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妮妮



赞天地养育德性：生态德育的另一种思考

张妮妮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德性养成固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但也跟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相关，人是在与自然的关系全面展开中成就自身德性的。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展开就是重视自身全面人格的养成，也就是说，在全面人格的养成过程中，展开与自然的全面关系正是生态德育的题中之义。

生态德育；全面发展；人；自然

全球化下的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碰撞、信息技术发展，预示了价值观培育研究的迫切性。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关于教育问题的系列讲话就涉及了这一问题，比如关心青少年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首要问题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然而，立德树人在新形势下会碰到新问题和新视角。笔者认为，德性养成固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但也跟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相关，人是在全面展开其与自然的关系中成就自身德性的。

一、德性的养育需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

德性是人对自身做人目的的根本考虑，是其行为的内在依据。人的内在人格的养成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方法论层面分析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德性养育可以从人的自身考虑，也可以从社会角度考虑，同时还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

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从人自身考虑德性，认为德性与生俱来，是人固有的本性。他们并不着眼于人之外的东西，认为这些是人内在固有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就不能称为人。这种研究德性的方法被称为人性论方法。比如，孔子讲仁，孟子讲性善，柏拉图讲智慧、勇敢、节制，孔迪亚克讲趋利、避害，等等。

但是，也有人对人性论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对人的研究不能只从人自身入手，还应从人的对象上进行分析，因为人的对象是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存在物，即从人的对象反观人自身的方法。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前20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一直在用“主体投射于对象，对象映现主体”的辩证法思考问题。康德首先肯定了主体的能动性，认为人的主体性原则直接导致人关于对象理解的变化，即对象不是自在的，而是理性主体建构的，人与对象之间的秩序映现了理性主体的规则。黑格尔将康德的主体性原则放大到绝对精神原则，创造了超级理性外化与回归的神话。而费尔巴哈则平静地把他们的辩证法浓缩为一句话：“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1]33

马克思用从对象上反观人自身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他认为，劳动产品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和劳动者都被异化了[2]44−48。在此，人的对象是劳动产品，劳动者主体的异化是从劳动产品的异化映现出来的。这其实就是笔者在本文中用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德性养育的方法论根据。本文分析以人为主体，对象则限定于自然。笔者认为，自然作为人的活动对象，与人的关系的展开，映现了人自身素质的展开，人的德性的养育就是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现代性造就人与自然的理性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西方文化进入理性发现阶段，人与理性也从进入话语主题发展到取得话语地位，这些都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现代工业以批量生产为特点的生产模式带来了人们观念上的价值倾向，强调标准化、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逐渐把人塑造成理性的主体。于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与自然就处在了认识关系之中，而自然作为认识对象，则映现了人的理性能力。

科学是人与自然之间认识关系的典型。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基本成型，其重要标志是牛顿力学理论的诞生。当时，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在人类的理性领域是重大事件，以至于哲学家都把精力集中在讨论认识论问题上。比如，科学所代表的人对自然的认识有什么特点，人作为认识主体通过何种途径能达到科学认识，人的认识能力何在，科学认识告诉了我们怎样的世界……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笛卡尔、洛克等哲学家关注和讨论的核心问题。相关讨论有两点很重要：(1) 普遍性。即科学认识告诉人们关于世界的普遍规定性问题，它们或是世界的普遍本质，或是世界的普遍因果规律。(2) 逻辑性。即认识主体并非通过经验描述得到普遍性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逻辑归纳和推理的方法得到。

关于人的认识能力何在，康德用先验逻辑对其进行讨论。康德把先验知性范畴看作认识主体的逻辑能力，认为人是用先验知性范畴建构认识的[3]119。近代哲学家大体都认同逻辑能力的说法，尽管他们对逻辑能力的具体表现意见不一。对科学认识告诉了我们怎样的世界的问题，近代哲学家的回答差异很大。如果撇开认识结果究竟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争论，撇开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争论，只就科学认识的内容来讲，那么，科学认识告诉了我们一个带有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世界。

科学提供的世界图景有条有理，所有事物和事件都处在必然的因果链条之中。在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中，自然作为认识主体的对象，映现了人自身的本质规定和人的逻辑认识能力。因此，人是有理性的，能够用理性进行有条理的逻辑思维；人的理性且有条理的逻辑思维，反映在对象的因果性当中，可以说，人越是发展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他所思维的自然对象就越处于有条理的因果性之中。

近代世界非常重视人的理性规定，把理性当作了人的第一本性，认为凡是被界定为不具备理性能力的群体不能算作人。比如，妇女因为被当作不具备理性能力的情感动物[4]65−68，她们既没有权利受教育也没有权利参与政治，更没有财产继承权。奥斯汀在其很多小说中都描述了这一历史事实[5]。从独立人格上说，妇女就不是人，起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从德性上说，她们不能成为具有最高德性的人，是次一等的人。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形才有较大改变。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更大地展开

现代性对理性的强调是以弱化和贬抑人的其他规定为代价的。上述妇女群体的例子说明了近代世界对人的情感能力的贬抑。在现代性意识形态下，社会科学的分类以向科学看齐的实证理性为标准，学科越接近这一标准就越正统，其研究涵盖的文化也越先进。

社会科学于19世纪形成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东方学学科。前4门学科都以西方近现代社会为范本，是人类文明正统先进的范本，代表人类的先进文化。其中，历史学研究文明进化，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社会学研究科层关系，政治学研究国家治理，它们的研究具有普遍性，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组成结构和发展规律。另外，不在这些范本中的社会历史现象则不代表人类的先进文化，需要另加研究。于是，对于西方近代社会范本之外的社会历史现象，有悠久古代文明传统的，由东方学来研究，没有的则由人类学来研究[6]21−24。古代东方文明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它们从近代开始落后了，没有跟上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而那些主要出现在西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则根本属于未开化的文化，在人类文明进化轴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

落后的标准是什么呢？现代性意识形态下的答案是理性标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近代世界妇女群体因为被界定为不理性而失去了做真正人的资格。那些不够先进的民族和文化，他们的人民也因为远未达到理性人而处于落后的境地。科学不发达、传统宗族社会结构、政教不分、信奉巫术迷信等，既然不够理性，那么就不够正统和先进，离真正的人就有距离。

学科分类显示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通过现代教育制度得以强化和传播。现代大学按照学科分类来设置院系、专业和课程，使得现代性意识形态被复制到下一代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因而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一定是一个理性人，他们分得清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次等的价值。笔者曾在哲学课课堂上做了一个提问：“我们通过哪些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答案很多，但多数集中在把自然当作客观世界，是人类的认识对象；把自然当作物质世界，是人类消费和改造的对象。间或也有诸如欣赏自然风光、感受自然神奇等想法，终因太具个人化和情感化，被当成不够“科学”而放弃探寻，不愿意把它当作严肃的哲学观点来接受。这就是现代教育的结果。

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当然不是人与自然的唯一关系，也很难说是压倒性至上的关系。现代性造就了人与自然的理性关系，窄化和钝化了自然和人的丰富内涵。更有甚者，这一关系使自然处于被动地位，使人处于主动地位。如果没有关系的其他维度加以平衡和限制的话，认识关系中的理性主体就容易变得僭妄，自以为是。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更全面的展开。

四、赞天地养育德性，建立生态德育观

更大展开的人与自然关系将不仅接纳近代世界的人与自然之认识关系，而且也接纳它们之间的物质关系、审美关系、道德关系和敬畏关系。在这些关系的全面展开中，自然和人都将获得更加全面而丰富的内涵。而自然作为关系中的对象，也将更加丰富地映现出人的全面素质；同时，全面发展的人也将与自然对象处于全面而平衡的关系之中。

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是指人作为自然生命体与周围世界进行的物质交换活动。自然界养育着人的生命，人也以自己的自然生命活动参与到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之中。人首先是生命的存在，做人就要珍爱生命、怜物惜物。

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指人把自然作为自己审美情感的投射对象，从关于对象的审美评价中看到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审美价值。人是价值评价的主体，做人就要让自己的创造力处于不断追求美的过程中。

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表现为人把自然不仅仅当作客体对象，而且也当成自足的主体。自然与人互为主体和客体，做人就要尊敬自然。尊敬自然的根据在于，自然作为主体总是比人的认识和经验丰富而神秘得多，自然永远有可能让人出乎意料。因此，做人不只是尊敬自然，甚至需要敬畏自然。

基于以上关系，加上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和改造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宽幅度地展开与自然的丰富而全面的关系，人的德性就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理解。由此，笔者引导出本文的核心观点——赞天地养育德性，而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态德育。

[1]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沃斯通克拉夫特·穆勒．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M]．王蓁，王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 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张玲，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6]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 牛建兵〕

Improving Our Moral Standard by the Way of Approaching Nature: Rethinking of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ZHANG Ni-n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is relevant to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human being. In the modern world, human reason had been over focused while various abilities of human being were ign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was narrowed to the epistemo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nature and humanity also had been narrowed.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an understanding fo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at is, human beings will realize and fulfill themselves in all dimensions while they unfold th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in all dimensions.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therefore, should be a necessary and significant part of moral education.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ll-around way; human being; nature

G410

A

1006−5261(2015)03−0137−03

2014-07-17

张妮妮（1960―），女，浙江杭州人，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