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文化看抗战精神的逻辑起点

贺平1，2

(1.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2.安阳工学院 思政部,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根源性是中原文化的突出特点，抗战精神的元素都能在中原文化当中找到其源头和出处。爱国、团结、牺牲、创新是抗战精神的鲜明特征，更是中原文化长期孕育的“大一统”家国情怀、“天下”为念的和合思想、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精神的突出表现。抗战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伟大的实践，更离不开厚重的中原文化的长期孕育，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蕴含着抗战精神的基本构成因子，是抗战精神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中原文化；抗战精神；逻辑起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11CKS014)

作者简介：贺平(1977-)，女，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安阳工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K265；G122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5-25

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广大中国军民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强敌，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并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抗战精神的最早阐述是2005年9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抗战精神，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1]简言之，抗战精神可以概括为爱国、团结、牺牲和创新精神。一般而言，文化孕育着精神，精神反过来通过环境的重构、融合、嫁接、混搭、延伸等创造出新的文化。抗战精神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离不开厚重的中原文化的长期孕育，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为抗战取得胜利提供了原始的精神因子，是抗战精神的逻辑起点。

一、抗战精神是对中原文化优秀品质的传承和弘扬

根源性是中原文化的特性。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人类记载的史前文明，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发生在中原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2]。中原文化思想经过时代的变迁和统治阶级的推广与传播，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有重叠之处，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成为浓缩中国文化的代表，孕育了中国民族精神最早的文化因子，有学者认为“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百家思想集大成者”[3]。

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其优秀品质在于创新精神、团结协作精神，以及奉献、吃苦耐劳精神等，这也是抗战精神的突出特征。创新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之魂，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千年不倒与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息息相关。《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西汉河南商丘睢阳人戴圣所编纂的《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首先，“大同”“和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其次，团结合作、和谐共处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庸》记载“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白居易集·太平乐》曰：“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人以“和”为贵及对“和”的渴求与向往。再次，中原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在其文化典籍中亦有鲜明的体现。《孟子·告子下》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出生于新郑的白居易曾写下名句：“枯发枝叶，磨钝起锋芒。”这些经典传世名作记载着中原文化的思想精髓，伴随着读书人的寒窗苦读而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法则，延续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温家宝总理指出：“中原文化代表中国的古文明以及由此而延伸的中国整个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4]因此，抗战精神的发轫也离不开中原文化优秀因子的传承和弘扬。

二、中原文化家国情怀是抗战精神爱国之根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把土地作为生存的基本物质。中原地区土地肥沃、粮草丰盈，造就了中原文化中浓厚的对土地的热爱之情，这种对土地的热爱情感，其外在表现就是故乡观念、“大一统思想”，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为世人所描绘的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都体现了维护权威，天下皆一体的观念。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在《墨子》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同天下”；战国时期河南新郑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提出了“一匡天下”的理念。总之，中原文化中浓厚的“大一统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特别是儒家提倡治国平天下的出世理念，把国家统一、民族富强作为人生的目标和追求，这些理念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

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实践着保家卫国的理念，英勇抵抗外敌的入侵，是中原文化中“家国情怀”“大一统思想”的生动体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并立即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发动民众，开辟游击区，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从1931年底开始，中共陆续向东北三省派出许多军政干部，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抗战，其中，赵尚志、赵一曼等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在东北抗战中血沃中华。虽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有过倒行逆施的行为，但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次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掀起了全国团结抗日的新热潮，使抗战精神为之一振；此后国民党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组织了一系列战役等，特别是防御阶段的淞沪战役、晋北忻口战役、徐州和武汉的战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有无数热血男儿战死沙场；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青年学生在抗战中也自觉担当，从北平学生自发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到全国学生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大批莘莘学子从象牙塔中走向血雨腥风的抗日战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总之，抗战时期，各阶级、各党派、绝大多数军民均能凝聚起来，形成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局面，这是中原文化家国情怀的体现。

三、中原文化和谐思想是抗战精神团结协作之源

中原文化形成于广袤的中原地区，自发端以来，就有一种“天下”的开阔胸襟和兼容并包的意蕴特质。在“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理念支撑下，构架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同社会的目标追求，体现在各家各派的学说思想中。儒家代表孔子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墨子提出“兼爱”理念，“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他反对国家之间的兼并战争，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战国时期，生活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地带的思想家庄子在中原文化的发展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思想精髓在于“自然无为”“道法自然”“和而不争”。这些中原文化的优秀品质是抗战精神团结协作之源。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建立的统一战线、联合对敌的方针政策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由中原文化哺育出来的“和为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是厚重的处事伦理的生动体现。国共两党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支重要力量，曾经为铲除军阀统治而联合进行北伐，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进程。但此后，蒋介石集团背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悍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国共两党从此陷入长期的内战之中。对于日本的步步紧逼，共产党面临着继续发动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还是联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共同抗日的选择；国民党也面临着剿共还是抗日的抉择；其他势力也有类似的继续内斗还是联合对付外侮的局面。归根结底全国各党派势力能否摆脱政党、派别之间的矛盾纠纷，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重新联合起来一致对敌，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所面临的重大而严峻的考验。历史证明由中原文化孕育而成的以天下为重的爱国情怀在中华儿女的身上又一次得到验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党派握手言和一致对敌的重要表现，对于时局的扭转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为表明共同抗日的决心，于1937年清明节互派代表，在陕西黄帝陵共同公祭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国共两党共同祭祀黄帝陵的做法对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华儿女，包括海外侨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级、阶层、党派，纷纷投入抗日的滚滚洪流中，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诠释着中原文化中的“团结协作”精神，成为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因素。

四、中原文化舍生取义观是抗战精神牺牲奉献之本

中原文化孕育了中国文化中崇尚德性、遵守诺言、坚守道德操守的思想基因，这是中国人民在处理人与国之间，以及面对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如孔子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治世思想，以及“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注重道德操守的理念，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把国家的命运前途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会放弃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生命。这种“报国”“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和英勇献身精神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历朝历代都涌现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壮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如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志豪情；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爱国情怀；林则徐的“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表现出的自觉担当，无不是中原文化舍生取义观的延续和放大。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强大感召力总会一再表现出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方的主战场。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的重要战役有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本大部分的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中国以低劣的武器装备能与日军进行长期的殊死搏斗，离不开中国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在长期的战争中，无数中国人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慨然赴死，涌现出许多“舍生取义”的中华儿女，如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左权、杨靖宇、吉鸿昌、彭雪枫，以及挽臂涉入乌斯浑河投江的八女、守卫四行仓库的孤军“800勇士”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这些千千万万的优秀中华儿女的身上，中原文化的“舍生取义”观再一次得到生动的诠释。

五、中原文化自强不息思想是抗战精神创新进取之宗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性。中原文化之所以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原因在于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精华，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质，即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现存最早的珍贵文献之一，其思想渗透在中国各学科领域，被称为中国5000多年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源头活水。《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折射出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中原文化创新精神的底蕴，是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仍然生生不息之源；代表法家思想的中原人物商鞅、申不害、韩非等强调“因时变法”“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同样表现了中原文化强调不墨守成规，在条件发生变化时，采取的措施和方法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原文化强调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激励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坚忍不拔、发挥聪明才智与敌人血拼到底的力量源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中面临的敌人之凶残，实力对比之悬殊都是巨大的，为了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敌，中国人民结合实际勇于创造。如为了战胜强敌，中共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号召”亿万民众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人民战争”的战略思维使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以展现，令强敌深陷人民包围之中；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中共提出“持久战”的战略，得到了社会各党派的认同，并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实践着；为了使敌人消耗贻尽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中共把“游击战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临日军疯狂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以及在中共根据地出现严重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创造性的号召广大军民在同顽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广大军民的智慧更是充分涌现，如王二小、鸡毛信的故事广为传颂；适用于平原地区的地道战，适用于山区地形的地雷战，适用于丘陵地区的麻雀战等新奇战法令强敌闻风丧胆。这是中原文化中不怕困难、积极创新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生动体现，并帮助中国军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综上所述，中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原始的精神因子。经过长期战争实践形成的抗战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要义，也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实现伟大目标“中国梦”的持久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05-09-03].[2015-03-28].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03/content_3438800.htm.

[2]中原文化的显著特点[EB/OL].[2009-06-08].[2015-04-12].http://www.henan.gov.cn/ztzl/system/2009/06/08/010139034.shtml.

[3]赵弼.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及特质[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2):95-96.

[4]温家宝.河南是中国的缩影[N].河南日报,2011-01-24(1).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

HE Ping1,2

(1.SchoolofMarxism,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2.DepartmentofIdeologyandPolitics,AnyangCollegeofTechnology,AnyangHenan455000,China)

Abstract：The root cause is the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 The element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pirit can find their sources and origin in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 The love for one’s motherland, solidarity and coordination, sacrifice and dedication and bold innovation are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irit and prominently embody the patriotism of “great unity”, the harmonious thought with the concern for “the whole worl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iving up one’s life for justice and the spirit of exerting oneself constantly that have long been gestated by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piri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great practice and long gestation by the massive Central Plain Culture. The broad and profound Central Plain Culture contains basic formation element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pirit and i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Key words：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 the Anti-Japanese War spiri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编辑：陈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