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海南　海口　571158）

罗　皓（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山东　青岛　266100）

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发展回顾及展望

李敏（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海口571158）

罗皓（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图书馆山东青岛266100）

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始于20世纪初，早期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科学院黄颖的博士论文。2007年，图书馆治理研究的旨趣又被重新提起，2007—2010年是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横向拓展阶段，2012年国内图书馆学核心期刊组织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3个专题，由此开启了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纵向深入阶段。10余年来，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管理范式的演变、图书馆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图书馆治理结构的调整。今后的研究重点将是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优化设计。

图书馆治理理事会法人治理结构公共图书馆

1　引　言

图书馆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内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了解现状、发现问题，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跟进研究动态，从这一点看，对已取得成果的系统梳理和热点追踪是一项具有促进作用的工作，也是推动相关研究趋向臻美的客观动力。进入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将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图书馆”并含“治理”，检索日期为2014年8月31日，其他条件为默认的情况下，笔者首次检索到408条结果，剔除“简介”、“启事”、“广告”和“优先出版”以及无关题录后，共得到97篇有效文献。从所得文献数量年度分布的走势可以看出，2009年之前的图书馆治理研究处于平缓的增长期，年度文献量均低于10篇，峰值出现在2010年，约占全部文献量的23.7%，随后则发生较小的回落，但也算是近5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同时，随着文化建设的推进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提出以及公共图书馆立法的完善，以图书馆为核心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也将相关研究从理论问题引入实践探索。我国的图书馆治理研究始于21世纪初，10余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颇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既有对西方国家（或地区）典型图书馆治理经验的介绍、比较和借鉴，也有对本土图书馆治理的积极探索和尝试，突破了图书馆管理体制的固有格局，向图书馆治理结构的优化迈出了重要步伐。

2　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2.1第一阶段：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悄然兴起

将治理理论引入图书馆研究是一个创新方法，与创新联系最紧密的是发展问题，图书馆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打破常规，寻求创新之路。由中国科学院徐引篪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制度创新与我国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首开先河，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探讨我国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导引，并由此引发了图书馆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从CNKI收录的相关文献来看，我国最早将治理理念引入图书馆领域的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黄颖和徐引篪，其发表的《图书馆治理：概念及其涵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给出了图书馆治理（Library Governance）的定义，并从图书馆治理的制度环境、结构要素和相关机制3个方面作了外延性解释[1]。黄颖在《从“统治”到“治理”：管理图书馆范式的演变》中认为，“统治”和“治理”是管理图书馆的两种基本机制，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其权威的来源具有唯一性，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形成的权力运行体系长期以来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治理的创新性作用则体现在权力配置结构的多中心化，强调社会参与和开放合作[2]。黄颖的《图书馆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是其图书馆治理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其分析了图书馆治理单元、类型及发展模式，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探讨了制度环境影响因素，对美国图书馆治理的演变过程和典型案例进行了解说，提出了我国图书馆治理变革的6条政策及建议，并认为治理变革的核心是完善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推行图书馆委员会制度[3]。黄颖的此篇博士论文已成为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经典之作，总被引频次列相关文献的第一位，对后续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2.2第二阶段：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横向拓展

在黄颖的博士论文“研究不足”部分，他对图书馆委员会制度的工作模式充满期盼，但终究未见其有关图书馆治理的进一步拓展性研究。随后两年内虽有其他作者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但从内容上判断，属于“鸡肋”性质的边缘“产品”，与图书馆治理研究主题的中心思想有较大的差距。直至2007年，该主题的研究热情被重新点燃，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章，从CNKI可知，被引频次大于10的论文共有11篇，其中，8篇发表在2008—2010年，这一阶段也成为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成果的繁荣时期。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图书馆的阮胜利至今已发表了9篇相关图书馆治理的文章，总被引频次29次，其中2007年有4篇，这些文章成为了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承启之作。2008年，黑龙江大学蒋永福教授发表的《论图书馆治理》在引述黄颖观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图书馆治理的四项基本原则[4]，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优化研究”的资助，蒋永福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至今已经发表了18篇相关文章，其中，2010年就有10篇，他是目前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领域总被引频次（115次）最高的学者。该团队的研究主题主要分布在“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图书馆治理主体设置”、“图书馆治理评价”及“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四大方面，采用的实践案例属于就地取材。虽然黑龙江省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设置模式及其总分馆服务体系是管理创新行为，但并非是治理变革。2008—2010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3个专题：①《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4期的专题“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优化研究”；②《情报资料工作》2010年第5期的同名专题；③《图书馆建设》2010年第11期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设置模式研究”专栏。另外，深圳图书馆的几位学者也发表了相关成果，如肖容梅（2008）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初探》一文中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理事会（决策机构）＋管理层（执行机构）＋监督层，并提出了“激励”、“监督约束”和“评价”等一系列治理机制[5]。深圳图书馆是我国首批法人治理机构试点单位，该馆同仁发表的文章紧扣实践主题，为我国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案例支撑与实践经验。

2.3第三阶段：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纵向深入

作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率先进行法人治理结构试点的事业单位，深圳图书馆实行理事会制度的代表性意义和示范性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来讲都是重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其他有开展治理实践意向的图书馆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相关理论研究。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理事会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国外的发展已有160余年，但被引入国内并付诸于实践却仅有4年，蒋永福教授在《论图书馆理事会制度》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概念、起源、类型及重要性，并以美国和韩国为例探索了国外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基本架构和法律基础[6]。此后，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重心则由“治理结构”转向“理事会制度”的建设、运行和评价，开启了新的研究和实践探索阶段。

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进入全面深化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图书馆学核心期刊组织的3个针对性专题研究：①是西安文理学院段小虎发表在《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5、6、7期上的“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3篇系列论文，从治理哲学的视角分别审视了图书馆的参与式治理、自主治理及合作治理3种模式。2013年产生的10篇有关图书馆治理研究主题聚焦在“农村图书馆治理”、“图书馆多中心治理”以及不同环境、背景和体系下的图书馆治理探微。②《图书与情报》2014年第2期由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主持的专题，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框架与调控机制进行梳理，二是对伦敦、纽约和波士顿等国外几家具有较大影响的图书馆理事会制度进行解读和评价，通过该专题可以透视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和实践的现状，为我国图书馆推进理事会制度的施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③《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年第3期组织的“图书馆法人治理研究”专题，主要涵盖3个方面：一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发展现状及突出问题；二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建设的难点问题；三是英、美两国典型图书馆治理模式及制度建设经验引荐。在这一阶段，将国外图书馆的治理经验和运行情况引入国内的文章多达16篇，从相关内容来看，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在国外已属于较为成熟的治理方案，但该制度毕竟是游离于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之外的事物，能否在本土的制度土壤内生根发芽，至少在目前看来仍是一粒值得期待的“种子”。

3　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成果述评

3.1图书馆管理范式的演变：内生机理与制度环境

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受到3个层面的影响：①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制度和标准等宏观指导与行政要求；②图书馆举办者或所有者的管控、经营和处置等中观因素；③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工作和用户的需求反馈等具体性要素，这三种管理形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但究其本质来看，却是制度安排的迥异。黄颖比较了“统治”（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的内涵差异，他所罗列的七大要素可以归为3个方面：①官僚化色彩的浓淡；②利益相关者的多少；③民主化水平的高低[2]。可见，治理比统治在体制上更具有包容性和优越感，这也重新定义了不同管理范式的内涵。黄颖认为，图书馆治理的前提是主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是指能够行使代表性职能的个人、组织和委员会，而客体则是指治理的对象及其范围[3]。他还认为，某一个确定的“一定范围内的居民”为了获得共同的图书馆服务会形成一个治理单元（Governance Unit），并与一般性概念上的用户群体有着本质区别[3]。治理单元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完整性系统，强化了用户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而多元化形态的治理单元又生成了不同的图书馆治理类型，黄颖在《图书馆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把在个体/家族、协会、机构和地方政府等范围内的图书馆治理归入元素型范畴，由以上治理单元组合而成的图书馆治理则纳入组合型范畴，典型的元素型图书馆治理形态包括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3]。例如，美国自治城市与县级公共图书馆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级主管机构的领导方式，县级图书馆对上级部门的行政依赖性更强；二是图书馆委员会的职能权限，自治城市比县更加突出“顾问型委员会”在图书馆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而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在管理范式上仍没有脱掉行政管制的帽子，自治程度较低，仅有少数图书馆设置了非制度化的用户咨议机制。

公共图书馆是具有高度正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是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体系中的核心力量之一，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在于其社会公益性能否普遍惠及公众，还在于这种制度安排能否带来高效率的运行状态，引入市场化机制能否提升效率，政府部门的角色如何定位。顾烨认为，公益动机是导致图书馆运行效率低下的主因，而且存在“低效率→政府失灵”和“社会公平价值＞＞市场效率价值→市场失灵”的双失灵困境[7]。因而，“政府、市场、志愿者”不同价值取向的三方所形成的相互协调分工合作关系，也为图书馆体制的创新及公众争取在图书馆事务上的民主权利提供了可拓展性的制度环境，而民众“获得图书馆服务”权利即是贯穿于图书馆治理过程的核心主线[7]。黄颖在《图书馆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把影响图书馆治理中博弈均衡的制度因素归纳为“获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公共权力的配置结构、图书馆行业性组织和图书馆立法4个方面[3]。习卫妮在《图书馆治理的制度环境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基本照抄了前者的主要内容，只不过在“图书馆立法”部分稍有延伸，将制度上升为法律意味着对图书馆治理中的权责关系调整有了最具强制性和权威性的规范[8]。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项制度环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在图书馆事业上的映射，中外体制有别，研究者应当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国外图书馆治理的制度安排固然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元素，但若直接移植过来可能会造成“水土不服”。

3.2图书馆治理模式的转型：方案选择与权衡因素

中央发布的两项文件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鲜明的政策引导性，一是2005年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机制，二是2006年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以政府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协调运作机制[9]。阮胜利对“意见”和“纲要”进行了政策观念诠释，认为两项文件的实施为公共图书馆管理的变革提供了政策动力，也为图书馆事业的制度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9]。而早在20年前，浙江省金华市就已经在酝酿建立新型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造了严济慈图书馆（以下简称严图）。阮胜利等从权力分配、治理结构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理性分析了严图管理委员会模式，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并对照“意见”中的改革精神，得出了3点重要结论：①严图是股份制产权下的委员会制运作模式，距离纯粹的民主式委员会制还有一定的差距；②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公办民助”模式更加符合我国图书馆建设的实际逻辑；③委员会制在图书馆治理中具有多样化的价值意义[10]。参与式治理模式曾一度被学界看作为一种有效治理方案，但段小虎等认为，参与式治理还受到治理结构、治理生态和公民社会发育等因素的制约，难以独立承担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转型的艰巨任务[11]。随着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不断深化，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自治能力也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发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还在修改之中，无法对图书馆治理行为产生有效的政策规范与制度约束。段小虎认为，在法律制度和公民社会两大外部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公共图书馆治理的突破点还须在自身内部寻找，因为我国目前现行不多的图书馆治理方案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但实践中的自主运行和合作治理力量却始终徘徊于主流认识之外，造成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12]。因此，他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了合作治理在图书馆治理中的适用性并用案例辅以证明，随着社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公众需求趋于多样化，图书馆治理的主体也将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边界由清晰走向模糊化，以解决图书馆对于政府部门过度依赖的弊端[13]。

价值理念与决策目标是关系图书馆定位的核心内容，国外图书馆已经在制度设计上解决了图书馆治理的模式选择难题，而我国传统的管理风格已经嵌入到图书馆管理体制的内在逻辑中，若要将这种已经成型并且根深蒂固的理念更新，还须从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现实情景入手。梁欣认为，制约公共图书馆推广均等化服务的症结在于制度因素，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那么，如何在顶层设计中融入这一目标就成为图书馆治理在制度安排上的关键环节[14]。曲红从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探讨了影响图书馆治理模式选择的情景因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自治组织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②行动方案在逻辑上具有可选择性；③文化冲突在程序上具有可调控性[15]。因此，结构的网络化是图书馆共同治理模式的客观属性，共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政府主导的参与治理目标的政策单一性局限，改变了上下层级分明的线性领导形态，重构了图书馆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弹性的网络化关系，并表现出供给主体和渠道、治理手段和方式以及权利向度多元化等特点[15]。姜利华认为，政策引导是图书馆走向多中心治理的外驱动力，而公众的多层次需求则是内在动力，这种建立在协商与合作基础上的合作治理模式是树立我国图书馆治理新风尚的标杆[16]。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图书馆治理模式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的产物，李志慧认为，能否“满足特定群体要求”是检验图书馆治理模式存在必要性的终极手段，图书馆治理模式的演进和转型既受到来自政策、文化、技术及权益诉求等外部宏观环境的制约，还与图书馆内部的职能结构、专业分工程度有关，如何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来均衡“主导”与“参与”之间的关系，将是图书馆治理模式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17]。

3.3图书馆治理结构的调整：优化路径与评价机制

我国在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上还没有形成“政事分开”的局面，映射到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中的表现就是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事务进行“一条龙”式的建设和管理，这种制度安排与现代公共治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分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提升图书馆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任务。蒋永福教授将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治理结构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监督部门与图书馆之间形成的相互协调、制衡的宏观及中观管理体制组成，而内部治理结构则是指在图书馆事务管理过程中由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等构成的微观管理体制[18]，我国图书馆学界关注和研讨的焦点是内部治理结构。决策层的权力主体是图书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不同界别的人士担任，核心职能是制订发展规划和战略；执行层由馆长及副馆长组成，向理事会汇报、对理事会负责，基本职能是执行理事会的决议；监督层则对决策层和执行层进行双向监督。易向军认为，由理事会统一行使决策和监督职能才能保证监督发挥作用，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是混淆了决策与监督的权属关系[19]。阮胜利认为，优化图书馆法人制度设计是去除体制机制弊端的有力措施，改善体制的关键在于政府决策的公益立场和民众权利的保障，健全机制的关键在于实行政事分开与程序化运作[20]。王明慧把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优化的具体目标细分为制度、服务和结果3个分目标，法治、普遍均等和用户满意分别是对应的检验标准[21]，当然，这只是治理结构优化过程中急需完善的内容。另外，我国现行的公共图书馆治理主体设置模式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蒋永福教授把这些弊端总结为3个方面：①所有者主体被悬置；②建设主体缺乏责任和能力；③管理主体被忽视和吞没，他建议应当依据“谁所有，谁主权”的原则，突显所有者主体的权力，在治理策略上应该打破“以政代事、合二为一”的结构，逐步推行理事会制度[22]。张世颖认为，合理设置建设主体是优化我国图书馆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图书馆所有者（主权拥有者）应当遵循法治原则和责任能力对等原则设置建设主体，有条件的省份（城市）可以模仿国外的做法，鼓励组建联合建设主体以跨越“同级不同能”的障碍，促成多元化主体设置格局[23]。

图书馆治理结构是否处于高效率的运作状态，可以从治理单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评价等方面进行考察。阮胜利认为，所有者主体被虚置、建设主体多层和管理者主体缺位是我国现行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的通病，这种缺乏问责机制的治理评价所带来的结果形成不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24]。治理评价是依据标准细则对治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效果进行测评、检验和评定的过程。我国已经实施20年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中“读者服务工作”的比重仅占28%，具有明显的“重投入、轻结果”特征[25]。此外，李海英等还指出，我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普遍，轻差异”等弊端[25]。因此，图书馆所有者要把评价重点从“过程”向“结果”倾斜，形成一套以图书馆服务成效评价为重心的评价理念，加大“读者满意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同时，针对图书馆服务存在地区差异和馆际差异等问题，在考虑统一评价标准的前提下，图书馆所有者应当在评价体系中加入“图书馆分级”指标，以保证制度设计上的公平、合理性。但这些改进建议对于图书馆评估这样的行政指令性评估制度而言，如同“隔靴搔痒”，因为这种由政府部门自导自演的评估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治理评价，因此，设置合理的评价主体结构就成为构建图书馆治理评价体系的首要问题。李海英等认为，评价的目的在于引导图书馆走向“善治”状态，实行政府、图书馆行业组织和公众三结合的主体结构是较为理想的选择，治理评价体系的设计应当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和图书馆治理目标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在评价过程中还应充分体现社会参与权力、责任明确、公开透明等核心内容，从而形成一个科学、有序、高效的评价机制[26]。

4　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研究的“西学东渐”之风吹进我国图书馆界已有10余年，但透过“体制栅栏”扎根的改革风气少之又少，不得不令人深思其中的症结所在。国外许多图书馆都是依据相关法律而成立了“法定机构”，世界上超过1/3的国家或地区先后制定了250余部图书馆法规，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制定了有关图书馆事业和活动的专门法案，从国家法律层面保证了图书馆的法人地位、行动准则以及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2009年正式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尚处于草案的修改阶段，到目前为止，支撑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依然是省市层面出台的工作条例、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等，相对于成熟的“XX法”而言，这些条例、规程的法律效力十分有限，制约了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构建和运行[27]，也造成了图书馆治理中“虽有章可循，但无法可依”的窘迫局面，政府部门可能借助这种立法缺位寻求免责借口，可见，立法缺位是掣肘我国图书馆治理迈向法治化的主要症结。我国图书馆界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呼吁的图书馆立法一直被政府部门“雪藏”，反映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实：图书馆行业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28]。因此，赋予图书馆更加权威性的法定职权是优化图书馆治理结构的制度保障，应该引起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付诸积极行动[29]。图书馆被纳入法定机构会产生明显的法力效应：①图书馆的设立机关将是立法部门而不是行政部门，这在法理上提高了图书馆的自我管制权限；②图书馆理事会也是依据法律建立，在调和不同主体利益的关系上将具有更加灵活、独立的决策权力；③图书馆理事会的法律地位提升后，有利于图书馆在对外活动中获得平等的话语权。从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来看，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尚处于试点阶段，政策推进的外部动力也不是很足，可以借鉴的样本也很少，在此形势下，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是图书馆治理“向左”还是“向右”的指挥棒。

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理事会制度，优化理事会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首要环节，而制度设计的所有细节归纳起来则集中于3个方面：①理事会类型的选择应当符合实际，即理事会所涉及的业务和活动能够为图书馆开展公益服务提供支撑。根据职能和权限来判断，图书馆理事会主要有决策型、咨询型、决策监督型3种，另外，还有衍生出的决策议事型。但图书馆归根结底还是体制内的机构，在体制内运作，受体制的约束，而理事会就像图书馆背负的“行囊”，装载的东西过重则会压断图书馆的“脊梁”，过轻则显得不够严肃，若使得图书馆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道路上“轻装上阵”，则必须理顺和变革我国现有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不走过场，让图书馆理事会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30]。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图书馆理事会的首选是决策型。②理事会成员的构成应当科学、合理，即理事会由哪些人来参与、协商和运行才能发挥其本职作用。我国已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共图书馆，其所设立的理事会成员均由政府官员、社会人士和馆内职工组成，以上三类人员在理事会中所占的比重也略有不同，虽然社会人士占大多数的设置模式已成为主流，但理事长一般是由政府部门官员兼任，任职的稳定性要弱于其他人士。一个疑问是：主流就一定合理吗？三方的人数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才算是合情、合理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图书馆理事会职能的准确定位，为了防止任何一方在决策行为上占优，比较理想的构成是各部分均为三分之一[31]，“三三制”原则仅是一种比例配置的基准，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理事会所要求的能力和权力存在差别，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调节。③理事会的运行应当配套、齐全，即理事会应下设若干专门委员会以形成一个专业的决策支撑体系[32]，同时，理事会还应遵循章程化的组织原则，建立起考核、报告、披露、监督等相关制度。

5　结　语

“去行政化”是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的核心旨趣，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部门对相关事务的绝对性直接控制，而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和公益精神的理事会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代替政府行使决策权力的机构。图书馆理事会的决策质量和健全程度决定了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效果，以理事会为核心的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容易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参与的共同治理理念[33]。深圳图书馆于2008年率先启动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于2010年成立了深圳图书馆理事会，制定了理事会章程及四项配套制度，从总体运行情况和实践效果来看，深圳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在缺乏国家统一政策规划和制度衔接的外部宏观环境下，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现实挑战是潜在、巨大的[34]。从无锡市、深圳市、广州市、深圳市宝安区和成都市成华区等地已建立的图书馆理事会制度来看，我国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已经呈现出如下特点：①组织结构从纵向管理的科层制向横向协调的单层制转型；②理事会的模式定位具有多元化态势；③社会人士在理事构成中的比重得到提升；④制度建设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轨道[35]。但是同时也暴露出改革进程中的一些制度顽疾和体制障碍，这些问题也正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图书馆治理研究所要攻克的焦点和难点。

[1]黄颖,徐引篪. 图书馆治理:概念及其涵义[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1):24-26.

[2]黄颖. 从“统治”到“治理”:管理图书馆范式的演变[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3(6):7-10.

[3]黄颖. 图书馆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D]. 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献情报中心), 2004:37-136.

[4]蒋永福. 论图书馆治理[J]. 图书馆论坛, 2008,28(6):50-55.

[5]肖容梅.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初探[J]. 深图通讯, 2008(2): 9-13.

[6]蒋永福. 论图书馆理事会制度[J]. 图书馆, 2011(3):31-34.

[7]顾烨青. 试论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与管理理念的创新:读《图书馆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 [J]. 图书馆, 2007(6):1-6,12.

[8]习卫妮. 图书馆治理的制度环境影响因素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50(7):62-64.

[9]阮胜利. 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比较视角下的政策观念诠释[J]. 图书馆建设, 2008(12):64-66.

[10]阮胜利, 毛旭. 对严济慈图书馆管理委员会模式的理性分析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51(1):28-31.

[11]段小虎, 秦巧春. 治理哲学视角下的参与治理: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论文之一[J]. 图书馆杂志, 2012,31(5):2-6.

[12]段小虎. 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挖掘自主治理秩序的力量: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系列论文之二[J]. 图书馆杂志, 2012, 31(6):10-13,19.

[13]段小虎. 后工业社会中的合作治理: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之三[J]. 图书馆杂志, 2012,31(7):7-10.

[14]梁欣. 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治理模式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9(6):17-24.

[15]曲红. 中国情境下的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3(20):22,23-25.

[16]姜利华.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图书馆多中心治理[J]. 图书馆学研究, 2013(5):29-31.

[17]李志慧. 图书馆治理模式演进路径分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3(4):25-27.[18]蒋永福. 在我国实行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理论思考[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0(6):23-27,37.

[19]易向军. 探索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共图书馆管理上的运用[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6):75-79.

[20]阮胜利. 优化设计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制度[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54(21):10-13,44.

[21]王明慧. 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优化的三大目标[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0(4):15-20.

[22]蒋永福. 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主体设置模式的弊端及其建议[J]. 情报资料工作, 2010(5):10-14.

[23]张世颖. 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合理设置建设主体[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0(4):21-25.

[24]阮胜利. 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特征及弊端分析[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0(4):9-14.

[25]李海英, 蒋永福. 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评价制度的弊端及其改进建议[J]. 情报资料工作, 2010(5):15-19.

[26]李海英, 蒋永福. 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评价体系的构建:基于善治视角的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55(11):12,17-20.

[27]张洪彬. 试论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及其运作机制[J]. 图书馆, 2009 (3):26,30-32.

[28]蒋永福. 公共图书馆治理中的政府责任[J]. 图书馆论坛, 2009, 29(6):53,79-82.

[29]王冬阳. 机构法定·理事会治理·岗位管理:基于公共图书馆推行法人治理的理性思考[J]. 图书馆, 2014(1):31-33.

[31]李松武.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创新事业单位体制机制[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 2012(1):63-66.

[32]李国新.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问题·前瞻[J]. 图书与情报, 2014(2):1-6,9.

[33]蒋永福. 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J]. 图书馆学研究:理论版, 2011(1):40-45

[34]肖容梅. 深圳图书馆理事会运行实践[J]. 图书与情报, 2014(2): 7-9.

[35]肖容梅.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现状与分析[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4(3):22-28.

Development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Library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The library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wa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arly representative result is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written by Huang Ying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urport of the library governance research was restarted in 2007, and its horizontal expansion stage was from 2007 to 2010, some core library science periodicals published three special topics of the library governance research in 2012, and the research came into the vertical deepening stage from this year. In more than 10 years, the library governanc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ibrary management paradig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brary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library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emphasis will be the optimal design of the system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ibrary.

Library governance; Board of truste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Public library

G251

A

李敏女，1978年生，硕士，现工作于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古籍、地方文献。罗皓男，1976年生，硕士，现工作于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

2014-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