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笛福创作于1722年的《摩尔·佛兰德斯》及1724年的《罗克姗娜》两部小说，表现出一种对前期文本关注点——航海商业、个人垦殖叙事的转移，他把主体在面对社群纽带断裂时的恐惧症状［1］63及经济扩张主义对遥远地域的探险癖(wonder and wander lust)置于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交网络背景之中重新审视，取得了一种全新视角下更为深刻的文化批评意义。或出于此，E·M福斯特、伍尔夫及毛姆坚持给予《摩尔·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比《鲁滨逊漂流记》更高的评价。这种现代都市文明下的经济个人主义与中产阶层道德建构的冲突，超越了笛福早期小说商业神话世界的叙事想象，有一种伊恩·瓦特所盛赞的赤裸裸的真实性，［2］92更与彼时英国启蒙思想的内核——社会道德改良之题更加切近。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作为笛福文本中经典的女性经济人形象，在表现18世纪初英国“奥古斯都理想国”这幅色彩辉煌的风俗画卷之中人性扭曲、道德隳堕、正义缺失等晦暗色块时，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共性，它们都呈示了女性身体在卑污的经济世界中作为自我保存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道德冲突的生活境遇的牺牲品”［2］92此一极具时代文化象征意义的悖题。

一、肉体欲望与婚姻卖淫

18世纪初转型期的英格兰，社会各阶层都处在一种道德控制缺失的焦躁状态中。闻所未闻的犯罪现象和道德败坏行为层出不穷，其丑恶和败坏的程度令笛福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本土文化休克焦虑(local culture－shock anxiety):“目下恶习的洪流何以能泛滥全国，以及这种流毒何以能长期在居民生活中肆虐，情况十分明显，无论怎样也掩盖不住。”“道德败坏无疑是目前英国最流行的疾病……”，“……淫乱和各种放荡的行为达到了顶点”。［3］41－44社会急剧变动，道德束缚的缺失使之呈现一种假面舞会式的狂欢景象。［4］115理性的经济个人主义在其实践过程中遭到了主体道德意识及社会道德规则的“伏击”，而对二者背离所造成的社会协调功能紊乱的孜孜不倦的关注与抨击，无疑是笛福创办的《评论报》(Review 1704—1713)及其虚构类作品的主旨之一。因而卡尔维诺说笛福的小说“以形象的方式，自然而直接地表达某种道德性和生活理念”。［5］112就后期虚构类文本而言，《佛兰德斯》和《罗克珊娜》两个文本可谓典型地凸显了转型时期的伦敦——一个巨大而紊乱的欲望机器——女性在男权社会道德律令和自我持存的夹缝中求生的心路历程。

现代之前，女性作为生育容器最直接地指向了婚姻。因而，其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亦是通过婚姻，攀附于男权枝蔓。小说中佛兰德斯和罗克珊娜都有骇人听闻的婚姻次数及姘居关系。在她们那里，贞操/肉体被作为一种资本并进行了高效的经营，在极度理性化的资本运作思维指导下，两位女士不断地结婚、丧偶/离异、复结新欢，以物物交换原则谋求财富、身份及地位。卡罗尔·H·佛林(Carol Houlihan Flynn)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佛兰德斯们有一种身体消费的天性与欲望，这种欲望对经济理性压抑的反抗造成了笛福小说中人物的一种无法回避的性格分裂倾向。［1］66－67不难发现，佛兰德斯的“婚姻卖淫之路”(conjugal lewdness)从小说开头被寓身之家的大公子所引诱时就开始了:“他把我摔在床上，万分热烈地吻着我……说着就把五个金币放在我手里，走下楼去。”［6］14行文至巴斯男子处，“他拿过那个盒子，拉着我的手，让我把手放在盒子里，抓一大把金币。我退缩不肯，但是他紧拉着我的手，把它放在盒子里，让我抓了一把所能抓起的金币。然后，他让我把钱放进我的衣裙里”［6］84。罗克姗娜的“遭遇”和佛兰德斯相比除了金额数目巨大之外，其余情节如出一辙:“他吻了我大约二十下后，塞了一个几尼在我手里。”［7］31“他取出一个装着六十几个几尼的缎子钱包，往我的裙兜一扔。接着，就用一阵亲吻和爱情的山盟海誓结束了他的谈话。”［7］43“一个装着一百比斯托的缎子钱包塞到了我的手里。”［7］62“他在我的梳妆台上放了一个装有三百比斯托的钱包。”……此种待价而沽的肉体交易行为，甚至不需要任何爱情的幌子。显而易见，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与男性的每一次肉体接触可谓都有物质利益的参与，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自发、自觉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关系自不待言。

这种肉体经济学思维辖制下的情景(episodic)联缀即构成了《摩尔·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的主要情节框架。通过对主人公肉体堕落和交易的反复渲染，以及叙事者对此种年轻时节的无知罪恶的不断“悔过”，笛福旨在提出其撰文的初衷:道德批判与道德建构。

18世纪上流社会中利用“裙带关系”以免除债务、攀龙附凤、谋权谋职等黑幕流毒甚广，斯威夫特便曾痛陈:“有人承认，他们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发财是因为自己鸡奸和乱伦，有的则迫使自己的妻女卖淫……”［8］200菲尔丁和理查逊小说中对此也多有影射;把婚姻作为一种交易筹码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18世纪初期，婚床又多了一种经济学意味之外的道德败坏象征。“道德清教主义在1660年后崩塌的第一个结果不是婚姻与性激情的合流，而是性欲的放纵。”［9］337整个18世纪，上层社会性道德几乎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包养情妇风行一时。乔治一世将包养情妇一事告知妻子，妻子也仅是对那名被豢养女子的名誉担忧而已;伦敦的一些大报启事栏中“征求女性友谊”的广告更是赫然在列。［9］339上行下效，作为整个英国道德楷模和家庭结构缩影的皇室、宫廷尚犹如此，屈居于中下层的平民大众定然是“不遑多让”。“格罗斯特郡的教长乔赛亚·塔克在1745年宣布:‘下层人民’完全堕落了。……我们大众化的城市里的普通人是地球上最无耻、最放肆卑鄙的人……这样的野蛮、傲慢，这样道德败坏、无节制，这样游手好闲、漠视宗教信仰、谩骂诅咒……我们的人民在用自由之杯来酗酒。”［10］401道德控制的松弛与民众风行的败坏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17世纪90年代末，伦敦的许多贵族、法官与绅士成立了“移风易俗会”，旨在通过法律控制遏制不正之风，但其锋芒只指向中下阶层，既无作法自毙的决心，肯定也就授人以柄。18世纪20年代，贵族、士绅阶层又故伎重施发起“道德改良运动”，结果仍是不了了之。笛福对贵族阶层这种监守自盗的虚伪嘴脸一早便极为反感，在《穷人的呼吁》一文中把社会道德混乱状况的肇因指向了贵族与乡绅:“移风易俗这项神圣工作的重担，是在上等人物的肩上;他们是我国世风日下的根源……”［3］56而具体至婚姻与性的道德批判一端，笛福则借佛兰德斯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不久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世事改变了，就连结婚也不例外。结婚是为了互相利用，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做生意，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6］49笛福在完成《摩尔·佛兰德斯》与《罗克姗娜》之后的1727年又撰文《婚姻的淫欲:论婚床的使用和滥用》，鞭辟入里地指出婚姻在当时是“任性地发了假誓……是政治策略的后果，是为了形成利益和进行生意往来。爱是没有份额的，就算有，也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婚姻不外是“合法卖淫”。［6］5该文似乎可以作为《摩尔·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的一个很好的旁注。

二、用马车拉动的情节

十七八世纪正是英格兰国内商品经济、国外殖民贸易蓬勃发展之际，商业网络的日渐连结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迫在眉睫。这种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史的一种正相关，在英国皇家协会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档案中可见一斑，罗伯特·金·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中用详实的数据分析、证实了，17世纪英格兰职业兴趣与文明成果生产有一种从人文社科向自然科学转移的明显趋势。［11］77－88交通运输业尤其是陆路交通的发展，亦得利于这种全面展开的科学技术风气，“在十七世纪，修筑公路和运河的计划到处触目可见”。［11］210英格兰议会于1663年颁布了公路法案;笛福更在其《论计划》中用十七页之长文细致地论述了修筑公路的意义。［3］93－110陈晓兰曾指出:“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城市意象……这种意象来自城市的物质实体，但又被文学家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文学家对于城市的想象和价值判断。”［12］5如同火车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共交通工具具有引人侧目的文化象征意义，马车在十七八世纪亦成为了一种隐含着阶级意识——尤其指向中产阶级的通勤性质——的象征物件;因而马车(尤其是公共马车)在十七八世纪的勃兴，可谓把整个英国连结成一个商业网，而伦敦的经济腹地则纵深至整个不列颠岛。

此背景下，公共马车(Hackney－coach)同咖啡馆一样作为新型的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经验，并开始进入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之中——成为人物位移的物质载体，甚至是情节发展/转捩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摩尔·佛兰德斯》中，佛兰德斯在巴托罗缪市集上偶遇的那个绅士甚至想在马车上与其发生关系。［6］174公共马车候车站还成为了佛兰德斯一种新型诈骗发明的场所，即趁当时公共马车站管理不成体系，假装成马车车夫的妻子以施展骗术;［6］185马车更成了佛兰德斯藏匿赃物的地点;［6］199公共马车亦是其兰开夏丈夫作为盗匪抢劫的主要目标。［6］143而在《罗克姗娜》中，作为改变罗克姗娜命运的关键事件，其珠宝商丈夫的遇袭亦“恰好”发生在马车之上。［7］56

马车作为十七八世纪英格兰经济发展的新型产物，其阶级象征意味在笛福笔下的这两个文本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车与仆人的结合所产生的化学反应，［13］135作为两位女英雄孜孜以求的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成为她们身份确立的一种标志。

第一个丈夫死后，年轻的佛兰德斯因虚荣而出卖贞操嫁给一个布商。笛福对他们的所谓蜜月旅行有这样一番描述:“我说，‘我们当真去吗?我是不会骑马的，坐马车去，路又太远了。’‘太远了!’他说，‘坐着六匹马的马车，到哪里去也不会太远。’”于是他们“雇了一辆华贵的马车，六匹好马，一个马夫，一个左侧乘马的驭者，两个穿着最讲究的制服的仆人，一个骑在马背的跟班，还有一个帽上插着鸟羽，骑在另一个马上的侍童。”［6］44算是旌旗招摇，侍童喝道，大讲排场身份。在陷入兰开夏丈夫的双重婚姻骗局的桥段中，那个兰开夏男子先是“坐着他自己的四轮马车，很阔绰的样子，还有两个穿着漂亮制服的仆人;下一步他就向我求爱了。”［6］108“接着那么自然地谈着他的花园，他的马房，他的马车，他的狩猎人……他的仆人。”［6］109又问我“要把我的结婚马车涂什么花样，里面衬什么里子……侍童该穿什么衣服”。［6］109而她的第七个男人——银行职员亦是通过马车俘获她的心:“他来时的阔绰气派更使我加倍地高兴，因为他坐着一辆很华美的四匹马的绅士马车，还跟着一个仆人。”［6］137及至佛兰德斯偷窃被捕继而被流放到新英格兰，在“改过自新”并垦殖发财重新过上体面生活之后，她仍旧没忘记她的“三大件”:花边棉布、马车和仆人。［6］262

再看罗克姗娜，她的第一个丈夫破产出逃之后，磨难当头的她感叹的不是其他，而是马车和华服的难以为继:“我前不久出门还是坐自己的马车，现在穿得又脏又破。”［7］15她的第二个丈夫“再三要给我买辆马车，可我谢绝了……”，稍事敷衍之后，急不可耐地又表示“……但白天有辆马车多少方便一些，这样我也就要了一套马车。”［7］53第三段与亲王的不伦之恋，她也“有了一辆马车、几匹马和一些侍候我的仆人。”［7］90她在为亲王生儿育女后更是过上“两辆四轮大马车和六匹马，还有两辆轻便马车和大约八个全副武装的骑马的男仆”的生活。［7］109在离开亲王并赚到两万镑资产后，她自称××伯爵夫人，“配备了与我身份相当的马车和仆人”。［7］116在脱离伦敦上流社会社交圈，去荷兰转移资金时，她在异国他乡也不忘那“三大件”:“雇了两个女仆和一个马夫，让他们换上一身好衣服，还雇了一辆马车和四匹马。”［7］181为了摆脱已经臭名昭著的“妓女”头衔，罗克姗娜隐居乡下，她洗心革面，狠心辞掉了仆从，但马车只是“重漆一遍，换个衬套，买副新挽具。”［7］233她并没有也不可能不用马车。在荷兰获得了伯爵爵位之后，她坐的更是“戴冠马车”［7］287。此后，即便陷于女儿认亲揭穿身份的危机之中，还是过着“车马辉煌，仆从成行”的生活。［7］358

在这个意义上，笛福笔下的“马车”，无疑产生了一种类似托多罗夫象征理论中的“附加概念”的转义修辞效果。［14］105－107马车于物质本体之外，被赋予了一种涵纳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象征效应;这一象征物件凸显了理性的“经济人”在都市丛林中生存所必备的那种弱化传统社群扭结的流动性与灵活性。正有赖于这种流动性带来的相对自由，笛福的主人公们便捷地从社会结构底层突蹿到上层。于此观之，两部小说中的“马车和服饰、仆人”被细密地缝缀①彼时英国造纸仍大量使用破棉布，故而棉布(Textile)和文本/纸张(Text)确有一种物质技术关联。在文本肌肤之间，［15］49与身份、婚姻、性、恐惧等事件和心理联系在一起，从而结构出一个复杂的象征系统，进而牵引着小说的叙事节奏与走向。

三、贫困与“野兽母亲”

20世纪中叶以来，微观史学学派的“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ization)或“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16］228－229视角赋予了十七八世纪社会历史一种新的“工业化”语境。［17］2－4这种批评方法虽非不刊之论，但在分析十七八世纪英国多方位的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时，确实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圈地运动在13—16世纪持续而平缓地开展，到了17—18世纪出现了一种激烈的波动，这种骤然波动的一个后果便是约曼农(Yeoman)和佃农的大规模消失，无业流民和求职者涌入新兴的工矿业、纺织业城镇，特别是进入大都市如伦敦、纽卡斯尔、约克、布里斯托尔等地。英格兰范围内农村失业人口的“生产性迁移”［18］49使得伦敦及其郊区人口从1600年的22 500人(占英格兰及威尔士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激增到1700年的55 000人(占两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随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接踵而至的是住房、衣料②史密斯·威格斯敦教授(Smith Wigston)在《英国18世纪小说中的妇女、劳作与布料》一书中指出笛福此一阶段的大部分作品都与“印花棉布危机”(“Calico Crisis”)有关，其大背景乃是英国国内棉布生产商游说国会限制殖民地廉价棉布进口，导致英国棉布供应短缺。、食品等供应问题，［15］111伦敦成为一个不断吞噬农村资源的巨大漩涡，一个不断制造财富又消费财富的机器。人口过剩与物资的匮乏制造了贫困与犯罪这对连襟。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中所探讨的工业化贫困及技能性失业问题，实际上在笛福所处的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已经触目惊心。当然，如舒小昀博士所指出的，农业劳动力人口即便逐年下降，但在1759年仍占总数的48%;1720年的英国严格意义上“还是典型的农业社会”。［19］336这种特殊的经济环境，在英格兰乡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乡村工业形态及与之相对的农民工种，这类经济活动通常以“家内制”(domestic system)的形式出现。收容摩尔·佛兰德斯的老阿妈便是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切斯特这个纺织品小城的一个“家内制”承包人，而十岁之前的佛兰德斯就成了她的童工，“我纺一天纱，可以挣三便士”［6］4。尽管“家内制”对剩余人口具有一定的收容与消化能力，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大量无业流民仍旧涌入伦敦等大都市追寻“英国梦”。其结果是，这些漂浮的群氓陷入了一种普遍的贫困状态，“在当时整个社会上，乞丐、流浪汉、小偷、强盗、娼妓以及其他各种寄生集团所占的比重也不小，他们处于社会边缘，无法通过诚实劳动来谋生……生活匮乏必须通过贫民救济、慈善活动甚至抢劫活动来弥补。”［19］181加之早期经济市场中投机活动的巨大不确定性［20］215及信用经济体系不完善带来的风险，许多中产阶层乃至上层贵族也经常遭受“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噩运，笛福自身便几经商海沉浮。1720年“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引发的商业危机使得不仅斯威夫特、蒲柏、盖伊等“斯克里布莱拉斯社团”(Scriblerus Club)数位成员几近破产，［21］93《旁观者》的主要撰稿人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和尤斯塔斯·巴杰尔(Eustace Budgell)亦分别损失多达9 800镑和20 000镑［13］。这种现代经济机制的去人性化，贫困的逼催，使得不少不擅经营的破落贵族铤而走险，干起了剪径、打家劫舍的行当，在当时被称为“绅盗”(Gentleman Begger)，［22］47佛兰德斯的兰开夏丈夫便以此为生。

动荡的经济形态随时随地地催生忽然而至的贫困。笛福笔下的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因商人丈夫们的破产或投机失败数度陷入贫困，又因失怙堕贫而循环反复地陷入“卖淫怪圈”。丈夫们的“一再”商业投机失败，在两个文本中无疑起了一种“突转”的作用，乍一看似乎牵强附会又稍嫌重复拖沓。然而，我们若结合笛福在《评论报》中对“南海泡沫”及彼时方兴未艾的信用经济问题的孜孜不倦的挞伐来看，［23］115这种叙事动机无疑深深地契合着上述社会经济根源。

小说中，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在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份忏悔早年经历时，不断强调贫困与摆脱贫困作为自己无论“婚姻卖淫”还是行窃等不伦之行的合理动机。佛兰德斯是新门监狱长大的弃婴，她幼年所能记忆之事便是随着一群吉卜赛人流浪，后被收容当幼童纺织工，二十二个先令是她“在世界上的全部的财产”［6］9。对于贫困的恐惧和改变贫困/身份状态的渴望，使她就此走上了肉体买卖的道路:“嫁就要嫁好，不然干脆就不嫁人”［6］43，“世上的女子假使能够谨慎从事，迟早总能嫁得一个好丈夫的”［6］55，“除了贫穷以外，没有朋友是一个女人最坏的处境了”［6］96等等，“豪言壮语”无不成为这个一味钻营期望跻身名流贵妇的落魄女子的座右铭。四十三岁时，她终于与颇有资产的银行职员结合，但好景不长，她因为丈夫投机失败而再次陷入了凄凉状况中:“我觉得我每买一块面包所花的六便士都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财产，明天我就要没饭吃，饿死了。”对贫困的恐惧使她“不分昼夜地扭着自己的手坐着，哭着，为自己悲伤，有时竟像疯子似的胡说一阵。”［6］146“别给我贫困，怕的是我会去偷东西。”［6］147魔鬼抛出了 “贫困—偷窃”这组诱饵，佛兰德斯在漫无目的地流荡市区时，趁一家店员不备拎走了一个小包之后，她便俨然“成了一个正式的小偷了，心肠残酷到不顾一切廉耻和良心的程度”［6］156，走上了从婚床买卖到新门监狱的漫长道路。

同样，罗克姗娜也遭遇了十七八世纪整个英格兰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带给个人的巨大晕眩感。她原本出生于法国一个优渥的新教徒家庭，她父亲举家逃难至英国，在罗克姗娜出嫁时给了她“二万五千个列佛，也就是说，二千镑嫁资。”［7］3但他的酿酒商丈夫毫无生意头脑，在严酷的商业竞争中破产并逃遁于无形。于是，自小说的第4页始，她和佛兰德斯一样，丈夫们因为经济原因从叙事情节中“消失”，而她们则被抛掷到贫困线上挣扎，身份从中产阶层商人的妻子跳转为贫妇。伦敦这个理性而冰冷的欲望都市并不接受田园牧歌的遐想;罗克姗娜在贫穷这个飞来横祸面前“哭得简直都喘不过气来了”［7］14。冷静之后，摇身一变成了诺瓦卡所谓的“野兽母亲”(monstrous mother):“我的悲惨处境使我对自己的亲骨肉硬起了心肠。”［7］17“我只好吃亲生孩子了。”［7］15虎毒不食子的自然母性温情，在血淋淋的艰难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经济理性对自然母性的抑制和剥夺使得罗克姗娜“超越”了人类关系的趋向性，转向了霍布斯所描绘的那种“自我保存”的绝对优先性。如此情形和笛福在《鲁滨逊漂流续记》中所述落难海船中，饿殍遍野之际，母亲把仅剩的半块饼干留予幼子而自己饿死这一插曲形成了鲜明对比。［24］23罗克姗娜和她的女仆发现了“贫穷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强烈的诱因，什么德行也甭想抵挡住勾引”［7］27。为了填饱肚子女仆艾米甚至“能去当妓女”。［7］28就这样，在贫穷的压迫下她们也做起了“婚姻卖淫”的行当。婚后不期而至的贫困境况，以及那种境况中亲子离间对她母性的扭曲，使罗克姗娜罹患一种贫困恐惧症，她“为了一口面包……抵押了忠诚、信仰、良心和淑贞……把自己交给魔鬼”［7］39。此一症状无疑使她陷入一种对固定的身份与资产追求的无尽漩涡之中。而设法让财产保值/增值则是她贫困恐惧症的极致表现:“现在我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来保护我的财产。”［7］115因为她已然“富得叫我不知怎么办好了，……一想到我的财富，我就心烦意乱了。”［7］120佛兰德斯和罗克姗娜这种贫困恐惧症候的根源仍旧是冰冷的资本持存、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思维，这种理性思维必然要求她们对最主要的资本——肉体/容貌——精心持存:“我并没有完全失去青春的心情……我的外貌的确显得比我实在的年纪年轻十年或者十二年。”［7］174“我的身材也没有多大变化。虽然我已经和我的先生有过两个孩子，为我那个真正的丈夫也生了五个。”［7］7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不难理解那或隐或现于文本中的女主人公们对怀孕及怀孕所致的“资本损耗”的莫名恐惧心态了。

四、结论

一般而言，人们多把笛福与激昂奋发的殖民者鲁滨逊联系在一起，鲜有人探讨其对笔下两个“女英雄”的贫困状况引发的“卖淫”谋生之路的道德反省。当时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英格兰新事物层出不穷，但社会问题丛生，而笛福敏锐地予以了回应。作为被抛掷在经济理性思维宰制时空之内的原子，弗兰德斯和罗克姗娜们的肉体经济学这一谋生之道或可宽宥，毕竟文本是以过来人的忏悔录这一方式呈现给读者以训诫的;或出于此，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认为佛兰德斯的悔过“是真挚的，只有重表面文章的读者才会觉得她虚伪”，［25］55可他显然忽略了笛福在出版前言苦心孤诣地为此一“忏悔录”指出的结局——“当她安享富裕的老年时，并未显出早先的那种忏悔者姿态，更多的却是对所受苦难的嫌恶之情［4］——一个满布反讽的结局。恰恰是最“不重表面文章的读者”才能看到经济人这种充满理性思维的“忏悔”之中所暗含的讽刺意味，也才能体味出笛福那杆阅尽艰辛的老笔之下的“虎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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