写的东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③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34页。。更重要的是，问题和答案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相关性。至此，何为问答逻辑就显得清晰了，柯林武德认为“政治学说史记载的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变化，对问题的解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④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63页。。其实，简单地说就是对不同问题的不同回应，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挑战—反应”的逻辑。既然是“问答逻辑”在支配着人类的发展，那么对“作者是把这个命题当作什么问题的答案”这一历史性问题，就只有应用历史的方法才能给予解决。某一时期著作者给予了回答的问题，其本意只能被历史地重建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处理历史材料的诸种技能训练就是必不可少的⑤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40页。。

2.彼得·拉斯莱特历史研究法的影响

在拉斯莱特的研究中，政治理论家不再只是历史的旁观者，而且是置身于历史事件当中的直接参与者，其参与政治的方式就是发表著作或演讲，即提出政治理论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一种，是一种参与式行动。⑥梁裕康:《语言、历史、哲学——论Quentin Skinner之政治思想方法论》，《政治科学论丛》2006年第28期。拉斯莱特在对洛克《政府论》的整理研究中，运用了历史语境的方法，即将《政府论》放置在洛克所处的具体语境中来把握。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一个谦虚的历史学家的操练——如洛克希望人们去解读的那样去确立文本，把它置于历史语境中，即洛克自身的语境，然后去揭示他所想和所写的东西与洛克的历史影响之间的联系”⑦彼得·拉斯莱特:《政府论两篇(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拉斯莱特反对此前对《政府论》的陈旧解释，认为“在历史书籍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中，洛克对英国革命的论述依然是显示政治事件与政治思想相互作用的最高典范。这个信念太根深蒂固，太有效，根本无法轻易放弃，但是事实的确不是那么回事”，“《政府论》实际上是一种对革命到来的呼吁，而不是对革命合理性所做的辩护”，即“《政府论》作为对政治和文化氛围的一种回应，起源于1679—1680年的秋冬，整整比我们传统所认为的著书时间早了10年。它是一篇关于‘排斥法案’危机的檄文，而不是一本革命的手册”⑧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14页。。拉斯莱特虽然在对洛克的研究中运用这种方法，但并没有将之普遍运用，他认为有一些政治理论家例如霍布斯的著作是可以脱离时代来加以理解的。斯金纳虽然接受了这种方法，但认为“任何政治理论的论著都是由某种有待人们去揭示的直接的政治语境所促动和引发的”⑨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9页。，于是他将这种方法拿来研究霍布斯及其著作。

3.波考克的影响

斯金纳在读本科时，就读了波考克的代表作《旧宪制与封建法》(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并被其“跨文本的特性以及他写作历史的方式——他写的不是某种观念的历史而是使用观念并通过论证来行事的人们的历史”深深吸引，认为这是其本科时代看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著作⑩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8－279页。。与拉斯莱特将政治事件与实践的历史等同于政治思想史不同⑪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16页。，波考克认为对政治事务的思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包含两个层面:研究行动与研究思想⑫梁裕康:《语言、历史、哲学——论Quentin Skinner之政治思想方法论》，《政治科学论丛》2006年第28期。，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着固有的二元主义:“政治思想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对彼此以及对他们社会制度的行为方式;或者，它可被认为智识的一个方面，人们试图获得对自己的经验和环境的理解”①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15－16页。。既然政治思想史研究要同时研究行动和思想，那么对其的研究就不能是哲学家式的“理性建构”，而是要考虑政治行动与政治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思想史研究者不仅要“探索观念、信念和辩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特殊情境下人的行动”，也要“从他们特殊的情境与传统中研究思想活动、概念化活动以及抽象观念的形成”②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16页。。在波考克看来，政治思想史准确地说应该是政治论说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研究者不应当将重点放在文本和思想传统中，而应放在政治话语中，因为政治思想家是作为历史活动家而出现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政治思想是政治思想家的言语行动，是载之于政治著作中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的形式包括演讲和写作，其内容是针对政治思想家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而演讲和写作等言语行动又是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语言的产物。

4.邓恩的影响

邓恩和斯金纳是大学同学，也是同事。开始做研究时，邓恩研究的是洛克，斯金纳研究的是霍布斯，斯金纳不仅承认邓恩的研究是典范，还认为自己从中获益匪浅③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66页。。邓恩于1968年发表《观念史的特性》(The Identit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69 年出版《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在对洛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邓恩将洛克所表达的观念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中来理解，强调了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所意图表达的历史问题。在论辩性的结论部分，邓恩论证到对洛克的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不能理解他的意思的。洛克既不是仅仅以英国宪政思想发展的贡献者的身份登场，也不是以17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反映者的身份登场，而本质上是以加尔文主义的自然神学家的身份登场的④John Dun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262 －267.。

(二)对传统研究存在的问题的批判

1.对哲学研究法的批判

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法是一种哲学的方法，也叫文本中心主义或观念史研究，这以阿瑟·洛维乔易(Arthur Oncken Lovejoy)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为代表。观念史研究认为人类思想发展中存在着“观念的单元”(unit－ideas)，这些“观念的单元”是可以被抽象分离出来的，而且还要探寻它们自古希腊以来的变迁过程⑤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4－276页。。这种研究方法把思想史的研究聚焦在“单元观念”上，认为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是思想史研究的唯一对象。观念史研究的任务是要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其预设是有关道德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以及其他类型的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性观念”(universal ideas)的方式包含着“永恒的智慧”(dateless wisdom)，因此人们可以期望从对具有永恒相关性(a perennial relevance)的“永久性元素”(timeless elements)的考察中直接受益。这反过来启示出接近这些文本的最好方法是集中关注每部经典对每一个“基础性概念”(fundamental concepts)以及道德、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永久性问题”(abiding questions)是如何论说的。换句话说，人类必须愿意将每部经典文本都看作“好像是当代人写的”(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by a contemporary)。如此，通过聚焦于经典文本的论点并检查它们等方式来接近它们就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转而检查它们之所以兴起的社会条件或者思想背景(the social conditions or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s)，就可能会忽略它们的“永恒的智慧”(dateless wisdom)，并且因此丧失研究它们的价值和目的。⑥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57.

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的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有陷入“历史性谬误”(historical absurdity)的危险，所得的结论并非历史而是神话，这些神话包括“学说神话”(the mythology of doctrines)、“连贯性神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预期神话”(the mythology of prolepsis)⑦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95－122页。。这种研究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主要理论家身上，忽视了这些理论家的著作所由产生的更普遍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原因，因而不能提供历史的真相，也不能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作者的本意，更不能使我们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建立正常的联系。①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段胜武，张云秋，修海涛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2.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斯金纳认为自己的思想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对他而言具有三个价值: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假设是正确的，但对此种决定作用是在何种程度与何种层面上发生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二是马克思主义诊断社会的方式及其诊断用语带来了讨论任何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有价值的词汇;三是马克思的某些预言显现了他的深邃洞见。另一方面，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进行了批判。他反对思想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麦克弗森对17世纪的政治理论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虽然富于洞见，但将霍布斯和洛克的学说视作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的某种反映，却是极为错误的。斯金纳试图论证的是切入这类文本的办法，不是力图发现他们提出其学说时所处的社会经济语境，而是要揭示其思想语境。更为重要的是，他最为反对的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即认为人们的信仰可以解释为不仅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产物，而且还不过是其附带现象。②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6页。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使社会安排合法化或者瓦解其合法性的政治功能，既然意识形态和观念有这样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革新和改变我们的社会而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有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我们拟议中的变革规划适合于一套现成的道德语汇;因为，除非人们能够认可这些改革规划乃是道义上正当的规划，他们就不会拥护这些规划”③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6页。。此外，斯金纳还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中含有的实证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依旧生活在一个让他觉得能够谈论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的过于简单的世界之中。然而，在一个更加后现代的文化中……人们更多地从建构的特性来看待意识，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像是考察社会领域的一种非常粗糙的方式。更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是关于如何在不同的建构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将真假截然二分，就无法将这样的取径容纳在自身之中”④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7页。。

3.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斯金纳自称对唯心主义传统感兴趣，也认为自己所敬仰的很多学者都是反实证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⑤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1页。。然而，与唯心主义相对的实证主义在当时的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20世纪中期，实证主义方法渗透于英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尤其在研究“高级”政治的学者那里体现最为明显。斯金纳认为像纳米尔和埃尔顿这样的历史学家在其研究中存在以下问题:指导性的原则是拒斥历史主体自己对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的解释;崇拜事实，对政治史的狭隘崇拜将思想史从真实的生活中消除，或者把意识形态视为病态，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梦呓。这样的研究方法给历史写作带来了两大后果:一是手写卷宗比印刷材料更真实，政治家之间的私人通信比他们时代的那些论著、小册子和布道更重要，因而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该去档案馆而不是图书馆;二是历史学家提供事件和动机、原因和后果的分析，但趋向于认为让读者倾听行动者的声音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并不引用所写的那些人的言辞⑥A·布雷特、詹姆斯·塔利、H·H·布利克利:《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胡传胜、邵怡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二、历史语境主义的特点

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作为对历史研究法的继承和对当时学术界较为盛行的文本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二是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

1.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把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当作所谓的“经典文献”的发展史来对待，逐章论述马基雅维里、伊斯拉谟、莫尔、路德、加尔文和其他名人的主要著作⑦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页。，其假设是“政治哲学的巨著都以某种方式言说着一套永恒问题，因此能够用于言说我们目前的政治问题”①A·布雷特、詹姆斯·塔利、H·H·布利克利:《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4页。，其目的是为了发现贯穿在政治思想史中的“永恒问题”和“永恒观念”，揭示政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就其解释的视角而言是典型的哲学式的。这种哲学式的整理政治思想史的方法由于缺乏历史的视角，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的真相。实际情况是，生活在不同时代或文化的社会中的人们各有其自己的信仰以及政治社会制度安排，而仅仅如此，就已经足以使人们有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对这些观念的历史的把握能够使我们知道自己常常接受的那些‘永恒’真理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随机性结果。从思想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不同社会相伴随的形形色色的概念。”②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在斯金纳看来，传统的哲学阐释方法不能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有充分的理解，“之所以如此，其根源在于:假如我们想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不仅要能够说出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清楚该著作家发表这些言论时的意图。假如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著作家在某一学说方面的言论，不仅失当，而且在许多时候会在该著作家的意图或意思上造成明显的误导”③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23页。。造成这种误导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用以表达观念的术语的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作者使用此术语时其含义可能与后代人的理解不同;二是作者通常故意采用诸如反讽之类的修辞策略，使所说(what is said)与其所表达的意思(what is meant)相分离④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23－124页。。因而，要理解某一作家的思想或论断，仅仅研究作者的言论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作者言说的意涵，同时还要把握言说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人们的言说(saying)，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言说时的行为(doing)。……如果我们的目标在于对他们的著作获得一种历史的理解，两大任务均不可或缺，不仅要掌握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理解言说者的意图”⑤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27页。。

斯金纳受到柯林武德“问答逻辑”的影响，认为人类政治社会发展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问题，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观念，而认为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不同时代应对不同问题的语境和条件也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对政治思想史的理解，过去历史的陌生性和距离感的观念，奠定了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的基调。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例，斯金纳通过历史分析，认为他们是在以自己所处的17世纪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语言在言说，主要探讨的是当时所特有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且为自身所深度感知的种种问题⑥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66页。。因而，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观念史，而只存在一个非连续的、由各个思想家思考的片段组成的观念史”⑦张继亮:《西方观念史上的“两个上帝”——读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历史语境主义理解政治思想史的视角是历史式的，斯金纳认为:“如果要理解过去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用设身处地的方式来再现这些社会中不同的意向，这已经成为历史编纂学中的常识。但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仍旧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名家身上，而他们论述政治生活的抽象和睿智的程度是其同代人无法比拟的，那么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难以达到这种程度。相反地，如果我们把这些经典文献与理论学说的来龙去脉在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我们就能为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的传播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画面”⑧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页。。通过研究视角由哲学向历史的转移，研究者就可能撰写出具备历史性格的政治思想史著作。

2.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

受到研究视角由哲学转移到历史的影响，研究对象也发生了转向，即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理论家的经典著作上，而很少关心经典著作所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和话语背景，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偏好，既受制于哲学研究视角的影响，同时又强化了这种视角而摒弃了历史视角。既然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思想发展长河中出现的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而单纯的文本分析由于缺乏对背景性因素的把握因而是不可能指望对这些文本做出恰当的理解。

具体来说，只注重经典文本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表达观念的术语有可能在其使用者那里有着多种甚或相互矛盾的意涵。而且这些术语得以表达的语境可能也是模糊的;二是写作观念史的作者及其读者会轻易地与经典文本的作者失去关联，原作者被提到只是因为有关的“观念单元”曾在其著作中出现过，由此而成的观念史使我们无法知道某一特定概念曾经在某一思想家的思想中有何作用，也使我们无法知道这一观念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是处于中心还是边缘，更使我们无从知道该表述究竟要回应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导致人们使用这一表述的原因①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29－130页。。在斯金纳看来，这种方法“将某些特定的主张从其形成语境中抽象出来，硬要将其说成是对所谓的恒久争论的‘贡献’。这一方法无从考察某一著作家在发表其特殊‘贡献’时的行为，从而抛弃了一个重要的意涵维度，而这一维度正是我们用以理解原作者所需要考察的”②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1页。。

鉴于文本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斯金纳认为需要把重点转移到这些理论家的著作所由产生自更普遍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原因上。在斯金纳看来，“经典作家们当初都是处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并为其写作的，正是政治生活本身向政治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些重大课题，引起了对多许多结论的怀疑，使一系列相应问题成为辩论的主要对象”③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页。。同时，斯金纳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式的对政治思想的解读方式，即他不仅不认为属于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是由社会基础直接决定的，反而认为这些观念形态具有建构或消解政治合法性的目的和功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认为“你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做什么事情，取决于你能够给你所做的事情什么样的道德上的说法”④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6页。。这种话语表达或政治争论是一种政治行为，即所谓“以言行事”或“言语行动”。这些“言语行动”向我们提出的研究任务是“这些文本的作者身处特定的时代，面对特定的读者群，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实际是要传达什么”⑤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2页。。这意味着“在哲学中没有所谓的恒久问题，只有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而且往往会出现的情形是，有多少提问者就有多少种不同的问题”⑥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3－134页。。既然问题是出现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政治话语结构的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既然应对问题的政治争论有其政治目的，那么就需要对提出这种问题、进行政治争论以及提出应对之策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进行深度发掘。所以，在斯金纳看来，研究思想史与其说是研究经典文本，还不如说是研究“前人著作和沿袭下来的种种关于政治社会的设想以及当代人对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的昙花一现般的贡献”⑦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页。。通过对这些著作产生背景的深度挖掘，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作者写作该书的意图及其意图是如何被表达的，而这是单纯的文本分析所难以实现的目标。因而“唯一要写的观念史是这些观念在论证中的形形色色的运用的历史”⑧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1页。。

三、历史语境主义存在的缺陷

1.方法本身存在的缺乏超越性的问题

就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而言，斯金纳强调对政治思想史进行历史性的解读，注重对经典文本产生的语言语境、思想语境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挖掘是有贡献的⑨邓京力:《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然而，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存在一种并不是不可怀疑的假设:“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⑩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3页。。这种强假设实际上预先确定了其所有的研究结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任何政治理论家的著作都难以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意义。由于斯金纳过分强调这一点，以至于他认为“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是一种道德错误”①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5页。。这种彻底的历史语境主义态度导致他既看不到逃避政治或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但又写出了政治学论著的政治理论家的超越性，也看不到确实参与了当时政治论争的政治理论家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普遍性因素。

2.方法的运用导致的看不到政治思想连续性的问题

与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相关，这种方法在研究中所导致的结果肯定是只看到思想和观念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而非连续，这也是斯金纳毫不讳言的②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78页。。在他看来，“经典文本尤其是道德、社会和政治理论方面的文本，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假如我们能够使其那样做的话)的不是本质上的同一性，而是各种可行的道德预设和政治诉求”③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4页。。正如斯金纳认为连续是如此绝对反而使得一切太容易理解，其彻底的历史语境主义所欣赏的断裂也是如此地绝对以至于虽然不容易理解具体理论家的著作，但却使得我们对整个思想史的发展有概览式的相当简化的理解:人类思想发展不存在连续而是处处显示出断裂，尽管这种断裂不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每一时代的著作只对当时有意义。然而，这种理解实际上与只承认连续的认识一样，其背后有一种一元论的观念在支配着，即它们或者认为人类思想发展历程是断裂的，或者认为是连续的。

作为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首先是历史学家，他运用历史语境主义来研究政治思想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历史语境主义既是对先前思想史研究中运用的历史方法的充分发挥，也是对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注重连续性的哲学研究法和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一元论的批判。历史语境主义使得政治思想史研究发生了范式的转换: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和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斯金纳通过历史语境主义试图说明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时既不应该过分注重思想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也不应该过分视思想为现实社会存在的附庸和纯粹反映。然而，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这种分寸很难把握，斯金纳是否能够做到也是不敢十分确定的。斯金纳虽然尝试将思想史研究从哲学式的阐述中解救出来，从而使“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有可能实现对话”④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第133页。，然而由于过于强调“历时性”和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忽视了哲学分析中所能见到的思想的超越性和连续性，进而阻碍了这种对话的实现。通过对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可以将之抽象性地继承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存在的问题，或许，就能够得到许多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