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尔曼对辩证法的两种论证看科学与价值的关系

李红梅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历经融合、分离、再融合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中立说”“负载说”和“张力说”三种不同观点。奥尔曼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论的立场、思辨的态度和方法，在摒弃“中立说”并批判地吸收“负载说”和“张力说”的基础上，通过论证辩证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将科学的价值、科学中的价值和科学的社会价值彰显无遗，从而论证了科学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性。

关键词：奥尔曼；辩证法；科学；价值

作者简介：李红梅(1986-)，女，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B02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5-18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国外学界密切关注而又争论不休的重要议题。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代表伯特尔·奥尔曼在其著作《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中，分五步论述了辩证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本文拟通过对奥尔曼论述的解读，窥探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与价值的关系。

(一)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历史演进

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前科学时期，到20世纪中后期，总体上经历了融合、分离、再融合三个阶段，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态势[1]。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以知识与善、理性与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二者默然合一；中世纪之后到20世纪初，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机械论的出现以及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日益明朗，科学的地位日益攀升，科学与价值的鸿沟也不断扩大，随着逻辑经验论的激进割裂，二者的分离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20世纪中后期，随着科学研究深入到微观世界和宏观维度，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逐步深入，科学与价值的鸿沟日渐缩小，并再次走向融合。

学界对各个历史阶段科学与价值关系的把握形成了“中立说”“负载说”和“张力说”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立说”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他把科学看作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并从中进行探寻的一般原理。科学是关于事实原因的知识体系，其研究对象是没有人介入的自然界。而“科学价值中立”或者“无涉”的正式表述始于休谟[1]，而后，康德、李凯尔以及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哲学家从语词逻辑分析、科学认识的主体和科学活动道德等方面为科学价值中性作了强有力的辩护；而智者学派秉持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最早把人的因素引入科学探索之中，认为在对自然的探究中渗透着价值等人文因素，引领了“负载说”的开端，而“科学价值中立说”由此受到质疑。波普尔认为理论先于观察，汉森则提出了著名的“观察渗透理论”，他们都强调观察与实验根本离不开理论，而且是在相当程度上受已有理论的支配[2]。到了当代，库恩、罗蒂、大卫·伯姆等西方哲学家皆认为科学与价值密不可分，对“科学价值中立说”进行了否定；相对于立场鲜明的“科学价值中立说”和“科学价值负载说”，格雷厄姆、格姆、邦格等都主张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应处于“扩张”和“限制”的范围内，因而他们能灵活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在科学与价值关系问题上显示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态度[1]。

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论坚持真理与价值、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为我们走出“科学与价值”之争的泥沼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科学是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它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服务于世界的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效用的体现，它反映的是客体的属性与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特定关系，并且着重强调价值的客观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源泉在于客体的属性，这是价值的外在尺度，而主体的需要是价值的内在尺度。奥尔曼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论为立场，结合其思辨的态度和方法，通过对辩证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彰显了科学与价值的高度统一性。

(二)奥尔曼对辩证法正当性的论证

奥尔曼讲述了关于罗马卡库斯的神话故事。一半是人一半是魔鬼的卡库斯居住在一个洞穴中，以晚上出来偷牛为生。为了误导追捕他的人，卡库斯想办法迫使牛倒着走进他的洞穴，第二天当人们来寻找丢失的牛时却只发现一些脚印，以为牛是从洞穴出发后走到地中央就消失了。奥尔曼想通过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辩证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此论证辩证法的正当性。

奥尔曼认为人们之所以被蒙骗，是由于“现实不只是现象，如果只关注现象，只关注那些当下和直接给我们留下印象的证据，就具有相当的误导性”[3]，这是社会大多数人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个例外。他们根据在当前的环境中所能耳闻目睹和偶然碰到的东西，以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思维方式得出了在许多情况下与事实正好相反的结论。奥尔曼认为，要想理解这些脚印的真正意义，牛的主人就应该查明头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以及就在他们附近的这座洞穴里正在发生的事。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要求我们对它产生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对适合其所属的更大背景或系统的方式有某种了解。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以某种速度或某种方式变化并相互作用，要充分思考这些变化和相互间的作用，不歪曲他们，要给予他们应有的关注并赋予其重要性。“辩证法是解决这个困难的一种努力，其解决方式是扩展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把任何事物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属的更广阔的相互作用的背景，都当成它本身的各个方面。只有到那时，对任何事物的研究才会立即使人卷入对它的历史和包含它的系统的研究。”[3]奥尔曼又指出：“除了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外，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还包括其研究世界、组织其发现和将它们介绍给他所选择的受众的方式。”[3]由此可见，辩证法能解决的问题是使人们用联系、变化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了解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看到事物所发生的背景，不被事物的表象和歪曲表现所蒙骗，真正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也正是因为辩证法的科学性而使其优于形而上学。

那么，辩证法又是怎样来解决以上问题的呢？奥尔曼把辩证法看做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人类思维方式有两种功能，一是解释功能，另一种是批判功能。辩证法坚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世界，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作为辩证法的五大基本范畴，都蕴含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由此可见，辩证思维所发挥的是一种批判功能，而“过程观”和“关系观”是使这种思维方式得以运行的主要方法。正如奥尔曼所说，辩证法用关于“事物”的“过程观”(包含着事物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和“关系观”(把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做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取代了关于事物的常识(认为事物有其历史，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以这样的“过程观”和“关系观”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在奥尔曼看来，辩证法所运用的思维方法是从整体到部分、从系统向其内部进行研究的方法。多数人只通过对社会进行一部分的考察而把它从其余部分中孤立和分割开来，并称其为静止的存在，以此来理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而辩证法的研究从整体，即从系统或从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开始，进入对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它的合适位置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对作为出发点的整体的更充分的理解。而对于构成现在状态中的问题的相互作用的考察，应遵循先系统后历史的顺序，这样，历史就不会是一两个孤立因素的发展，“这种孤立因素的发展观清楚或含蓄地暗示着变化是由存在于那个具体领域的原因所引起的(单独的、宗教的、文化的、甚至经济学的历史无疑都是非辩证的)”[3]。正是被赋予了这种从整体到部分、从系统向其内部进行研究的方法，辩证的研究从根本上旨在寻找和探索同一性和差异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量变与质变以及矛盾这四种关系。“由于这些关系根植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辩证观之中，所以他们能够使马克思实现其双重目的：揭示某种事物运行或发生的方式，同时发展关于这种事物能刚好以这种方式在其中运行或发生的系统的认识。”[3]而形而上学主张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否定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和作用，与辩证法的科学性是无法比拟的，这就是奥尔曼对辩证法正当性的论证。

(三)奥尔曼对辩证法必要性的论证

奥尔曼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是两座城市的故事。一座城市是资本主义，在这里没有自由却声称有自由；另一座城市是共产主义，它拥有充分的自由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到达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辩证法才能让人们看清第一座城市的本质，看到第二座城市的影子，并帮助人们找到通往自由之城的路径。奥尔曼从这一理解出发，论证了辩证法的必要性。

1.辩证法拨开蒙盖资本主义本质的迷雾

在资本主义这座其制度被普遍看作是自由化身的城市里，一切都是不自由的。所有东西都要付钱，而大多数东西的价格都超出了需要的人的支付能力。对于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而言，所谓“自由”即拥有为他们不能得到的东西而展开竞争的权利[4]。“这些统治者就是资产阶级，或那些占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人，而且他们所遵循的首要规则就是利润最大化。”[3]但资本家极力掩饰资本主义的这种实质，利用其控制宣传工具的权力设法使共产主义始终成为一个严加保守的秘密，确保没有人了解到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有关自由的东西。资本家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使得资本主义像一个“巨大的引力场”，而几乎没有人能发现其本质。正如奥尔曼所说，“现阶段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征比以往要复杂得多，其变化和相互作用也比以往要迅速得多”[3]。离开辩证法，马克思以及所有人就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各个具体部分的相互联系来研究，资本主义系统才能被理解。所以，“辩证法是必要的：理解巨大而又复杂的资本主义、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从事‘离开鹅的共有地’的研究、帮助我们发展一种收回共有地的政治策略。资本主义总是并且完全是辩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也总是必要的，而辩证法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总是必要的”[3]。

2.辩证法揭示“社会主义必然性”这一“潜在”

许多社会主义者曾因苏联解体而怀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马克思坚持认为，共产主义“隐藏”在资本主义中，而且能够通过分析把它揭示出来[3]。奥尔曼同样坚持内在关系的辩证法，他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早就包围着我们。要想对人们为什么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进行研究，既要向前看到它可能发展成什么，又要向后看到它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我们必须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看到事物之间只有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时才能变化。“因此，无论当前我们感兴趣的对象是多么有限，要研究它的潜在都要求我们对它所属的复杂而又完整、系统的发展进行思考。每当我们把部分与它周围的系统分割开来，或把系统与它的起源分割开来，并把潜在观运用于这样一部分的时候，潜在观就会变得使人迷惑不解。”[3]

由此可见，揭示“潜在”就需要辩证地思考问题。奥尔曼认为，马克思正是以辩证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把其中向共产主义转化的潜在凸显出来。“但这仍然没有解释清楚马克思是怎么做的。准确地说，未来隐藏在现在的哪里？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如何帮助他揭开未来的？”奥尔曼在此再次表明，只有辩证法，才能揭示社会主义的这种“潜在”。

3.辩证法铸造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充满了诸如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资本与劳动、竞争与合作、科学与意识形态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马克思运用辩证的方式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后，认为矛盾使得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那些条件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再生产。奥尔曼论证道：“这些矛盾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步变成破坏性的、无效率的、荒谬的和最终不可能的，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却正逐步变成实际的、理性的、可想象的、必然的，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了。”[3]而这种显而易见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那么，马克思关于革命以后会发生什么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奥尔曼继续论证：“工人阶级由于参加了一次成功的革命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们主要是在其阶级利益的指导下进行所有重大的决策。他们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要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所受到的剥削连同作为这种剥削的巩固基础的那些条件一起废除。”[3]可见，马克思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工人阶级那里可能的解决方式的思考。工人阶级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掌握无产阶级政权，就是废除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障碍，从而让全世界的穷苦大众看到共产主义“隐藏”在资本主义之中，并通过辩证的方法把它揭示出来，从而显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无产阶级怎样去运用这些方式解决矛盾，辩证法就成了最有利的武器。正如奥尔曼所说：“它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的社会主义未来的最好方法。也只有在这以后，遭到近来事件沉重打击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善他自己的潜在，而成为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把这一武器交到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的人们手中，教导他们如何使用这种武器——这么做以反对这个时代的所有压迫——是我们需要辩证法的主要原因。”[3]

(四)科学与价值辩证关系的彰显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奥尔曼没有完全附和于“科学价值中立说”，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立场上，分别吸取“科学价值负载说”和“科学价值张力说”的部分观点，彰显科学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性。

一方面，奥尔曼对辩证法正当性的论证彰显了科学的价值和科学中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都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是科学的认识方法。奥尔曼在对辩证法正当性的论证中分析了辩证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认为辩证法正是以其“整体到部分”和“系统向内部”的方法探索了物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量变与质变以及矛盾这四种关系，以此告示人们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或曲解所迷惑，要辩证地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事物之间存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以及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分析问题，才能看到各种“潜在”和“必然性”。马克思正是积累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利用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分析资本主义，揭示出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而我们说奥尔曼对辩证法正当性的论证强调了辩证的内在关系，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科学性、规律性，还体现了辩证法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所具有的预见、认识等各种价值，从而彰显了科学的价值和科学中的价值。

另一方面，奥尔曼对辩证法必要性的论证彰显了科学的社会价值。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的价值因素。辩证法与资本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它不仅使资本主义的本质昭然若揭，使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由“潜在”凸显出来，还成为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斗争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只有拿起辩证法这一理论武器，才能废除一切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制度，掌握无产阶级政权，最终解放全人类。可见，奥尔曼并不是单纯地分析辩证法的客观性、规律性、合理性，辩证法的更大意义在于，在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蒙骗和压迫的时候，它帮助无产阶级擦亮了洞察资本主义的双眼，充当了无产阶级手中的斗争武器。正如奥尔曼在序言中所描述的第二座城市，“在这里，人们享有在相互和平与友好中发展其作为人的潜力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不是渴望不能获得的东西的自由，而是按照他们的意愿活动、生存和发展的自由”[5]。辩证法使这座自由之城在第一座城市里的影子越来越明显，最终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奥尔曼所希望的，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希望的。

参考文献：

[1]庞晓光.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历史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9，前言，5，21.

[2]黄承烈，尹星凡.科学价值中立说与科学价值负载的层次[J].江西社会科学,2005(9)：54-57.

[3][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6,7,8,9，序言Ⅱ，24,204,205,207,213,213,219，序言Ⅰ.

[4]田世锭.拨开当今资本主义迷雾的辩证之手——奥尔曼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2)：11-1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man’s Two Kinds of Argumentation on Dialectics

LI Hong-mei

(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fusion, separation, reintegration, in which three different opinions of “neutral view”, “loading view” and “tension view” ca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speculative attitude and approach of Marxist theory of science and value, Allman abandons “neutral view”, critically absorbs “loading view” and “tension view”, highlights scientific value, the value in science and the social value of science by demonstrating the “justification” and “necessity” of dialectics and thus demonstrat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

Key words：Allman; dialectics; science; value

(编辑：张文渲)