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法律的合法性在法律诸属性中处于核心位置，它是法律缘何存在并赖以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法律的合法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合法律性”，也就是说“合法性”之中的“法”并不仅指实在法，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它指一种权威力量，一种信仰，一种使得所有人从内心服从的具有终极性的力量，这是因为，法律被民众所接受，在强制力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民众主动认可的理由存在。

对法律合法性理论的认识和研究始于西方，韦伯、哈贝马斯、德沃金、哈耶克等人皆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作出了深入的诠释。国内学者对法律合法性理论的探讨大多基于西方法学家的论述，较少结合本土法律资源展开研究。基于这种现状，笔者已选取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法律合法性思想进行了探讨。［1］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被视为相互对峙的两翼，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2］，以至于在法学研究中，学者们也早已习惯将目光固定在此二者之间，而往往忽视了近百年以来的中国法律传统。但是，在事实上，它既区别于清末以前的古代法律传统，也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法学理论实践。百年以降的近现代法律传统承前启后，融会中西法律思想精华，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必然应该是我们瞩目的关键之处。从探讨法律合法性的研究视角来看，西方学者韦伯、哈贝马斯、德沃金、哈耶克等人的法律合法性思想固然重要，朱元璋的法律合法性思想也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我们或许还应将目光聚焦于近现代中国的法律合法性思想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