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磊



踏实求真谨严求新——廖群教授学术研究评述

张世磊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99）

廖群教授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一直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成果丰硕。探索廖群的学术经历，评述介绍其治学成果与方法，对于加强先秦两汉文学学术史研究有积极意义，对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人有重要启发。

廖群；先秦两汉文学；学术研究；学术方法；学术成果

廖群教授原籍湖南，1959年7月出生于山东济南。1976年廖群高中毕业，成为下乡知青中的一员，但是她是个爱学习的人，在知青点也没有放弃学习以及对求学的渴望；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她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廖群说，她喜欢上古代文学，喜欢上做学问，缘于在大学二年级时学校组织的一次“五四论文”比赛。当时正好开始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廖群写了一篇有关李清照的论文，交古代文学老师董治安先生指导，这样就跟董先生熟悉起来，对古代文学专业便喜欢起来。由于董治安的治学领域主要在先秦两汉，廖群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也便转向了先秦两汉文学。

1982年1月廖群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但她并没有因此放缓深入学习钻研先秦两汉文学的脚步，1984年她考取董治安的硕士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7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继续于山大任教。多年后又从董治安在职攻读博士，向着进一步深入学习探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的方向前进，2004年博士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廖群可谓是一位纯粹的山大人，学在山大，任教于山大，教学相长于山大。山大优秀的文史学统滋养着廖群，而廖群也为山大的文史传统影响贡献着力量。而今廖群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楚辞学会常务理事。

廖群一直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对于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的热爱，对于学术的热爱从未改变，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若从1988年廖群于《文学遗产》发表《原始与文明的交响曲——楚辞艺术形态考察，兼论楚辞与〈诗经〉的逻辑关系》算起，至今已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9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多项，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及国家级教学成果等多项大奖。

一、廖群教授学术成果评述

(一) 对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的系统探究与疏理

利用考古资料解决学术问题，可以上推至上世纪伊始，是时王国维依据出土的甲骨卜辞，结合传世文献，考证出了殷商先公先王的世系和相关事迹，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对先秦史学研究贡献极大，对先秦文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此文同时解决了《楚辞·天问》中的难解之句“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问题。王国维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2。

自此之后，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出土资料解决学术问题，所研究范围包括哲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经济史等。就借助考古学解决文学史问题而言，起初是零星的，这一方面和考古发现的偶然性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学史研究者对考古成果重视程度不够有关。直到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我国考古不断有一些重大发现，尤其是一些简帛文献的出土，利用出土资料来研究文学史问题的现象才渐多起来，20世纪90年代郭店简的发现，及上博简释文的陆续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研究。但细究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主要是结合考古成果解决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或是借助考古资料就某一个专题进行研究，缺乏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廖群不同于此的最大贡献在于，她把利用考古学的成果来解决中国文学史问题当作了一个专门的课题来做，提出了“文学考古”的概念，这样就为文学史的考古学视角研究立了一面旗帜。

廖群的文学考古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整个先秦两汉文学。即包括：“文学考古”与上古神话的研究、“文学考古”与《诗经》的研究、“文学考古”与《楚辞》的研究、“文学考古”与先秦散文的研究、“文学考古”与《史记》的研究、“文学考古”与汉代诗赋的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这本专著即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辑合。

廖群时常提起，运用文学考古学的视角来解决文学史问题，对一个学者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对考古发现保持应有的敏感，还要对古代文学史中所存有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如若不然，即使有好的出土资料，也不会利用，致使二者往往失之交臂。如廖群运用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末年墓出土的《先令券书》来解决《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殉死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一例。《先令券书》是带有遗嘱性质的文献，若治文学史者因此对它不加关注的话，就不知道其内容中所展示的“一妇曾先后事三夫”及“寡母从长子”的事实；若学者不知道《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有“守节”说与“殉情”说等分歧，即使了解《先令券书》的内容，或许也不会拿来解决刘兰芝的悲剧缘由问题。

考古发现本身是有偶然性的，因此考古成果是有限的，而能够运用其解决文学问题的，就更加有限。廖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次考古发现都给予极大的关注，所有考古发现凡能利用其解决文学史问题者皆为我所用，而绝不仅仅限于出土文献，有些出土资料哪怕只是用来作为旁证。如廖群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人物御龙帛画，来印证《离骚》“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的情景，认为“这起码说明《离骚》中升天入地的想象，并非出于屈原的杜撰，有楚地民俗文化的原型做基础”[2]254。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离骚》认识的直观性，进一步了解屈原作品同楚地独特文化间的密切联系。屈原的艺术想象并非子虚乌有，而是有其文化的母体。又如关于《诗经》学史上《毛诗序》的作时、作者问题，上博简《孔子诗论》的释文虽不能提供解决此问题的直接材料，但廖群通过比较《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论说观点间的差异性，证明《毛诗序》“孔子作”说的不正确，作于孔子之前说也同样不可取。

廖群运用文学考古方法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态度非常严谨客观，绝不生拉硬扯，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如对于楚辞学界来讲极为重要的阜阳汉简《离骚》残句，廖群认为“阜阳汉简《离骚》残句对于确定《离骚》非刘安所作，基本上属于‘一锤定音’式的材料；但对于证明《离骚》属于先秦之作，或《离骚》确为屈原所作，却只能说是辅助材料”[2]235。

廖群运用考古发现解决先秦两汉文学史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是丰富的，可参看其《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一书，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阅读此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廖群运用考古学视角所解决的学术问题总是非常恰切，所解决的学术问题不论大小，她总能围绕相关问题，弄清来龙去脉。该书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并获得了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

(二) 先秦审美文化长廊的立体构建

若从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审美历程，确实如陈炎在《中国审美文化史》总绪论中所说，明显分为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和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这可能是学者们就“思想”或就“物”的一个角度来结撰的中国审美史。但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个较为全面的、立体的中国审美发展史，正如众所周知的是，意识的发展离不开物质，而物质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人们意识形态的写照。《中国审美文化史》正是着眼于此，旨在打通中国审美思想史和中国审美物态史，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这样对于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历程的把握就会立体许多。廖群所写的“先秦卷”正是为此“中国审美文化史系列”所打的头阵。

全书依时间分为四部分，即史前的、夏商的、周代的及战国的。相较于5000年的华夏文明史，有着一百几十万年跨度的史前历史更难以让人琢磨，也更具吸引力和神秘感。廖群认为“混沌未开，物我不分的思维方式，不但决定了史前人类审美活动的‘无意’和自在，更为他们所见所闻所造所作的一切事物，赋予了人的‘灵魂’、‘感觉’和‘意志’，进而叠加上超人的‘本事’”[3]3。所以对于史前人类的“意识”我们是难以把握的。廖群借助出土器物，结合文化人类学考察，还是理清了一条史前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痕迹。如从发现的山顶洞人尸骨周围有红色粉矿，廖群认为这是他们的有意为之，“最合乎情理的推断只能是，他们已经考虑过肉体和灵魂、生命和病死的问题，并从幼稚的感觉和无知的推理中得出了灵魂不死的结论”[3]8。而从发现的山顶洞人的许多饰品看，此时人类情感应该有了些许的丰富，或是出于地位观念，或是出于财富意识，或者就是单纯为了美观。而到新石器时代，玉因其本身的质地色彩之美，而受到人类的关注，就出土发现看，其使用有由饰品到礼器的痕迹。廖群认为玉的使用已被赋予了人类的文化意识，从这种使用的变化上能够见出人类观念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廖群对审美文化的探究，也总是先由物质现象的分析到探视其背后所包含的人类头脑中的意识。

又如被称为“青铜时代”的殷商，饕餮纹饰是那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青铜纹饰，从直观上讲，这种青铜纹样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狰狞、恐怖之感。但殷商何以偏偏以此纹饰为主来雕铸自己的青铜器品呢？廖群认为这背后又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结合那个时代祖帝一元的宗教文化又做出了具体的解读。因此，廖群此书不仅分析审美的现象，而且对现象背后的因由也做出到位的探析，使得我们对一件事物得以有饱满的认识。

廖群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范围是广泛的。如对殷商时期审美文化的研究，除涉及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外，还涉及巫舞、神话、酒等，做到对一个时期审美文化的立体展现。

(三) 对《诗经》学史上汉学宋学之争的论析

《诗经》学史上汉学宋学之争这一公案由来已久，其主要分歧又鲜明地体现在对《国风》的不同解释上，即“毛诗”的“刺诗”说与朱熹《诗集传》的“淫诗”说。廖群《“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一文，通过对《诗经》结集前后不同情况的分析，借鉴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为最早的歌集，《诗经》中的作品都经历了由歌到辞，由口头到书面的发展过程，而其中《国风》中的民歌部分，更经历了由作歌到传唱到汇集到写定的发表——传播——载记历程，这个历程本身便包含了自言与代言两个环节，两种出发点和两种表达形式”[4]。也即是说，《国风》中的诗歌在没有被采、被献和结集之前，最原初的创作伊始，是“自言”的，即抒情主体“我”即是作者；而当这些诗歌在创作完成后，进入传唱、借唱或引唱阶段，或是被采诗官作为“观”风俗而献给君王，此时的歌唱主体“我”便不再是作者本人，则又成了“代言”。正因为结集后的《国风》具有这样的双重性质，所以才能给后世研究者做出不同解释的机会。那么毛、朱为何会有这样不同的解释呢？廖群认为“《序》、《传》对《风》诗自言、代言双重性的不同取舍，以及从这种不同取舍出发，向‘刺诗’‘淫诗’说的升级，则典型印证了文学接受与阐释中，读者、说者当前性主观因素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用解释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理解中‘期待视野’或‘现在结构’的决定作用”[4]。而“毛诗”和《诗集传》的“期待视野”或“先在结构”就是先于他们的对《诗经》的阐释。廖群认为《毛诗序》本质属于儒家学派，因此他不能不受孔子对《诗》的态度的影响。孔子反对“淫”，因此“毛诗”的“刺诗”说不能说不受其影响；对于《诗集传》，“直接横亘在他前面的已经不是孔子而是《毛诗序》。对于后者，朱熹则更是表现出一种针砭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宋代学术思辨对汉唐经学全面置疑的学风背景”[4]。加之六朝以来“诗缘情”说影响逐渐增大，因此朱熹更倾向于认为《风》诗中那些言情说爱之作就是作者主体的自我抒发。由此便形成了理解的不同，造就了《诗经》学史的汉学宋学公案。

(四) 有关楚辞的艺术形态及楚辞与《诗经》逻辑关系的考察

传统观点以为，后于《诗经》产生的楚辞，有对《诗经》继承和发展的一面，也有学者持“诗骚”并列说。廖群《原始与文明的交响曲——楚辞艺术形态考察，兼论楚辞与〈诗经〉的逻辑关系》一文，通过对《九歌》《招魂》《离骚》《天问》等作品的分析，认为楚辞作品本身皆含有浓郁的巫文化色彩和神话色彩，虽亦杂有些许的理性色彩但并未完全进入真正理性的艺术创作阶段。而《诗经》不同，它几乎已经不含有神话色彩和巫术性，且艺术形式规整，理性色彩浓厚，是人类对巫文化阶段超越之后的文艺形式。从而得出“楚辞浓郁的巫术色彩决定了它是属于《诗经》之前的艺术形态，而其非巫术因素的增长又使它向着新的艺术层次迈进。在巫术氛围包裹中发展、挣脱、前进，这便是楚辞艺术的总体风貌”[5]。我们以为廖群在文本考据分析基础上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客观的，也是新颖的，值得学术界重视。

(五) 有关先秦两汉诗歌传播的考索

限于文献材料的缺乏，屈辞创作初期是如何传播的，一直是楚辞学界的一个黑箱。廖群《行吟泽畔：屈辞传播方式考索》《从“侧闻屈原”到“世传楚辞”：屈辞初始传播考索》等文章，仔细考索现有文献资料，认为《渔父》《屈原传》中所提到的“行吟泽畔”是屈原作品最初的传播途径，而贾谊贬长沙由“侧闻屈原”作《吊屈原赋》及司马迁至长沙想见屈原之为人作《屈原传》，并收录《渔父》和《怀沙》，可证湘江一带有屈原作品的流传，且不同于宋玉所传楚宫廷本。而通过严夫子《哀时命》，阜阳《离骚》《涉江》残简及刘安所作的《离骚传》等可证西汉前期吴、淮南等地都是屈原作品传播的重要地域，并最终导致“世传楚辞”。廖群对《楚辞》成书之前的屈原作品流传所进行的认真梳理，无疑增加了我们对屈原辞早期流传情况的认识。

对于汉乐府传播方式的探寻，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一文，通过对近些年出土的画像石、弹琴俑所展示出来的表演形态的分析，结合《史记》《汉书》《盐铁论》中有关富贵之家讴者的记载，得出“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的结论。而根据对汉乐府诗歌中出现的“解”“艳”“趋”“乱”等术语，认为“这些歌曲不是徒歌，也不是简单的自弹自唱，它需要乐队、讴员甚至舞者的配合，而上面提到的画像石所展示的厅堂说唱场面，正都是有人参与伴奏、伴唱、伴舞的”[6]。进而又得出汉乐府的世俗性、叙事性、娱乐性或与这种“厅堂说唱”的传播方式有关。

以上所介绍只是廖群学术成果的一小部分，她的学术成果还有很多，如对庄老关系的新探，《庄子》寓言与中国小说发展的关系，考古发现用于对《论语》的解释，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廖群教授治学的方法与特色

熟悉廖群的人皆知她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的人，但凡要得出结论性的话语，都要讲求证据，这或许跟师承有关系。文章第一部分我们介绍到廖群是跟董治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而董先生又师从高亨。廖群就曾说：“高亨先生从不轻易下结论，任何说法都是在有证据证明的基础上提出的。”[7]王洲明在讲述董治安治学风格特点时也说：“读先生二十几岁的文章和中、晚年的文章，还是能够体味到其中某些风格的细微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文章越趋明断、精纯、老到。但始终不变的，是对文献资料的重视。”[8]对“文献资料的重视”其实就是对实证资料的重视。高先生、董先生这种对于实证的重视，看重文献考据的治学传统为廖群所承继。《“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即是廖群运用文献考据方法考察先秦“说体”散文的一个尝试[9]，而文献考据学也成了廖群做学问的一个基础。

除此之外，在廖群的学术研究中，还经常运用到考古学、人类学、传播学及阐释学等具体治学方法和视角。用廖群在新近出版的专著《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后记中的话说，“除考据学属于传统方法外，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均是新时期以后繁荣和复兴的，传播学、接受美学、叙事学则刚好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西方传入中国、90年代盛行开来的。各种机缘，使我陆续接触和尝试到这些视角和方法”[10]493。对于廖群是如何具体接触这些方法，又是如何运用的，可参阅该书后记中她自己的介绍。

事实上，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也需要更新视角，寻求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是和这一时段文学的特性有关的。先秦两汉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因其年代的久远，资料的有限，很多文学史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遗留下来的学术公案至今仍旧是公案，如屈原出生时间、流放时间、路线问题，等等。而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文学考古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文化人类学对于上古神话、传说及《山海经》诸问题的解决就有很大的价值，廖群的专著《神话寻踪》和《诗经与中国文化》就多得益于此方法。《天问》中的难读诗句如“何勤子屠母，而尸分竟地”，由文化人类学中感应巫术的原理得到很好的解答。她的《〈周易〉“匪寇婚媾”的民俗文化解读》一文亦是利用人类学对《周易》卦爻辞研究的一个尝试。而上文我们提到的《诗经》学史上的汉学宋学之争，廖群借鉴接受美学理论，也很好地解答了相关问题。《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则是廖群运用传播学理论对《周易》在先秦的传播情况予以探析。我们说这些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是必要的，正如廖群所说：“先秦两汉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已被历代研读、说道了成千上百年，如果一直沿用传统方法，会感到题目已经被前人做完了；但换下视角，新的课题就不断涌现。”[10]494事实上若一直沿用传统方法，虽已感无题可做，但问题并不见得已研究得充分、透彻，换个视角或可以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加立体和全面。廖群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她掌握的这些研究方法应有密切的联系。

阅读《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我们会发现廖群对这其中的每一种研究方法，皆从根源上作了梳理，即这一理论是在怎样的学术背景下兴起的，又是怎样发展的，若是西方传入的理论，又是何时介绍到中国，运用其能解决古代文学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又是谁率先运用此方法来解决文学问题的。这样把这层层问题理清开来，就能够把握好每一治学方法的真正面目，从而也就能真正做到恰切地用它们解决我国古代文学中的问题。但廖群仍坚持，用这些方法能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哪些问题适合从这些视角出发来解决，避免生拉硬套，甚至出现理解上的错误。再则，翻阅廖群的学术著作可以看出，廖群不论从何种视角来研究问题，我们皆能看到文章中常伴有充足的传世文献证明，以保证论述的充分性和可靠性。这或许就是缘于师承，但却是严谨治学的保证。

用廖群的话讲，“专心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若从1984年读硕士研究生算起，迄今竟有整整三十个年头了”[10]493。三十年对人生而言，是一段漫长的岁月，而廖群已用去了一个三十年专心于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至今仍孜孜不倦，我们要祝福廖先生。希望她身体健康，再创佳作，为先秦两汉文学的学术艺苑中再添芳增馨。

[1]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4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 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

[3] 廖群．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 廖群．“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J]．文史哲，1999(6)．

[5] 廖群．原始与文明的交响曲——楚辞艺术形态考察，兼论楚辞与《诗经》的逻辑关系[J]．文学遗产，1988(5)．

[6] 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J]．文史哲，2005(3)．

[7] 廖群．高亨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及其学术价值[J]．文学遗产，2009(6)．

[8] 王洲明．厚积薄发宏阔严谨——试论董治安先生的治学风格和特点[J]．文史哲，2013(6)．

[9] 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J]．文学遗产，2006(6)．

[10] 廖群．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刘小兵〕

A Review of Professor LIAO Qun’s Academic Research

ZHANG Shi-lei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99, China)

Professor LIAO Qun is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pre Qin and H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uitful. The exploration of LIAO Qun’s academic experience,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methods,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has the important inspira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literature dedicated to young people.

LIAO Qun; literature in pre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academic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academic achievement

I206

A

1006−5261(2015)03−0013−05

2014-07-24

张世磊（1986―），男，山东梁山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