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天河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0）

【文学】

宋代诗社与四灵诗派

陈小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天河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0）

四灵诗派是以永嘉四灵为代表的一诗歌流派，该派反对江西诗风，以贾岛、姚合为宗，在当时颇具影响。其实，四灵诗派的形成与当地的文人社团有极大的关系。正是在这些社团的推动下，四灵诗派才得以团结聚集了流派的一批成员，形成流派风格，产生社会影响。

宋代；诗社；四灵诗派；文学流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认为“文学流派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1]952。古代文学流派的形成渠道不一。但一般认为文学流派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陈文新先生认为这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文学社团发展而成的流派；一种则是在一个或几个代表作家的吸引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风格的作家群”[2]73-74。郭英德先生亦认为，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脱胎于某种诗社文会”，或者是“以一二魁杰为倡导，若干羽翼相张大，鼓吹鲜明的文学主张，从而造成声势，影响整个文坛风气”[3]149。

那么，四灵诗派的形成与文学社团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在庆元党禁结束后的二十年左右，即宁宗开禧、嘉定年间，四灵诗派大部分成员都组织或参加了当地的文人社团活动。

一、与四灵诗派有关的文学社团

（一）许及之永嘉诗社

该永嘉诗社由许及之与梅南寿、沈仲归、翁常之、潘才叔、侯居甫、木伯初、刘孝若、潘柽（号转庵）等人所结。参许及之《再酬梅南寿》“报答一春无好语，更怜同社曲优容”、《酬沈仲归》、《用韵酬常之》“同社朋来欣已诺，何时倒屣却从容”、《用韵酬常之、才叔》、《再用韵酬侯居甫》“暂肯闻闲入诗社，来篇三复叹南容”[4]28371等同韵同时唱和之作。再参许及之《酬南寿》、《仲归以结局丁字韵二诗七夕乃连和四篇至如数奉酬》“入社莫言诗殿后，此时孤律梦方丁”、《奉酬常之仙药课畦丁之什》、《酬孝若》“同社唱酬虽数至，扣门剥啄未尝听”[4]28372等同时同韵唱和之作。又参许及之《酬木伯初，仍简才叔、常之》“恍惊社里摛文手，夺得天边织锦梭”[4]28369、《重阳前两日集转庵同社，而今日忽雨，次转庵韵》、《再次转庵韵》“更须传抄及同社，定不惊嗟斯是取”[4]28300。

又据许及之《与同社游山园，次翁常之韵》：“眷言太玉峰（在温州），本是仙佛宅。端视俨若屏，侧睨展如翼。”[4]28288且该诗社成员皆为许及之乡人，故该诗社当活动在许及之家乡永嘉。又据许及之《李若兄菊诗，同社久已嗟赏赓和，属蒙写寄，仍用韵以致予奉祠之喜。予两年从金陵觅菊，栽而一种，至今著蕊未开，岂所谓晚节香者也。次韵奉酬》及许及之《酬刘孝若二首》“壮不如人只碌碌，老将及耄更平平”[4]28375、《再酬梅南寿》“老惭尚窃祠庭禄，闲觉惊闻夜漏钟”云云，该诗社当为许及之晚年奉祠归家后所结。因许及之奉祠归家在1204年至1207年间[5]107-108，故该诗社亦当活动在1204年至1207年间。

（二）薛绍真率会

真率会由薛绍与叶适、许及之等乡人所结。参叶适《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阁致仕薛公墓志铭》：“初，公（薛绍）由少奉常领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屡自请，以直秘阁致仕。家有司马文正公真率约，接旧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预往。……岁一徧，不幸客衰残多病，相继死数人，诸公悲痛，自为集锡麻带绖而哭，吊者避席，曰真率翁来矣。余因戏谓：是率者率人於死，而非以难夫老也。既而，公亦病，真率竟废。嘉定五年（1212）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6]277薛绍当在其70岁（1208前几年）左右致仕归家永嘉后与叶适诸人结有真率会，该真率会当活动至薛绍过世时（1212）为止。又据许及之《积雨简百七丈郎中二首》：“乡里从游不乏贤，薛侯令我自拳拳。笔端有力能扛鼎，饮量无涯可吸川。宁屈乘轺纡郡绂，岂容谢事引官年。皇天有眼难从欲，暂许祠庭作散仙。”“社中真率数追陪，合有闲缘带得来。十日顿疏新旧雨，百年犹负浅深杯。护持卢橘黄金实，准拟榴花绛雪醅。但有菖蒲皆是节，不须端午始欢咍。”[4]28345许及之当与姓薛的百七丈亦结有真率会。因许及之与薛绍为同乡，两人同为洪适的女婿[7]13，诗中所言百七丈似当为薛绍。

（三）叶适永嘉诗社

该永嘉诗社由叶适与戴栩、薛师石等人所结。参戴栩《夏肯父为先都仓求水心墓志，未得而归，社中诸友皆赋诗送其行》及薛师石《送夏肯父》：“霜晴雁荡白，五日计乡程。野烧明山店，轻舆憇岭平。乞铭甘久客，爱母起归情。孝极天为感，师文早晚成。”[8]34824又据叶适《水心集·宣教郎夏君（夏庭简）墓志铭》：“字迪卿……调临安府都盐仓未久，嘉定十一年（1218）某月某日无疾卒，年四十六……子二人曰绍堂（即夏肯父）、绍基。”[6]352戴栩诗《夏肯父为先都仓求水心墓志，未得而归，社中诸友皆赋诗送其行》大约当作于1218年，故该诗社当是叶适晚年退居于家乡永嘉期间（1208—1223）所结。[9]131

又据叶适《端午思远楼小集》、《会昌观小集呈坐上诸文友》，戴栩《次韵水心端午思远楼小集》“朋社角曼衍，冶游眩轻盈”[8]35097，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四十四“王绰，字诚叟，永嘉人。有气节，叶水心之畏友。谢尚书汝谈等在史馆奏充编校而不就，卒。薛归翁诗挽之有：‘水心文会已凋零，犹有先生续典刑’之句”，可知叶适当经常与社友们在思远楼、会昌观等地举行文会社集。

（四）薛师石瓜庐诗社

瓜庐诗社由薛师石与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永嘉四灵等人所结。参薛师石《秋晚寄赵紫芝》：“数日秋风冷，丘园独自身。闲看篱下菊，忽忆社中人。苦咏肩常瘦，移家债又新。极知君淡泊，十载得相亲。”[8]34819据赵汝回《瓜庐诗序》：“永嘉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乃始以开元元和作者自期，……而瓜庐翁薛景石（薛师石，字景石）每与聚吟，……景石名家子，……筑庐会昌湖西，灌瓜贴树，篘醇击鲜，日为文会，论切闿析，恐不人人陶谢韦杜也。”[10]125薛师石当与四灵经常在其会昌湖畔隐居处举行文会社集。又据薛师石《哀徐致中》：“一卷诗编空就绪，两年文会觉凋零。”[8]34822因徐玑（字致中）卒于1214年，故该诗社亦当大概活动于1214年左右。又薛师石一直隐居于乡，且卒于1228年，故该诗社活动时间当较长。

据刘植的诗《文会飞霞观》（飞霞观在永嘉），王绰《薛瓜庐墓志铭》：“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诸家嗜吟如啖灸，每有文会，景石必高下品评之，曰：某章贤于某若干，某句未圆，某字未安。诸家首肯而意惬，退复竟劝：‘语不到惊人不止’”。[11]101刘咏道（咏）、戴文子（栩）、张直翁、潘幼明（亥）、赵几道（汝回）、刘成道（植）、卢次夔（祖皋）、赵叔鲁（汝迕）、赵端行（希迈）、陈叔方（昉）等人皆有可能参与了瓜庐诗社的活动。

又据刘克庄《贾仲颖诗序》：“永嘉多诗人，四灵之中，余仅识翁、赵；四灵之外，余所不及识者多矣。贾君仲颖，余所未及识者之一也。君生风雅之国，为社友所推，不问可知其诗矣。赵几道（赵汝回）、王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与之友，又可知其人焉。”[12]87因赵汝回与薛师石关系密切，故贾仲颖与赵汝回诸人所结之社团与薛师石瓜庐诗社大概为同一社团。

（五）小结

据上可见，宁宗开禧、嘉定年间，即从1205年至1224年间在永嘉地区活动着一批社团。而且，这几个社团关系非常密切：

薛师石瓜庐诗社与叶适永嘉诗社的关系就非同一般，叶适永嘉诗社成员戴栩、薛师石皆参加了瓜庐诗社活动，其中薛师石为瓜庐诗社盟主。而瓜庐诗社重要成员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即永嘉四灵皆为叶适弟子。[13]叶适与薛师石经常主持文会活动，所谓“水心（叶适）文会已凋零，犹有先生（王绰）续典刑”、薛师石“日为文会，论切闿析”，这两个社团的诗人有可能都参与了上述文会活动。其实，刘植诗作《文会飞霞观》（飞霞观在永嘉）所言文会活动也有可能为叶适所主持的文会活动，故薛师石瓜庐诗社与叶适永嘉诗社这两个不同的社团更像同一社团。

许及之永嘉诗社、薛绍真率会、叶适永嘉诗社三者之间关系也非常密切。许及之、叶适即同为薛绍真率会成员，许及之死，叶适有悼诗哀挽（叶适《许相公挽词二首》）。许及之与薛绍更是连襟。其实，叶适与许及之永嘉诗社成员多有交往。叶适对潘柽甚相推赏，曾言“永嘉言诗皆本德久”，潘柽过世，叶适作诗悼念，并感叹“重抚遗编一慨然”（叶适《诗悼路钤舍人德久潘公》）。翁常之时与叶适论诗，翁常之卒，叶适为作《祭翁常之文》、《翁常之挽词》等诗文哀悼。侯居甫外出为官，叶适与戴栩皆有诗送之（叶适《送侯居父》、戴栩《送侯居甫监军器所门》）。

许及之永嘉诗社与薛师石瓜庐诗社也有联系。四灵与潘柽及其子潘亥过往甚密。四灵之一的徐照更是与许及之永嘉诗社的很多成员都有来往。他与翁常之时“把清诗慰此心”，他哭潘柽“伤心共吟处，残墨在窗棂”，他认为潘才叔“声誉有人闻”，而刘孝若更是“生平极爱予”等等（参徐照诗《酬翁常之》、《哭潘德久》、《送潘才叔倅新安》、《寄刘孝若》）。

二、文学社团对四灵诗派形成的影响

据上论述，这几个社团经由乡党、亲缘、师友、门人弟子关系确实联系紧密。虽然，他们并没有像明代的前七子社那样有强烈的盟主意识（李梦阳、何景明为盟主之位常有论争）、提出过鲜明的理论主张（即古诗宗汉魏，律诗宗盛唐）、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作（大量拟古复古之作），甚至从某方面来说，前七子社即是前七子流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几个社团对四灵诗派的形成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诗社团结聚集了流派的一批成员

四灵诗派成员除四灵外，一般论者皆据宋王绰《薛瓜庐墓志铭》：“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每有文会，景石必高下品评之。……继诸家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益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岂不盛哉！”认为四灵诗派成员当还有刘咏道（咏）、戴文子（栩）、张直翁、潘幼明（亥）、赵几道（汝回）、刘成道（植）、卢次夔（祖皋）、赵叔鲁（汝迕）、赵端行（希迈）、陈叔方（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等十四人。

除以上诸人外，有的论者还据“是否永嘉籍及诗作是否宗唐”两个条件，把潘柽、周学古、翁忱、贾仲颖、杜耒、葛绍体、张弋、曹豳、苏泂、赵汝鐩、赵庚夫、薛嵎、宋希仁、刘明远、蒋叔舆、薛泳、薛师董、翁常之等人也列入四灵诗派。[13]86

据这个名单来看，除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周学古、翁忱、杜耒、葛绍体、张弋、曹豳、苏泂、赵汝鐩、赵庚夫、薛嵎、宋希仁、刘明远、蒋叔舆、薛泳、薛师董诸人没有参加上述社团活动外，其余十七人皆参加了上述社团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四灵诗派最重要成员四灵及四灵诗派领袖叶适也出自上述社团。可见，四灵诗派成员正是在上述几个社团的交往唱酬中整合而来。

这其中叶适又可谓上述几个社团的关键人物，叶适一生为官三十余年，为南宋大儒，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四方学者，仰之如山斗”（《温州嘉靖府志》），晚年退居在家时，永嘉从其受业问学者为数甚多，以至于“户外之履常满”[14]11。上述社团的四灵、戴栩为其门生弟子，许及之、潘柽、薛绍、翁常之为其师友辈。退居在永嘉时，他经常以文坛盟主的地位主持社集或论学活动，“汲引后进，如饥渴然”[13]，正是在其奖掖扶持之下，永嘉地区涌现了一大批文学群体及文学人士，四灵诗派群体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

（二）诗社促进了流派风格的形成

诗社不同于一般的雅集、聚会，诗社成员在频繁的唱和、切磋过程中，经品评、轩轾、模拟，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某种相近的创作风格，进而导致文学流派的形成。欧阳光先生亦认为，“当一个诗社将钻研诗艺切磋句法作为自己的活动主旨的时候，就极易达致美学主张的趋同，从而对诗歌流派的产生壮大起到极大的催化和促进作用”[15]11。

首先，在唱和活动中，诗社盟主对流派的风格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诗社盟主是社团的领军人物，他们往往凭借文坛地位对后辈加以指点，或对某一诗学理念进行倡导，在其评骘赏论、鼓舞倡率之下，诗社风格极易趋同。永嘉诗社盟主叶适因不满江西派和理学派而欲另辟蹊径，故崇唐重古，体物写情。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之下，他对于社友、门生弟子学唐，总是给予反复的鼓励，“永嘉自四灵为唐诗一时，水心首见赏异”[10]126、“拔四灵为再兴唐诗者”[16]、“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方回《桐江集》，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因此之故，永嘉四灵甚至“从其说，改学晚唐诗，宗贾岛姚合”[16]。瓜庐诗社盟主薛师石诗亦宗唐，王绰称其“着句必于郊岛之间”、“诗浸逼唐人”。[11]101他利用文会社集更是每每“从容指论”，“高下品评之，曰：‘某章贤于某若干，某句未圆，某字未安’。诸家首肯而意惬，退复竞劝，语不到惊人不止”，又“论切闿析，恐不人人陶谢韦杜也”，反复鼓舞倡率唐风。显然，这种行为有利于诗社风格的统一。

除盟主倡导外，诗社成员间的频繁唱和、切磋交流其实亦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他们的美学观念、诗风亦有趋同的倾向。许及之和社友即经常在一起切磋唱和，或说诗论文，“诗谈五字律，禅说一枝花”（许及之《和转庵与洪共之说诗谈禅之什》）、“论文把酒交情旧”（许及之《再酬同社》）、“小园景物堪供给，剥啄何时共说诗”（许及之《酬刘孝若》）；或互相学习，“转庵忽传七字作，顿埽陈言洗凡质”（许及之《次韵才叔分韵得七字》）、“更须传抄及同社，定不惊嗟斯是取”（许及之《再次转庵韵》）。这种切磋交流是有效果的，“有如得良剂，居然起深瘼”（许及之《转庵集客分韵得作字见示次韵奉酬》）。永嘉四灵交往更密，或唱和，或论诗。如赵紫芝与徐照“相过不论日”（赵师秀《哀山民》）；翁卷与赵紫芝“忆向城南共说诗，山民与我定相随”（翁卷《悼旧呈赵紫芝》）；徐玑与徐照“斋居惟少睡，露坐得论文”（徐玑《夏夜同灵晖有作奉寄翁赵二友》）。有时他们还互相赠送诗集研讨学习（徐玑《读徐道晖集》、徐玑《书翁卷诗集后》、赵师秀《舟行寄翁十》、徐照《送徐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个社团的成员在诗学理念上大多一致，他们往往自觉地学唐，并对此加以欣赏及肯定。潘柽“喜为诗，下笔立成，声名藉甚，永嘉言唐诗自柽始”[17]，翁常之“论诗句句谐唐律”（许及之《叠用韵酬常之》），戴栩“与徐照、徐玑、翁卷、赵紫芝等同里，故其诗派去四灵为近”[18]4169，赵师秀评徐照“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赵师秀《哀山民》），徐照甚至很自豪地对翁卷、赵师秀及徐玑说“唐世吟诗侣，一时生在今”（徐照《病起呈灵舒紫芝寄文渊》）。除此之外，诗社成员刘咏道、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亦皆“永嘉之作唐诗者”。因此，当这些学唐的诗人聚集在一起结社唱和的时候，社团的创作风格必然趋同。当多个诗社风格趋向同一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流派风格也就形成了。

（三）诗社活动扩大了社团的影响力，促进了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肯定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没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学流派不可能成为文学流派。而诗社同仁间的唱和、品第、标榜这些常见的诗社活动形式也有利于诗社扩大影响，蔚成风气，从而对流派的形成和壮大发挥积极的作用。[15]11例如，江西诗派的形成、唐宋派的形成、娄东诗派的形成、虞山诗派的形成即分别与吕本中、归有光、吴伟业、陆贻典的揄扬标榜有关。揄扬标榜一方面可以增强诗社成员间的凝聚力及荣誉感，另一方面又能吸引社外人士的注意，产生轰动性广告效应。

其实，上述社团成员间亦彼此多有标榜揄扬。如许及之赞潘才叔“才堪当一面，句可敌长城”（《送潘才叔赴合肥录事》）、赞潘柽“才推屈宋衙”（《次宣甫用转庵韵赋惜春怀转庵》）、赞翁常之“今向诗中识士龙”（《酬翁常之次韵》）。薛师石推崇四灵，“袖有新诗如美玉”（《送翁灵舒闲游》）、“诗好多人说”（《喜徐玑至》）。叶适汲引后进更是不遗余力，他一方面对四灵诗作进行吹捧、“赏异”，“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有诗数百，斫思尤奇，皆横绝歙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踔憀栗，肯首吟叹不自已”[6]234；另一方面又为四灵编辑《四灵诗选》，并交由江湖派诗人陈起刊行，为其诗作进行推广宣扬，结果“当时行都坊亦有刻本”[19]，可见流传甚广。由于叶适为一代大儒，位高名显，说话极有分量，经其褒扬，四灵之名迅速驰响。这正如赵汝回所说：“永嘉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乃始以开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择泙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啧啧敦赏之，于是四灵之名天下莫不闻。”四灵诗派亦因此而形成。

三、结语

刘扬忠先生认为一个文学流派的诞生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和因素：“一、必须有一位创作成就卓特、足为他人典范且个人具有较大凝聚力与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作为宗主；二、在这位领袖人物周围或在他身后曾经聚集过一个由若干创作实践十分活跃并各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追随者组成的作家群；三、这个作家群的成员们尽管各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采，但从群体形态上看却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相近的艺术风格。”[20]32郭英德先生亦认为文学流派“必须由一个实体性作家群构成，而且还必须具有非实体性的创作风格及理论主张。”[3]183王鸿儒先生亦认为一个文学流派得到当代及后世的公认必须有三个条件：“理论上必须是独树一帜；创作上必须有一批显示了实绩的作家、作品；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21]339-340事实上，也正是在上述社团的推动下，四灵诗派才聚集了一批诗学理念及创作风格相近的代表性作家群，才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换句话说，四灵诗派正是在许及之永嘉诗社、薛绍真率会、叶适永嘉诗社、薛师石瓜庐诗社诸社团的交往唱酬中整合而来。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2] 陈文新.文学流派的成立标准新论——以明代的文学现象为例[J].学习论坛，2004（7）.

[3]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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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286册）[G].成都：巴蜀书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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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曾枣庄，刘琳.全宋文（304册）[G].成都：巴蜀书社，1992.

[1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284册）[G].成都：巴蜀书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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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子良.林下偶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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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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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鸿儒.文学流派初议[J].社会科学战线，1980（3）.

【责任编辑 张 琴】

Poetic Society of Song Dynasty and Siling Poetry School

CHEN Xiao-hui

（TianheCollege,GuangdongPolytechnic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40,China）

The Siling Poetry School is a poetic group represented by “Yongjia Siling”, the four poets lived in Yongjia, Zhejiang. Led by Jia Dao and Yao He, the school was of considerable local influence and was against the Jiangxi poetic style. The formation of the Siling Poetry School is greatly connected to the local scholar society, under whose promotion the School gathered a group of poets of the same school forming its style and gave influence to the society.

The Song Dynasty; poetry club; Siling Poetry School; literary school

2015-04-10

陈小辉（1975-），男，江西临川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教师，博士，山东大学博士后。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宋代诗社研究》（2013WYXM0131）；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宋代文学社团与宋代文人》（15G82）

1672-2035（2015）05-0052-05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