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安全、能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方面讲，南亚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印度则成为了中国无法绕开和回避的“巨人”。印度《2011－2012年度国防报告》中写到:“印度的国土面积、战略位置、贸易联系和专属经济区使印度的安全环境与一个广泛的周边环境，特别是与邻国、中亚、东南亚、海湾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直接相关。这些战略、经济因素赋予了印度不断增加的责任。”①《印度国防部2011 －2012 年度报告》，Ministry of Defence，Government of India，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访问日期:2014年10月20日。当前中印关系曲折，时起时伏，而印度的安全观是造成这一现状最主要的原因。

一、印度安全观的历史印记

印度文明起源于恒河流域，由于地处亚欧大陆迁徙大通道，频繁遭受外族入侵，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碰撞，各个不同的民族也在征服与融合中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两百年的殖民统治，深刻改变了印度的历史发展脉络，使印度成为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统一、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并存、国家统一性与社会结构多样性并融、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海权与陆权并重的“复合型国家”。因此，印度的安全观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被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1.受宗教传统和文化的熏陶，培育了“世界中心”观念

印度被称为“宗教博物馆”，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因而国民对宗教传统有着特殊的感情，“印度人对超自然力量的思考、探究、追求和依赖方面，都远比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物，走得也更极端”②郑汕:《印度战略文化与国防政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特别是婆罗门祭司以《吠陀》为经典，提出了“梵我一致”的“梵天”思想。把“梵”看成是万物的始基和最高精神的本原，认为作为世界主宰的“梵”和个体灵魂的“我”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宇宙的原理当求之于自我，通过亲证体验，达到“我”即是“宇宙中心”的精神境界。在“梵我一致”思想引导下，印度人以宇宙的演变来看待历史，淡化了具体的时间概念，相反对地理空间却十分敏感，并从哲学和宗教角度解释所处环境，逐渐将自身所居国度看成“世界的中心”。③郑汕:《印度战略文化与国防政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独立建国后的印度将殖民文化与国家主权观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印度中心论”，盲目地认为印度居世界“中心”地位，印度洋就是“印度之洋”，并为之津津乐道。因此，印度也特别强调地缘政治观，并关注周边国家对其自身安全的影响。

2.长期遭受入侵和分裂，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印度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外族入侵和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只有个别王朝建立过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且没有连贯性。即便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仍存在约700个大小不一的半独立土邦，占据着印度五分之二的领土。长期的分裂与压迫使印度自古形成了“以强邻为敌”的理论，印度古代政治思想家考梯利亚就提出:“不要相信你的邻居，他们是你天然的敌人。”①孙晋忠、晃永国:《试论印度地区外交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与周边多数邻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先后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吞并了锡金，并不惜以武装干涉等强制手段影响南亚国家的内政外交。以不丹为例，印度继承了英国对不丹的政治遗产，印不两国签订了“不丹外交接受印度指导”的条款。这一条约直到2007年才被废除。面对中印边界战争的惨败、巴基斯坦的军事压力、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威胁，印度深感军事实力不济，在安全观上产生了恐惧感，并将军事威胁视为国家的头等威胁。在这种强烈不安全感的支配下，以警惕、防范甚至敌视的心理面对周边国家成为了印度外交和军事的常态。

3.殖民地时期的“强权”激发了印度谋求南亚支配地位和主宰印度洋的愿望

英国对印度直接殖民统治长达174年，印度成为了英国“东方殖民体系”的中心，印度洋成了大英帝国的“内湖”，客观上唤醒了印度的国家意识和地缘优越感，催生了印度资产阶级“陆权与海权并重”的观念，并逐步发展为“主宰南亚”的战略意识。阿育王王朝时代的统一和强大，以及英国殖民体系下印度的繁荣对尼赫鲁和国大党影响颇深。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就说“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正如马克斯韦尔的评论:“每个新生政权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②［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北京:三联书店，1971年，第74页。因此，印度新政府长期以来以“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自居，企图扮演过去英国殖民者的角色，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建立“印度中心”是其该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

4.受殖民地文化的侵染，形成了注重力量建设的军事传统

印度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与发展有其历史的渊源。在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柯婆罗多》中，尽管宣扬的是正法、人道和非暴力，但并非坚持一种完全软弱无为的和平主义，而是强调既然战争不可避免，拥有一切有形的军事力量就是不可或缺的。③欧东明:《佛地梵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5－146页。历史上，印度自己掌握命运的时间很短，基本上是不断被外族武力入侵和统治，这成为印度寻求“强力”的内生动力。印度人由崇尚平和主义发展为崇尚武德，像廓尔喀、锡克等民族形成了尚武好战的传统。英国通过军事手段在南亚实行殖民统治的近代史，更是对印度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印度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军在全球征战，使印度人清晰认识到军队支撑大国地位的重要作用。所以重视军事力量建设在印度成为了一种民族心态，以致于印度的国徽图案就是阿育王统治时期代表“文治武功”的石柱雄狮形象，其国歌也强调“无敌于天下”的精神。

二、印度安全观对构建中印军事互信的影响

印度自视为世界中心，对周边怀疑警惕，充满大国情怀，又追求扩武强军，从而造成了印度的“安全困境”，即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意图会增大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因为每一方都把自己的措施解释为防御性，而把另一方的措施解释为可能的威胁。④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1950，(2):2.//John Bayli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97.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具有敌意、无理性，都不肯做出可使彼此均获得安全的保证。⑤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London:Collins，1951.中印之间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共同对手，又缺少互信的基础，因而形成了典型的“安全困境”。有学者认为:“撇开宿怨和目前虽已搁置但毕竟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不谈，中印两国相邻，又都是逐渐兴起中的巨型强国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安全两难的形成至少不易避免。”⑥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因而，对日益强大和崛起的印度来说，保持对周边国家的警醒，尤其是强大的邻国中国的关注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1.“大国情结”使印度在领土问题上咄咄逼人，领土争端成为中印间建立军事互信难以逾越的障碍

“大国情结”在印度对外关系和整体战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印度开国之父尼赫鲁就抱有“大国情结”，并在建国后得到了历届领导人的继承。建立在文化优越性、民族多样性以及政治民主性基础之上的印度在实现“大国梦”的道路上不断放大这种“大国情结”，并逐渐与国家地位、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影响力相联系。这种情结反映在中印关系上就是对边界问题的优越意识。根据印度议会决议，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不会有任何妥协，除非先进行修宪。1986年印度甚至将我国藏南地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以向中国施压，表示其在领土问题上的不妥协和不退让。尽管双方建立了专门机制就两国边界问题展开会谈，但从未取得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中印两军近年来在边境地区增加兵力部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武器装备，均陷入了“安全困境”的恶性互动之中。这不仅使两国的边界突发事件频繁引发政治与外交地震，更进一步恶化了两军的互信关系。2010年两军交流就因“签证事件”一度中断，成为了两军建立军事互信的最大障碍。

2.边界战争的失利是印度挥之不去的阴影，加深了对中国军队发展的疑虑

1962年印军在边界战争中失利，认定中国强大后必然在亚洲称霸。因此，印度把安全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和出发点。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并抛出“中国威胁论”，极力渲染中国对其国家安全及周边邻国的威胁。2003年以后，中印关系改善，虽然印度重视对华关系，强调“互不构成威胁”，但仍对中国的发展和迅速崛起加以防范。随着中国为维护印度洋能源通道开展亚丁湾护航行动，被“战败情结”困扰的印度又渲染出“中国海上威胁论”，认为“中国将海军力量延伸至孟加拉湾对印度的海上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宣称中国把核打击的范围和海上武装力量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印度洋“是为了对印度洋沿岸国家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动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将会持续影响印度政府的军事战略谋划，在未来“印度的印度洋”地缘战略中，印度遏制中国海军活动的心态将长期存在。

3.印度奉行排他性的南亚政策，致使中印两军难以在本地区开展安全防务合作

印度一直把在南亚维护主导地位作为其地区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强烈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将南亚国家作为自己的“后花园”，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认为南亚国家不应该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是反对印度。因此，中国与印度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往往被印度看做是对其势力范围和统治地位的挑战和威胁。中印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均有重大安全关切，如阿富汗问题、恐怖主义和航运安全问题。但出于防范、遏制和排斥，印度始终极力抵制中国在南亚地区发展安全防务合作。在印度《2011－2012年度国防报告》中关于中印军事合作的内容仅限为双边军事代表团的互访就从侧面反映出中印军事合作停留在对话层面的尴尬现实。①《印度国防部 2011 －2012 年度报告》，Ministry of Defence，Government of India，第 191 页，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2014年10 月20 日。为维护南亚霸权，印度还对中国所谓“珍珠链战略”极力歪曲。这一本由美国学者为防范中国地区性竞争而提出的概念被印度借用后，进行再包装，演变成了中国为围堵印度而采取的军事战略。应该说，如果印度“印度之洋”思维不加改变，中印两国就难以建立起良性的军事和安全防务互动。

4.印度自诩为英国殖民成果的“继承者”，在“西藏问题”上推行两面政策，中印两军关系时常反复

英印殖民当局觊觎西藏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把西藏变成“缓冲国”，从而确保印度殖民地的安全。②张敏秋:《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英帝国溃败后，印度认为它理所当然应继承英国殖民者在西藏窃取的权利，所以延续照搬了英国的西藏政策，并成为其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12月，尼赫鲁在公开演讲中说:“我们不容许任何人跨越这道屏障，向这里渗透。因为它也是印度安全的主要屏障。”③JawaharlalNehru: “Jawaharlal Nehru Speeches(1949 －1953)”，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vernment of India，1963.p.252.所以为了掌握这道屏障的控制权，印军在边境的防御部署本身就具有了攻击性，1962年边境战争的爆发便是最极端的体现。当前，印度虽认识到与中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性，但又不肯放弃“西藏缓冲地带”战略，既承认中国的主权，又暗中支持西藏民族分裂势力。政策的两面性使两军交流受到影响，2008年后两军联合军演的中断原因就在于此。同时，印度大规模招募流亡藏人作为其边境渗透的骨干力量，甚至有计划地对边境藏民进行秘密策反，客观造成边境地区局势动荡，两军相互间的反制与防范也破坏了互信与对话的氛围。

三、构建中印军事互信的中国视角

对中国来说，中印军事互信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和标志，更是两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互利共赢的保障。虽然有“大国情结”和“安全困境”的影响，中印军事交流十年来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同当前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相比，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远未满足实际需要。在历史问题难以短时间解决的前提下，两国应本着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精神，积极构建互信互利的中印军事关系。

1.建立透明高效的边防协调和沟通机制，最大限度降低领土问题对发展两军互信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印先后签署了两个关于在实控线地区建立互信和保持和平安宁的协定，建立了边防定期会谈会晤机制。2012年1月中印两国还设立了“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以应对两国边境的突发状况。双方边防军队虽然努力管控在边境上的分歧，但是近年来仍然频繁出现“对峙事件”。主要表现在:由于边境地形复杂，双方对实际控制线走向达不成一致;印军频繁换防，对实际管控现状经常需要重新磨合;会谈和热线机制不完善，双方对边境军事调整、物资运输、基础建设易产生误判。2013年4月的“帐篷对峙”发生后，两国于2013年10月达成了《中印两国政府边防合作协议》(BDCA)，提出了加强两国在边境地区沟通交流的五个步骤，进一步疏通了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渠道。这些措施对增加边境地区军事互信，确保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全，防范突发事件和擦枪走火，巩固边界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中印需在搁置领土争议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边防协调和沟通机制，扩大边界管控现状共识，尊重和理解对方合理的安全关注，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追求局限在合理范围内，从而最大限度降低领土争端对两军互信造成的负面影响。

2.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外交，拉近与印军官兵的心理距离，增信释疑

从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加强中印军事互信，必须着眼于增强认同感，努力拉近两军官兵心理距离。首先，要通过挖掘共同的传统价值观，加强军事思想文化交流，加大多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军事文化和理念传播能力。2013年7月，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应中国邀请访华，就中印两国的安全和国防进行了对话，两国在会后提出的交流项目就有“增进两军年轻军官的相互认识和了解，每年组织年轻军官访问和交流活动”。其次，要正确解读南亚地区民族、宗教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厘清权利、责任和义务，拓展各层次的交流互访，加强军事外交的互动性，提高中国的影响力。最后，要学习外军特别是美军灵活多样、渗透力强的宣传方式，抢占信息制高点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军队良好的国际形象。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在传统的力量政治世界中，典型的问题是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能赢。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①［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3.以联合反恐、反海盗为突破口，逐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防务合作，建立常态化安全合作机制

在国际上，中印两国在反对“三股势力”、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环境保护，以及打击海盗、毒品以及武器走私等方面都面临共同的威胁和问题，又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彼此间的配合与助推。所以对两国来说，对抗并非出路，理性的选择应是摒弃传统敌视的“零和博弈”和相互制衡的理念，建立共赢互利的跨喜马拉雅安全合作机制。以国际上搭建的已有合作平台为基础，增加两国关系的互信双赢，在涉及双方敏感的问题上达成战略理解。以增进双边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为突破口，从外围到中心逐渐增进双方的感情，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使印度消除误会和疑虑。让印度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本身也会给印度及周边国家带来机遇和红利，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交往不会影响印度的国家安全。只有积极扩大共识，寻求共同利益，合理反映诉求，才能缓解乃至避免两国陷入新的安全困境，促进南亚乃至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